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土文化自信重构路径研究

作者：傅　琼 郭　岩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长白学刊》 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6-06  浏览次数： 31030次

【摘　要】乡土文化自信既是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提高乡风文明水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然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文化治理模式同质化、乡村民众价值追求多元化、乡土文化建设内在动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乡土文化自信面临严重危机，阻滞着乡村振兴的步伐。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缓解乡村文化危机，加快推进移风易俗、改变乡村文化治理模式，贯通城乡优秀文化、调整乡村民众文化观念，激发乡村民众主体意识、增添文化内在动力，成为重构乡土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土文化自信；乡风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文化自信的问题，乡村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更加得到关注。党中央多次强调“三农”工作对于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意义[1]，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吸引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农村因之呈现衰落趋势。表面上看，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但在深层却反映出乡村民众在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对于乡土文化自信的缺失。[2]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民众拥有高度的乡土文化自信方能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持。因为只有广大乡村民众认同乡村本土文化，才能发挥出乡土文化对乡村民众的凝聚力，以促进乡村民众对其进行积极的传承与创新；只有广大乡村民众建立起对乡土文化的强烈自信，才能使其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外化于行，成为振兴乡村的重要动力。[3]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贯彻实施之际，更应发挥乡土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为实现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

一、新时代重构乡土文化自信的多重价值

自信方能自强。乡土文化自信是指广大乡村民众群体对乡村滋养并传承下来的文化的认可、对自身价值信念的肯定、对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自内心的自豪。[4]这种自信绝不是对自身文化的盲目自信与崇拜，而是乡村民众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坚信与弘扬。它扎根于五千多年的传统农耕文明，虽经世代演绎，但其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追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乡村民众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成为中国文化绵延恒久的内在支撑。正如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5]602-613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文明乡村”[6]的进程中，乡土文化自信的重塑具有不可替代的多重价值。

（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动力

从倡导美丽乡村建设到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期间，以树立乡土文化自信为目标的乡村文化建设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7]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在农村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而成的精神财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乡村民众自恰自如的根基。乡土文化自信，既是乡村振兴中乡风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文化繁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就前者而言，乡风文明是指与乡村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相协调的良好社会风气、风俗、风尚，它使生活于域内的广大乡村民众关系和谐、舆论昌明及举止礼让，因而被视为乡村振兴之“魂”。事实上，乡风文明的内核便是乡土文化自信，广大乡村民众唯有认同乡村土生土长的文化，方能积极传承并创新生于斯长于斯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努力将其汇聚到乡风文明的建设之中，彰显出文化的精神支撑力。就后者而言，乡村文化繁荣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都离不开乡村民众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而唯有乡村民众信仰乡土文化，将自信自立自强的创造力发掘出来，方能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释放出来，繁荣乡村文化，树立起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化事象，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力转变，造就出对乡村发展前景的自信，进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创造条件。

（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举措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乡土文化自信的内涵和外延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乡村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一方面，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仍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而决定乡村民众思想观念的乡村文化发展任务，又是最难完成的。要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思想站位十分重要。唯有广大乡村民众在看到问题之时，不漠视不轻视更不否定优秀传统乡村文化，以坚定的乡土文化自信，扬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掘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推进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文化自信，方能积极主动地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乡村发展之中。如此便既能努力消解乡村文化发展不充分表现出的文化生活空心化的问题，又能直接扩大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需求，促进基层政府着力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文化资源供需匹配，缩小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的差距，从而助力农村社会均衡发展[8]，助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增强乡村凝聚力的内在支撑

