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逻辑机理

作者：朱金春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04-05  浏览次数： 32502次

【摘　要】边疆治理模式存在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分野，区域主义模式是当下边疆治理应该提倡与建构的主导性方向。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最重要的应是发掘并揭示其中蕴含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在德勒兹“空间层化”的视野下，国家在边疆所施行的治理使其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变为被国家秩序化了的“纹理空间”，呈现出基于空间上的举措而推动国家权力在边疆延伸并重塑边疆社会秩序的过程。这不仅展现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而且还揭示出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空间层化”的关键在于对流动性的控制与调节，由此推动空间形态的转换与社会秩序的重塑。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的意象与机理，不仅可以理解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而且对推动流动性情境下的当代边疆治理及其区域主义转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空间层化”；边疆治理；秩序重塑；区域主义

在边疆治理路径的探索上，学者们区分了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并指出应提倡并推动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实践，这无疑是正确的探索。但是，应该如何推动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虽然学者们提出要具有空间思维，并讨论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等区域主义治理实践，但是总体上有方向无抓手，甚至在实践中由于路径依赖而滑入族际主义治理模式。事实上，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不仅需要有空间观念并推动治理政策的空间转向，更为重要的是探索并揭示出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所蕴含的内在逻辑与机理机制。为此，本文借用德勒兹所提出的“空间层化”概念，在对“平滑空间”转向“纹理空间”的“空间层化”过程与意象展开讨论的基础上，探索国家在边疆是如何通过多种举措使得原本充满不确定性的“平滑空间”转化为基于国家权力而秩序化的“纹理空间”从而实现边疆治理目标的，并进一步探讨当代流动性情境下边疆治理的新挑战以及空间“再纹理化”的可行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空间层化”蕴含着区域主义边疆治理逻辑与机理的论断，认为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是一个边疆空间不断层化的过程，以历史与当代的边疆治理实践加以检视，并就当前流动性情境下边疆治理的路径方式展开反思与讨论，请教于方家。

一、空间视野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探索

边疆在一般意义上被视为国家疆域内的边缘性区域，因其地理、族群、文化与核心区的差异而呈现为一定的异质性，这就需要国家对这一区域施行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治理，此为边疆治理的基本缘起与特定意涵。学者们对边疆及其治理有着持续性的关注，并就边疆治理的逻辑进路、1治理模式、2转型重塑3等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在边疆治理路径上，周平等人认为中国的边疆区域与少数民族分布区域的重合，使得边疆治理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由此提出了边疆治理的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模式4的问题，并提出要建构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以消除族际主义治理的弊端。周平教授指出，由于中国边疆区域与少数民族分布区域的重合，使得对边疆的治理往往是以处理民族关系为核心，这一情形自秦朝至清代都是如此，形成了族际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其背后则是华夷之辨的观念及其实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民族政策的传统优势与路径依赖，也形成了以处理民族关系为核心内容的边疆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有其合理性，并且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十分明显，突出表现为民族关系治理的单一性遮蔽了边疆区域中的多样性关系，造成了边疆治理在主体结构、空间范围、政策取向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难以适应当代边疆的实际。5因此，周平指出需要探索与建构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这一观点得到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与认可，认为“传统的边疆治理延续时间决定论的取向，突出时间（历史）维度边疆治理话语叙事和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作用，遮蔽甚至扼杀了边疆治理的空间想象，即时间（历史）消解了空间，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去空间化特征”6，并纷纷讨论探索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路径。边疆治理中区域视野的缺失或去空间化的取向，实际上遮蔽了边疆治理在特定空间展开的过程以及以空间为对象的实践，影响着对区域主义边疆治理脉络与实践的发掘与呈现，也制约着对区域视野下边疆治理中所蕴含的逻辑与机理的探索。

在如何建构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上，周平教授强调了要有全局性的空间视野、合理的主体结构与区域性的治理政策，其他学者也大多是持有这一观点，强调了空间思维、区域政策、区域战略等，强调对边境市县的区域性政策，7重点探讨了“一带一路”情形下边疆治理的空间模式与路径。8其中，何修良指出，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核心在于国家在场与在地治理，强调边疆治理的在地化、多样性、差异化、动态化治理。9这些观点在边疆治理区域主义探索上有所推进，特别是强调了边疆治理中的空间取向，着眼空间上的规划整合特别是在空间视野内的治理实践。在一般意义上，边疆治理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展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着对空间的形塑，因此治理本身也是一个空间过程。而对这一空间过程的描述、解析与审视，可能会更加深入地梳理与挖掘出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探索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模式与机理，需要回到边疆治理所展开的空间过程中，从过程性的解析中发掘其内在的逻辑，从而形成建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的指针及原则。

