社会精英如何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来自台湾桃米社区的经验

作者：岳经纶 陈泳欣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1-08  浏览次数： 637次

【摘　要】外来社会精英如何进入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并驱动治理创新？本文通过对台湾桃米社区的案例分析发现，“文化转译”促进了外来精英在社区中的融合。与此同时，外来社会精英也凭借资源优势，将其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构想转化为社区内相关利益团体的共识，构建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使农村社区成为高度自治的共同体。外来社会精英的自我转化是其社区建设构想得以实现的起点。面对农村社区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特质，淘米经验对于激发农村社区建设的想象力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精英；农村社区治理；桃米社区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农村外来社会精英研究日渐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热点。对于这些精英的作用，目前存在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精英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的积极作用勿庸置疑。由于农村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乡土变革的希望需要由外来力量进行制度建设。①②③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指出，外来精英在农村社区实际发展中带来了消极作用，如产生了村落派系的非正常博弈、精英掠权，以及在村落发展中的错位与不足的消极效应。④⑤对于如何借助外来力量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社区营造)经验可以带来启发。在台湾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返乡”与“重回部落”运动的参与者，他们以启蒙知识分子姿态，揭露台湾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城乡差距、文化与生态危机、农村衰败等现象，投入到村镇改革的行列，参与了古迹保存、生态保育、社区重建等工作。⑥这为大陆思考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的定位与作用提供了参照。

作为台湾社区营造的明星社区，位于南投埔里的桃米社区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前去调研，但目前的研究只停留在组织信任的层面展开分析却缺乏对整体社区治理网络的思考，要么只是对一般性的外来社会力量进行泛化介绍却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本文以台湾桃米社区治理中的外来社会精英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是如何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包括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这些社会精英通过何种策略与农村社区居民产生互动？第二，具有保守倾向的农村社区居民接纳外来社会精英的动力源自哪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外来社会精英融入农村社区的方式。

第三，在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中，社会精英如何推动个人的农村社区建设设想变成多方共识并诉诸实践？第四，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基层政府、社会企业等在内的相关利益团体置身何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反思在大陆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企业的角色。

经过实地调研，本文发现在桃米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外来社会精英通过“知识培育”、“建立社区居民获益机制”实现“文化转译”，⑦逐渐与社区居民就农村社区的发展方向建立共识，以此实现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社会精英进一步以组织的形式嵌入农村社区治理网络，采取“连接多元社会谋发展”、“向政府争取资源”等策略整合资源，来影响农村社区建设。桃米社区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纲的模式缓解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保育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赋予了经济发展不一定需要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能性，也使离土不离乡的农村社区居民获得平等的发展权，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在农村社区内形塑了突破单纯血缘伦理的共同体文化。

二、从社会精英到社区精英：来自台湾桃米社区的个案

受台湾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的大批青壮年常年外出工作，人口结构老化、产业经济衰退、社会关系疏远、公共空间单一、地方自治不足。加之镇垃圾掩埋场就设在此，故社区居民常自嘲为“垃圾里”。⑧然而，在社会精英廖嘉展及其创建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引导与陪伴下，桃米社区开始挖掘到社区原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在短短时间内，逐步以“生态村”的社区总体营造，成功转型为“9·21”震灾社区重建的著名案例，⑨由原来一个传统产业逐渐凋零的乡下农村，发展到成为全台湾皆知的生态社区。⑩

(1)社会精英廖嘉展及其创建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毕业后，廖嘉展先后在《人间杂志》、《天下杂志》杂志担任记者，体会到台湾社会变动的力量，也感受到台湾社会结构性的发展困境。在1989年《人间杂志》停刊后，廖嘉展迁居到曾在那里作过浊水溪瑏瑡相关调查报导的埔里，为日后廖嘉展关注和融入埔里桃米社区奠定了基础。

随后，廖嘉展应邀担任新港文教基金会执行长。任职期间，廖嘉展观察新港社区营造的过程，使其从过去消极的社会批判，转向更为积极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丰厚的廖嘉展，随后在1999年1月创办了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并担任董事长一职，以“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吸引、团结了一群资深和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共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也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的支持，出任基金会的“荣誉董事长”，开始了“社区的草根活动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实践。同年3月，廖嘉展协助台湾社区营造学会创办杂志《新故乡》，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作为台湾岛内第一本按照商业体系发行的社区性质刊物，《新故乡》杂志也得到了包括李远哲在内的文化学术界人士的奔走、募款，寄托了“汇集文化界力量，营造台湾成为梦想起飞的‘新故乡’”的希冀。