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振兴乡村文化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是重要的引领力及助推力，但它们总体是外在于乡村的力量，是外因，无法代替乡村民众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换言之，振兴乡村的时间紧、任务重，不容心神不定、游移彷徨，唯有乡村民众树立起强烈的乡土文化自信，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做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才能担负重任，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留守乡村，只要心怀乡村情感，便能相互扶持，弘扬好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优秀传统。正如近些年时常被人们提起的乡愁，它便是长年在外的游子对乡村抱持的深厚情感。他们渴望青葱岁月生活的家乡繁盛起来，十分关注乡村社会发展，尤其是对乡土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期望助力乡村文化建设。因此，培育乡土文化自信，有利于增强乡村民众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目标的理解，提升其科学文化素质，为振兴乡村锻造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新型职业乡村民众。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村精英，致使乡村出现人才空心化的现象。加快乡村建设步伐、引领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抱有强烈自信，才能形成对自身生产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肯定，进而有意愿留守农村，投身乡村建设，缓解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向城市集中、乡村空巢化加剧的问题，从而拓宽乡村建设空间，凝聚振兴乡村内在动力。[9]

二、新时代重构乡土文化自信的困境与挑战

村落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文化自信只有涵养彼此，才能营造乡村的宁静祥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文明不断冲击着传统乡村社会，思想日益多元，与乡村既有风俗文化等发生激烈碰撞，使得乡村民众的价值观念、文化追求、行为准则等都发生了改变。[10]乡村社会守望相助的村落公共理念日趋消弭，乡村公共伦理和道德的约束力渐次失范，乡村精神家园面临极大危机，乡村民众的精神归依和生命意义遭遇深层困扰，这成为新时代乡土文化自信重构无法绕开的困境与挑战。

（一）城乡发展不均衡造成乡村文化危机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伴生问题也日益显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工作重点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托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中国选择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因就业机会多，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乡村的劳动力，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封闭的内生性乡村发展已无法如常运转了。乡村民众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缓慢而持久的转变，乡村文化出现了诸多问题[11]，乡村文化危机遂而呈现。其一，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从横向看，乡村社会的发展普遍滞后于城市，但从纵向看，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有较大提升。由于摆脱贫困的渴望特别强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被基层误读，一些地方将发展经济当作唯一指标，投入几乎全部精力，或创办乡镇企业，或有序组织乡村民众外出务工，一度使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其二，文化建设收效甚微。文化是乡村民众精神安身立命的归所，不可或缺。所以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保障公共文化发展的政策法规，乡村文化建设工程逐步启动。有的乡村在各级政策扶持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过，由于没有以满足乡村民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为导向，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据笔者访谈部分地区发现，基层政府多倾向于直接将城市文化建设中效果较好的设施投入乡村，未能结合地区禀赋考虑本地区实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难以调动乡村民众群体对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仍未得到深层次的平衡和充分发展。其三，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大量乡村民众向城市地区转移使得乡村文化建设出现人才短缺的状况。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乡村民众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会做出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力得到解放，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入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水平更高的城镇务工，乡村文化建设主体逐渐从乡村社会中抽离出去，即便老一代乡村民众坚持留守乡村，也很难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力量，乡村文化“空心化”趋势加深。可见，乡村文化产业起步相对较晚，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专业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尚未形成，产业发展较为离散，规模效益难以实现。故而，乡村地区文化资源虽较为丰富，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与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相比尚存差距。[12]要化解文化危机，亟待重构乡土文化自信，来构建契合乡村社会持续发展需要、乡民主动参与的文化新貌。

（二）现代化渴望效仿出乡村文化同质化模式

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而无论是政策还是科学，都需要依赖治理的效能，才能见得到成效。按照发展有先后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横向看，国家在乡村的投入一度不如城市；纵向看，国家推出了系列积极政策和措施来推进乡村建设。但就实际效果而言，文化领域中乡村文化治理存在因地制宜意识不足缺憾。比如，有乡村文化建设中多执行国家的统一政策，导致文化建设脱离区域自身资源禀赋状况，呈现出文化治理模式同质化倾向，乡村文化难以得到多样化发展。同时，千村一面的建设风格，也使得乡村独特性日益被遮蔽，人们很难在乡村人居环境中感受到乡味和乡愁，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自然日趋弱化。而这种千村一面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吸引力。在人们看来，城市地区不仅有高速发展的经济，也有更加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况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高速发展的城市文化渐渐包围了传统乡村文化。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主观上将城市文化作为评判乡村文化的标准，忽视地区的禀赋特征，一味追求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使得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难以得到体现，与城市文化的趋同化趋势愈发明显。同时，乡村基层领导者往往对文化建设的目标存在片面认识，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缺乏自觉性，对于文化发展任务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执行，并且过于注重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更高经济利益的实现，淡化了乡村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这种功利性、格式化的文化治理模式必然影响乡村民众的文化价值判断，进一步瓦解乡土文化自信。除此之外，由于基层领导者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认知不足，组织开展的特色文化活动也在逐年减少，各地乡村文化的独特性更加难以体现。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更趋于私人化，文化活动形式日益简单化、内容单调化，其在乡村民众心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日渐衰落难以避免。在这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同质化倾向下，乡村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整体性遭破坏，乡村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也不断弱化，进而使乡村文化建设陷入了“内卷化”的状态[13]，必须尽快化解。

