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南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6-09-26  浏览次数： 10235次

内容简介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作者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秦汉至中华民国的历史找出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及其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并从与西方官僚制度的对比中，揭示出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亚南(1901～1969年)，男，湖北省黄冈县王家坊村人(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著名现代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与郭大力合作最早用中文翻译了《资本论》。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篇 论所谓官僚政治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

第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第四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第六篇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滯的影响

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

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

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王亚南先生学术年表

铲除官僚政治的理论利器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张兴国 张兴祥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缘起、成果及主要观点，从纵与横的两个角度考察其学术价值，并就中国官僚政治终结的前提条件及存续问题进行探讨。笔者从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出发，认为相当长时期里，不仅存在技术性的官僚政治，而且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特别警惕权力资本化现象，同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加以研究，寻求根治的良方。

【关键词】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学术遗产

王亚南先生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拓者。1948年，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初版，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1990年、2005年又重印，这本专著还收入《王亚南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并与钱亦石、陈中民的两本著作合集出版（上海书店，1990）。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也推出该书的单行本。该书在初版三十多年后在海内外的多次再版和重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正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是一份值得珍视和继承的学术遗产。

—、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缘起、成果及主要观点

1943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作为文化使节，访问当时设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这个问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李约瑟提这个话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提的“难题”（国际学术界誉为“李约瑟难题”）密切相关的[1]。显然，这一问题对王亚南触动很大。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对于思考已久的王亚南无异于电光火闪。与李约瑟会晤后，他立马涉足中国官僚政治这个似乎“平素不太留意”的领域。

经过近5年的酝酿积累，王亚南首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刊登于1947年9月的《时与文》（第2卷第1期），至1948年6月止，他陆续在该杂志发表了17篇专论，后全部收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1948年10月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其实，他还有两篇论官僚政治的文章，《论社会转型中的官僚阶层》（载《新建设》1950年1月，第1卷第11期）和《论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载《学术月刊》，1957年7月），都是解放后发表的，但该书再版和重印时均未收录。1954年11月，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其中的《地主经济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地主经济与天道观念的政治思想》、《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诸篇，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一些重要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明[2]，故被视为后者的姐妹篇。这两部专著与《中国经济原论》（福州：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1月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增订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被公认为王亚南的三部代表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4篇论官僚资本的文章，分别刊载于《文汇报》、《时与文》和《现代经济文摘》等杂志。

王亚南谦称自己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的研究，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且是“对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3]。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究其所以然，是因为“在中国当时社会改造的实践上，官僚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4]。我们知道，上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猖獗横行，为祸甚烈，曾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王亚南以理性的目光，敏锐地洞察到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努力探寻二者的历史渊源，挖掘其流弊及病根之所在。在他看来，“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而“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5]。也就是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解剖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与其他论者不同的是，王亚南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结构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他的视角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领域，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实际上，他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的、全面的考察，是融会贯通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一次尝试。他以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转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条分缕析，系统地考察了秦代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的官僚政治形态，让人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脉络。他把官僚政治分为技术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两种，认为后者可能增大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但不能单从技术上去谋求根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是专制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王亚南指出，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官僚政治，两千年来一直沿袭秦代专制政治，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等来加强其统治，并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6]。因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7]，封建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并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相反，官僚政治“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8]。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领域开拓性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新人耳目。通过研究，他自己“加深和扩大了对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对以往中国经济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现在感到豁然贯通了”，而他“一向强调的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也实实在在的有了一个着落”[9]。

二、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术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度，自夏商以来，有关政治制度的文献，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真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历代著录政治制度的专门文献，大多偏重于官制，而关于各种政治制度机制运转的材料，则散见于其他史料之中，而且，历代关于政治制度的考查，主要侧重于官制的演变，即使是关于官制的考查，也只是对政治制度史某些侧面作静态的考证[10]。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把中国传统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官僚政治形态加以研究，其著作者也是屈指可数的。孙越生在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寥若寒星。”[11]这确是的论。

