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以日本岛根县邑南町为例

作者：胡　霞 刘晓君  责任编辑：许家秀  信息来源：《现代日本经济》2022年第41(01)期  发布时间：2022-01-23  浏览次数： 34984次

【摘　要】在乡村居民主导下进行内生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应对传统外生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乡村产业凋敝、人口外流等问题，日本乡村地区以内生式发展的方法开展了乡村振兴实践。岛根县邑南町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当地居民的主导下，邑南町通过创新性地开发地区内部资源建立了乡村产业体系，依靠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的统筹运用弥补了本地发展的短板，实现了城乡互补的协调发展。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实践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人口回流和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满足了本地居民的发展需求。在推动乡村振兴由外生驱动转向内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借鉴邑南町的经验，重视培育和提升乡村居民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导者和建设者；完善城市生产要素下乡机制，弥补乡村发展短板，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打造服务型政府。

【关键词】乡村振兴；内生式发展；居民主导；乡村产业；服务型政府

引 言

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后，我国各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长足的提高，乡村地区所特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价值也逐步彰显。这些发展成果为当下我国推动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部分地区虽然依靠政府援助和招商引资等外生力量实现了脱贫摘帽，但却未能形成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甚至产生对外来援助的“习惯性依赖”和“等靠要”现象[1，2]，仍旧存在返贫风险。与此同时，乡村地区生产要素的无效率配置问题仍旧突出，部分乡镇政府主导的乡村发展存在重复建设、低效运营、浪费资金的问题。乡村产业不够发达，青壮年劳动力仍旧大量外出务工，导致乡村陷入“空心化”加剧以及社区功能弱化的困境。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话语权缺失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精神生活匮乏，不仅未能使村民成为乡村发展的主导力量，还带来了农业粗放经营、农村景观破败、留守人口孤独抑郁甚至自杀现象等问题。要达到2035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全面现代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我国有必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解决过去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内生式发展理论日益受到我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2021年4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帮扶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要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我国必须着力培育乡村地区的内生动力，增强乡村自主发展的能力，走内生式的乡村振兴道路[3]。考察发达国家的内生式发展实践，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对内生式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更能够为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居民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内生式发展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提出。不同于由政府规划和引进外资实现的外生式发展，内生式发展重视地域自身的价值，是一种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模式。区域内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主体重新成为了地区发展的主导者，以区域自身所具备的资源和文化为基础并辅以引进的资金和技术，通过壮大地方产业和延伸产业链的方式实现地区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

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诞生为世界各地的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作为内生式发展理论诞生地之一的日本，其国内不少农山村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反思过去外生式区域开发政策的弊端，并探索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岛根县邑南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之一。由村内老年人自发组织的有机农业生产起步，到利用乡村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开发乡村旅游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再到围绕“A级美食村”的主题壮大地方特色产业，以“日本第一育儿村”生育补助政策和“耕作厨师”创业支持政策吸引城市人才回流乡村、促进人口增长，邑南町在过去数十年的内生式发展中振兴了乡村经济，有效减缓了地区内人口过疏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仅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更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内生式发展特征与我国当前培育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需求恰好吻合。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梳理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框架。之后依据笔者对日本岛根县邑南町的调研进行案例分析，探讨内生式发展理论在邑南町乡村发展中的实践方式及其成效，从中得出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研究评述

20世纪70年代，依靠输入外来资金和技术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的外生式发展道路使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引进产业与原有地方产业体系融合困难、劳动力外流、社区凋敝、文化没落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最终带来了落后地区丧失经济主导权、资源主导权和文化多样性的后果[4]。在批判外生式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于1975年提出了“内生式发展”这一概念。她将其定义为一种由各地区人民自主发展，以当地的自然生态、文化传统为基础，整合外来的知识、技术和制度，从而满足所有群体的衣食住行及医疗等基本需求的社会发展过程[5]。同年，瑞典财团在联合国经济大会上发表的报告《世界的未来》中，同样提出了“内生式发展”这一概念，并将其概括为由社会内部推动、消除绝对贫困、自力更生、保护生态和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发展[6]。

自鹤见和子提出“内生式发展”的概念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主要涉及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方式两个方面。理论内涵方面，宫本宪一[7]归纳出内生式发展的4项原则。其一是内发性，地区发展应当由本地居民以当地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本地市场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规划和实施。其二是综合性，地区发展应当在环保的框架下，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为中心，综合提高福利和文化水准，确立居民的人权。其三是产业建设，地区发展应当努力建立跨越多个领域的产业集群，尽量使产业链所有阶段的附加值都回归当地。其四是参与性，地方政府应当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并构建居民参与制度，在规划中吸收居民的意见，以此节制资本和土地的滥用。这4项原则的内容描述了内生式发展内涵的不同层面。其中，内发性和参与性表明了内生式发展的主体是本地居民，基础则是当地的文化、技术和已有的产业；综合性体现了内生式发展的目标并非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区域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产业建设则说明了内生式发展的实现路径。

在宫本之后关于内生式发展的研究大多吸收借鉴了宫本提出的4项原则，并构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框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保母武彦[8]对内生式发展的界定：内生式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人权的保障和生活质量提升；在发展方式上，不追求区域内没有的东西，而是灵活运用地区内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建立产业关联；发展主体则必须是区域内居民，通过居民的参与和地方政府的推动开展区域振兴活动。在宫本和保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又对各个层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完善了内生式发展理论。

首先是如何充分激发居民参与并有效整合居民的力量[9]，这是内生式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此，一方面应当通过社会教育增加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10]、培育居民的主体意识[11]，以乡土记忆激发居民的地方文化认同[12]；另一方面则需要将社会投资的方向从基础设施等物质要素转移到社会关系等非物质要素上，恢复人与人、人与各类组织之间的关联[13]，以重塑有效的居民参与为出发点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各种体制内和非体制内的动员制度[12]。

其次是如何建立并维持可持续的地区内产业发展，这是内生式发展的动力。杨丽[14]通过对比不同乡村的内生式和外生式发展路径，认为乡村内生式发展的起点和重点是居民挖掘乡土资源形成的技术创新，其本地化经验和低成本的特点能够带来巨大效益，进而形成地方产业。在建设地方产业的基础上，内生式发展通过进口替代的产业发展战略提高本地各种商品的自给率，从而实现各类投资在地域内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反复流动和扩大再生产[13，14，15]。这里所指的投资不仅包含私人和政府的实物资本投入，也包括社会关系、自然、文化、人力资本和技术等多样化的无形资本[16]。