从空间过程的视野来看，历史上及当代的边疆治理有着丰富的空间意涵。历史上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不仅有着鲜明的空间意识，而且也基于自身的空间认知而展开着相应的治理活动，主要表现为以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来规范与引导边疆人群的行为，以推进以边疆内地一体化为目标的社会整合。具体而言，这些空间实践是一种理性的有策略的行动，综合了机构设置、制度设立、权利义务、礼仪规范等多种举措，使得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当代的边疆治理，也十分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空间整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民族原则与区域原则相结合且以区域为底色的安排。总体来看，这种空间上的安排可能是周密筹划的，也可能是顺势而为，但是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效果则是多样且可能未曾意料的。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主义的实践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且揭示出背后的观念与理念，但总体上却缺乏理论上的提升，难以形成一种规律性或者根源性的认识，也就难以对其中存在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脉络与逻辑展开深入的梳理与挖掘。

事实上，在学者们的边疆治理研究中，也有着对空间的理论自觉，集中探讨在历史上中央王朝是如何将边疆地方纳入统治范围并实施治理的，诸如，温春来在讨论贵州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过程中指出，“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和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10，为我们呈现了边疆治理中的地方视角与非汉人群的主体性，为理解边疆治理过程提供了新的视野。总体来看，学者们对边疆治理的探讨，即使是有着空间视野与理论自觉，依然存在着机制分析机理揭示不够深入的倾向，理论探讨也往往在此止步。这主要是因为，对于这些治理实践的讨论，一方面，在取向上主要着眼于其治理政策及其成效，而缺乏典型案例的解析以揭示其运作的机制机理；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则缺乏理论资源的援引与借鉴，也就是没有寻求到可以深入到逻辑机理层面的标示性概念与具备解释力的理论。这样在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都形成制约。

可见，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不仅是一个空间规划与区域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因空间治理而推动边疆社会改造与秩序重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因其在空间内的实践及对空间的整合而具体化，并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线程的在场而推进并逐渐细密化，推动着边疆各民族人群关系的整合与重塑，最终重塑了边疆的社会秩序与边疆景观，使得边疆改变其“弱国家空间”的形态而成为“强国家空间”。因此，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空间整合是其主要的展开方式，而社会秩序的重塑则是其中的关键议程与目标指向。这样，在边疆地区的空间整合是如何推进了边疆社会的重塑就成为理解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关键，这其中也蕴含着揭示区域主义边疆治理逻辑与机理的密码。因此，揭示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所蕴含的逻辑与机理，一方面要对其治理实践的脉络过程进行梳理并且进行理论化的归纳抽象，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标示性概念。

二、“空间层化”与边疆治理：意象、过程与机理

推动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转向，首要的是揭示出其中蕴含的逻辑与机理，而这需要深入到边疆治理的空间实践，特别是对典型案例剖展开剖析并以标示性的概念加以总结。事实上，这方面学者们已经有了积极的探索。王勇通过对甘南夏河这一“内边疆”区域草权变革所引起社会变迁，展示了国家在边疆地区进行空间整合的历史过程与内在机理。王勇指出，在传统“政教合一”的制度环境中，开放牧场、游牧生境、部落政治的结合造成寺院权威的高涨，从而使得甘南成为一个“弱国家空间”。而“草场承包”特别是“铁丝围栏进草原”这一对草场的空间划分与产权变革，使得传统的游牧民“使有恒产，不致游走”，夏河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为代表的“法理型权威”即“事先防控型权威”取代了魅力型和传统型权威即“事后救济型权威”，国家权力深入基层，夏河成为一个“强国家空间”，边疆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11通过这一案例，王勇提出了“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的命题并更一般性地提升为“空间层化即国家建构”，指出“中心层化空间”——“中原”向边缘“平滑空间”——“四夷”——不断拓展，是大中国国家建构规律的核心秘密。具体而言，“空间层化即从定耕确权到划界定牧——由‘中原到四夷’，乃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12这一研究的视野与理路对于我们理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的逻辑与机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通过产权上的关系变革与空间上的整合，边疆社会的秩序得以重塑从而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在草权变革所引发治理转型的探讨中，王勇援引并具体化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空间层化”的概念，并且将之视为理解国家建构中空间变化与转换的关键视野。事实上，王勇提出的“空间层化即国家建构”的理论命题可以在边疆治理中进一步细化与转化，也就是边疆治理实际上就是一个边疆从“平滑空间”（smooth space）转化为“纹理空间”（striated space）的过程，而这一转化也就蕴含着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逻辑与机理。

德勒兹提出“空间层化”这一概念，旨在讨论不同尺度、领域与意象中的空间形态与空间过程，以及层化过程转换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德勒兹认为，空间在形态或者模型上基本可以分为“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其中“平滑空间”指的是“质的多元体的异质空间”，而“纹理空间”是指“量的多元体的同质空间”，指出这一“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的对立形态在艺术、物理、数学、纺织等领域有着众多的案例呈现。13在政治领域，德勒兹以这一对立性的概念来表述国家空间与游牧空间。其中，“国家空间（state space）是‘条纹状的’‘网格式的’，其运动要受水平面引力的限制，因此只能在固定的‘点’之间运行；游牧空间（nomadic space）是平滑的、开放的，其中的运动可以从任何一点跳到另一点”14。德勒兹认为，“平滑空间和条纹空间——游牧的空间和静止的空间——其中形成战争机器的空间和由国家机器设立的空间——性质不同”15。