20世纪头20年，国内一些报刊相继发表了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50篇，但内容芜杂，研究方法不一，其中梁启超、王维国和章太炎三位国学大师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梁、王二人均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史，开一代研究之风气。章氏在批判历史循环论的同时，提出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指导思想，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亦有鼓动之功。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末，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约600篇，专著近40部，数量不可谓不多，但内容仍以官制研究为主，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学研究对象及方法的规范，以史实的考证、综述、评价等方式，阐明各项典章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绝少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历代政治制度的形态、实质、机制与得失[12]。在众多的研究者中，郭沫若和王亚南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们都是以新的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郭沫若于1928年间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用他自己的话说，“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13]。王亚南则得益于前期《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时，游刃有余。他把中国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通过比较研究，从“技术”和“社会”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基础、特点、演化及官僚主义的作风与流弊，而且，他的研究比较贴近政治学的规范，因此是“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论色彩最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14]。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内学界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曾一度中断，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始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陆续问世，如苗长青的《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1993），刘笃才的《极权与特权》（1994初版，2000重版），穆怀中的《震颤中的稳定与发展》（1995），阎步克的《察举制度变迁史稿》（1997）等。至于研究一般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和论文，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数量洋洋可观，兹不一一列举。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腐朽没落的官僚政治统治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的巨大障碍，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切中时弊，因此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回首历史，重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现其研究仍有不可磨灭甚至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他的许多论点，至今仍振聋发聩。孙越生评价说，该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15]。另有论者指出，王亚南“这种把地主经济封建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在解放前的中国经济史学界是一个突出的科学研究成果，它的理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16]。邹永贤非常推崇王亚南的研究方法（他将之归结为三大特色），认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历程和贡献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发”，并说，“综观其研究成果，王亚南作为一位政治学家，也是当之无愧的”[17]。李万生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则这样评价《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既重史又重思：因有可靠的史，故结论坚实，令人信服；因有独到的思，故新颖透彻，趣味无穷”[18]。他特别赞赏该书在“通达和理论两方面都堪称典范”，尤其是其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值得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学者借鉴学习的”[19]。诸家评说，多所赞誉，鉴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援引。

时过半个多世纪，我们重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仍觉得“新颖透彻”，觉得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因为王亚南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而且拥有广博的中外历史知识，故立论精辟，发人深思。熊彼特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的。”[20]

三、关于官僚政治终结的前提条件与存续问题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成书于解放前，对于官僚政治的终结问题，王亚南曾作如下论述：“设若根据以往历史的经验，多顾虑或多心一点，其中不是还得插入这样一个疑问，即：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对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近两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21]。不难看出，王亚南下结论比较慎重，而且是建立在比较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亚南的话语系统里，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他认为前者是社会性的（也即制度性或体制性的），是难以克服的，后者则是技术性的，是可以克服的。1957年，他发表了《论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一文，专门谈论这个问题。该文发表的政治背景是，建国后的1951—1953年，我们党连续开展了两次“三反”运动，两次都提出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当时就有人认为，“官僚主义倾向，是官僚政治的副产物”，但王亚南称“这是极大的误解”[22]。为了让时人明了“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的社会含义”，他把官僚政治区分为“狭义的官僚政治”和“广义的官僚政治”两种，前者即“社会性的”官僚政治，后者为“技术性的”官僚政治。在他看来，广义的官僚政治是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态，而且都“不同程度上带有官僚政治的特质”。也就是说，官僚主义属于广义的官僚政治范畴，只要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可能产生官僚主义——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僚政治的特质，但决非就是（狭义的）官僚政治本身。

按照王亚南的论断，官僚政治终结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应是铲除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既然消灭了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剥削关系，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那么，官僚政治自然就无立锥之地了。从形式逻辑角度看，王亚南的结论是没有错的。问题是，“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与“社会性”的官僚政治二者之间不存在天然的鸿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更可能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如果非要区分不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官僚政治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即狭义的官僚政治），只是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形态。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刚刚展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王亚南受时局所限，认为制度层面的官僚政治形态已经“终结”了，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是把官僚化看作是当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现代化的过程所相随的是行政集权的过程，行政集权的同时就是以民族一国家（现代国家）逐渐替代传统国家（前现代国家），最终，行政集权的伴生物往往就是现代官僚政治[23]。马克思认为官僚政治是一个知识等级制度，将知识转变为神话和秘密，将官员们束缚在追逐升迁的职业中，并保证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大的稳定安全；在批判官僚政治时，他认识到官僚是依照形式主义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精神行事，并且创新出一种幻想的普遍利益，也就是官僚阶层自身属于特殊利益集团，却硬把自己当作普遍利益的化身[24]。马克思说，“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这意味着：（1）官僚政治是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行为发生所依赖的最佳形式，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必须依靠官僚政治来进行统治；（2）官僚政治所伴生的官僚主义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构建官僚政治的统治体系，就必定面临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25]。官僚主义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之物，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官僚体制存在漏洞、缺陷或局限性所导致的，它不是从外部强加在体制之上的外生之物。