最后，尽管内生式发展强调依靠地区内部力量进行开发，但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必须解决要素禀赋失衡所带来的约束。因此，开展内生式发展并不意味着排斥来自政府和外部主体的投资和援助。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地区建立起自主运用内外部人力资本和各类资源的制度机制的过程[17]。这种重视地区内外资源、市场和自然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内生式发展理论”[18，19]。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弥合了内生与外生之间的分割对立，将国家、非政府组织等超越地方范围的主体及其资源要素纳入到内生式发展的框架中来，更为全面地解释了内生式发展动力机制的来源与可持续性，也使得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更加开放和包容，也更符合当前我国促进城乡协调、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

由前文梳理可以看到，内生式发展理论由批判外生驱动型发展的掠夺性和扭曲性而产生，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保守到开放包容的演变。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内生式发展理论概括为图1。通过教育和组织化提高区域内居民参与发展的能力，并由区域内居民主导，创新性地开发利用地区内的要素禀赋，壮大原有的地方产业。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上延长产业链形成产业关联。通过地方产业生产经营获得附加值后，将附加值回归本地进行再生产，从而形成区域内部持续的经济循环。与此同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超地方主体的投资与帮扶以及区域内外市场交流等外生因素能够为本地区补充短缺的生产要素，加速本地产业的转型升级。地方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区域内部的生产力，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满足区域内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由于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起源于对外生驱动型发展的反思而非大量的经验研究，这导致部分学者对其科学性产生质疑[20]。为验证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许多学者通过考察国内外典型案例，探索如何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同时以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完善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体系。多数社会学研究认为内生式发展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动员来实现[4]，例如通过地区内部居民发起建设项目的倡议并实施[21]，或在外部公益性组织的协助下进行以社区为载体的发展干预，直到培育出地方自身的内生发展能力等[1]。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同样认可社会动员在内生式发展实践中的作用。例如，宫本宪一[7]总结了日本多个乡村的内生式发展经验，发现其出发点多为反对公害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但更多的经济学研究则倾向于通过各种形式的地方产业融合、城乡交流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来实现地区的内生式发展，例如日本以公路驿站为载体的产业融合[22]，京都府美山町开发的都市农村交流产业[23]，以及针对农山村等条件不利地区的直接补贴政策[24]，都不同程度上起到了促进农村内生式发展的作用。尽管实践方式不尽相同，但也反映出内生式发展实践的一些共同特征，保母武彦[25]将其概括如下：完成度较高的发展规划、居民的理解与认同、具备专业知识的领导人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具体的特征使内生式发展的理论更具可操作性，提高了其推广和应用的可能性。

先行研究探索了国内外实现内生式发展的多种典型案例，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大部分案例研究都只针对案例地点较短时期的内生式发展实践及其成果展开考察，少有长期的跟踪研究。而发展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主体需要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方能推进发展的进程。这种调整本身也是地方主体主导发展过程的表现，同样是内生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有必要通过对案例地点较长时期的观察，跟踪其内生式发展的起因、过程以及发展中可能面临的瓶颈及策略调整，方能更好地探究内生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从内生式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日本乡村振兴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的邑南町为研究个案，探究其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乡村振兴实践，考察其不同阶段的内生式发展策略及策略转变的原因，从中总结出内生式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以及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二、乡村内生式发展的实践——以岛根县邑南町为例

(一)邑南町的社会经济概况

邑南町位于岛根县中部山区，于2004年由旧石见町、瑞穗町和羽须美村合并而成。邑南町总面积419.2平方千米，总人口数10 250人1。境内多盆地和海拔600～800米的陡峭山地，河流众多，地形起伏极大，属于典型的山区半山区。受到日本海与山地的双重影响，当地气候雨热同期，降水丰沛，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农林业是邑南町的主要产业。优越的气候和水质条件，加上当地居民代代相传的农牧经验，为当地培育出多种享誉日本全国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有石见和牛、石见猪肉和石见高原香草米等。然而，由于邑南町内山林多、耕地少，加上地形崎岖破碎，当地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很小，专业农户占比不足20%。2015年邑南町共有农户1

711户，但耕地总面积仅1 940公顷，占全境面积的4.6%，平均每个农户的耕地面积仅1.13公顷，林地面积则有36 240公顷，占全境面积的86.5%。除了农林业之外，由于区域内有较多的金属矿藏，冶铁业一度也是当地的支柱产业。

邑南町的人文历史源远流长。从大约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起，邑南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活。在镰仓时代，邑南地区因为丰富的粮食、铁砂、木材等资源和便捷的江之川河运交通而成为诸多势力争夺的要冲。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一度十分繁荣。同时，悠久的历史则为当地留下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包括大片梯田、铸铁遗迹和古代坟墓等古迹，此外还有制造农具和食品的民间工艺以及神乐等传统表演艺术2。在诸多文化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日本战国时代后期、江户时代前期最大的银矿山——石见银山遗址。由于当地居民在开采银矿和精炼矿石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使得矿山遗址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景观。这种重视保护自然环境的文化渊源在邑南町代代流传，为当地居民以内生式发展的方式振兴乡村埋下了伏笔。

(二)邑南町原先外生式发展的局限

从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开始，邑南地区的村庄与日本大多数乡村一样逐渐陷入了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社区几近崩溃的困境。这主要是因为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地处山区半山区的邑南地区耕地面积狭小且破碎，难以通过与农业机械等现代化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方式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26]。相对于快速发展的非农产业而言，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显著下降。农业收益相对下降的同时，邑南地区内部又无法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这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为寻求更高的收入和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向城市地区迁移。邑南地区内部的老龄化、过疏化现象由此加剧。以市町村合并前的旧石见町为例，1955年到1995年当地人口数从超过11000人锐减到6 761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远高于1995年日本全国平均水平(15%)，老龄化、过疏化趋势显著[27]。