在1999年的“9·21”地震发生后，受桃米社区邀请，廖嘉展带领其团队新故乡随即参与到地震后的相关重建工作。在参与社区重建的过程中，廖嘉展提出了两个策略性观点：一、社区需要长期的陪伴：在陪伴的过程中，培力(Empowerment)社区建构自我承载的能力。二、在社区内部形成社会运动：让社区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唯有长期的改造，才有机会翻转社会不良的结构。瑏瑣这两条思路事实上成为了廖嘉展及其带领的新故乡团队参与桃米社区重建与后续发展的重要指引。

(2)社会精英陪伴下的台湾桃米社区

虽然早在1996年桃米社区就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但这个被动且无积极运作的组织并没有为桃米社区带来实质性改变。社区居民多限于血缘或亲属关系的互动，网络连结并不密切，这也使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偏低、社区共同的意识与认同凝聚较薄弱。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衰败的农村社区的缩影。

转折点源于1999年“9·21”地震。当遭受外在威胁时，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便会提高。地震造成921位乡亲罹难，6206栋房屋倒塌，也暴露了桃米里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等的尴尬。如何进行社区灾后重建，成为了居民、社区、乡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议题。忧患意识使重建社区成为了共识。廖嘉展带领其团队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便在此时受桃米里长黄金俊邀请参与到社区重建之中。

随着紧急救难阶段性任务完成，社区长期的发展模式，如何重新建构社区居民关系网络与调节社区相关议题等被提上日程。瑏瑦为此，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了台湾农委会特有生物保育及研究中心、集集特生中心瑏瑧等组织的专家老师前来调研，由此发现了桃米社区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生态资源。在借鉴海外以生态旅游和生态社区为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廖嘉展及其带领的新故乡团队初步确定了以生态保育为前提发展生态旅游、促进生态社区发展的桃米生态村发展模式。然而，在起步阶段，作为外来力量的廖嘉展及其团队并没有得到社区居民的完全信任。为更好地动员桃米居民，廖嘉展坚持将桃米的社区居民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为其创设了参与社区重建的一个可行角色：观光向导。在确定挖掘桃米社区“青蛙老板”生态价值的农村社区发展道路后，在半强制、半人情的情况下，将信将疑的少数社区居民成为了青蛙知识培训课程的第一期学员。考核及格的学员获发了社区颁发的“导览证”，由此取得在桃米社区做观光向导的资格。按照社区制定的规则，只有获得导览证的社区居民才具备在桃米社区为观光游客解说的资格。同时，社区也建立了“导览收入归个人所有”的收益分配机制。

为扩大桃米社区的知名度，吸引观光游客，廖嘉展运用个人社会资源，邀请了政府部门的官员前往桃米观光体验。在首批官员游客到来之后，加上一些媒体宣传的配合，桃米社区的知名度逐步扩大，开始迎来外地游客。那些接受知识培训的专业导览们由此获得了比传统农业生产更丰厚却又相对轻松的收入，这吸引了更多桃米社区居民参与到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组织的桃米社区观光导览培训之中，培训内容也从早期的青蛙知识介绍扩展到蜻蜓、植物、鸟类以及桃米社区发展史等。

随着桃米社区的人文生态景观得以改善，社区居民逐渐意识到“其实我们的家乡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她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像青蛙，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种生态资源，更谈不上要保育它们，现在它是我们的‘老板’，是有经济价值的，我们要保护它们、保护它们生活的生态”。瑐瑠目前，随着桃米社区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培力与辅导下，社区居民与生态旅游相关业者、观光导览、民宿业者、风味餐厅业者等，围绕着生态桃米获得了收益。据调研期间廖嘉展在座谈会上提供的统计材料，近年来以社区居民作为参与主体的民宿、餐饮、工艺品及DIY、纸教堂等为桃米社区近200位居民提供了就业，创造的产值估算为130，000，000台币(约合人民币26，000，000元)，这是以往一公斤5台币(约合人民币1元)竹笋种植难以比拟的收入。

同时，社区内部进一步凝聚了共生共荣的价值观。通过民宿和风味餐厅经营者上交10%的收入、观光导览上交20%的收入的方式，桃米社区设立了公积金制度，以作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之用。在这过程中，社区全员投入社区公共事务，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与桃米社区构成了“互利共生”的亲密伙伴关系。廖嘉展个人也在桃米社区中享有了较高威望，从外来社会精英转化为了得到本土文化所认可、拥戴的社区精英。

