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 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作者：汪锦军 张振威  责任编辑：周启升  信息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3-05-05  浏览次数： 11854次

【摘　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 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关键词】内生性；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基层社会治理

一、现代化转型中的内生性秩序问题

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基层社会秩序面临着内生性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的衰落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出现部分秩序真空；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又面临着如何有效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问题。因此，如何构建一种全新的基层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以指引实践中的内生性秩序建设，成为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秩序理论探索的新问题。

一些基层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通过将社会信用体系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能够将源于国家政策的建构秩序和源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内化为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内生性秩序，以回应转型中的社会秩序挑战。那么，如何理解基层内生性秩序创新的实践逻辑，能否找到科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创新实践背后的运行机理？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基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案例，从“国家—社会”视角来探讨基层信用体系如何推动内生性秩序的建构。

已有对内生性秩序的研究，多将这一秩序形式直接等同于社会自然演进的自发秩序。1本文所研究的内生性秩序与已有文献存在一定差别，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国家秩序规范与民间（基层）社会秩序规范浑融和互渗的复杂关系，2中国社会的内生性秩序往往是国家正式制度和社会非正式制度在不断互动中逐渐走向平衡统一的过程。因此，基于上述理论预设，以建构秩序和自发秩序为两个关键变量，围绕“传统治理秩序衰落”与“现代国家秩序转型挑战”两条主线回顾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所面临的秩序问题。

（一）传统治理秩序衰落

传统治理秩序是指从传统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对现代社会运行仍发挥一定作用的制度、惯例和规则。在传统社会中，以乡绅为主体、乡约为保障的内生性道德秩序与国家权威一道形成了官民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3乡绅作为传统治理秩序的主体，一方面是封建学校和科举制度的产物，其权力直接来源于传统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与本地乡民之间有着血缘或者地缘关系，存在强烈的情感和身份上的认同。4由此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的各种事务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本地承担许多公共责任，是地方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中介，就地方事务为地方官员们出谋划策，同时在官吏面前又代表了地方利益。5乡约则是指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按照当地风土民情和文化习惯，由乡绅及村社居民共同商议制定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或约定。6乡约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其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村社的日常生活秩序。7

但是现代化的冲击带来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城镇化使得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传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原子化的社会。8乡绅与乡约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地位。第一，作为传统社区精英的乡绅形成于相对封闭的乡村社区，其通过血缘与地缘获得村民的认同，从而拥有社区民间权威。9但是原子化的现代乡村使得村社居民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分散性等特征，血缘与地缘在乡村的认同感逐渐降低，相反，基层党组织作为新的社区精英组织机制，其通过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代替乡绅成为村社共同体利益的代理人和乡村社会秩序的守护人。10第二，乡约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制度保障，在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显现出日渐式微的态势。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弱化了在传统熟人社会中被普遍看重的面子、舆论等“乡土逻辑”，导致乡约具有的约束效力减弱。111此外，现代多元的价值观念也导致乡村社会文化认同度降低，源于传统社会的乡约和现代社会的个体生活习惯之间存在张力。1211由此，传统治理秩序伴随着乡绅的没落与乡约的式微逐渐走向衰落。

（二）现代国家制度向社会治理秩序转化面临挑战

现代化转型不仅会带来传统治理秩序衰落，也会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和价值观念。当传统秩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变化时，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亨廷顿提出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稳定的公共秩序，1311即通过国家秩序来弥补传统治理秩序衰败留下的“秩序真空”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但是，由于外生性的国家力量与基层的运行逻辑存在差异，国家秩序悬浮于基层社会，导致现代国家秩序向社会治理秩序转化的进程中面临种种挑战。