人口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产业的衰败和村落社区的凋亡。生产方面，邑南地区的农田被大面积地撂荒，农户继承人严重不足；生活方面，当地大量房屋闲置老化，学校生源严重不足甚至无法开学，同时野猪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常常给当地居民造成财产损失。为改变这一状况，邑南地区3个町村的政府主要以“企业诱致”等外生式发展方式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并留住青壮年劳动力，主要的举措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中央政府的补贴，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改善当地投资环境。从20世纪70年代起，邑南地区的3个町村基于《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置法》，开始在辖区内建设高速公路网、开凿隧道和开通公共汽车专线，并开展以地区间交流为主题的区域振兴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当地已经开通了多条准高速公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联通了邑南地区的5个盆地，大大缩短了当地町村与广岛市等周边城市的通勤时间，降低了邑南地区对外人、物交流的难度，为邑南地区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频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也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由于建设过程中经常翻动土壤，导致有机质丰富的表层土壤与较为贫瘠的深层土壤混合到一起，降低了土地的肥力，反而使当地农业出现了产品质量下降、病虫害频发的问题。同时，为补充土地肥力，当地农户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土壤板结化，作为当地主导产业的农林业也因此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二是吸引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入驻邑南地区创造就业。同样以旧石见町为例，当地主要引进了电子零部件和机械零部件加工企业。引进企业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8家，在岛根县所有市町村中排名第二。外来企业为旧石见町带来了711个就业岗位，年产值曾高达104.6亿日元，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生产总额都远高于岛根县其他市町村的平均水平。然而，由于外来企业与当地原有产业之间缺乏关联性，很难融入当地的产业体系之中，也未能带动当地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因而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外来企业进驻乡镇的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支付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城市地区，部分企业的薪酬待遇甚至只有附近城市地区的一半。随着当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青壮年劳动力为追求更高的工资继续流向城市，外来企业也因当地劳动力不足而陆续撤离。

事实证明，由政府主导、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和招商引资的外生式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邑南地区3个町村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乡村社区衰败的问题，反而因为急于招商引资的决策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原有的乡村产业造成破坏，村落发展仍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邑南地区的居民自发地开始了利用本地资源振兴经济的探索。

(三)邑南町内生式发展的探索

在市町村合并之前，邑南地区的3个町村就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内生式发展活动。这些探索为市町村合并后邑南町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两个阶段的发展探索各有侧重点。因此，本文将按照市町村合并前后两个不同阶段梳理邑南町内生式发展的内容。

1.市町村合并前——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1)有机农业——充分发挥老年人价值的乡村产业

为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邑南地区的农户尝试通过整合小块农田和使用农用机械开展现代化生产。但由于大部分耕地地块破碎且青壮年劳动力不足，规模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实施。与此同时，农业收入持续下降、现金流不足的困境迫使邑南地区转变发展思路，依托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老年农户丰富的传统生产经验，开展有机农业生产。由此不仅能为留守当地的老年人和女性创造劳动机会、提高其社会参与程度，还能在实现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增加收入。

以旧石见町为例。当地发展有机农业的前期工作之一是用环保的方式改善耕作条件。1976年，石见町的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和町政府组织成立了堆肥中心，采用周边山林的阔叶树树皮等自然资源和传统的堆肥方法自制的有机肥料，改良被基建工程破坏的土壤。为推广使用有机肥料，町政府又为购买有机肥料的农户提供了一定的资金补助，使得当地有机肥的使用率快速提高，1990—1992年间从70.9%提高到了79.9%。

在改良土地的同时，从1977年开始石见町农协将区域内的老年农户组织起来，创立了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劳动机会的“互助农园”，开始进行自给自足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在农协“营农指导员”寺本惠子的带动下，“互助农园”的老年人自己出资租借、平整了约0.4公顷的土地，轮作种植小豆、土豆和柏树苗等作物。相对于现代化农业“少品种、大规模”的生产理念，互助农园追求的是“多品种、小规模”，将生产规模控制在老年人体力和精力可支持的范围内[27]。生产过程则充分发挥老年人所掌握的传统种植技术进行精耕细作。由此生产出质量好、安全性高的农产品，并按照参与劳动的天数分配给各个成员。如此一来，石见町实现了参与者在农产品方面的自给自足，缓解了农户因现金不足难以从外部地区购买所需农产品的困局。同时，这种方式有效地开发了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显著地提升了社区活力。

有机农业真正走向产业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自给自足后，石见町居民开始考虑将多余的有机农产品销售到周边大城市，增加现金收入。1983年，当地农协妇女部与广岛市生活协同组合(以下简称“生协”)开展交流，主动拜访并邀请生协成员到石见町参观游览，并为生协成员组织了农业体验、亲子自然观察教室等活动。在交流的过程中，石见町有机农产品的口感和安全性获得了广岛市生协成员的认可，并逐渐发展成借助广岛市生协的店铺直销农产品的形式。1986年，这种直销店铺增加到6个固定点和12个不固定点。随着与广岛市生协成员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1987年石见町的有机农业产销演变为根据生协成员需求生产产品、以“绿箱蔬菜”的形式配送上门的订单农业。为了与广岛市生协维持长期合作，石见町农协与广岛市生协的代表组成了“直销委员会”，针对“绿箱蔬菜”的生产与配送制定了3项原则：明确生产者、明确栽培方法、维系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交流。具体做法有在“绿箱蔬菜”外包装上注明生产者姓名等起到交流作用的信息，以及在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与消费者商定农药的最高使用量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增进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为石见町的有机农产品开辟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除了订单农业之外，石见町还开设了8个销售自制有机农副产品的无人市场，统一售价(2002年为每件100日元)，由顾客自主选购，方便老年人出售产品。无人市场一方面为参与者带来了平均50万日元的额外年收入，另一方面也成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交流互动的平台，起到了宣传和推广当地风光和有机农业生产方式的作用。逐渐壮大的有机农产品产销使邑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产业，初步唤醒了邑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活力，更为邑南地区后续的产业链延伸积累了资金和声誉。

(2)城乡交流——对乡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再开发

在有机农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同时，邑南地区的3个町村开始将产业链延伸到乡村旅游业上，通过将乡村地区特有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吸引城市居民到乡村观光交流，借此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3个町村均借助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建立起多种类型的休闲旅游设施。其中，石见町在1991年5月借助中央政府提供的“林业结构改善促进对策”补贴金，在当地丰富的山林资源基础上建设了占地面积5公顷的休闲农业体验园区——香木森林公园。游客不仅能在森林公园中欣赏各类香木和花卉，在特定的活动中体验农作物收割采摘，还能在其附近开设农产品直销机构“香乐市”中品尝当地出产的和牛肉、高原蔬菜料理、花茶以及当地妇女手工生产的土特产品。多样化的休闲娱乐和交流体验活动使香木森林公园成为邑南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的游客人数在全邑南地区排名第二。羽须美村则将上田、口羽、户河内地区划定为“自然回归地带”，在这些地区建设了观景台、山间小屋、步行栈道和观光园等设施，定期举办萤火虫节、游泳大会等与大自然互动的活动，以乡间随处可见的自然风光吸引城市居民前来游览和交流。瑞穗町一方面在国道沿线上设置“瑞穗道之站”，销售当地特产并提供旅游信息，另一方面则依托当地自然环境，将整个村落社区改造为一个“自然博物馆”，向城市家庭提供亲子共同学习的基地。