德勒兹提出“平滑空间”和“纹理空间”，不只是提供了理解空间的形式，而更多指向不同形态空间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其中特别指向国家这一空间所具有的特性。“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国家的特性主要包括以下四点：它是一个‘纹理空间’，倾向于把所有空间层化、纹理化；是一种僵化的节段性模式，倾向于建立共振的权力中心；是一种皇家科学形态，对空间实施层化，对僵化节段实施同一化；是一种过度编码的符号学，与层化、僵硬节段化协调运转”16。具体而言，“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层化……不仅要征服游牧运动，而且还要控制移民运动……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国家就与一种对各种各样的流所实施的捕获过程结合在一起——人口之流，商品或贸易之流，金钱或资本之流，等等”。也正是这一空间的层化，需要对运动展开控制，使得运动相对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断地对运动进行瓦解、重构和转化，或对速度进行调控。国家，作为路政官，变流器，或道路的枢纽：从这个观点看，它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通过对运动的控制，国家也就控制住了各种类型的流动性，并使得原来的“平滑空间”就转变为了“纹理空间”。“相反，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将使其内部或邻近的空间纹理化之时，那些穿透着它的流就必然会呈现出一部战争机器的样态，这部机器反抗着国家，并展布于一个敌对的、反叛的‘平滑空间’之中（即便其他的国家能够将它们的纹理隐蔽地置入这个空间之中）”17。

德勒兹的关于“空间层化”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要点：其一，国家有着“空间层化”的目标与冲动，就是要使其所占有的疆域从“平滑空间”变为“纹理空间”以实现有效的控制与统治；其二，国家使所统治的“空间层化”，主要是对不固定的运动或者流动（游牧运动是其中形象的比喻）进行控制与调控（对各种各样的流实施捕获）；其三，“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并且其中存在着相互转化与影响，“空间层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反复过程。

德勒兹“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的区分以及“空间层化”过程的分析，为我们理解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提供了生动的意象想象，其中也蕴含着理解边疆治理空间过程的逻辑机理。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边疆治理可以视为是国家推动的在边疆地区展开的“空间层化”过程。这一概念及其所呈现出的理论丰度，对于我们理解边疆治理特别是其区域主义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空间层化”所区分的“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为理解边疆的形态与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空间层化”的概念体系下，边疆可以视为是以平滑形式出现的“质的多元体的异质空间”，这一空间中有着难以把握的运动与流动性，因此可以视为国家控制薄弱的“弱国家空间”；其次，边疆治理呈现为从“平滑空间”向“纹理空间”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边疆空间形式与特征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变化之后的社会秩序重塑，社会秩序的重塑不仅使得边疆地区更加国家化，并且在文化景观上也有着鲜明的呈现；再次，长时段来看，边疆治理中的“空间层化”是一个充满着反复的持续过程，往往呈现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线程的不均衡进程，但是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这一进程明显加快；最后，在全球化时代，新的流动性造成在边疆地区“平滑空间”的再生产及其在内地的嵌入，从而使得边疆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空间层化”需要有着更为全面且细致的操作。

理论上看，“空间层化”提供了理解边疆治理的意象与视角，但要揭示边疆治理中的“空间层化”过程及其机理，则是要深入到边疆治理的历史过程与具体实践之中。事实上，历史上的空间划分，诸如传统天下观视野下的由五服空间延伸而来的夷夏秩序，以行政管辖单位而呈现的九州，都是“空间层化”的表现。在具体的边疆治理实践中，西南边疆从羁縻之制到土司之治到改土归流，事实上也是一个不断“空间层化”的结果。因此，以德勒兹“空间层化”理论的意象与过程来观察边疆治理，可以发现这就是一个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空间层化”过程，“平滑空间”在范围上不断被压缩、在密度上不断被稀释，“纹理空间”扩张并不断细密化，边疆逐渐成为一个“强国家空间”，但这一过程也不是从中心向边缘的单向度扩展，其中充满着拉锯式的推进与反复，呈现了边疆治理的反复过程与复杂面向。总体来看，“空间层化”呈现了边疆治理中的空间过程与逻辑意象，可以视为是理解区域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关键概念与理论视角。

三、边疆治理“空间层化”的历史实践：空间过程与秩序重塑

德勒兹“空间层化”的实施主体虽然更为倾向于现代国家，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统治手段与治理技艺，是包含传统国家在内的所有政治共同体都会实施的策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结构，从时间来看，表现为以朝代更迭为表征的循环与发展，而在空间上则呈现为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展开并最终完成大一统。在这种朝代循环与分合一统的过程中，推动最终完成大一统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则是范围逐渐扩展而密度逐渐精细的治理，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机理就是空间上的不断层化。