首先是基层自治制度的有效性不足。改革开放后不久，农村和城市社区都先后建立起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委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居委会）。但是这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计在引导基层群众自治方面面临微观治理机制的挑战。当下城市自治更多体现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组织自治”和以少数成员为核心的“干部自治”上，由于缺乏良好的平台和制度保障，居民个人的自治能力依然弱小。1411因此，国家在基层实施的自治制度既未形成理想的高效自治道路，也未有效解决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其次是法律规则与基层治理规则的脱节。现代法律的根本特征在于“形式合理性”，即将事实进行逻辑加工，形成明确、抽象的选择概念。1511但是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使得原有的抽象法律条文不再适应新的社会情境，导致法律与现实的脱节。1611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的高速变革使得国家法律的供给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法律在基层的失位。1711因此，较为刚性的法律条文时常与基层生活、伦理要求相冲突，难以实现国家秩序与基层运行的有机结合。

因此，一方面现代化转型中传统治理秩序衰落，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快速变迁中国家秩序难以有效嵌入社会，使得基层社会难以建立适应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的内生性秩序。

二、以“信用 社会治理”推动基层社会秩序建设：D镇“美好账本”治理创新

中国情境社会治理案例研究，需要扎根中国实践，挖掘那些能够滋养、发展和建构理论的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阐释，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命题、框架或理论。1811构建社会成员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治理现代化合法性的重要基石，构成了国家治理理论的经验基础。1911信用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体现了社会共治，为各个社会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可能途径。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就明确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如何通过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涌现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实践，其中位于浙江的D镇“信用 社会治理”正是致力于建构现代社会内生性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探索。

D镇位于杭州J市东部，全镇行政区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下辖50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现有人口26440人，其中农业人口25524人。长期以来，D镇在治理实践中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政府政策与村规民约在村社日常运行中难以协调，存在多头管理、互为掣肘等问题；另一方面，群众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度较低，存在群众不愿参与、不能参与等问题。2020年，D镇以J市开展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市为契机，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创新乡村治理的突破口，开创“美好账本”这一“信用 社会治理”的全新模式，将政府政策和村规民约作为“美好账本”的内容基础并转化为量化指标，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美好信用积分，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最大限度发挥信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支撑作用。

（一）“美好账本”治理架构：政府政策与村规民约的统筹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一直存在着以政府政策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与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的并行格局：一方面，政策是党和国家意志向基层社会介入的主要方式，通过政策将社会行为规范到国家体系中，强化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2011另一方面，村规民约是回应村民政治期待、利益维系和社会秩序维护等诉求，逐步发展出来的基层社会的治理规则。2111但是由于这两种制度在内容、形式、操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并行格局突出的困境体现为传统熟人社会治理范式与现代多元社会治理范式难以契合，导致国家政策精神和基层自治文化“貌合神离”。D镇实施的“美好账本”模式通过对政府政策精神和村规民约内容的融合，以政策要求为核心搭建“美好账本”积分评定体系，再将村规民约以积分化的形式转化为可操作标准纳入新制度机制中，使得整合后的制度体系既回应了政府治理要求，也符合基层社会运行逻辑，有效实现了两种制度的统筹协调，实现对村民日常行为的规范。

首先，聚焦“六件小事”回应政府政策要求。2020年，J市印发《J市2020年度“克难攻坚、奋力争先”大比拼活动实施方案》通知，明确提出要围绕乡村产业、环境建设、治理提升和集体经济增收等方面，比拼乡村产业兴不兴、村庄环境美不美、乡村治理优不优、集体经济强不强等内容。为了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善治的工作部署，D镇以市文件中的政策要求为依据结合群众关注的事务提出“六件小事”这一具象化的指标模型，其包括：垃圾分类、美丽庭院、邻里和睦、爱心公益、说事议事和创业致富。然后，根据这“六件小事”搭建“美好账本”积分评定体系，通过积分增减记录村社个体落实政策要求的具体情况，从而将群众的社会行为整合进国家体系中。

