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叶乡贤推选活动考论

作者：方勇骏  责任编辑：高新水  信息来源：《安徽史学》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6-05  浏览次数： 4776次

　　【摘　要】1934年，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不久，蒋介石在南昌发布通令，要求各省分别推选历代乡贤，报送中央，作为本省楷模。这场乡贤推选活动以激发民族精神和增进国家认同为宗旨，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统一价值信仰的重要举措。活动发起后，在各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响应。各省围绕乡贤推选办法、乡贤具体名单、乡贤事略编纂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乡贤推选活动是1930年代中叶由官方发动、民间参与的一场文化活动，最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终止，虽曾在各地营造起崇敬乡贤、团结同乡的社会氛围，但并没有起到为国民党政权凝聚人心的作用。

【关键词】乡贤推选；蒋介石；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为起点，试图统一价值信仰，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起国民党及其个人的权威，挽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1新生活运动虽美其名曰“新”，却有强烈的向旧伦理、旧道德回归的意味。它批判新文化运动无补时艰，主张以复兴固有民族文化作为补偏救弊之策。在此背景下，蒋介石发起乡贤推选活动，希望以经官方认定的乡贤精神来激励国民，为巩固政权、复兴民族奠定道德基础。有关这一事件，学界过去几无任何关注。本文即尝试在梳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对这场持续三年左右时间的乡贤推选活动展开分析，通过讨论这一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活动，揭示1930年代中叶地方与中央在文化领域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形态。

一、乡贤推选活动的发起

1934年6月15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通令，要求各省分别推选本省乡贤三十人，报送中央，并择要编纂乡贤事略读本，借以彰显乡哲芳烈并为青年之楷模。兹将蒋氏通令迻录如次：

查我国为文化最古之国，数千年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焜耀史乘，更仆难数。惟嘉言懿行，或因散见传志，稽考不易；或因年代湮远，漫灭堪虞。兹为表彰先哲芳烈，激发国民观感起见，着由各省将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伦政治经济之历代乡贤事略，照中学教科书体裁，择要编辑，呈送核阅。但每省最多以三十人为限，其近代如清末民初之有功党国者，亦应选择二三人一并编入。庶几先贤言行，不致湮没无闻；青年学子，亦获有所矜式。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主席即便转饬遵办，此令。2

193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面临各种内忧外患。此时发动乡贤推选，与励行精神动员的新生活运动在总目标上是一脉相承的：“际此国难日亟，强敌压境，国人敌忾同仇之精神，应即时努力鼓舞，因此拟选乡贤，似应特别注意于效忠民族，御侮有功，以及努力复兴事业的人物。”3浙江省政府在转发该通令时，就将乡贤推选活动和当时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新生活运动联系在一起：“浙省府奉蒋令，以现值厉行新生活运动之时，对各地历代乡贤事略，应择要编纂，借以表彰忠烈，激发国民观念。”4当时有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旗帜领导下，有编纂历代乡贤之举，作为典型，借以发扬民族精神。”5

蒋介石在1934年3月举办的各省厅长、专员行政会议上发表训辞时，就将数月前发生的“福建事变”归咎于当地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淡薄：“譬如从前的福建，不知道国家的纪纲，不遵守中央的政令，无论财政、军事、教育、司法，都是各自把持，形成割据，如同百年前封建时代一个样子。中央的税收他们可以违法截留，国家的军队他们可以据为私产，甚至自己私自买枪炮来扩充私人实力，准备造反，绝对不想到国家和民族已到了如何危急的地步。”6他告诫地方官员要遵守统一集中原则，服从中央决策。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提出政府施政要充分考虑地方自然、人文条件。在同一份训辞中，他就提到：“我们一切行政人员，无论是任省主席、秘书长、厅长，尤其是当专员或县长这些亲民之官的人，到一个地方一定要详细考察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实际状况，设身处地来想推动政治、改良社会的工作。”⑥6因此，蒋介石主张以分而化之的方式，要求各省分别推选乡贤，以本地先贤事迹感化和凝聚人心。

蒋介石一生以儒家圣贤豪杰为榜样，以阅读先贤著作作为修身进德之阶梯。7他对宁波乡贤王阳明就极为推崇，将阳明学中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视为其“力行哲学”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他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王阳明和清初遗民思想家群体的思想是民国得以肇创的精神根源：“比及道学既盛，学者习于空虚的性理，锢于烦琐的名词，于是王阳明（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论，‘穷理致知’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到了明末清初，则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李二曲（颙）、颜习斋（元）、傅青主（山）等大儒辈出，皆斥玄虚，重实用，以经世之学救民族，以性命之学导人心。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从此蕴积于民间，历二百余年，竟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共和民国。”8

蒋介石在1933年的总理纪念周上要求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员们去阅读古代儒家先贤的著作：“我觉得我们在今日国家危急的时候，虽不能将古书完全都看完，但其中最要的，于中国从前政治学问最关紧要的书必要读过才好。显然有几本比较简易而最重要切于实践的书，就是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以及顾亭林各人的全集。凡属要讲中国政治的人，都是非看不可的。”9他甚至也要求党内高级官员一同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1934年3月，蒋介石致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要求其尽快组织学者，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礼义廉耻”寻找历史依据和典故。⑩6