(3)文化转译：社会精英的社区动员与融入

“转译”(translation)的原始概念源于法国科学哲学家、科学人类学家Bruno Latour，他认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知识需要不断调整或修饰科学知识的再现形式，以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影响社会。瑐瑡杨弘任首次将“文化转译”用于社区研究，这里的“文化转译”具有两层含义：第一，这是一种“双向转译”：“外来专业知识”与“当地农民知识”之间存在差异，两者相互影响。第二，在前者基础上生成了“两种公共性的想象”，外来团体具有“领域的公共性”，而当地农民则具有“动机的公共性”。总之，文化转译论假定两者各自有其知识形式与公共性想象，虽然彼此文化习性的构成特质不同，但可以进行相互的转译，相互的“以自己的语言说出对方的兴趣”，而让双方在各受影响之后仍旧维持其各自文化习性的主轴，在长期时间下缓缓的进行转型，也就是在延续之中有所突破。瑐瑢本文基本认同杨弘任对“文化转译”的理解，并着重关注外来社会精英如何融入农村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

由于存在差异甚大的文化习性与行动目标，外来的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之间相互产生共鸣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真正能融入农村社区的外来社会精英，必定经过特定的转型过程，这便是“文化转译”。“文化转译”使两者实现互通交融：如果社会精英找到了这种转译界面，那么社区居民的参与动员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在普遍而深入地参与之下，与民众意识共通的精英理念经由民众的身体实践而逐步内化，成为新习惯和新文化。

在台湾桃米社区的案例中不难发现，文化转译主要通过三个关键步骤得以实现。首先，外来社会精英需要对农村社区建设有着清晰的理念支持。在桃米社区的建设经验中，外来社会精英清晰的理念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对桃米社区的发展规划上：通过社区资源调研、借鉴国外经验，社会精英主导制定了符合社区实际情况、具有前瞻性的桃米发展蓝图，为日后的社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清晰的理念源于外来社会精英的自我定位，如何把握“自身与社区居民的关系”。诚如廖嘉展所言，“社区营造就是要激活桃米里民的内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的居民才是主体，要让他们感受到这是为自己而努力的，才会产生永续的行动能力，促进社会变革”。瑐瑤这些从理念出发制订周密的计划和宏大蓝图的外来社会精英，在社区建设的起步阶段就充分尊重与理解社区居民“获益优先”、“先做着看”的实用主义，并坚持将其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

第二个步骤是“传输知识”并在社区内部订立规则。例如，规定无“导览证”的社区居民不能参与导览工作。这一方面使拥有知识资源的外来社会精英有了融入社区的渠道：这些提供知识支持、方向引导的社会精英，通过向社区居民开展知识培训、提供知识支持，逐步与居民建立起密切持续的互动，进而为社区居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得到专业系统的培训的社区居民能提供较为优质的观光服务，从而提升观光游客的观光体验，进而保障了桃米社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得以持续。此外，潜移默化的知识培育还促使社区居民重新了解、认识自己所在的社区，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居民作为主体参与社区发展的热情。

第三个步骤是“建立社区居民获益机制”。这是使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首先，在“知识培育”的基础上，社会精英利用自身社会资本邀请到社区的首批官员游客，为桃米社区开拓市场、形成品牌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除了部分社区居民因提供导览服务而获得经济收入以外，初步建立的“社区居民获益机制”因民宿、餐厅的建立得以巩固，桃米社区居民感受到了“既保护了自己的桃米家园原生态，又解决生活甚至致富”瑐瑥的甜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观能动性被进一步激发。外来的社会精英也因此与社区居民建立了更牢固的互动信任关系，完全完成了个人的社区融入，转化为社区精英。

三、活化资源：打造社区自治共同体

在完成社区融入、转化为社区精英的基础上，社会精英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采取“连接多元社会谋发展”、“向政府争取资源”的策略整合资源，使社区发展较大程度地超越了资源约束的制约，并以此使自身组织内嵌于农村社区治理网络，使之成为农村社区自治共同体的轴心。