历史地看，边疆区域的“空间层化”伴随着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过程。农耕实践中农民对地块的整饬与划分，就是空间纹理化的微观具体呈现，城镇城市的出现创造了更大范围与密度的“纹理空间”。德勒兹就指出，“正是通过城镇的作用，农民及其纹理化的空间才被迭加于仍然运作于一个‘平滑空间’之中的耕作者（cultivateur）身上”18，因此可以认为城镇进一步创造出了农业。随着人群关系的地域性取代血源性，“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共同体”19，国家产生与发展起来，空间被重新组织与划分，自然空间被政治化亦即纹理化。在中国传统天下观中，五服与九州是对天下空间秩序的描绘，五服指向夷夏秩序，而九州则是指向现实行政区域的地理空间，20这是“空间层化”的想象与实践，呈现为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与差异。秦汉时期，经过中原区域内部的空间整合，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核心区域与边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凸显出来，边疆治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秦汉王朝呈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其对边疆的开拓与治理也达到了农耕中原王朝所能推进的最大程度。秦汉王朝的边疆形势呈现为与北部匈奴的拉锯对抗，及其在其他方位的拓展。秦汉与匈奴，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所区分的“城国”“行国”的空间形态与组织形式。由于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与政治共同体，固定性与移动性就呈现出“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相对应的意象。游牧匈奴的移动性使其“呈现出一部战争机器的样态”，形成对“纹理空间”的冲击。这也就成为农耕社会历史上不断浮现并需要与之对抗的力量，但困厄之处在于，农牧社会的生态与经济不支持其在草原社会的深入，无法对游牧空间展开深入的纹理化与秩序重塑。而在南方边疆，郡县设置使得“空间层化”得以推进，但并不像“内地郡县那样深入而具体”21，边疆治理是有限度地展开。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为一种政权分立与对峙的情形，但是每一政权都旨在加强对所统治区域的控制，展开着“空间层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由战争推动的多民族人群的频繁迁徙与空间运动，实际上就构成了“战争机器的样态”，在空间上呈现为一个“平滑空间”向“纹理空间”的逆转。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整合时代的来临。隋唐完成一统，特别是唐朝借助游牧力量的襄助，其边疆治理的视野与空间更为开阔。唐朝“构建起的‘天下’统治秩序也就有了府州统治区、都护府辖下的羁縻府州区、藩国区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22。其中，羁縻州府是唐朝边疆治理的一大特色，其成功原因在于“对内地与边疆非平衡性社会现实的承认”23，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实际是一种有限的“空间层化”，受到生态生产方式制约“不依赖移民占领而从外面将统治伸入其地”实施控制，是以不改变当地的地方权威与社会秩序为前提的，呈现为“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的交织。明朝在长城地带的对峙实际上体现了“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的拉锯，这也预示着新的空间整合时代的到来。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展，因其移动性力量实现了广阔地域的联结，德勒兹所指的“游牧运动”“战争机器”在此时有着最为鲜明的体现。《清实录》中说：“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而雨止也”24。也正是这种移动性，使其可以跨越不同的区域而实现疆域的一统。但完成一统之后的边疆治理，则表现为鲜明的建制性。元朝在边疆地区设置行省直接加以统治，而在行省制下主要是实施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这种不同层面的差异治理意味着元朝在边疆地区的“空间层化”局限于较为宏观的层面，在中观与微观层面还有待进一步细密化。

清朝最终真正完成了大一统，这种一统性呈现出权力象征的一身多任与群体控制的满蒙藏汉“共主性”25特征，而在空间上旨在“通过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的互动达到双方的均一化，所体现的则是边疆地区与核心地区双方的互动发展”26。清朝边疆治理更加鲜明地体现了“空间层化”的逻辑机理，其中特别强调区域间的内部划界。清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并在空间上划定旗界，这就限制了蒙古诸部的移动联合以确立其对蒙古各部的支配权。这样的空间划分及其治理，使“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不再出现像清朝之前那样的内部力量的移动化与不均衡性，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当地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并使得这一地区的整体性社会结构逐渐向中原汉地靠拢”27。这一策略，在川甘青地区也有着具体的实践，雍正时期就划定了川滇藏行政界线，并且以盟旗制度改造青海，以控制蒙古部落的移动与联合。28清朝的内部划界战略，鲜明地体现了德勒兹所说的“空间层化”的过程与逻辑。通过盟旗制度，清朝不仅限制了蒙古诸部之间的移动与联合，而且从根本上重塑了蒙古社会的秩序，推动着草原空间的纹理化，而川滇藏行政界线的划定更是从行政上呈现并强化了“空间层化”的过程。

总体上看，自秦汉至清代的边疆治理蕴含着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两条不同取向的路径，人群与空间相互作用，在实现人的团结的同时也实现着地的联结。29其中，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逻辑机理需要进一步发掘，因为相对于族际主义的可辨识度与可操作性，区域主义的实践更多是与其他治理举措结合在一起，难以剥离出来单独分析。而且，区域主义更能客观性地呈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并且对族际主义治理所造成的问题有所矫正。在历史上，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也成为自觉的实践，历代王朝深谙区域与人群的区分与关联，并有意识地以区域整合多样人群。袁剑指出，清代的边疆政策已经开始呈现出鲜明的跨族群性特征，“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族群分类视角而转向‘特定人群’的视角，开始不再以粗疏的满汉蒙等族群类别来作为制定相关边疆政策的依据，而是以各族群中的特定部分作为政策的对象，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多样化和有效的边疆政策群”30。这种以“特定人群”为对象的边疆政策，实际上就是区域化的边疆治理，“特定人群”呈现的跨族群性虽然是对人群的再次划分，但是这一划分是区域主义的，与区域间的内部划界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这样，历代王朝特别是清朝基于空间与人群相结合的边疆治理，既在空间上展开深谋远虑的安排，也对边疆社会进行政治与文化改造，既是一个权力延伸的“空间层化”的过程，也是边疆社会秩序重塑的过程。