1934年6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大礼堂对江西省会各中学校长、学生进行训话，主题即为江西乡贤精神对于其建设革命基本省的重要意义：“我们一般青年学生只要能立志，就个个人可以做欧阳修、王安石、陆象山和文天祥，为一乡一省增光，为国家民族增光。”10

乡贤精神既是一省之荣耀，同样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光荣历史之缩影。发起乡贤推选，将各地的乡贤文化汇聚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是1930年代中叶面对外侮内患、割据分裂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企图塑造国家集权的一种精神动员手段。乡土观念和国家意识可并行不悖。当时有人即发表文章，提出敬爱乡土是抗战建国的前提：“近年，蒋委员长亦屡言我国抗战建国之坚强基础，乃建立于广大之乡村，可见抗战建国之大时代中，不可忽视乡土。吾人保卫乡土，即所以保卫国家。建设乡土，即所以建设国家。由近而远，由小而大，实为爱国之根本方针。”11乡贤推选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培植敬爱乡贤的意识，在乡贤精神和国家精神这个命题间进行勾连，从而在各地民众中树立起牢固的国家观念。

二、各省推选乡贤之经过与分歧

推选乡贤令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在全国范围颁行，影响广泛，各地报章皆有转载，偏远省份如云南、贵州等亦有传达：“为表先哲，激发国民观感起见，饬川、滇、黔三省选编乡贤事略，呈送核阅。”12全国大部分省份都遵令推选了各自的乡贤并编纂出乡贤事略读本。这项工作一般由各省教育厅负责牵头，具体事务则由图书馆、通志馆、民众教育馆等机构完成。

另一方面，推选乡贤并非单纯的政府行为，而是最终转化为一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社会化运动。1935年3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亲自主持会议，商量乡贤人选问题。5月，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讨论，省教厅才最终决议审定吴太伯、萧何、顾炎武等三十人为本省乡贤。随后，积极推动吴地区域文化研究的江苏研究社在其自办刊物《江苏研究》中，专辟《苏省乡贤特辑》一栏，连载追踪乡贤事略搜辑进度，征集省府选定乡贤以及其他未入选乡贤的相关文献：“乡贤在各地之祠墓、遗迹、图像，本刊希望各地读者惠予照片，其有遗迹出处及珍藏地为读者所知者，请通信告之。如须代价，本社亦可照偿。倘蒙先贤后人能与本社通信，尤为殷望”；“苏省夙昔为文献之邦，历代名贤辈出，除省府选定三十人外，本刊于其他乡贤亦在搜辑之中。各方如能惠赐材料，不胜欢迎”。13经过一年时间收集、编纂，1936年，江苏研究社正式出版《江苏乡贤传略初稿》。14与之差不多同时，《湖南历代乡贤事略》《陕西乡贤事略》《中州三十乡贤事略》等各省乡贤故事读本也相继出版，其中大多数以省教育厅名义印行。

部分省份如江西，甚至出版了官方、民间两个版本的《乡贤事略》。1935年1月，江西省教育厅出版《江西乡贤事略初稿》，其《凡例》称：“本稿自二十三年七月起着手编纂，其间于人物之慎选，暨文字叙述之繁简，几经斟酌删改，并就政［正］于各方贤达。”15此书共列30目，但收录的乡贤人数却不止此数，如第20目“邹守益事略”下附罗洪先，第24目“姜曰广事略”下附袁继咸、万元吉、杨廷麟等人，第30目“列女事略”附录陶侃母谌氏等历代列女共8人，收录人数总计44人。同年6月，傅琴心编纂出版《江西历代乡贤事略》，收录乡贤100位，人数远超省教育厅出版的《初稿》。官方版本收录的乡贤人数虽超过三十人，但明显还是受到了通令限额政策的影响，而傅氏在编纂过程中显然没有受到限额问题的约束。傅琴心在《江西历代乡贤事略》的凡例中也刻意凸显此书与省教育厅官方版本之间的差异：“四、本编所录与江西教育厅所编《江西乡贤事略初稿》所选相同者，概于其姓名上，记以○号；其尤重要者，则记以◎号，以便阅者注意！五、本编所录，在《江西乡贤事略初稿》以外，而为重要者，则记以△者。”16

这种收录乡贤人数不断突破限额，收辑范围不断扩大的现象，在福建同样发生。1935年，福建省教育厅刊行《闽贤事略初稿》，其中收录的乡贤名额就超出了此前报送中央的三十人之数：“就史传志乘及各县送厅之乡贤事实，慎选分编，得五十余人，因行营限定名额，只编三十三人……未报行营者尚有十余人。然考其言行，俱足为后人钦［矜］式，殊难有所轩轾。兹将编辑原稿计五十一人（附列者在外），统行汇辑付印，分发本省各中等学校。”17 1936年，此书再版，收录名额再次扩大，共收录宋至民国初年乡贤53人，宋、明两朝列女5人，另有附传多人尚不在此数之内。再版的《闽贤事略初稿》还吸收了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唐陈元光事略，当初编时，颇感材料缺乏；近得《颍川开漳族谱》及近人叶国庆先生所著《平闽十八洞研究》，内有陈元光暨元光父政、子珦年表，均足为本稿参考资料，因行改编。”18于统一政令要求的范围之外，各地不断增补本省乡贤人数，正说明社会各界在乡贤推选活动中持续参与的热情颇高。