（三）多元价值角逐消解乡土文化凝聚力

文化的力量在于能够在代际间传承，引导人们应对生存中的困境，并遂而成就民族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在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存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它是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14]基于相似的地域条件与密切的血缘关系，乡村民众在农业生产生活中有着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遵循着相似的伦理价值观念，乡村社会得以正常运转。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唯利是图、利己主义等消极的价值取向，对乡村民众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形成了冲击。[15]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促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土文化已不能代表社会运行原则和发展方向，其导向力弱化，部分乡村民众滋生了“去农文化”倾向。当前，我国乡村民众的经济收入水平实现了大幅提升，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民众对物质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是农村社会所无法完全满足的。加上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大量城市文化涌入农村，乡村民众文化价值观在城市生活方式与社会规范的影响下发生改变，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已无法完全满足乡村民众日趋多元化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偏离甚或放弃传统文化样态，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自信逐步瓦解。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抽离了包括文化建设主体在内的大量乡村文化资源，地域与血缘关系的认同被打破，“熟人社会”正在向着“半熟人社会”转变，“差序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利益驱动，乡村民众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的价值导向，团结友爱、重义轻利等传统优秀价值观逐渐被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消极价值选择所取代，乡村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面临崩塌。[16]当前，适应乡村文化转型的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原有的价值体系又受到现代化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乡村民众很难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独有价值，其乡土文化自信必然产生动摇。

（四）乡村文化振兴缺少农民自身内生动力

文化自信在本质上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接受度，规约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乡土文化自信是促使乡村民众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信心之源。如前所述，现代化进程中，多元外来因素的涌入改变了乡村民众的文化追求，带来了乡土文化的认同危机，使本就脆弱的农村文化生态体系遭到极大影响乃至破坏。在此背景下，乡村民众的乡土文化自信受到冲击，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缺失。进入新时代，增强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乡村民众群体对传统农耕文化价值认同的减弱。农村社会在土地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乡村文化自然也难以脱离土地独立发展，但在城市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乡村民众普遍视农业生产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村往往也被贴上贫困、落后的标签，乡村民众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不断降低。同时，现阶段农村教育缺少乡土情怀教育元素，契合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知识学习成为普遍惯习。农村学子也多抱着好好读书以脱离农村的想法，在潜意识中滋生出逃离乡村的“理性选择”。加之乡村教育弱化，农村孩子进城读书成为很常见的现象，孩子们对村落共同体的认知很模糊，对乡村及农业的情感越来越淡薄。如此，传统农耕文化传承主体缺失，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乡村民众，但由于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很多乡村民众仍认为乡村文化建设是国家的事情，政府应承担其责任，与自身无关，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不足，更难以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乡村民众文化追求的改变表面上呈现出对城市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与对小农生产方式的抛弃，但深层次却反映出我国乡村民众乡土情结淡化，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选择中处于迷茫状态，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内生动力。

三、新时代重构乡土文化自信的路径选择

城乡之于国家，犹如人之两足，不可偏废。乡村振兴是目标也是现代化国家的底线。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7]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是激发乡村民众积极投入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但“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18]55。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任务，需要各种内外部因素协同作用，增强乡村民众对乡土文化的信心，谨守正确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依托多路径建构起充满活力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缓解乡村文化危机