晚清至民国，面对着边疆危机所引起的内外交困，维护领土完整、团结各族民众成为举国之共识。在强调凝聚多民族人群为中华民族的同时，该时期更加注重区域治理，开始“逐步构建起一个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取代长期存在的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架构”31，在边疆地区展开着旨在加强控制的“空间层化”的治理实践，其中典型的是边疆行政建制的变革。晚清至民国时期都有着以空间与行政上的变革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其中晚清时期改变“因俗而治”的治理政策推进省制，“新疆改革设省，一体化最为成功；蒙古与内地相接的局部地区实现了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西藏推行新政，试图改革，但一体化远不及新疆和蒙古”32，这种行政建制一体化的差异呈现了“空间层化”展开的深入程度。而在民国时期，先是北洋政府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西康特别行政区）四个特别行政区，国民政府又将热河、绥远、察哈尔、青海、宁夏都改为行省，这也是以行政建制变革推动“空间层化”以推进边疆内地一体化的举措。这些举措鲜明地呈现了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路径，也是边疆空间不断层化且控制强化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边疆地区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政权建设，边疆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建国后以民族识别为基础的民族政策实践，使得族际主义几乎成为边疆治理的主要路径，但是其中依然蕴含着区域主义的考量与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就指向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可以认为，建国后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路径集中体现在政权建设上，以多层级的政权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的“空间层化”。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的特征，主要是着眼于对运动与流动性的强力控制，从而使得“空间层化”不断地深入与细密：其中，在政权建设上，政府的新权威取代旧权威，将普通民众置于主体性的地位，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在产权关系上，在土地、草场、山林等国有化的基础上，以集体化的方式实现了生产与分配的变革，重塑了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秩序。这样，原来以流动性、动荡性、斗争性呈现为“平滑空间”的边疆变成了一个具有纵向层级且空间界限分明的纹理化的“强国家空间”。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民族识别后的各民族的族性虽然凸显，但主要体现在政治地位与文化权利上，与地域的关联则是不那么凸显。建国之后在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及其推进的“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奠定了其后边疆社会的基础与底色。在当前的边疆治理中，无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都十分强调社会网格化治理，这实际就是在建国初期政权建设的基础上，推行的更为密致精细的“空间层化”，以此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以空间为对象的区域主义与以人群为对象的族际主义一样，都是边疆治理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只是历史叙述中对边疆地区人群的区分、描述是更为常见，治理实践更多是以对人群关系的处理展现出来。但事实上，边疆治理更多是一种对人-地关系的综合性治理，空间的划分与整合影响规制着人群的关系及秩序。国家权力在边疆区域的扩展与深入，深刻地改变着边疆的空间组织形式，人群间的关系与社会的秩序也得以重塑，边疆治理得以有效推进。因此，历史性地梳理，可以发现边疆治理呈现着一条区域主义的脉络，而这一脉络是以边疆区域不断的“空间层化”为过程与表征的。

四、流动性与“空间层化”：当代边疆治理的新挑战与新探索

通过“空间层化”这一概念所呈现的空间过程与意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的边疆社会秩序的变化，我们可以对边疆治理的诸多事件、政策与制度背后所隐含的逻辑与机理等形成新的深刻理解。总体来看，“空间层化”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更多指向的是一个“平滑空间”逐渐转换为“纹理空间”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疆域空间的外缘性扩展，而且还推进了空间的致密化，也就是国家所塑造的“纹理空间”在范围与密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使得边疆地区在既有的制约条件下得以有效治理。因此，边疆治理的国家叙事，在空间上更多是一个从“平滑化”到“纹理化”的总体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普遍存在“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依存交织甚至逆转的情形。德勒兹对空间的平滑与纹理之间的转化也不是持一种单向度的机械认识，而是辩证地指出，“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是相互依存与交织性的存在，两者之间可以实现双向度的转化，不仅呈现为从“平滑空间”向“纹理空间”的推进，而且还会出现反向运动使得“纹理空间”重新平滑化。后者是一个空间形态转译与逆转的过程。造成这种转译与逆转情形的，关键在于作为其动力机制的运动或流动性。“空间层化”或者逆转后的“再层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运动与流动性展开控制的过程。作为推动“空间层化”最重要主体的国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对各种各样的运动或流动性实施捕获、展开控制，要么直接加以禁止，要么使其相对化并重构与转化为服务于其“空间层化”过程的力量。但是，在对这些运动或流动性展开控制的过程中，国家也经常会出现力所不逮、超越自身能力的状况，此时运动或者流动性就构成了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呈现出一部战争机器的样态，这部机器反抗着国家，并展布于一个敌对的、反叛的‘平滑空间’之中”33。这种运动与流动性就构成冲击“空间层化”最重要的力量，推动着“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的转译与逆转。因此，在边疆治理的“空间层化”过程中，对运动与流动性的控制就成为理解其过程与机理的关键，它不仅呈现了“空间层化”的意象与表征，而且揭示了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动力及机制，并且还隐含着理解秩序重塑与逆转反复的密码。

