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以湖北省嘉鱼县和秭归县为例

作者：陈　琴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6-11-15  浏览次数： 2958次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前沿阵地，是确保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的前提，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是确保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基层党组织在党员作用、党组织力量及管理方面都有较大变化。受中组部委托，2011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湖北省嘉鱼县、秭归县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了实地调查。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湖北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原有基础和条件上略有加强，但党员作用难保证、党组织难运行和党组织职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较为突出。

一、党员作用难保证

（一）党员队伍结构失衡

党员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是发挥党组织作用的灵魂。党员队伍的结构关系到党组织的活力。根据中国农村研究院三年来从事农村基层党建研究收集到的大量农村党建数据和湖北省实地调研资料可知，现阶段党员队伍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1、党员人数逐年递减。根据“百村观察”3年来对湖北10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可知，2008、2009和2010年3年党员人数的均值分别为83.67人、58人和46.38人；中位值分别为72人、52人和44.5人；反映农村党员人数出现次数最多的众数分别为33人、27人和6人。农村党员的人数呈明显递减趋势。在湖北实地调研中，村干部对近年来村民明显下降的入党意愿和越来越少的人入党表示了较大的担忧。

2、党员老龄化问题突出。从调查可知，湖北省2009年30岁以下、30-40岁、40-50岁、50-60岁和60岁以上党员的占比分别为10.2%、14.3%、17.4%、24.7%和33.5%；2010年30岁以下、30-40岁、40-50岁、50-60岁和60岁以上党员的占比分别为6.7%、13.7% 、23.2%、25.8%和30.7%。30岁以下党员的数量最少，60岁以上的党员数量最多，党员人数随年龄的增长呈递增趋势，基层党组织中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老年党员体弱多病，在家庭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中一般退居二线，参加社会活动的精力明显下降，少数老年党员成为困难户。如湖北省嘉鱼县潘家湾镇潘家湾村党员总人数为150人，50岁以上党员有30人，占比达33.3%。由此可知， 50岁以上的党员仍然是农村党员队伍的主力，党员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

3、党员性别比例失调。男性党员是湖北党员队伍的主力，女性党员在湖北农村中人数较少,湖北男女党员性别比例失调。在嘉鱼县潘家湾镇潘家湾村村民共5600人，党员745人,其中女性党员12名，占村人口总数的0.2%，占党员总人数的13.3%。女性党员人数较少，有的村庄甚至没有女性党员。女性党员的现状与农村的实际工作紧密相关，在农村女性党员的工作往往是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其他的工作可做，因此对女性党员的需求并不大。而且妇女们本身的意愿也不高，因为在农村社会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往往会得罪人，得罪人后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有个村妇女主任感叹，“当家三年狗都嫌”，搞计划生育太得罪人了，自己不愿意干了，也找不到接手的人。党员性别比例失调，使得农村妇女的利益和意愿无法得到较好的保障。

4、党员更替出现断层趋势。党员的储备问题关系到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活力。湖北省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入党人数的均值分别为2.5、2.8和2.1，反映入党人数出现次数最多的众值分别为0、0和1。入党人数的中位值分别为1.5、2.0和2。党员入党人数较少，有的村庄甚至出现当年没有新党员的情况，党员继替者严重不足。据秭归村干部反映年青人入党不像以前那么积极，要求入党的农民以四五十岁为主。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大量人员外出务工，党组织吸纳党员的能力大大下降，导致党员后备储蓄力量严重不足。

（二）党员作用难发挥

1、流动党员人数多、管理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员作为村民中素质较高、经济活动能力较强和传递信息较为便利的群体，土地流转更加频繁、活动性更大。“有本事的人都出去打工，老弱病残才在家里种田”。农业成为农民的糊口和养老产业，土地已经不能将农村人口固定下来。如潘家湾村90个党员里有21个外出务工。大量农村党员外出务工。因流动性大及相应制度和机构的欠缺，外出务工的党员成为较大的问题。大量外出的流动党员使村庄“无人管理”。