表1 “六件小事”与政策要求之间的联系及具体内容

其次，依托“美好积分”践行村规民约条文。传统的乡规民约是一种嵌入在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基础上的行为规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基层社会问题的复杂化，村规民约在应对现代社会问题时缺乏可操作性，这种现象是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区出现的一种普遍挑战。针对村规民约约束力减弱、执行力丧失等问题，“美好账本”模式以积分化的形式对村规民约加以改进，将传统的约束条文转变为可量化的积分指标，比如在“美好积分评分表”中明确提出“对于违反村规民约内容的村民予以扣除积分10分的惩罚”，并将积分高低与村民福利发放挂钩，从而通过积分增减重新赋予村规民约以相应的执行力和约束力。通过整合，使村规民约内容转化为可操作可执行的现代治理机制，不但可以继续发挥村规民约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的传统效用，还通过现代治理理念对村规民约进行重塑，实现其与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有机衔接。

（二）“美好账本”治理机制：人员—组织—奖惩机制三要素协同发力

在实现治理制度统筹协调的基础上，“美好账本”还进一步将新的制度体系嵌入到村社成员日常行为规范中。根据对调研所获资料的整理分析，“美好账本”制度体系通过人员、组织、奖惩机制的三要素协同，使“美好账本”模式真正成为村社成员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

第一，以个体为单位，实现“美好账本”对各村社居民的全覆盖。“美好账本”通过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的治理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村民在村社治理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形成群策群治的“大合唱”。D镇以户为单位，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将村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日常行为转化为量化的数据指标，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抓手。通过定期召开美好账本发布会的形式，形成对村社群众账本积分的常态化审核，并将审核结果经村务公开栏、“大喇叭”宣传队和网络等形式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以此来强化群众对于“美好账本”的信任与认同。在此基础上，D镇进一步拓展“美好账本”的实践领域，把村级事务全部纳入“美好账本”制度体系中，开展“村庄是我家，治理看大家”的活动，发动村社群众共同推进美好工作，形成“美好账本”对当地居民的全覆盖。

第二，以组织为保障，通过党建引领强化“美好账本”治理绩效。2020年，D镇所属的J市印发《J市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和村级事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D镇充分响应J市的政策号召，以党员为核心开展美好主力军建设，以保障“美好账本”体系的运转。美好主力军包含三种组织形式，包括“美好治理志愿者”、“美好治理顾问团”和“美好治理领航员”，分别帮助处理村社日常事务、村社发展以及村社环境建设。“美好治理志愿者”以党员志愿服务者为核心，以村干部、网格员、村民志愿者为主要力量，引导更多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服务、便民服务、矛盾纠纷调解等各项村级日常事务。“美好治理顾问团”是由本村党员干部发起的，专家学者、医生教师、专业人才等组成的“最美参谋团”，发挥各类精英人才特殊优势为家乡建言、为家乡服务，规划村社的未来发展方向。“美好治理领航员”则是以党员干部为骨干、整合村社能工巧匠，推广做实垃圾分类，推动村庄绿化、庭院美化、地面洁化等环境建设。

第三，以奖惩机制为手段，实现“美好账本”内化为群众日常行为习惯。在人员全覆盖、组织有保障的基础上，“美好账本”制度体系通过量化考核积分制，依托美好积分完善奖惩机制，将“美好账本”制度内化到村社日常生活中。具体而言，D镇推行激励为主、惩戒为辅的操作措施。在激励机制中采取物质与精神奖励并举的方法，在物质层面通过形成“美好治理贷”、“美好消费券”、“美好体验单”的组合激励套餐，对达到相应积分标准的群众予以免费体检、消费优惠甚至低息、免息贷款，让群众切实享受到美好积分给自己带来的物质福利；在精神层面根据美好账本积分情况，评选“美好家庭”，通过宣传褒奖美好先进人物，让基层群众感受到美好积分给自己带来的精神富足。在惩戒机制中则采取警告为主、物质惩罚为辅的措施。对于那些“美好账本”积分过低的群众，村两委会视情况减少村社福利的提供，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网上公示的方式，让积分排名靠后的群体在“红脸出汗”中不断修正自身行为。