人文资源的利用主要包括举办各类展示乡村文化的演出和庆典活动，以及对地方人文历史遗迹的保护性开发。作为“石见神乐”盛行的地区，邑南地区保留了较多的神乐表演团，在每年秋冬农闲季节里进行演出，并借助神乐演出吸引的客流量举办各类义卖活动3。神乐表演和义卖所获得的资金常常用于当地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的福利事业，在发展乡村经济的同时改善当地弱势群体的生活。此外，当地最为重要的历史遗迹石见银山更是开发的重点，它不仅仅是邑南地区繁荣历史的象征，更反映出了当地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内生式发展理念。为了更加科学地保护和开发石见银山的历史遗迹，当地居民进行了多样化的宣传活动，包括组建“银之道振兴协议会”等组织，开展与石见银山历史文化相关的学习和宣传活动等。经过近7年的努力，石见银山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岛根县重要的历史教育基地，游客数量也从2006年的40万人次激增到2007年的93万人次4。申遗成功不仅使石见银山本身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也带动了周边的旅游住宿产业，为当地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为邑南地区创造了更多的收入，还起到了倒逼有机农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一方面，“香乐市”等依托于乡村旅游园区的有机农产品直销机构为邑南地区的有机农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且进一步增加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与产品宣传，解决了城市消费者代际更迭所导致的订单农业客户流失问题。另一方面，在越来越频繁的城乡交流影响下，邑南地区的农户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不断开发新的有机农产品的种类和生产加工方式。从香木森林公园出产的各类高端香草产品开始，当地有机农业逐渐向“高级化”和“品牌化”转型，开发出诸如“石见和牛”“石见高原香草米”“高原乳制品”等多种地理标志产品。更宽阔的销售渠道和更丰富的产品类型使邑南地区有机农业附加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也为之后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美食产业奠定了基础。

(3)研修生制度——增加地区人口的初步探索

人口繁衍和世代延续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前提[28]。而持续多年的人口外流使邑南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其中代表着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年轻女性更是不断减少。从1980年到2000年邑南地区15岁至39岁的年轻女性人数从1 756人减少到1

262人，占总人口比重从11.16%下降到9.1%。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迁移状况的调查也显示，1995年到2000年邑南地区内年龄在20岁左右的人口大量外迁，且女性迁出数多于男性迁出数。邑南地区因此出现了大龄男青年婚配困难的现象，当地的人口问题也从社会减少转变为自然减少。

为缓解人口减少所导致的困境，同时为乡村社区引入新的信息和技术，邑南地区开始探索增加乡村人口的路径。主要的方法是借助当地发展势头良好的乡村产业，招募城市单身女性到当地参加乡村生活研修体验活动。从1993年开始，旧石见町依托于香木森林公园的产业和设施，每年从城市地区招募6名22岁至35岁的单身女性到当地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活动。在研修期间，学员可以与乡村居民频繁互动，在香木森林公园和香乐市里学习各类香草和农作物的栽培方法以及香草加工品的制作。学员的住宿地点位于香木森林公园附近的旅馆“香宾馆”，每月需缴纳住宿费和水电费共计3万日元。此外，日常生活、交通和健康保险费等也需要学员自己负担。为减轻研修期间的生活压力，石见町政府最初对每个学员提供每月7万日元的生活补助。但由于旧石见町招募研修生的最终目的是使其融入当地社会甚至定居，乡村社区频繁组织各种增进学员和当地居民交流的文娱活动，导致学员的人情往来支出大幅增加，仅仅依靠每月7万日元的补助很难维持生活。因此，从1997年开始旧石见町政府将研修生制度与岛根县的定居补贴项目相结合，利用定居补贴项目的资金将学员生活补助提高到了每月13万日元，甚至高于本地部分居民在香木森林公园工作的月工资，使应募的学员能在当地过上体面的生活。

尽管待遇条件难以与城市地区比肩，但考虑到乡村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和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加上从研修中能够获得的新知识，旧石见町的研修制度仍然吸引了不少城市女性的关注。截至2008年，当地共招募到89名研修生，有15名最终定居在旧石见町，其中13人与当地居民结婚生育，对改善邑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

但是，无论是通过有机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乡村经济，还是以研修生制度为乡村社区引入新鲜血液，市町村合并前的内生式发展探索始终未能扭转邑南地区日渐衰退的趋势。从1995年到2005年，邑南地区总人口数从14 456人下降到12 944人，老龄化率从34%上升到了37%，远高于同时期日本全国平均水平和岛根县平均水平6。严重的老龄化与过疏化阻碍了区域产业的持续发展，导致3个町村的财政税收及人力物力都逐渐难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最终在“平成大合并”中被合并为邑南町。

导致合并前的邑南地区持续衰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人口对策缺乏力度和针对性。在这一时期，邑南地区内生式发展的侧重点主要在于发展乡村产业，建立可持续的地区内经济循环，当地的居民和政府在人口对策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都相对不足，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研修生制度吸引人口下乡的激励机制缺乏力度。制度提供的优惠条件不仅无法弥补迁徙的机会成本，甚至会导致迁入人口生活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这项制度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研修生制度与当地产业发展联系不紧密，招募条件和研修内容都缺乏针对性。研修生制度创立的初衷是为本地补充人口，恢复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为此必须要使招募到的研修生产生较强的定居意愿，且能够顺利地融入当地社区。但在当时的制度中，选拔条件和研修内容都缺乏与定居意愿相关联的设计，从而很难筛选、培养出真正有志于留在邑南地区、促进乡村发展的对象。同时，制度仅仅从社交方面发力，促进研修生融入当地社会，却缺少对研修生学习期满后就业创业和定居的支持措施，无法真正使研修生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不成熟的研修生制度未能增强邑南地区对人口的“拉力”。从2000年到2010年，邑南町内年轻女性人数仍然在减少，最终下降到1 002人，占比仅8%。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邑南地区很可能会被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短缺打断乡村振兴的进程，重新陷入因为人口过疏导致村落社会消亡的困境之中。正是这种可能性迫使当地内生式发展的探索方向在3个町村合并为邑南町之后出现了转变。