2、无职党员发挥作用较小。无职党员因不直接参与村庄管理，对党组织的认同感相对较差。在实际村庄管理中，出现部分无职党员“不参加组织生活、不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的现象。湖北嘉鱼针对无职党员无法发挥作用的现状提出了“九员一长”设岗定位制，设立了形势政策宣传员、邻里纠纷调解员、社情民意报告员、村务财务监督员、扶贫济困服务员、科普知识辅导员、致富信息传递员、农副产品推销员、文明新风倡导员和党员家长等10个岗位，希望能解决这一难题，但收效甚微。从无职党员口中可知，不是他们不愿意发挥自身的作用和参与村庄管理，而是无职党员的责任与义务不对等及党员地位越来越低使他们没有做事的积极性。

3、在职党员干部不作为。从湖北调查中可知，农村基层在职党员干部不作为现象较为严重。“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不尽其职”，“不积极不主动，支支动动，拨拨转转，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除了“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的混日子的心理外，还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太平官”的熬日子的心理；一般而言，这部分党员干部的群众观念淡薄，见了群众“躲出去”，出了问题“压下去”，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忽视群众的主体地位，忽视群众的利益。湖北秭归县村干部反映，当党组织以“维稳”为工作重心时，在职党员都不敢有所作为，怕因此丢了“乌纱帽”。

二、党组织难运行

（一）党组织认同减弱

1、身份意识淡薄。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党员中普遍存在“党员不党员, 就差几角钱”的思想。部分党员对自身身份认识淡薄，认为农村党员与非党员没有任何差别，将自己等同于一般村民甚至不如一般村民。他们只要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利和好处，拒绝履行党员义务。部分党员认为自己与非党员的差别仅在于每年能发200元至500元的党员补贴。如潘家湾镇某村的党员超计划生育，党组织希望他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协助村庄进行计划生育管理。该党员表示开除他的党籍没关系，只要不罚钱。党员身份意识薄弱反映出党员身份认同感低。

2、权利义务意识淡薄。作为农村基层党员，不仅要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参加党的有关会议，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等其它权利与义务也十分重要。只有充分享受党员所拥有的权力，并履行相关义务，才能使党组织充满活力。在调研过程中，湖北农村党员干部表示因具体事务太多，无法对党的有关政策进行了解，提高自身素质。无职党员则推脱家庭事务太多，无法分身。而对少数党员违法乱纪行为，大多数党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秉承不参与、不揭发的态度。党员权利义务意识淡薄，成为上级党组织完成任务的工具和摆设。

3、组织意识淡薄。外出务工党员不向党组织汇报外出动向、不按时甚至不交党费、党员会议借故不参加、在职党员利用职位之便与群众争利等现象在农村较为常见。部分党员组织意识淡薄，无组织无纪律，认为个人行动与组织无关。甚至出现党员参加村庄党员会议要求基层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经济或物质补贴等现象。党组织在部分无组织意识的党员眼中成为“收取党费的组织”和“获得额外利益的组织”。党组织的组织认同感大大减弱。

（二）组织保障未跟进

党组织保障未跟进，使得党员干部担忧较多，无法安心工作，党组织建设也受到一定影响。党员干部的担忧主要表现在：

1、身份未确认。身份问题是在职党员主要担忧之一。在湖北调研过程中大批基层党员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表示不解。他们表示上级领导安排的各项任务由基层党员干部完成，上级财政拨款每月给予一定误工补贴，而在村民眼中自己是干部，自己也忙于村庄事务无法从事农业生产算是脱产工作。嘉鱼民政部门某位领导反映“基层党员干部是农民的话，他是不脱产的。现在所有的党员干部都需要脱产工作，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呢？”。国家法律却没有明确确认基层党员干部是“公务员”还是“农民”，在职党员干部成了“非农民、非公务员”的“两非”人员，身份未被确认，给基层党员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2、工作量无限度。作为基层党组织，各级党政组织的任务都压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落实各项政策，参与各种会议和应付各种检查都需要基层在职党员去执行。行政事务过多且无计划性和时间性。如潘家湾镇潘家湾村的党员干部反映他们几乎天天上班，不分礼拜六和礼拜天，家里的事情很少做，只有农忙的时候才在家帮一下忙，工作任务太重，压力太大。 只要上面有任务下来，就得立即工作，否则工作无法完成。