连结多元社会，是桃米社区不可或缺的发展理念。通过联结机制，本土的学界、文艺界、商界，乃至国际化力量，都找到了用武之地。首先，学界成就了桃米的“知识经济”。受新故乡文教基金会邀请，陈墀吉教授带领的世新大学观光系专家成为了第一支为桃米社区授课的团队。他们带领居民做调查，摸底桃米里的资源特色，为居民们讲授培养休闲产业的相关课程。课堂内外，桃米人与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教授们共同讨论出了桃米社区的重建愿景，提炼出“桃米生态村”的概念，从而确立了将桃米里从一个传统的农村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的发展目标。经营民宿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支持：世新大学老师们开设的600多个小时的课程里，对绿色民宿进行了深入讲解，组织学员环台湾考察了一遍，了解和体验民宿。在2009年暨南国际大学举办的“9·21社区重建国际研讨会”中，会后百余位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地的专家学者、社区营造者就分宿在桃米的各家民宿之中，享用来自经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美食班培训的“社区妈妈”的美食。

其次，文艺界和商界的力量使桃米锦上添花。例如，在由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台湾点灯协会(纪录片工作者)、台湾音乐人协会三家联合主办的“9·21”地震10周年纪念音乐会中，不少台湾大腕级音乐人都放下工作前来义演，还邀请了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前来致词。瑐瑦台湾点灯文化协会拍摄记录片《青蛙共和国》，进一步打造青蛙名片。台湾飞利浦公司资助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在桃米社区的社区营造工作，并陆续捐献两座创意休闲凉亭和很多公共照明设施，以及投入后续教育经费，促成了第二阶段社区生态导览的培训和社区美食班的开课。瑐瑧信义房屋长期赞助桃米的发展，出版图书《桃米生态村的未来》、支持生态池建设。资讯工程策进会瑐瑨则协助引进了50台电动脚踏车，进行低碳旅游以保护环境生态。在多方协力下，多元化的活动满足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吸引了社会人士的广泛参加，从而增强了社会影响力。

除了本土力量，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也使桃米拥有了国际知名度。2005年，台湾重建社区访问团前往日本参加阪神地震十周年纪念时，得知日本的纸教堂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即将拆除。作为团长的廖嘉展提出将纸教堂移筑台湾，使之成为台、日两地地震灾区重建交流中心的构想，得到了日方的支持。随后在桃米社区重建的纸教堂，一方面成为了普及地震知识、社区居民聚会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桃米的国际名片，是国际友人参观、学习的平台。据统计，2014年国际旅客逐渐增加到每月约3000人。

除吸引本土乃至国际力量参与社区建设，桃米社区的成功还综合体现在社会精英汲取政府资源的能力与技巧之上。早在社区重建阶段，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特别邀请了“行政院”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协助桃米的生态调查及规划，并在2001年争取到了农委会“桃米里生态观光示范推动计划”的4年计划，让“新故乡”与社区能持续进行产业、社区生活环境、社区特色形象及生态环境的营造与重建工作。瑑瑠在桃米社区确立生态旅游的发展道路的初期，出于“桃米社区尚未成熟，大规模接待游客会降低观光体验”，“行政人员来桃米不需要他们自己掏钱，这种‘免费观光’可相对降低他们的期待”，以及“获得公部门日后资助扶持”瑑瑡等方面的考虑，桃米的首批游客便来自于政府，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精英对桃米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以及善于使用政府部门资源的策略。在后续发展中，桃米社区也积极参与政府的服务购买计划。以“行政院”农委会为例，仅2012年，资助桃米的各项工程底价金额达新台币7，440，000元(见表1)。对于一个社区而言，政府的这种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也。

除了“农委会”外，桃米还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水保局”瑑瑢、“文化部”瑑瑣(以前的“文建会”)、“环保署”等政府部门各项计划的支持，为桃米社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总之，廖嘉展及其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一方面做社区培力，陪伴社区居民成长；另一方面导入外界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丰富了农村社区网络的多样性。这种内外兼修的方式，使具有资源优势的社会精英逐渐成为社区领袖(见图1)。这里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社会精英意识到社区居民具有获益导向的实用主义倾向，通过开放参与、以社区居民深度参与和建立获益机制的方式使社区发展理念转化成可操作的技术，即实现了文化转译，完成了社会精英的在地化，使其与社区居民之间产生真正的内在联结。另一方面，随着文化转译的完成，社会精英的资源优势便逐渐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得以体现。在桃米社区中，廖嘉展带领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在与政府对话、邀请艺术家进驻社区、争取政府和社会资源、拓展农村社区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权，实际上成为了联结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地方产业、教育资源的枢纽，改变了基层农村的治理架构。