“空间层化”呈现着国家对运动与流动性的控制与调控，但辩证地看，国家对这种运动与流动性表现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双重态度。流动性意味着要素超越狭隘区域实现交互，同时也是对各种边界的跨越。这种流动性推动着国家的边疆治理产生着适应性的变化。这在全球化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国家对于其疆域之外的各种流动性呈现为一种戒备的姿态，特别是对全球化所推动的各种商品、人员、观念、思想等，跨越国家边界对边疆地区形成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被视为是影响边疆安全、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极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跨国犯罪、走私贩毒、艾滋病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莫不都呈现为迅速且隐蔽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虽然不会呈现为德勒兹所指的“战争机器的样态”，但也构成对已经“空间层化”的边疆地区的挑战，因此国家对此是严加戒备并施加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对许多运动与流动性又表现出一种赞许与支持的态度，并使之成为推进“空间层化”的重要力量。就国内而言，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还需要继续推进，国家希望边疆与内地的经济协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可以大规模深入展开。历史上的移民实边与今天对西藏新疆的对口援助，实际上都是以推动各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现内地与边疆的双向互动。而就外部而言，边疆地区的相对边缘位置制约着其在国内市场一体化中的发展，而沿边对外开放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对外开放意味着鼓励与推动人员贸易的跨界流动，边疆地方政府对此更为主动，积极推动次区域跨界合作的展开。这两种运动或流动性的影响与意义不同，前者更多代表了需要加以控制的危险与不确定性，有可能推动“纹理空间”向“平滑空间”的逆转，后者则可以看做是国家希望推动与利用的运动与流动性，是旨在强化“空间层化”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化情境下，流动性呈现为性质不同且趋向多样的面貌，对空间形塑的影响也有着显著的表现，这样实际上就是对“空间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呼唤着一种变通灵活而非僵化的“空间层化”。其中，在边疆治理上，这种变化体现为鼓励流动性但同时使其相对化，在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上寻求平衡。

同时，在这种多重且不同面向的流动性作用下，那种认为能够截然区分出“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的想法更多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想象。在对不同流动性控制与推动看似矛盾的操作下，“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的分布不是一种在空间上分离对接的状态，而是呈现为一种混合交互存在的情形，只是在不同的区域“纹理化”或“平滑化”程度有所差异。这种“纹理化”与“平滑化”交织的空间形态，在边疆治理场域中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尺度与层次。一方面，在边疆地区，经过长期多层级的“空间层化”，国家权力已经深入到边疆社会基层，边疆社会得到有效整合，但同时多种流动性又是无处不在，或是形成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性力量，或者是构成需要戒备的危险与不稳定因素，这样边疆事实上就成为一个稳定性与流动性并存、“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相互交织的区域。另一方面，边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关联也因流动性的推动而呈现出跨区域的“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相互交织的情形，诸如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前往内地实际上是使得原本存在于边疆的要素进入到内地，这样边疆与其他区域在空间上互嵌、在结构上互构，边疆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因为流动性而呈现为一种外溢或弥散化的情形。信息技术与传播手段的发展更是使得这种外溢或弥散化具备了即时性的特征。其中，典型的就是“跨地域的同质性内聚”34现象的出现，如多种微信群、QQ群等。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联结，这种“跨地域的同质性内聚”实现了具有共同特征人群的跨区域聚合，所呈现的是多点之间因即时性通讯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所造成的是跨区域的关联与影响。诸如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前往内地沿海地区打工经商，与出发地人群的联系更多是借助微信群、QQ群等，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信息沟通是即时性的，无论是在内地城市还是在边疆的家乡，一地发生的事件会即刻传播到各地并产生联动反应。这几乎是重新扩展了边疆治理问题的边界并重塑了其内涵，使得边疆治理所指向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边疆地区，而是需要有跨区域的视野，呈现出一种去地域化的治理形态。

在跨区域的流动性情境下，边疆治理呈现为一种去地域化的特征，边疆治理的空间承载、内容目标、路径方式都应该重新审视，其中必然要考虑跨区域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形，实践中的回应与呈现，主要是边疆与内地展开的跨地域的部门协调与合作。这些举措是边疆治理适应现代流动性所做出的调整，这诚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仅止步于此，因为更为长远的趋势，是要推动跨区域流动的人群能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的社会之中，实现从“背对背”到“面对面”的交往再到“心连心”的沟通，35而这需要在地化的治理与整合，并且以一种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路径展开。