（三）“美好账本”治理绩效：回应D镇基层社会治理两大挑战

“美好账本”治理模式实现了国家政策规范和村规民约的制度整合，并通过人员、组织、奖惩机制的三要素协同将新的制度体系内化为群众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从而凝聚群众共识，增强“美好账本”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形成社会治理的闭环。在这种治理闭环中，“美好账本”有效回应了D镇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方面，通过建立“美好账本”这一综合的制度体系，实现了政府政策与村规民约在村社中的统筹协调；另一方面，“美好账本”的治理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热情，有效解决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群众主人翁意识不强、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由此，“美好账本”取得了以下两方面的治理绩效。

图1 “美好账本”治理闭环图

其一，有效回应“管理老一套，各唱各的调”的碎片化治理挑战。相较于以往政府政策与村规民约在实践中“貌合神离”的困境，D镇“美好账本”模式以信用体系为依托，统筹村规民约与政府政策，构建了一个基层社会适用的治理新框架。在该框架中，“美好账本”模式通过制度整合，使基层群众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践行村规民约中的行为规范，实现两种制度的统筹协调。例如垃圾分类工作，既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小事。为了达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年大变样、三年见成效、五年全面决胜”的总要求，D镇通过“美好账本”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各村村规民约中，并施行在线评分，定期进行榜单排名，让垃圾分类变成人人参与的新风尚。在这一治理模式下，D镇的垃圾分类取得显著成效，村社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正确率均已达到100%。由此，“美好账本”实现了政府政策精神与村规民约内容的有效整合，从而很好地应对了碎片化治理挑战。

其二，有效回应“干部连轴转，群众站着看”的消极治理参与挑战。“美好账本”模式不仅追求基层场域中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更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深化群众自治实践。一方面，“美好账本”通过整合村规民约、培养自治队伍，引导基层社会组织和村社个体有序参与社区事务，进一步提升村社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另一方面，“美好账本”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让村社群众感受到社会合作治理实惠的同时，也涵养了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唤醒村社成员参与村社发展的主体意识，增强村社个体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实现外在治理约束向村民自觉的转化。

三、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路径：“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双重嵌入

秩序表征着社会的协调、稳定与和谐状态，是社会理性的彰显。211社会共同体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起到规范、指引、约束社会个体的作用，给社会实践带了规律性和可预测性，该社会系统就获得了社会秩序。2311因此秩序的核心表现为场域中的制度通过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以达到有序的运转状态。内生性秩序的建构本质上遵循着秩序的生成路径，但在制度层面与个体行为作用层面具有一定差异，D镇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实践中内生性秩序的生成路径。在“美好账本”模式下，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整合实现了二者在制度层面的平衡统一，通过综合性制度体系来维持场域内个体的有序运转，从而实现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统一和平衡，推动内生性秩序的生成。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就尝试以“国家—社会”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秩序问题。他们分别从西方政治社会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出发进行理论探索：前者以权利分化与交换讨论秩序；后者则从“合”的立场出发，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统一。2411但是这种论证却往往假设“国家”与“社会”是二分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秩序观深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洛克式“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来搭建秩序；相反，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则以“差序格局”为主，强调更大权威对于较小层级的包容，2511以黑格尔式“国家高于社会”的架构来搭建秩序。这种二分式的秩序框架探索，或是否定国家及其建制于社会的正面意义，或是否定社会之于国家建构的正面意义，不论对何种路径的强调都会造成对现实的误导。2611

以米格达尔和邓正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突破了二分法式框架的束缚，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探索秩序问题。米格达尔从国家与社会相互竞争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展现了比较研究的视角。该理论侧重于过程，注意到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及其合纵连横的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2711邓正来则从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角度出发，提出社会成员通过对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可以逐步影响国家的决策，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些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是缺乏微观聚焦，米格达尔和邓正来构建的模型回应了时代变迁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这种视角下的秩序探索更多以宏大的社会环境为场域背景，缺少对基层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是缺乏对中国治理实践的关注，这些理论与当今的政策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矛盾，难以解释中国实践中的真实互动机制。