在搭建了基层农村治理架构后，“桃米生态村社造协进会”的月度会议为相关利益团体提供了对话平台，成为实现社区自治的载体。协进会邀请了社区发展协会、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桃米休闲农业推展协会，以及暨南大学、农委会的生态保育中心、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多个相关利益团体参加，通过较民主的协商机制使桃米社区的发展愿景成为了共识。目前，通过协进会，桃米已经确定了在实现桃米生态村的基础上，发展埔里蝴蝶王国的愿景。种花挖池为蝴蝶营造生态栖息地的系列改造，成为了桃米乃至埔里地区发展的新希望(图2)。

如何以一个地方共同发展的愿景，来揉合各种不同相关利益者，以此打破既有的利害关系，让大家一起为共同的愿景去打拼，且在有实质的效益后，卷起更大的参与，扩大影响，自然形成地方的质变？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这种质变，不完全以经济的获利为依归，它更是生态、生计与生活的共同体现，同时也满足了参与者的生命价值的实践，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四、反思与展望

在思考社会精英如何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这个问题上，桃米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它为探索农村社会资本、经济发展模式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提供了绝佳的观察样本。在中国大陆农村，同时存在着“公”、“共”和“私”三个领域为地方治理提供资源，分别代表着政府的“再分配原则”、社区的“互惠原则”和市场的“交换原则”，其中，“共”是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而农村精英历来是“共”的主要承担者。贺雪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配型民主”和“动员型民主”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农民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成果来分享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后者则是由村民通过民主来讨论如何分担公共品建设责任：出资或出劳的责任。

在桃米社区，外来的社会精英完成了文化转译、实现农村社区融入后，成为了社区内部“互惠原则”的主要承担者，并通过向社会和政府争取资源使社区实现了“分配型民主”和“动员型民主”的相互统一。在这过程中，社会精英既使原来的农村社区突破了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又通过联结的力量缔结了依然具有密切联系、具有共同荣誉、相关利益团体协商对话的新型共享社区，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外来社会精英的作用既在于“破”，破除农村社区具有明显封闭性的人情网络；也在于“立”，建立新型的协商民主，协同相关利益团体共同推进农村社区发展。在“破—立”之间，需要找到满足农村居民发展权的契合点，才能实现文化转译，将社会精英的构想转变为农村居民的共识与切实的行动。

当我们继续仔细审视“社会精英在‘破－立’之间实现了文化转译”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从微观层面思考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与融合问题，即如何将社会精英自身置于农村的社区网络之中。Doug Mcadam瑑瑦关于网络的分析为本文理解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互动提供了视角：首先，在网络联结中，社区居民增加了与社区事务信息封闭、社会资本薄弱的农村社区实现了资源动员。当然，在这过程中，社会精英的参与及主导难以陷入“强人治理”“能人治理”的忧虑。但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越高，精英治理蜕变成强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积累的，累积式的制度化有助于实现从“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过渡。

桃米社区的价值还在于使地方政府重新定位其角色。除了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联结，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资源角色，它和社会资源的角色在重建社区方面应该是互补的。政府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提供何种条件，政府如何与由外来社会精英组建的、活跃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互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自洽，都对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糅合及整体的农村社区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们在强调农村社区治理的当下，如何实现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府、村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村民的多元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因地制宜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农村基层治理绕不开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自下而上的多元化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更有基层政权难以渗透的独特空间，这都赋予了创新实践的可能性。

其次，网络本身会提供选择性诱因，参与所获得的团结感即是对个人的报酬，以此克服了搭便车的难题。以及第三，一个集体中的组织越是多量与多样，成员对于网络的参与度越高，针对特定情境的动员就越是快速而持久。进而言之，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之间的联结，相互沟通，促成农村社区建设。在桃米社区治理网络中，团结起来的桃米居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集体荣誉感，将“发展桃米、保护桃米”当作分内之事。同时，包含政府、地方自治组织、学界、商界、艺术界，乃至国际等多元力量的参与，满足了桃米以及社会的多元需求，使桃米的社区发展具有了稳定性与持续性。

第四，在重建的治理网络中，已实现社区融入的社会精英，通过提供个人声望、组织技巧与社会资源，为原本信息封闭、社会资本薄弱的农村社区实现了资源动员。当然，在这过程中，社会精英的参与及主导难以陷入“强人治理”“能人治理”的忧虑。但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度越高，精英治理蜕变成强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积累的，累积式的制度化有助于实现从“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过渡。