3、待遇未保障。由于工作任务重，党员干部要想做好各项工作，需要从原来从事农业和村庄事务半脱产状态转变成全职脱产。湖北嘉鱼某村支书说到“现在村干部基本是脱产，不脱产就不是合格的干部” 。脱产后的党员干部光靠每月发的补助无法维持自己家庭开销。根据在湖北的调查中可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工资平均为720元/月，其它村干部工资为600元。在职党员由半职转为全职工作后，靠基本工资很难维持生活，这方面大大降低了在职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存在党员贪污的隐患。对党组织的正常运行有较大影响。

4、养老未跟进。养老保障制度未解决使得党员干部对未来有较大担忧。在湖北农村，基本上只是党员村支书有养老保险，村副支书及村支委班子成员均没有养老保障。“为什么正支书一个人有养老保险，连副支书都没有？”成为乡镇干部及其他村干部的疑惑。在日常村庄事务管理中，村党委班子成员固定，但各项事务却越来越多，“事情增多了，但人还是那些人”。村干部干了十几年了退下来后，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帮助。由于年纪大了陷入了“家里年轻人嫌弃，自己又没有了能力”的尴尬境地。对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忧成了党员干部最大的担忧。

（三）组织关系未理顺

基层党组织行使自己在农村领导作用时，未理顺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将党组织管理范围延伸到其它组织中，党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党。党组织渗透入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大大压缩了其它组织的生存空间和活力。党不仅管了自身要管的事，也管政府要管、社会要管和村民自己要管的事情。

1、党组织延伸到自治组织。根据调查可知，2009年和2010年湖北省基层村党委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的比例为60%。继2011年湖北先党支部再村干部的选举改革后，党委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的比例达到九成八。党组织的力量空前加强、村民自治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在思想上党组织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应接受其领导，在方式上也不断改进。如湖北秭归县党组织成员普遍认为村民自治有问题，村民自治的所有工作都应坚持党的领导。嘉鱼县采取“村居合建”、支部书记及村主任“一肩挑”等改革，使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合二为一。 “村支”两委不仅在同一工作地点办工、党支部班子还等同于村委班子，出现了“党进自退”的现象。

2、党组织延伸到经济组织。近年来，招商引资是各级党组织与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企业进驻村庄后党组织严格把控。如湖北省嘉鱼县在乡镇级实行综合配套改革，设立经济发展办公室，抓党建来促经济。在村级则采取“村+示范基地”、“村企共建”和村庄进行招商引资等方法，在引进经济组织的同时，还在经济组织中积极建立企业党组织对其管理。这大大限制了企业等经济组织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3、党组织延伸到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缓冲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第三方组织，可最大限度吸纳农民发挥个人才智。湖北省的社会组织较少，因为成立社会组织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在已有的社会组织中，大多数村支部书记兼任社会组织一把手，社会组织被党组织所取代。社会组织有名无实，缺乏持续性与长效性。如湖北潘家湾、高铁岭、渡普村等的蔬菜、桃李、水产种养殖、营销协会中采取“村+产业协会”等形式建立了82个党支部。党组织触角延伸到经济组织中，严重限制了经济组织的自主性。

（四）群众力量未动员

党组织管得太多太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压缩农民自我管理的空间，群众力量未被动员起来。

1、联系群众不够。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是党员的基本义务。在湖北调研过程中，有干部反映，由于上级的各种任务最后都需要由村一级的党组织来完成，如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合计、惠农政策的发放到户、农业生产及相关培训和各种会议等，自己的时间全部都花在这些事情上了，没有时间到各家各户去走访，了解群众的需要及需求。在交往和心理上都与群众有了一定的距离。