很多学者为此转向更加微观的解释，比如肖瑛提出了“制度与生活”作为审视中国社会秩序的视角。2811在该解释中，“制度”是指代表国家权力的正式制度及其代理人，“生活”则是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作者通过分析制度实践中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互动的复杂机制，来分析中国正式制度变迁的实际逻辑以及民情变动的机理。这种理论解释扎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承，从近几十年的社会改革实践中来试图建构理论解释，将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连接起来。“制度与生活”框架为我们从微观视角建构中国秩序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社会秩序的理论探索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但是，如果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来检验该理论解释，可以发现依然存在解释的空白：第一，制度选择的局限。肖瑛所提出的制度主要是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而对非正式制度关注较少；第二，单向度的作用分析。“制度与生活”模型聚焦于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较少关注社会生活对于制度的反作用。

通过对已有理论的审视可以发现，已有的丰富的理论解释依然难以有效诠释现代化转型中中国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建构路径。本文基于基层社会创新的实践，提出双重嵌入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内生性秩序的建构机理。双重嵌入是指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与以社会惯习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共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通过将与国家政策吻合的制度内化为社会中个体的行为规范，推动社会内生性治理秩序的生成，并在治理实践中不断将国家制度和社会惯习相互整合，最终形成秩序演化的逻辑闭环。与已有理论不同的是：首先，双重嵌入解释模型修正了二分法框架存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割裂的认知误区；其次，该解释聚焦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基层社会秩序问题；最后，该解释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基层的互动关系。

因此，依托双重嵌入解释模型对D镇“美好账本”典型个案进行再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提炼出内生性秩序的建构路径：制度层面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惯习的整合；实践层面将外在刚性制度内化为个体行为规范；效果层面则进一步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惯习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的良性互动。

（一）制度层面：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惯习的有机整合

制度整合，就是增强各种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增加一致性、统一性和聚合性，减少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进整个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协调性和有效性。2911以往的制度整合往往导致国家对于社会自治空间的侵蚀，如何既巩固国家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又为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发展留下空间，是当前基层制度整合所面临的挑战。D镇“美好账本”治理实践展示了以信用体系为依托的制度整合模式，即在承认两种制度共同治理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模糊性的制度表述和微观操作层面的有效制度创新，为非正式制度的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

表2 “国家—社会”视角下已有理论框架比较

一方面，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在正式治理结构中将社会非正式制度纳入其中。实践表明，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正式制度需要与基层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实现深度融合，从而建立起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3011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3111近年来被逐步整合吸收，成为基层正式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D镇“美好账本”以J市政策为指引，不断推动两种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深度融合：第一，以道德建设培育基层治理的文化土壤。在《J市乡村德治工作指导意见》指导下，D镇“美好账本”模式将传统道德的软性约束转换为以信用积分为基础的硬性行为规范，进一步增强道德规则在治理实践中的可执行性，通过培育社会良好风尚助推基层善治。第二，以社会力量提升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D镇“美好账本”模式积极响应《J市关于整合壮大“十支队”助推乡村治理的意见》，广泛吸纳村社自治团体、乡贤、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实践中，壮大美好主力军，拓展美好治理场景，通过群策群力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基层的制度创新为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留下充足空间。正式制度凭借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强制力，很容易在制度整合中侵占原本属于社会的自治空间。为此，D镇在制度整合过程中运用较为灵活的表达，如“违反村规民约扣10分”等表述形式，既承认了村规民约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未对村规民约的具体条款作出解释，使各村社可以根据具体治理情境做出灵活的使用。这种灵活性表达凭借积分制赋予村规民约相应的执行力，同时给村规民约的使用留下充足的空间。这样，不同村社可以依据自身的村规民约对“美好账本”进行因地制宜的运用，从而最大限度满足多样化的治理需求。

（二）实践层面：外在刚性制度内化为个体行为规范

内生性秩序生成的关键是如何将外在的刚性制度内化为个体行为约束。“美好账本”的治理实践为实现这种制度内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美好账本”治理创新实施以前，D镇存在着很多制度与群众生活脱节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制度确立后群众不愿参与、不能参与等问题。为破解上述治理难题，“美好账本”通过系列制度规定，努力实现国家制度生活化，并将社会惯习与现在治理制度要求有效衔接，实现社会惯习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实现制度向群众日常生活的嵌入。