2.市町村合并后——以综合性措施提升发展质量

针对过去内生式发展战略的“漏洞”，从2007年开始邑南町多次召开町民大会，制定《城镇发展基本条例》作为乡村振兴的依据。新的乡村振兴方案将更多的资源向人口对策方面倾斜，并针对青壮年劳动力的生产生活需求，围绕“创业”和“育儿”设置了更加精准且全面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举措由地方政府制度化为当地的政策，使之更具有力度和权威性。但是，由于当地财政资金不足，新发展措施迟迟不能落地。直到2010年，随着《过疏地区自立促进特别措置法》的修订，地方政府发行的“过疏对策事业债”被允许用于缩小城乡之间医疗、教育等各类公共服务的差距7。这一改革为邑南町政府解决了资金难题。

2011年，邑南町正式实施了“打造A级美食村”和“建设日本第一育儿村”两项新的对策，将振兴乡村产业与促进人口增长的对策紧密结合，全方位地增进当地的民生福祉，以此吸引外来人口定居，提升当地的发展质量。

(1)“A级美食村”——产业政策与人口对策的有机结合

“打造A级美食村”是邑南町合并后乡村产业发展的主线。所谓“A级美食村”战略，指的是邑南町与福井县小浜市、岛根县西之岛町、宫崎县都农町、北海道鹿部町5个町村联合制定的，以发现乡村美味食材为主旨打造“永久美食联盟”的构想。“打造A级美食村”的发展战略建立在邑南町以有机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之上。主要的做法是开设地方特色餐饮店，以当地有机农业生产出的“量少而质优”的农产品为原料加工成各类美食，从而提高当地农产品的地产地消比率和产品附加值，增强地区内部的经济循环。此外，相比于过去的产业政策，“A级美食村”战略还具有两个新特点。

其一是通过对农产品的深加工打造个性化的旅游产品，由此形成本地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规避有机农业和乡村旅游业雷同化发展的问题。2011年，在当地非营利性组织邑南町观光协会的主导下，邑南町在香木森林公园的附近建立起一家名为“素材香房Ajikura”的高端餐饮店，以此作为“A级美食村”战略的实施载体。这一餐厅的菜单仅根据菜品数量划分价格档次，由厨师根据时令确定菜品的内容8。除了非营利性组织开办的餐饮店外，当地的不少居民和外来的人才也加入到美食行业的创业之中，开办了多家风格迥异的餐饮店。这样一来不仅保证游客能够品尝到“只有在邑南町才能享受到的美食”，还能维持游客对邑南町旅游的新鲜感，甚至吸引游客反复前来消费。

其二是通过“耕作厨师”制度鼓励就业创业、吸引人口回流。要将邑南町建设成为“A级美食村”，核心在于培养出能够创造性地加工当地优质农产品的厨师。为此，邑南町利用日本近年来出台的“地域振兴协作队”9制度，改进了原先的“研修生制度”配套措施，使之具备了更强的针对性和激励机制。首先是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招募方案。与研修生制度宽松的招募条件不同，“耕作厨师”制度明确了招募对象为有意从事餐饮业的年轻人。招募的程序也更加严格，应募者在提出书面申请后，还要通过邑南町政府的面试选拔，以多重考核确保筛选出有较强定居、创业意愿的应募者。其次是增加了促进定居和创业的研修内容。通过与周边城市的职业学校合作，邑南町创办了独特的“食之学校”向应募学员教授高端烹饪技术。学员的学习内容除了烹饪技巧和餐厅管理经验外，还包括农作物的栽培和初步加工。这种特殊的技能培训旨在让学员从根源上熟悉当地的特色食材，并据此形成最适合这些食材的烹饪方法。同时，让学员们参与农业生产，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也更容易使学员产生对乡村地区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增强其定居意愿。最后是降低了研修生定居邑南町的成本。“耕作厨师”进修时间最长可达3年。期间，邑南町政府利用当地闲置的民用住宅为学员提供免费的住房，此外还提供公务用车以及每月2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10。完成学习任务后，若学员有意在当地创业，还可以免费参加邑南町政府与当地金融机构、工商协会合办的“实践创业学校”课程，学习与创业相关的各类知识，并在工商协会成员指导下制定出可行的创业计划。创业时若需要启动资金，无需抵押或担保就可以从邑南町内的金融机构获得年利率在2%以下的优惠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达到1000万日元11。

相比于过去的研修生制度，与乡村产业紧密相连的“耕作厨师”制度显然更加成熟和全面，不仅能够筛选和培养出真正符合邑南町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还从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和定居等多个方面降低了迁入邑南町的机会成本，为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日本第一育儿村”——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

除了与产业政策相挂钩的人口对策之外，邑南町还出台了直接作用于人口再生产的新战略——“建设日本第一育儿村”。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全方位的优惠政策，打造出有利于育儿的环境和降低育儿成本。由此一方面增加区域内的青少年人数，另一方面吸引区域外部的育龄人口前来定居，双管齐下改善区域内人口年龄结构。

图2较为直观地展示了“日本第一育儿村”的政策体系。在整个政策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政策是免除地区内初中及以下青少年的全部医疗费用，以及免去各家庭中第二胎及以后的儿童的全部保育费。除了资金方面的核心优惠政策以外，邑南町政府还从教育、医疗、妇幼保健、住房、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改善町内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些政策不仅直接降低了当地居民育儿的经济负担，还进一步改善了町内所有居民生活质量，使当地居民不会因为生活的不便而放弃在邑南町定居。

为切实地推动政策的实施，在町内全面营造出适宜生育的社会氛围，邑南町也进行了多种类型的社会动员活动。一是由地方政府在地区内评选表彰“支持邑南町妇女就业、育儿的企业”，以荣誉激励的方式鼓励地区内的企事业单位主动免除不必要的加班、实行弹性工作制、采用适宜女性使用的生产设备、男女员工同休产假以及提高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这些措施切实地提高了地区内年轻女性的福利和社会地位，有助于减少当地女性因生育而产生的升职困难、失业等隐性成本。

