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6-11-17  浏览次数： 6948次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作者介绍

詹姆斯·C.斯科特（1936—）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拉扎克

哈吉·“布鲁姆”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第三章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第四章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村庄

富与穷

村庄构成

土地占有与使用

租佃的变化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第五章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分类

夜行船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双耕与双重看法

从活租到死租

联合收割机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记忆中的村庄

第六章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剥削的词汇表

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

合理化的剥削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作为反抗的争论

第七章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常规的”反抗

“常规的”镇压

常规的顺从与不留痕迹的反抗

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谓反抗？

第八章霸权与意识：

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塞达卡的物质基础和规范性上层建筑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附录

附录A村庄人口记录，1967—1979

附录B不同土地使用类型／农场规模的农场收入比较（穆达地区，1966、1974和1979年）

附录C关于土地使用情况变更、净利润及政治事务的数据

附录D飞翔信的译文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弱者的政治——斯科特《者弱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述评

申腾 于小倩

【摘　要】《弱者的武器》一书的作者斯科特通过对村庄的实地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提出了对阶级意识的新的理解，展现了底层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本文将对该书“反抗的日常形式”和“隐藏文本”两部分做重点评述，并讨论其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弱者的武器；日常形式的反抗；隐藏文本；斯科特

詹姆斯·斯科特是耶鲁大学著名的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他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的乡村社会而著称。代表作有《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5）《、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1990）。其中《弱者的武器：衣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着眼于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并对意识形态支配以及支配与反抗之间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该书沿续了“生存伦理”的议题，为“底层政治”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并为理解“底层政治”——衣民反抗和农民政治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对其《弱者的武器》一书的“反抗的日常形式”和“隐藏文本”两部分做重点评述，并讨论其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意义。

一、导论

《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对马来西亚一个名叫“塞达卡”的村庄进行了为期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完成的一部经典政治学和人类学著作。书中集中考察了农业技术化给村庄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新变化和新斥力---侵蚀了原有的村庄经济，产生了严重“马太效应”；加剧了农户之间的不平等，扩大了两级分化的趋势；穷人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但在这样的压力下却并没有看到激烈的暴力反抗，更多是沉默的顺从。

面对这一悖论困境，斯科特提出了“日常形式的反抗”，并对“隐蔽文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场域”（陈鹏，2009）。

二、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开篇，斯科特就对目前关于农民革命的主流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研究大多只对那些发生在同家层面上、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有组织的、止式公开的抗议运动感兴趣，而忽视了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中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这样的政治行动。因此，理解日常形式的农民反抗斗争更为重要。

为验证其观点｀斯科特首先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质疑。他认为农民并不是被霸权意识侵蚀的群体，他们不仅能认识到衣业技术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也能意识到自己日益边缘化的处境。“霸权理论“忽视了从属阶级能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涧察和去神秘化的能力。

甚至事实上，衣民对这种处境进行了有效地反抗。这种反抗并不是公开的、正式化的、带有暴力的反抗，更多地为一种日常形式的反抗 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种反抗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利用心照不宜地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它们不仅是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努力，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不仅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而且表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感，并实际性地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

斯科特认为，农民采用这样的反抗方式是建立在其生存伦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由于其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和其对立面形成真正力量对垒的争斗双方，也就不可能形成对于权利界定的有效的博弈场（郭于华，2002）。因此，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不仅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而且还可能使其面临危险。因此，依托非正式的熟人网络展开的日常形式的反抗成为其首选。但这种反抗的隐蔽性以及农民的对立面出千自身利益的考虑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农民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政治上的无效阶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强化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扭曲的反抗逻辑中反而可能变成强者的工具。这也构成衣民自身行动的困境，强化了其弱势地位。

从斯科特的上述论述逻辑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在继续了“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之争。这种论争已经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和争辩的理论脉络（郭于华，2002）。

“道义经济”可上溯到恰亚诺夫和卡尔·波兰尼。斯科特继承了他们的思想，认为农民更为在意的是还剩下多少，剩下的是否能够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而不是被拿走了多少。他们追求的是稳定而非利润的最大化。这反映在反抗上，就是选择更为稳妥、更为隐蔽的反抗形式，这是一种不求最好、只求不是最糟的策略选择。（千建蛛，2004）。而“理性小农”将衣民看作理性投资者，不仅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追求增加收入和达到最高收益。