乡土文化自信的缺失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其首要原因便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使其缺乏树立自信心的底气。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稳定乡村民众生计模式，尽量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增强乡村民众乡村生活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为重新树立乡土文化自信创造条件。在振兴乡村产业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建设被置于重要位置。我国乡村民众群体数量庞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进而产生了更多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但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二三产业占比仍较低，这制约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实现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发展，首先需要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借助乡村振兴的有利条件，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地方发展规划中，提高文化产业在乡村经济中的比重，助力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还要立足于各地文化资源禀赋，打造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竞争力，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在吸纳更多乡村民众就业的同时，使广大乡村民众认识到乡村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增强其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信心，守住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乡村文化源于乡村并依托于乡村存在和发展，其蕴含着数千年农耕文明所沉淀下来的历史价值与道德追求。乡村文化产业集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于一体，其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虽是物质性的，却可以引导乡村民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19]因此，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处理好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对乡村文化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要充分发掘其社会价值，焕发乡村文化新的活力。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较慢，城乡二元结构下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很大不平衡，较为发达的城市文化往往很容易占领农村的文化市场，向乡村社会进行文化输出，进而加剧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20]我国农村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当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最有效可行的方式便是将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在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关系的前提下，利用旅游业将乡村文化价值外化。此举一方面可以体现各地的乡土文化特色，使广大乡村民众在参与旅游开发的同时感受到乡土文化有别于城市文化的独特特质，深入理解乡土文化的内涵，进而改善其因城市文明冲击而形成的消极价值观念，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以加快乡村伦理道德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可以以经济手段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使乡村民众切实感受到文化产业发展为其带来的好处，提高经济收入，促使其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建设中，以积极的姿态进行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缓解乡村文化危机，增强乡土文化自信。

（二）加快推进移风易俗，改变乡村文化治理模式

在城市文化的渗透下，广大乡村民众群体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在文化表达中呈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传统的礼俗秩序已不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乡土文化自信缺失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乡村文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不符的矛盾。重构乡土文化自信，必然要求乡村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找准自身定位，加快实现移风易俗，实现传统乡村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背景下，首先要进行乡村伦理道德体系的重塑。这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针对传统文化，要树立正确的继承态度，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二是针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强势冲击，要跳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发挥公序良俗的力量，改变乡村民众多元价值并存的混乱状态，引导其树立正确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要立足于乡土文化自身的独特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乡村文化教育活动，使乡村民众转变对乡土文化的固有看法，增强认同心理从而助力文化自信的重构。新时代，乡贤群体在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中同样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当代乡贤出身于草根，或为回归农村的知识分子、企业人才，或为留守农村的村庄干部、精英乡村民众。他们一方面拥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及完善的人际社会网络，对乡村的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有着较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受到优秀现代文化熏陶，能够利用自身知识才干，维护乡村社会秩序。[21]因此，各地政府要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广大乡贤返乡，留住优秀人才，发挥其引领与教化作用，助力移风易俗行动的开展及新型乡村社会规范的建立，焕发乡村民众的乡土文化自信。[22]

乡风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中尤为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利益的实现，被动地执行各项文化发展政策，加上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维系本村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我国乡风文明建设存在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阻碍乡土文化自信的形成。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要改变乡村文化治理模式行政化的现状，突破乡村文化建设同质于城市文化的限制，帮助乡村民众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认准自身文化追求。第一，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者，基层政府要立足本地实际，出台合适的文化建设政策。同时继续增加经费投入，充分考虑广大乡村民众的文化诉求，尽量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精准配置，解决文化资源的供需矛盾。第二，要加强对乡村基层组织权力运行的监督，建立基层领导者的自我约束机制，为乡村文化建设营造公开透明的环境。并要增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意识，提升基层组织文化服务效能，增强乡村民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第三，在坚持政府主导文化建设的原则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并在传统村规民约中融入现代文明，利用正式的村民自治、新型村规民约及非正式的村庄舆论约束等有效德治手段重塑乡村民众的伦理道德追求，以凝聚乡村民众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23]