二是积极推动和扶持乡村地区密切的人际交往和营造乐于互助的社区氛围，为城市里面临育儿困境的青壮年劳动力提供兜底保障[8]。例如，在促进外来人口定居方面，邑南町设置了“定居促进协调员”制度，由熟悉当地各项事务且声望高的本地居民担任协调员，帮助定居者解决各类困难、快速融入当地社会。此外还会安排村落居民与外来人口提前会面沟通、答疑解惑。除了政府的制度引导外，居民之间也常有相互帮扶照料儿童的行为。这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互助举措使邑南町形成了包容开放的社区氛围，使当地真正形成了适宜定居和生育的环境，使城市里遇到困难的单亲家庭能够到当地进行缓冲和休养，从而产生了额外的社会效益。对乡村共同体特有的“互助”精神的因势利导和对地区居民多样化的社会动员，同样是邑南町合理开发区域内资源进行内生式发展的典型表现。

(四)邑南町内生式发展的成效

经过多年的实践，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不仅振兴了地方产业，且扭转了当地人口外流的趋势，促进了当地居民生活满足度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内的乡村振兴。由于发展成果令人瞩目，2012年邑南町在爱知县全国过疏问题研讨会上还获得了“总务大臣奖”的表彰。

1.地方产业振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实践中，始终非常重视通过创新性开发地方资源的方式实现地方产业振兴，并最终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

依靠开发老年人人力资本起步的有机农业，在有机蔬果、园艺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销售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2015年邑南町已有部分种植有机蔬果和花卉的农业经营体经营收入达到了1 000万日元以上12。产出的有机蔬果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及官方直销机构对外销售，其中瑞穗地区的直销机构“产直市瑞穗”年销售额可达到3亿日元以上，在全岛根县的农产品直销机构中排名第一13。除此之外，邑南町也通过与地区内各个学校的食堂合作，提高有机农产品的本地消费率，2018年当地有机蔬菜的本地消费率已经达到了44.5%14。地产地消不仅满足了本地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扩大了当地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有助于保障区域内部经济循环的平稳运行。

乡村旅游服务业方面的发展更加体现出了创新性开发地方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对游客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各类旅游设施的游览人数不断下降，导致邑南町乃至全岛根县每年的游客人数总体呈现减少趋势。从2014年到2018年，岛根县各类旅游设施的游客数从3 320.8万人减少到了3 113.4万人。然而在传统旅游业总体不景气的情况下，邑南町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开发了“石见神乐”“田园灯会”“花桃节”等非设施旅游项目，满足了城市游客体验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居民交流的新需求，吸引了大批游客。2013年至2017年，当地的非传统旅游游客数从48.1万人上升到了52.9万人，尽管2018年有所回落，但仍然远高于传统旅游游客人数(见图3)。对区域内资源的合理利用使邑南町的乡村旅游业形成了新的核心竞争力，有效地遏制了当地旅游业的衰退趋势。

最后，随着“A级美食村”战略的推进，邑南町的美食产业也逐渐兴盛。从2011年至2019年，邑南町通过“耕作厨师”制度培养出了14家自主创业的特色餐饮店。且由于当地营造出的创业友好环境，目前这些自主创业的餐饮店都处于持续经营的状态中，创业成功率远高于日本其他地区15。

2.人口回流增加

过疏地区常常因为持续的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社区活力降低，最终走向解体。合并后的邑南町对当地各类内生式发展措施进行的最重要调整就是增强吸引外来人口的“拉力”，避免乡村社会衰败的危机。由邑南町人口社会增减变化来看，调整后的人口对策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邑南町建设“A级美食村”和“第一育儿村”的翌年起(2012年)，当地人口开始从净流出转向净流入(见图4)。

促使人们回到邑南町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变化(22.6%)与婚姻(17.9%)，一定程度上说明邑南町的人口流入与当地有利于创业的产业政策及有利于生育的人口对策密切相关。而之所以最终选择邑南町作为迁居的目的地，大部分迁居者则是因为“自己或家人原本在当地有居所”(45.3%)、“邑南町是自己出生成长的故乡”(33.0%)以及“有亲朋在邑南町”(22.6%)16。能够提供实质性优惠的产业政策和人口对策，加上地区文化及社会关系所催生的地区依恋感和归属感，共同形成了将外地人口引入邑南町定居的“拉力”，成为了邑南町解决人口过疏化问题的有效动力。

从城市回流的人口中，对邑南町的乡村振兴起到较大影响并且成为当地发展中流砥柱的当属通过“耕作厨师”等项目回流的地域振兴协作队员。这些协作队员在学习期满后既可以选择在乡村定居，也可以选择离开乡村回到城市。在2012年，邑南町共有21名地域振兴协作队员，其中14名仍在学习期内，而在完成学习任务的7名队员中4人选择定居邑南町，另有3人选择迁往町外，定居比例相对研修生制度有所提高，但绝对数字仍旧较小17。从这一数据来看，吸引外部人才并不能成为邑南町持续发展的保障。当地后续的乡村振兴活动仍然必须依靠本地的原有居民来实现。

3.生活满足度提升

要真正留住新定居的人口，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加公共服务、提高居民对当地生活的满足感是必不可少的。邑南町在建设“日本第一育儿村”的过程中对当地道路、通信设施等“硬件”和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软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硬件”方面，除了继续维护与区域外部的交通网之外，2013年邑南町还对町内道路进行了改良，改良率达到67.7%，远超岛根县平均水平的54.2%。此外，町内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也不断完善，2013年全町下水道普及率达到91%。借助市町村合并初期铺设的光缆，邑南町不仅消除了在信息获取方面与城市地区的差距，使当地有线电视普及率达到95%，还利用有线电视服务打造了“守护电视”系统，用以实时确认当地老年居民的安全状况。“软件”方面，从2010年开始，邑南町解决了地区内部分医院缺乏常驻医生的问题，此外还不断扩充当地医院的功能，不仅增设了各类健康体检项目，2014年还将当地邑智医院的41张病床改造为具有急症后康复护理功能的综合社区护理病房，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18。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良惠及地区内所有的居民，提升了当地居民生活的满足感。根据2011年日本内阁府关于国民生活喜好度的调查，84.1%的邑南町居民对当前的生活感到满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1%19。2015年关于在邑南町定居的问卷调查中，75%以上的居民认为在邑南町生活，不会在医疗、购物、金融及邮政等生活服务上遇到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对邑南町生活服务感到不满的受访者大多都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30岁至40岁受访对象中有36.5%认为当地医疗服务不够方便，20岁至40岁的受访对象中约有1/3认为在邑南町内购物不便。若要留住这些青壮年劳动力，邑南町仍然需要更进一步地优化当地公共服务，缩小与区域外部生活便利程度的差距。