2、引导群众不够。现阶段，村民的权利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的同时，往往忽视自已的义务。在中央针对农村的各项惠农政策和扶持政策日渐增多之际，村民逐渐意识要监督政策落实是自己的正当权益，理应争取。对自己的义务，则局限于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不做违法的事情，对村庄经营的好坏毫不关心。认为村干部为自己做事是理所当然的，把对自己是否有利作为付出与否的衡量标准。村干部对于这种情况往往表示无奈。这也与村干部被动地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在法治观念、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未积极引导农民参与有较大关系。“剃头挑子一头热”，致使各项政策无法较好完成。

3、组织群众不够。在引导农民参与村庄治理方面，湖北省基层党组织基本上将群众放在被参与的位置，走形式走过场。村委、支委干部和党员代表基本上决定了村庄的绝大部分事务，农民未能真正参与到村庄管理中来。而需要全体村民参与的会议，部分村庄则通过发放小礼品，或者给些小钱来吸引村民或者村党员参与，参与的自愿性内生性远远不够，农民成了观看村庄管理的局外人。群众的力量远未被调动起来。

三、党组织职能定位不清晰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需发挥其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作用，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对湖北两地进行考察发现湖北基层党组织对自己的职能定位不清，出现了党组织无法给力的现象。

（一）工作目标单一——管理轻服务

在湖北部分村庄基层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重心是“维稳”，这对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以维稳为工作方向，一方面影响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基层干部反映，以“维稳”为工作重心，干部该引资的不敢引资，该开发的不敢开发，甚至拒绝企业投资。因为“一干就错，一错帽子就保不住”。因此他们宁愿不干，不干才能不错。有的党员干部则希望自己被调到“维稳”部门，因为只有这个部门才相对安全。这也使基层党组织承担起了巨大的安全重任，加大了基层工作的风险。

（二）管理思路简单——重硬件轻软件

湖北省在全省开展建设“说事议事、便民服务、文化娱乐、商务流通、医疗卫生”五合一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活动，希望通过建设硬件设施来提高群众的参与能力，打造一站式服务。秭归县通过整合三峡库区文化、卫生等政策资金，争取市、县“结对共建”部门帮扶支持，安排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等途径，多方筹措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资金近3000万元。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新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45个、扩建16个、改造125个，实现了“全覆盖”。耗费巨资打造的党员服务中心对地方财政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新一轮的地方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在实际调研中，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形象工程。在秭归县茅坪镇所走访的五个村庄中，绝大多数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只有稀少的办事人员，办公设备久无人用。而党组织对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组织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远赶不上硬件设备的重视程度。

（三）形式主义明显——重形象轻成本

近年来，为保障自身的核心地位，各地方党组织加大自身的政治宣传的力度。基层党组织活动力度的加大需要经济的支出。基层党组织在加大管理力度的同时，没有对相关的支出进行核算，只注意显性成本而不注意村干部和农民支出的隐性成本，只考虑到党建工作的成绩而未考虑到党建活动经费、党员干部劳务费用问题。出现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现象。出现村庄转移支付严重不足的现象。如湖北嘉鱼县党支部书记反映，2011年按上级要求组织一次了全村老年人茶话会活动，花了20000元。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但所花经费无法报销，最后只得从本村的集体收入中走帐，加大了本村的经济负担。

（四）集体经济无保障——重上级给予少自发筹集

集体经济是保障党组织活动开展的经济基础。湖北多数村庄的基层党组织均面临集体经济薄弱、物质资源匮乏、经费紧张等问题，基层党组织的运行与发展受到制约。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无法开展较多的活动来凝聚群众。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等问题上，因无法解决村民的实际需要，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失语、失控、失位”的局面，“有钱才有力”。对于增加集体经济实力，村干部只盼望上级加大对本村的转移支付的力度，从而解决基层党组织经费紧张问题，对于从其它渠道扩大村集体经济方面束手无策。集体经济缺乏内生性使得基层党建活动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多渠道加大集体经济收入来源需要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