（三）推进城乡文化融合，调整乡村民众文化观念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强势介入以及乡村文化人才的大量外流使得乡村文化很难得到充分发展，影响乡土文化自信的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既不能脱离传统农耕文明，又要吸收城市文化的精华，在保持与城市文化的互鉴中实现自身的发展。[24]我国乡村文化在传统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是乡村民众在长期实践中凝聚而成的精神财富，也为乡风文明的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乡村文化的影响下，一些乡村民众仍存有浓厚的小农生产意识，不愿接受先进文化的指导，在面对城市文明的冲击时，容易丧失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同时，城市文化也具有重义轻利、人与人之间信任机制缺失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有效贯通优秀城乡文化是重构乡土文化自信的重要策略。城乡文化的贯通首先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城乡文化共生发展的基础上保留乡村文化独有的特点。[25]我国地域广阔，不同的地理环境及资源禀赋造就多种多样的乡村文化，为实现文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克服城乡文化的同质化倾向，在继承乡村文化的同时发挥创新意识，实现乡村文化的时代性与多元性协同发展，体现其独特价值。其次，城乡文化的贯通并不是要以先进的城市文化代替传统乡村文化，而是要改传统的“以城统乡”模式为“以城带乡”。[26]借助城市的文化资源、优秀人才来化解文化冲突，引导乡村民众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建立起高度的自信心，进而外化成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物质力量。

我国乡村民众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面对城市异质文化的冲击时，很容易形成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与对乡村生活方式的质疑，丧失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影响其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发挥。费孝通先生曾说：“生活在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27]这就要求我国乡村民众群体在多元文化格局下认清自身乡村文化定位。各地政府首先要发挥积极作用，对乡村民众进行思想文化教育，引导其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城乡文化：对待乡村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而是在充分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对待城市文化，要坚持辩证的看法，吸收其积极内容以丰富自身文化内涵。[28]与此同时，要积极鼓励城乡文化互动活动的开展，通过“城市文化下乡”活动，增进乡村民众对城市文化的了解，使他们认识到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城市文化并不完全适合在当前的乡村建设中运用，消除其对城市文化的盲目推崇：通过利用民俗文艺演出、乡村文化展示等多种活动方式，推动“农村文化进城”，弘扬农村优秀精神文化，提升乡村民众的乡土文化自信。

（四）激发乡村民众主体意识，增添文化内在动力

乡村民众既是文化事业的建设者，又是文化发展成果的享受者。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乡村民众文化自信的培育，而培育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必然要激发乡村民众主体意识，为文化建设增添内在动力。自信的文化必然要求其主体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形成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所有重构乡村民众文化自信的措施也要通过乡村民众从内心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才能实现。为此，基层政府首先要开展乡土文化教育活动，提高乡村民众群体对传承乡村文化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在增强乡村民众对乡村文化认可度的同时，鼓励其主动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尊重乡村民众的意愿，保护乡村民众的文化权益，充分考虑其文化诉求。要立足于乡村民众的实际需要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并改变过去乡村民众被动接受政府文化发展政策的状况，给予乡村民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权利。让乡村民众将个人情感融入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29]与此同时，各地基层政府要积极培育思想解放、观念先进的新型职业乡村民众，将其知识与技能融入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号召力与凝聚力，引导其他乡村民众改变落后的文化观念。除此之外，还要让广大乡村民众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适时调整自身生活方式，以减缓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对乡村民众生产生活产生的冲击，树立起乡土文化自信，顺利完成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转型时期，乡土文化自信的重构对乡村民众群体的价值理念与文化追求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对广大乡村民众进行思想观念教育，坚定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信心。[30]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引导其认识我国的主流价值，树立健康正向的价值理念，积极投身于文化建设中去。其二，通过科学文化教育提升乡村民众的个人素质及知识水平，增强乡村民众群体对信息工具及现代科技的应用能力，减轻乡村民众因城乡生活差距过大而产生的心理落差。其三，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也要警惕消极腐朽思想在农村的蔓延。要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有机结合，遵循大小文化对接规律，建构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具有包容和开放气质的、乡村民众主动选择的新型乡土文化，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增添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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