应该说，官僚政治的存续问题，是历史经验或历史事实问题。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看，相当长时期里，不仅存在技术性的官僚政治，而且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列宁早就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像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26]不幸的是，现实应验了列宁的预言。1991年，前苏联轰然崩溃，执政近70年的苏联共产党也随前苏联的垮台退出政治舞台。近70年里，前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一直没有摆脱沙皇专制主义的幽灵，旧的专制刚刚被推翻，新的专制就在潜滋暗长。专制导致特权，特权导致官僚，官僚导致腐败，这是环环相扣、合乎逻辑的结果。不仅前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执政时，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权力异化，最终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成灾。无怪乎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批评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经济政治体制已成为“独特的官僚体制”，即“党的官僚”体制和“国家垄断”体制，并认为“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官僚”已经构成一个“新的阶级”[27]。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以前苏联的执政模式为样板，党政不分，行政集权，这种集权化的行政制度与官僚结构构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的温床，导致体制性的官僚政治在技术层面上急剧膨胀。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滋生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他没有从制度上着手，再辅以技术上的革新，而是采用强制的、超越法律规范的方式，由外部对党的执政方式进行改进[28]。毛泽东迫切地想根除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其初衷是好的。美国学者梅斯纳指出：“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因此，几乎不可能期望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明它未受到过去的官僚政治、或现代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官僚主义法则的影响。……实际上，正如现代所有的革命一样，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僚的中央集权化……新中国的官僚主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主义都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于整个社会。”[29]实际上，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已有深刻认识。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解决不了，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0]，他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是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提出“从改革制度着手”，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31]。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可见，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或体制本身，它是官僚政治的幽灵。

四、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与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现实意义

渐进转轨是我国经济改革之路，2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权力资本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威胁渐进式改革的顺利推进。

其实，国内一部分学者对官僚政治的变形和权力资本化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几乎在我国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同时，“权力资本”这一术语就进入学界的视野。当然，“权力资本”并非什么新名词，它在文革期间就曾风行一时[32]。1993年，荣敬本重新启用这一术语，并定义：“所谓权力资本，是指党政机关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作资本，为其机关成员和领导人谋取私利，即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换，用批条子来换票子，这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源。”[33]随后，巫继学（1994），李怀（1995）等也进行了研究。杨帆（1998）认为，中国渐进性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它遵循的是“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行政体系（“官员群体”）掌控，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杨帆把权力资本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据他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万亿人民币。由于政治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改革，我国权力资本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倾向，逐渐从市场的推动者变成了阻碍者。[34]无论是权力资本，权贵资本还是官商资本，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它们的同一个老祖宗——官僚资本，并联想到与之相对应的官僚政治形态。虽然名称变了，形式变了，但其精神实质未变。我们不妨回味一下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初版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显示其‘永生’。”[35]中国的历史总是出现惊人的相似，如何从这种残酷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是一百年前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它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不能不认真对待和研究的课题。官僚政治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传统官僚意识形态的复活，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癌细胞，它似乎具有无限复制的功能，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迅速扩散到我们社会机体的每一处组织。

中国官僚政治能够存续，自有其现实的社会土壤，想彻底根治也许为期尚早，但绝不能因此而作“壁上观”。我们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还应借鉴西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孙越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建立广义的官僚政治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值得有志者努力。

参考文献：

[1]参见张兴国、张兴祥：《“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邹永贤：《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时与文》，1948年第9期。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时与文》，1948年第9期。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时与文》，1948年第9期。

[6]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26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7]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25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8]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25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时与文》，1948年第9期。

[10]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孙越生：《中国官僚政治·再版序言》，《中国官僚政治》，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3、1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篇》，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孙越生：《中国官僚政治·再版序言》，《中国官僚政治》，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王亚南文集编会：《王亚南生平事略·王亚南文集》，第1卷，第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7]邹永贤：《论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18]李万生：《重读〈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19]李万生：《重读〈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7期。

[20]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1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1]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4卷，第313～31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2]王亚南：《论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

[23]丁峰：《行政集权·官僚政治·腐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第1卷，第300～30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5]丁峰：《行政集权·官僚政治·腐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6]《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7]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李守可：《毛泽东执政视野下的官僚政治认知困境》，《德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9]孙越生：《重读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3、307、35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参见李少宇、邓寿明：《驳“四人帮”的“权力资本论”——兼批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2期。

[33]荣敬本：《权力资本和职位资源》，《中国工商管理研究》，1993年第11期。

[34]杨帆：《比预料的更严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评论》，《科学决策》，1998年第4期。

[3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序言》，《时与文》，194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