流动性所造成的去地域化情形在边疆治理中需要以在地化的方式展开。这是因为，在频繁流动的情境之下，人群的跨区域流动实际上使其处在一种“脱嵌”与“嵌入”的双重情形。一方面，人群离开原初的地域与社会，虽然与之保持着社会与文化上的联系，但是现实的生产生活却是在流入地展开；另一方面，虽然在流入地展开着生产生活，但是在社会文化上却又没有深入融入其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有所嵌入但是融合不足的情形。要改变这一局面，实现空间上的嵌入与社会文化的融入，则是要以在地化的方式加以推进，其中，“空间层化”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空间层化”所强调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整合，是区域主义的理念与实践，这对于当前的诸多做法是一种纠正。诸如，在很多内地城市的社区治理中，针对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虽然是在推动民族团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指针下展开的，但首先展开的却是一个民族身份在社区人群中再识别与强凸显的过程，其后再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相应的工作。或者是，在社区治理中推行网格化这样极具“纹理化”意象的治理举措，但是却对社区内的边疆少数民族有着特殊的政策。这样，在这些治理实践中，首先强调的并不是社区居民这一具有普遍主义的在地化身份，而是凸显了其去地域化呈现出特殊主义的民族文化身份，并且在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地强化着这一趋向。这样的治理实践，实际上就是一种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强调的是人群区分而不是区域整合与社会融合。

流动性所推动的去地域化情形与在地化应对，呈现了“空间层化”在一个流动性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边疆地区需要以“空间层化”的诸多举措应对与控制流动性带来的风险，而且内地也可以以“空间层化”的路径推进城市民族工作，特别是当前流行的网格化治理，就是“空间层化”路径的典型体现。流动性情境下边疆治理的“空间层化”，实际上是将这种流动性编织到当地的社区治理与社会结构之中，以不同区域与空间的划分与组合来整合多样的人群，使得多样人群可以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展开持续的再社会化，从而形成并实现区域的社会团结。进一步地，以这种“空间层化”来消解“跨地域的同质性内聚”所可能形成的风险，从而在“空间层化”指向的互嵌互动中推进秩序的重塑，形成一种在地化的具有包容性的融合。这些实践虽然是主要发生现在社区等微观的层面，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整体性的，其中蕴含的机理机制对于城市民族工作、边疆治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流动性所形成的问题需要在地化的举措加以治理，这呈现了“空间层化”过程与机制的意义，在大规模高频度的流动性情境下，这种基于物理层面的“空间层化”虽然依然发挥着其效用，但需要有所调整与修正。这是因为，旨在应对流动性的在地化的“空间层化”诸举措主要是政府部门间的联动与协同以及网格化管理等，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是应对与解决相应的显性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即使是在城市社区层面的融合与再社会化，也是在流动性情形的现有基础上展开，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跨地域的同质性内聚”等问题。从根本上推进流动性情境下的边疆治理，需要对流动性本身展开深入系统的审视。也就是，对于流动性，不能仅停留在描述其空间表征，而是要剖析其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对于边疆治理所关注的流动性而言，需要分析的是：其一，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向内地的流动为何呈现为一种可以识别的空间性集聚，诸如北京“新疆村”、成都“藏族一条街”等；其二，边疆少数民族在内地城市的流动为何集中在某些行业，诸如很多少数民族都集中在餐饮等行业而不是呈现多样性的分布。这种空间与行业的集中，呈现了边疆少数民族流动性的主要特征，是影响其在内地城市融入的主要原因，也跨区域地影响着整体的边疆治理。而解决这一问题，则是要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事实上，无论是空间性集聚与行业性集中，呈现的是边疆少数民族群体参与现代社会分工的水平与程度，而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参与现代社会分工的能力，这又是其教育与技能水平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水平”36。各民族间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从根本上取决于各个民族参与社会分工的水平与程度，而发展民族关系推进边疆治理的整体成效，在根本上也就是要提升各民族参与社会分工的能力与水平。当边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与技能能力提升，就可以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分工之中，在内地的流动也会呈现为一种相对弥散化的情形，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与关系发展也就会更加充分，彼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也会得以强化，从而在整体上推进边疆治理的成效。从“空间层化”的视野来看，这些举措指向的是流动性本身，是对流动性的调节与推动，但是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不再执着于将“平滑空间”转化为“纹理空间”，而是通过对流动性的塑造推动整体的秩序重塑。同时，这些举措虽然是聚焦于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看似是一种族际主义的观照，但实际上指向的是区域主义的融合性目标。

总体来看，在流动性情境下，边疆治理的“空间层化”呈现为一种双向的特征，不仅要在边疆地区实现对流动性的掌握以继续推进边疆空间的纹理化，而且也要在边疆之外的地区推动空间的层化，使得这些由边疆外溢的流动性纳入到在地化的服务与管理之中，使其组织化与秩序化。特别是，对流动性本身的调节与形塑，使得“空间层化”与秩序重塑有着整体性的呈现，在边疆与内地之间形成一种双向的传导与互动机制，从而使得边疆治理适应流动性情境，形成一种相互联结的正向效应，这不仅提升了边疆治理的成效而且还推进着整体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五、结语