这两种概括都可以从农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据，它们在实践层面上并不具备理论上那么大的分野。黄宗智也认为，小农不仅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这气部分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黄宗智，1986）。郭千华在对陕西农民进行口述史研究时也发现（郭于华，2003）,农民不仅意识到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同样也看到计会地位相对下降了，因此对建国后改革前中国的农民经济生活政治化反而抱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回忆色彩。这在事实层次上否定了农民只在乎生存是否得到满足的命题。

此外，斯科特的上述论说还面临两种形式的质疑。一种认为，当将诸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等琐碎细微的斗争形式都视为“反抗”时，那么“什么是反抗”和“什么不是反抗”就无法明述。另一种则诘问到：既然反抗无所不在，是否还存在解放的可能性？”对这两种批评，可做出如下回应：首先，斯科特的目的并非对反抗做出一个精准的定义，而在于揭示哪种反抗形式才是日常阶级关系的核心，且对“反抗”的理解应置千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权力关系的情境之下，而不能随意地推而广之。其次，斯科特强调，农民作为底层从属群体并非被上层的意识形态严密包裹，他们不仅具有认知能力，而且具有反抗能力，只是这种反抗是基千自己的生存逻辑做出的选择。因此可以说农民在反抗的同时解放自身，型塑自身。

可见，虽然这些质疑和批评部分是切中要害的，但仍不能完全地驳斥斯科特的研究，，更无法抹杀他对衣民政治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过他的分析并没有止于此，他还敏锐地发现农民利用“隐藏文本”对自己政治空间进行建构，以及这种文本和日常形式的反抗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隐蕨的文本一阶级意识的生产

“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提出的，是斯科特用于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他使用“公开的文本”描述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的公开互动。这种文本一般是在被监视限制的情况下产生的，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因此，有必要对“隐藏的文本“做出解读。这里、“隐藏的文本”是指避开支配者的直接监视，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两者的交界处并不是明确界定的，而是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地带。这种斗争的本身也构成了日常冲突和阶级斗争日常形式的重要舞台。

同时，斯科特认为作为底层政治意识形态的“隐藏文本”不仅为日常形式的反抗提供合法性的源泉，而且为反抗提供了丰富的行动资源。因此可以说，＂隐藏的文本”中的话语不仅阐明解释了行为，还建构了行为，从而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到了它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

“隐藏的文本”的分析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一种理解支配和反抗的根本性的方法。通过对“隐蔽文本”的分析，斯科特成功地解释了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实现了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这种“日常形式的反抗“和“隐藏文本”之中，也就蕴涵着农民行动的逻辑和策略。

四、斯科特的研究对于我国“三农问题”探讨的意义

斯科特对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日常形式的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洞见了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研究自提出以后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引发了深层次的学理探讨。同时，他的研究对于理解农民阶级，以及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问题具有实际的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三农问题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不仅被纳人到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进入到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这种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衣村问题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要真正理解农民的生存，要使研究和决策真正有利千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必须首先关注农民的集体行动逻辑，以农民的眼光来审视思考农村问题。无疑，斯科特的研究给这样的思考提供了理论和视角的支持。

从斯科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底层群体面对强大严密的统治时，对立的双方会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对峙的力蜇双方，也就无法形成平等的对话。这不仅不利于构建成熟的社会结构，而且会使底层群体的反抗逻辑在强大的力械对比不平衡中发生扭曲和畸变，将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宜泄到整个社会上，甚至指向无辜的其他民众或同类弱者。他们反抗的方式会以补会治安问题（各种形式的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影响到一个杜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这种反抗的发生是没有组织、无需动员、没有纲领、不用合作的。因此在处理和解决上也会面临很多困境。如果只图惩治，不问深层原因，只会累积矛盾，强化冲突，使社会结构更趋向于刚性化。

因此，只有形成力蜇对垒的权力博弈场，从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上给予和保证农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才能使农民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途径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一—不仅获得利益表达的话语权，而且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和中国民主在基层的发展。

由此可见，底层视角对于审视中国的“三农问题”的制度设置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斯科特理论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

[2]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J]《读书》，2002年第5期。

[3]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J]《读书》,2002年第7期。

[4]郭于华《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J]《中国图书评论》，第8期。

[5]郭于华《口述历史：有关记忆与忘却》[J]《.读书》，2003年第10期。

[6]陈鹏《作为一种底层政治的日常抵抗》[J]《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30样。

[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J]中华书局，1986年。

[9]于建岐《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