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探索使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社会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但仍然遗留了一些可能影响当地后续发展的问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于政策的可持续性。为了吸引人口流入、弥补当地短板，市町村合并后邑南町致力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为外来人口提供了高额的补助以降低其定居难度。这些高福利措施得以推行，依靠的是地方政府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但是，邑南町本身就因为人口过疏、经济衰退导致政府财政资金短缺。在市町村合并的2004年，当地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209.37亿日元。加上日本政府“三位一体”20的财政系统改革导致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减少，邑南町实际公共债务比率在2006年上升至24.7%21，财政力量极为脆弱。在邑南町激活经济、增加就业的努力之下，当地的财政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2014年实际公共债务比率下降到16.2%。然而，从财政资金来源上看，邑南町的财政资金仍然严重依赖于由中央政府分配的国库补助金和地方交付税，且由于当地总人口数仍旧在减少，本地的税收收入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随着2020年度日本中央政府取消地方交付税对有特别需求的地方政府的补助项目，邑南町的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势必阻碍当地高福利的内生式发展政策的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并降低内生式发展措施的实施成本，将关系到当地乡村振兴在未来的持续推进。

三、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考察了岛根县邑南町在乡村振兴中进行内生式发展实践的起因、主要措施及发展的成果，得出如下结论。

1.地方居民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是邑南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

内生式发展是以地区内居民为主导，以区域内资源禀赋为基础，通过壮大并延伸地方产业体系的方式实现的发展。邑南町的乡村振兴实践具有显著的内生式发展特征。为摆脱外生式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破坏、地方产业凋敝、人口外流等问题，邑南町居民开始通过内生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市町村合并前，邑南地区的居民将发展重点放在地方产业建设方面，从农协成员组织老年人生产有机农产品起步，逐渐延伸出以有机农业产销及乡村旅游业为主的乡村产业体系。市町村合并后，为解决当地人口减少、劳动力再生产不足的问题，邑南町将发展重点转向吸引人口回流。由町民大会协商制定出的“A级美食村”和“日本第一育儿村”两大发展战略，为邑南町打造了有利于创业和育儿的环境。对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有效运用使邑南町实现了振兴地方产业、吸引人口回流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也是邑南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原因。

2.对区域资源的创新性开发是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邑南町地方产业的振兴建立在对当地资源禀赋的创新利用上。市町村合并前，发展有机农业产销利用的是当地老年人的传统耕作经验。之后开发乡村休闲旅游业借助的是本地随处可见的山林资源和乡村风光。市町村合并后，发展特色美食产业的基础是当地量少而质优的应季农产品，而建设“第一育儿村”则离不开对乡村社区互助精神的发扬。尽管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通过创新性地开发区域内现有的各类要素禀赋，邑南町将原本不利的生产条件转换为自身优势，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特色产业及核心竞争力。这正是邑南町培育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3.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的统筹运用是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保障

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要素禀赋失衡的制约。邑南町在面临资金和劳动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时，借助中央政府的政策获取发展所需资金，通过引进外部人口弥补当地产业发展的短板。在引进人口的同时，邑南町通过开展特定的培训，使外来人口成为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生产要素，与当地原有的资源紧密结合。对区域内外部要素的统筹运用使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措施得以持续推进，是邑南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4.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是内生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邑南町最初发展有机农业的目的是实现本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同时为区域内留守的老年人和妇女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其社会参与程度。在市町村合并后建设“日本第一育儿村”的政策体系中，除了有助于吸引外来人口的措施外，邑南町同样从多方面为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以满足区域内居民需求为目的进行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形成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培育出区域自主发展的动力，还能够使本地居民真正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改善区域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居民自身的发展。

5.内生式发展具有协调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

尽管邑南町开展内生式发展的最初目标是活跃地方经济、维持当地乡村的存续，但由于其发展目标的综合性，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当地的乡村振兴，也为周边城市创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种效益，具有协调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例如，作为当地乡村产业起点的有机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环保健康的饮食；开发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保护了周边自然环境，延续了地区传统文化；“耕作厨师”和“第一育儿村”制度创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生活环境，为返乡的城市居民开辟了提升自我、创造价值和收益的“蓝海”，也为城市中经济条件有限、育儿和就业存在困难的居民提供了兜底保障。

正是因为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地区的互惠互利，才能使邑南町不断吸引来自城市的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发展本地的同时辐射周边、促进城乡协调和缩小贫富差距，是内生式发展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体现，也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具有的重要功能。

(二)邑南町内生式发展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在脱贫攻坚之后的5年过渡期内，如何使乡村振兴由外力驱动转变为内生发展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使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形成自身的发展动力，有效组合乡村要素禀赋，开发出乡村有竞争力的发展优势，才能真正缓解相对贫困，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乡村地区独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方能得到保全和发挥。尽管中日两国乡村地区的社会文化条件有所差异，在发展措施上不可照搬，但邑南町的实践仍然可以为我国乡村地区应用内生式发展理论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重视对乡村居民主体性的培育，提升乡村居民参与发展的能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乡村的内生式发展建立在乡村居民主导的基础之上。要使乡村居民能够科学高效地开发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做出符合当地需求的发展决策，就必须增强乡村居民参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一方面，我国需要通过多种类型的教育和培训，增加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开阔乡村居民的眼界和胸怀。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在各个乡村增加公民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同时，还可以参考邑南町组织“食之学校”“创业学校”的经验，由“村两委”或当地具备较高声望和丰富专业知识的能人牵头，组织居民学习有益知识，形成学习的习惯，提高村民对知识的选择和鉴别能力。在正式的学校教育和技术教育之外，还应当根据本地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需求，针对性地组织具有乡土特色的社区教育和居民自我教育活动，建设学习型乡村。通过这样的学习，乡村居民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和运用当地独特的知识、技术和历史文化，了解地区内外的新知识、新信息、新需求，从而提高其识别资源、开发市场、参与交流、传承文化、组织谈判的理性思考能力，成为更加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人才。同时，通过学习将地方历史文化嵌入当地居民的意识之中，也有助于增强居民对本地的依恋感和自豪感，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乡村发展建设活动和乡村振兴工作。