首先是实现了国家制度的生活化。“美好账本”通过激励机制推动群众参与，使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内化为基层群众的日常行为规则。D镇搭建美好“比拼大擂台”，将政策要求转换为具有民间特色的“我的庭院我治理，你的庭院我来比”、“垃圾分类来找茬”等评比活动，在互看互比中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在此基础上，竞赛比拼的结果会转换为美好积分记录在“美好账本”中，群众不仅可以凭借该积分兑换相应的消费券、免费体检甚至低息无息贷款，还可以获得“美好家庭”、“美好先进人物”等荣誉称号。通过上述“比拼氛围营造，激励机制兜底”的策略，使得党委政府的政策真正能落实到每家每户，实现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内化为基层群众行为规范。

其次是实现了社会惯习的规范化。“美好账本”通过信用积分使个体有序参与村社治理，将软性的社会惯习规范化为具象可操作的规范要求。社会惯习是一种存在于基层社会个体中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它为行动者知晓但无法用话语形式表述。3211社会惯习基于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成为村社群众交往中无形的约束规范，但又因其抽象的特性，导致该规范会根据不同人、不同事件而发生较大变化，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针对上述问题，D镇实施的“美好账本”将村社个体日常交往中的伦理道德要求，诸如孝亲敬老、勤劳节俭、遵守诚信等转化为可记录的信用积分，通过积分形式将较为主观随意的传统人际评价转化为客观标准的行为规范，从而将软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惯习规范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化微观治理机制。

（三）效果层面：实现国家制度与社会惯习的再平衡

这种秩序框架的再平衡机制是指在双重嵌入对国家力量和社会惯习初次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赋权培育社会的自主性，通过社会认可提升国家与社会多元力量的沟通合作，形成内生性秩序框架下国家力量与社会惯习平衡统一的治理格局。生活化的国家制度和规范化的社会惯习使整合后的制度体系内化为基层场域中个体的行为逻辑，从而实现了内生性秩序的建构。

其一是增强国家制度的社会认同。相对于社会而言，国家制度是外在于社会场域的制度机制，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不兼容。双重嵌入模式下，基层政府通过党建引领、信息共享、便民惠民三种路径来回应上述不兼容的实践问题。第一是党建引领。D镇“美好账本”治理模式以党员为核心，针对不同的治理需求推行多样化的队伍建设，吸引各行各业的群众参与其中，以此将国家力量代表的党员群体嵌入到多元化的社会网络中，从而实现国家力量与社会运行逻辑的契合。第二是信息共享。D镇构建了全方位的“美好账本”信息共享渠道，将美好治理的实施情况通过线下文化礼堂议事角与线上微信、钉钉等网络平台同步展示，确保信息公开透明，便于群众监督，提升群众对国家制度的信任。第三是便民惠民。“美好账本”有效整合了镇域范围内的银行、超市、卫生院等各类资源，将美好积分与丰富的物质奖励挂钩，通过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以此来增强他们对国家制度的认同。

其二是实现社会惯习的国家制度赋能。社会惯习类似于文化要素内嵌在基层社会场域中，双重嵌入通过初次整合将这种社会惯习演化为具象可操作的行为规范，而在再平衡策略中，国家通过制度和数字技术进一步赋能社会惯习，培育社会自治的力量。2020年以来，J市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打造全国首个全面落地的乡村钉平台，构建起县、镇、村、组、户五级管理的数字乡村架构体系。D镇将“美好账本”模式与乡村钉平台进行联通，把数字技术的优势强化到帐本中，以户为单位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将村规民约、传统习俗等社会惯习通过每日一积分、每周一汇总、每月一考评、每季一公示、每年一表彰的“五个一”积分管理机制转换为长期性的居民行为，从而凝聚村民公共意识和道德规范。国家在赋能社会惯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基层社会场域的进一步嵌入，加强了其在文化层面推动基层社会构建治理共识的能力。