桃米社区的价值还在于使地方政府重新定位其角色。除了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联结，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资源角色，它和社会资源的角色在重建社区方面应该是互补的。政府通过何种制度安排、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提供何种条件，政府如何与由外来社会精英组建的、活跃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组织互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自洽，都对社会精英与社区居民的糅合及整体的农村社区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们在强调农村社区治理的当下，如何实现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府、村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村民的多元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因地制宜探索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农村基层治理绕不开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自下而上的多元化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更有基层政权难以渗透的独特空间，这都赋予了创新实践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②⑦杨弘任：《社区如何动起来？黑珍珠之乡的派系，在地师傅与小区总体营造》(增订版)，(台北)群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付建军：《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回归——以大学生村官为例》，《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④龚晓洁、许淑华、丛晓峰：《村落精英角色与形态变迁：山东个案》，《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⑤臧得顺：《谋地型乡村精英的生成——巨变中的农地产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⑥钟秀梅：《台湾“社区总体营造”的脉络(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8月19日，载于http：//business．sohu．com/20130819/n384478047．shtml。2015年10月3日登录。

⑧杨春虹：《桃米村：可复制的台湾生态村经验》，《南海网－海南日报》，2010－06－07，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0/06/07/010894097．shtml，2015年9月26日登录。

⑨江大树、张力亚：《社区营造中组织信任的机制建构：以桃米生态村为例》，《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1期。

⑩陈炳森、李建平、曾宇良等：《以文化角度看农村小区之灾后重生－以埔里桃米小区及古坑华山小区为例》，《农业推广文汇》2012年，第271—297页。

[11]浊水溪是台湾省最长河流，埔里南投县是浊水溪的发源地，蕴含丰富的自然与旅游资源。

[12]联合报，1999年4月14日，http：//www．docin．com/p－4617224．html，2015年10月1日登录。

[13]廖嘉展：《翻转未来，勤奋连结底层小区》，《中国时报》2008年1月。

[14]Cranton P．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New Perspectives for Teachers of Adults．The Jossey－Bass Higher and Adult Education Series，Jossey－Bass Publishers，Inc．，350 Sansome Street，San Francisco，CA 94104．，1996．

[15]钟俊宏：《小区网络与社会资本形成之探讨——以桃米坑生态村为例》，(台北)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2006年。

[16]一处兼具教育与旅游的多功能中心，除定期举办各种生态特展之外，还有一些常设的静态展览，以生动的方式介绍台湾特有生物及生态知识。

[17]这是一种“人——资源——旅游”的生态旅游模型：针对小区内已遭受破坏或严重水泥化的河川、溪沟、灌排水沟、护岸、田埂及堤防等，逐次选定改善施工项目并设置亲水设施与人性化活动空间，以逐次恢复河川及自然栖地生机，增加居民亲水活动空间，维持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廖嘉展，《从桃米青蛙村到埔里蝴蝶镇的社群经济营造》座谈会，2015年7月30日。

[18]由于桃米社区依靠不同类型的青蛙而走上发展道路，里民将青蛙成为“青蛙老板”。

[19]李姐，桃米社区第一批观光向导，2015年7月30日，桃米社区。

[20]Latour，B．Science in Ac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1]窦学伟：《社区如何动起来？》，《读书》2015年第9期。

[22]廖嘉展，2015年7月30日座谈会，桃米社区。

[23]陈统奎：《再看桃米：台湾社区营造的草根实践》，《南风窗》2011年第17期。

[24]廖嘉展、江大树、张力亚：《台湾社区营造的价值、机制与困境》，(台北)中华文化联谊会、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海峡两岸文化高峰论坛，2010年。

[25]成立于1979年，是台湾资讯产业最重要的组织，被称为“台湾资讯产业的智库”，在高科技产业界影响巨大。

[26]廖嘉展：《从桃米青蛙村到埔里蝴蝶镇的愿景建构——兼谈生态城镇生态·生计·生活与生命的揉转效应》，《动感(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2014年第2期。

[27]“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每年都提供农村补助。

[28]桃米社区营造见习园区的很多项目都获得了“文化部”的支持。

[29 ]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0]贺雪峰：《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评田原史起著〈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2期。

[31]McAdam，Doug．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32]Robert D．Putnam：《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