另一方面，我国还应该进一步提高乡村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伴随着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乡，当前国内部分乡村地区已经陷入了老龄化、空心化的困境。留守乡村的老人和妇女不仅存在经济保障不足的问题，还由于精神生活匮乏而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甚至自杀的现象。从邑南町“互助农园”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将乡村内部留守居民组织起来参与乡村发展，不仅有助于改善其经济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通过提高其社会参与程度，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求。具体而言，乡村地区可以借助当地原有的宗族网络和乡贤，通过血缘、地缘、亲缘等多种社会关系网动员并凝聚乡村留守居民，带动留守居民开展学习、交流和协作活动，逐步使留守居民形成参与乡村发展的自觉性，恢复乡村社区的活力。

2.构建城市生产要素下乡的制度机制，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不平衡的发展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从乡村单向流入城市，造成乡村地区生产要素失衡，乡村振兴面临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不足的制约困境。要打破乡村发展的瓶颈，使乡村地区的内生式发展能够长期推进，必须要建立吸引城市高质量生产要素下乡的综合性激励机制，这一点在邑南町的内生式发展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政府应当继续通过财政、金融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优惠条件，建立和完善各类支持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制度机制，引导城市地区的资本和各类人才反哺乡村，畅通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也要使下乡的生产要素能够从乡村的投资中获益，实现城乡互惠互利的局面，从而形成城乡之间要素有序流动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乡村地区也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规划，为引进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提供良好的配套环境，加快将外来生产要素与本地产业发展结合的速度，推动其落地生根。其中，在针对下乡人才的配套环境建设上，我国各地乡村可以借鉴邑南町“研修生制度”和“耕作厨师制度”的经验，根据本地的发展规划构建全面的就业和创业支持制度，为下乡人才提供发挥自身作用、撬动地方经济的机会，同时通过多样化的社区性活动使之了解和热爱当地历史文化和社会氛围、真正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之中。

3.合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打造服务型政府

在邑南町居民的内生式发展探索中，町政府始终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居民进行内生式发展前，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为后续的城乡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当地开始内生式发展探索后，随着居民的自主性不断增强，町政府的职能定位也逐渐转变，主要从完善町内公共服务设施、协助居民完善内生式发展方略等方面，为当地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我国乡村地区进行内生式发展实践的过程中，乡镇政府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职能定位，改变以往大包大揽的工作模式，同时积极弥补在居民个体和居民组织层面的短板，承担起居民能力范围之外的发展工作。对于已经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乡村地区，乡镇政府应当将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归还于当地居民，同时将增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作为自身建设的重点，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通过增加乡村公共服务类型、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质量，尽力缩小城乡居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从而达到留住乡村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的目的，使乡村成为对相关人才和回流人口具有吸引力的家园。而对于尚未形成居民内生发展能力的地区，乡镇政府则有必要承担起引导、组织和教育本地居民的工作，通过适当的投资与帮扶，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居民参与制度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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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hristopher Ray.CultureEconomies[R/OL].(2021-04-27)[2021-09-21].

[19]Bosworth G，Annibal I，Carroll T，et al.Empowering Local Action through Neo‐EndogenousDevelopment:The Case of LEADER in England[J].Sociologia Ruralis，2016，56(3):427-449.

[20]Anne Margarian.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theEndogenous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the European Support of RuralAreas[J].Growth and Change，2013，44(1):1-29.

[21]Sabine Mühlinghaus，Samuel Wälty.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wiss MountainCommunities[J].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1，21(3):236-242.

[22]胡霞，周旭海.日本公路特色驿站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21，40(1):56-71.

[23]霜浦森平，宮崎猛.内発的発展に関する産業連関分析京都府美山町における地域経営型都市農村交流産業を事例として[J].農林業問題研究，2002(1):13-24.

[24]张秋菊，张超锋.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J].世界农业，2020(11):20-28.

[25]保母武彦.内発的発展論と日本の農山村[M].東京：岩波書店，1996.

[26]胡霞，刘晓君.东亚小农现代化的土地难题——以日本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3):18-29.

[27]松宮朝.「有機農業」を媒介にした集合行為の多元的位相[J].現代社会学研究，1999(12):18-35.

[28]胡霞，周旭海.日本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困境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策略[J].日本学刊，2021(2):101-124.

注释

（1）资料来源:邑南町ホームページ，

（2）资料来源:平成28年版邑南町勢要覧，

（3）资料来源:邑南町観光協会，

（4）资料来源:石見銀山の取り組み——これまで·今，

（5）资料来源:邑南町研修プロジェクト，

（6）资料来源:邑南町人口ビジョン，

（7）“过疏对策事业债”是由过疏地区市町村政府根据2000年出台的《过疏地区自立促进特别措置法》发行的、用以促进过疏地区发展建设的地方债券。最初，通过这种债券获得的资金只允许用于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直到2010年《过疏地区自立促进特别措置法》修订后，这项地方债才被允许用于包括教育、医疗、人才培育在内的公共服务“软件”建设。

（8）资料来源:里山イタリアンAjikura，

（9）“地域振兴协作队”是日本总务省促进过疏地区发展的一项新政策。主要内容为从大都市圈招募地域振兴协作队员到过疏地区生活1年至3年，期间利用他们在城市地区接触到的新知识和新创意开展地区振兴活动。

（10）资料来源:耕すシェフ募集チラシ，

（11）资料来源:にっぽんA級グルメのまち連合，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募集【島根県邑南町】，https://a-gourmet.jp/chiiki-k/bosyu-ohnan。

（12）资料来源:邑南町過疎地域自立促進計画，

（13）资料来源:邑南町ホームページ，

（14）资料来源:「邑南野菜」のブランド化に向けた取組み(まとめ)，https://www.town.ohnan.lg.jp/www/contents/1583296616253/files/ohnanyasai_matome.pdf

（15）资料来源:地域おこし協力隊の募集【島根県邑南町】，https://a-gourmet.jp/chiiki-k/bosyu-ohnan。

（16）资料来源:邑南町人口ビジョン，

（17）资料来源:邑南町へようこそ-攻めと守りの定住プロジェクト-，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325638.pdf。

（18）资料来源:邑南町過疎地域自立促進計画，

（19）资料来源:邑南町へようこそ-攻めと守りの定住プロジェクト-，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325638.pdf。

（20）“三位一体”改革是指日本为推进地方分权而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3项财政体制改革，其内容为削减或废除中央向地方提供的国库补助金、调整地方交付税、通过转让部分国税税源来充实地方的自主性财政资金。

（21）实际公共债务比率是衡量资金风险程度的指标。这一指标达到或超过18%的地方政府，需要获得中央的许可才能发行市政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