图2 双重嵌入结构框架

四、结语：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秩序发展与创新的思考

高速的社会变革使得现代社会呈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高度复杂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单纯依靠建构秩序或自发秩序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在现代化转型中既需要保证国家力量在场，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行，又要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力量，以此来应对高度复杂的治理难题。“美好账本”模式从秩序层面回应了转型中生发出的治理挑战，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国家正式制度与社会非正式制度的整合，并通过一系列可操作措施内化为群众日常行为，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双向提升。当前的秩序结构探索需要朝着更加综合的方向前进，即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的统一和平衡。实践的变迁带来了理论层面的新思考，本文因此提出了双重嵌入理论解释，来回答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形成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统一平衡的内生性秩序格局，并从微观视角出发，阐述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层面的整合及其与基层场域的双向作用关系。

双重嵌入解释提供了内生性秩序的建构路径。双重嵌入解释注意到国家正式制度和社会非正式规则是如何双向互动的，从而勾勒出现代化转型中基层内生性社会秩序生成的三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制度与社会惯习的整合，这种制度体系的整合在保证两种制度一致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为以社会惯习为代表的自治力量的运行留下了充足的空间；第二阶段是制度实践的综合，通过国家制度生活化与社会惯习规范化，将外在刚性制度内化为基层群众的行为规范，推动了现代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建构；第三阶段是内生性社会秩序在运行中不断调整优化，实现嵌入场域中的两种制度体系动态平衡，从而既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认可，也进一步培育了社会自治能力。

双重嵌入解释也为基层社会秩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往很多理论解释倾向“此消彼长”的发展路径，即在现代化转型的不同时期或是因为不同危机事件冲击形成“强国家、弱社会”或者“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这种路径的弊端就在于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的极度不均衡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例如“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社会自治空间被严重挤压，造成社会自治力量的畸形发展；“强社会、弱国家”格局下国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过度回撤，将社保、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职责转移给社会，导致公共服务短缺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因此在基层社会秩序的新的探索路径中，通过整合的制度机制来协调国家与社会力量，推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既保障社会自治的充足空间，又能强化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

注释

1相关文献有：陈毅：《党建引领：构建乡村内外秩序走出乡村民主治理困境——基于中部某省GW村小组的观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许源源、左代华：《乡村治理中的内生秩序：演进逻辑、运行机制与制度嵌入》，《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8期；董运生、张立瑶：《内生性与外生性：乡村社会秩序的疏离与重构》，《学海》2018年第4期。

2周庆智：《政社互嵌结构与基层社会治理变革》，《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3周庆智：《官民共治：关于乡村治理秩序的一个概括》，《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4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

5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6卞利：《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杨建华、赵佳维：《村规民约：农村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8温铁军、杨帅：《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理论探讨》2012年第6期。

9卢学晖：《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中国行政管理》2 015年第8期。

10周庆智：《重构乡村社会：国家视角或社会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11党晓虹：《虚置与重构：乡规民约的当代困境及未来走向析论》，《理论导刊》2016年第8期。

12彭忠益、冉敏：《乡村治理背景下村规民约发展的现实困境与重塑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4胡雅琼：《利益相关：城市居民自治的内在动力》，《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15赖骏楠：《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之重构：观念论的力量与客观性的界限》，《中外法学》2 014年第1期。

16梁清华：《当前中国法律失灵的原因及对策》，《法学》2000年第8期。

17张镭：《论基层自治规则的主导作用及其法律保障》，《法学》2018年第9期。

18侯志阳、张翔：《作为方法的“中国”：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4期。

19王伟：《信用监管的制度逻辑与运行机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1期。

20徐勇：《“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1郎友兴、陈文文、薛晓婧：《村规民约的文本和背后的治理议题及演变——以浙江省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为例》，《治理研究》2022年第5期。

22常东亮：《“秩序”与“活力”的价值阐释及其辩证逻辑——基于“中国之治”维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1期。

23王正绪：《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

24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5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26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7[美]米格达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28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29张保权：《制度整合、制度定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兰州学刊》2018年第6期。

30杨嵘均：《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

31[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航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