在边疆治理中，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两种具有鲜明差异的治理路径与模式。与族际主义治理所强调的以人群关系的处理为重点不同，区域主义所着眼于更多的是包含着多重要素与关系形构的空间，强调以空间的划分与组合来实现对边疆社会的秩序重塑。如果说族际主义是特殊主义的，那么区域主义则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对应着区域内所有的人群，而不区分其族裔与文化。在规则取向上，与族际主义着眼利益分配、权威竞争、礼仪展演与情感约束等不同，区域主义治理则是更多将权利与制度视为调整与规制边疆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从这一对比来看，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有着更为综合性的视野，也有更为多样的政策手段，因此是更为有效的边疆治理模式。但是，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并不意味着仅仅需要具有空间的视野以及战略上的规划，而是一个综合了多方面要素且持续展开的进程，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因此需要有着系统的筹谋与推进。但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边疆治理的实践梳理与发掘出其内在的逻辑与机理并进行经验启示的总结，这样才能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

德勒兹所提出的“空间层化”概念及理论阐释，在理解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空间意象与过程机制上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不仅是空间上的规划，而且更多是一个由于空间划分整合推动的社会政治过程，从而推进边疆社会的塑造以达成国家一体化。“空间层化”这一概念所呈现的形象与过程，不仅呈现了边疆治理中空间运动与变化的意象，而且其中从“平滑空间”到“纹理空间”的转变也蕴含着区域主义边疆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理。以这一概念视角来观察历史与当代的边疆治理，可以发现其在理解边疆治理的空间过程上有着强有力的解释力，打开了认识边疆治理的新视野。但是，这一“空间层化”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而是存在着“平滑空间”与“纹理空间”转译与逆转的双重过程，这主要是因为其中多样运动与流动性所呈现的冲击力量。由此，“空间层化”也可以视为是对各种运动与流动性进行控制与相对化的过程，这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边疆治理提供了思路，国家对不同性质运动与流动性也表现出迥异的态度，或者控制使其相对化、或者推进利用。同时，流动性的空间塑造作用，也使得“空间层化”作用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在流动性推动的去地域化情形下，“空间层化”虽然以在地化的形式依然发挥其作用，但是重心应放置在对跨区域流动性的调节与塑造上，这样就促成着全局意义与系统性边疆治理的顺利展开。

“空间层化”在理解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所致力的是从“空间层化”这一概念所蕴含理论意涵重新观察长时段的边疆治理过程，讨论其在边疆治理研究上的理论适用性及其限度，并进一步探索其中蕴含的边疆治理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本文的贡献也就在于抛砖引玉，将“空间层化”的概念与理论引入到对边疆治理的探讨中，提供理解边疆治理的“空间层化”视野，并且以此观照当前的边疆治理及民族关系处理的实践。但是，这一研究取向，主要是停留在粗线条的勾勒与整体边疆空间的展现，在细致揭示边疆治理的空间逻辑与内在机理上存在不足，而弥补这一不足与缺陷的，则是需要在具体时段的特定边疆区域展开细致案例分析。

注释：

1胡佳玲：《边疆治理的逻辑进路研究——基于边疆异质性的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方盛举：《论我国陆地边疆的情感型治理模式》，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方盛举，吕朝辉：《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载《晋阳学刊》2013年第5期。

3周平：《论我国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朱碧波，王砚蒙：《论中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4（1）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5（2）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6（3）赵超：《“一带一路”建设中边疆治理的空间政治分析》，载《探索》2016年第3期。

7（4）周平：《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8（5）丁忠毅：《“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西部边疆安全治理：机遇、挑战及应对》，载《探索》2015年第6期；李庚伦：《“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边疆治理》，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9（6）何修良：《“一带一路”建设和边疆治理新思路——兼论“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0（7）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20页。

11（8）参见王勇：《草权政治：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9）王勇：《草权政治：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第376页。

13（10）[澳]保罗·帕顿：《德勒兹与政治》，尹晶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页

14（11）汪民安，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15（12）[澳]保罗·帕顿：《德勒兹与政治》，尹晶译，第217页。

16（13）[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325页。

17（14）[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姜宇辉译，第556～557页。

18（15）[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姜宇辉译，第694页。

19（16）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20（17）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74页。

21（18）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4页。

22（19）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第174页。

23（20）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24（21）《清太祖实录》卷八，天命八年癸亥五月乙未条。

25（22）[美]柯娇燕：《比较视野下的清朝皇权的多维性》，载《新史学》第16辑《前近代清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58页。

26（23）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9日。

27（24）袁剑：《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及其初步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83页。

28（25）王丽娜：《何以为界：雍正时期川、滇、藏行政界域划分与康藏治理》，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9（26）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30（27）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9日。

31（28）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32（29）苏德毕力格：《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33（30）[法]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姜宇辉译，第556～5587页。

34（31）王勇：《草权政治：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第383页。

35（32）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载《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36（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