此外，对于乡贤具体人选问题，各省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王德亮、钱仲易二人指出，江苏选定的乡贤名单多有值得商榷之处。他们认为，官方钦定的乡贤要堪为矜式，足以廉顽立懦，苏省历史上名家大贤辈出，应提高乡贤推选标准：“惟吾苏自春秋以降，隽彦辈出，炳炳麟麟，昭耀简编者，更仆难计。若在他省，其所拟定之名单，殆无一不堪为乡贤，而在吾苏，则有不能尽然矣。”19二人提出，应当剔除省府名单中的项羽、刘歆、萧统、顾野王等人，其中刘、顾二人皆有屈事新朝的“污点”，背离了忠义、廉耻的品德；梅文鼎、梅谷成、陆贽三人之籍贯归属有问题，亦当慎重考虑。

署名皖民、莞尔的作者也在《民族周刊》1936年第10期上连续发表《曹操居然当选安徽乡贤，皖人誓不承认！》《桓温的乡贤资格，要付审查！》《怎么苗沛霖也成了乡贤？》《方苞姚鼐当选，归有光秦蕙田落选！》等文章，表达对安徽省政府选定乡贤的不满，言辞相当激烈：“安徽乡贤的名单发表了。六十六个人中间，居然有曹操一名……像曹操这样缺德的人，都拉来作乡贤，实在不成话！是非黑白混乱到这步田地，还成事体吗？这是安徽人的耻辱，特此声明不承认！”20

已入垂暮之年的学界名宿章太炎也公开发表自己对江苏乡贤推选的意见，制定推选三大标准：“（一）帝王既不在名贤之数，故虽偏霸如项王二孙（孙坚、孙策）亦不录；（二）民族英雄事功学识文章，应以第一流人物为标准；（三）江南北亦应普及。”21章氏并开拟了其心目中的三十名江苏乡贤，其名单与省府报送中央者颇有出入。章太炎提议普及江南、北的做法也很值得注意。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苏南、苏北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均有较大差距。章太炎的这一提议主要是为了均衡地区落差，使全省各地民众、学子均能有所矜式并形成对乡邦文化的自豪感。与之类似，陕西也师法河南，在各旧制府中间摊派乡贤名额，借此保障各地的平衡：

吾陕历代乡贤，济济称盛。今按旧制七府五州，依类抉择，务求谨严（报载江苏选乡贤，侧重江南，责难者已纷起。惟河南按旧制每府各列一人，较为平允。今师其意，亦按旧制府州分选，而人数则不限定，要以模范人物为标准）。必其堪作模范者，始为选列。凡选定乡贤三十人，附十人（按旧制西安府十九人，延安府二人，凤翔府一人，汉中府四人，榆林府二人，兴安府二人，同州府四人，商州一人，乾州二人，邠州一人，鄜州一人，德绥州一人，按民国初道制，关中道二十八人，汉中道六人，榆林道六人）。22

这种摊派名额的做法在各省十分普遍。它可以让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也能够积极投身到这场崇拜乡贤的运动中来。

三、乡贤推选活动中地方对中央精神的呼应与背离

乡贤推选活动与同时期国民党政权轰轰烈烈推动的孙中山崇拜在总目标上是异曲同调的，即为了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完成党国历史叙事的建构。23不过与后者树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精神领袖不同，乡贤推选是通过自近而远、由乡及国的方式完成民众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员。为了使乡贤精神与党国意识形态合辙，蒋氏通令设定了三条推选标准：“有益于国家民族”、在“人伦政治经济”方面有突出贡献、“清末民初之有功党国者”。强化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赋予当前政权以历史合法性，是蒋介石推动乡贤选举的具体目标。

社会各界清楚地知道，此次乡贤推选活动和传统的乡贤崇拜在性质上是绝不相同的：“有许多历史上的人物，一向受人崇拜，但是把现代的眼光去衡量一下，就不值得崇拜，关于这些地方，我们最好把现代的需要做标准。”24江苏省教育厅在本省乡贤初选名单的签呈意见中就指出，所有经社会各界推选的四十名初选乡贤必须经“必期于现代社会国家之立场无少违忤”的标准严格复审，“虽为一时魁杰，碍于国体政治，不宜入选”。25为此，该省教厅细化标准，将乡贤分作名德、政治、武功、气节、学术、有功党国六大类型，在区隔旧道德的同时，尽可能覆盖塑造新国民所需要的所有道德准则。

其他省的推选标准也大体类似，以安徽省最终选定的三十名乡贤为例：管仲、文翁、包拯、朱元璋、李鸿章、吴汝纶大致可归入政治类；鲁肃、周瑜、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沐英大致可归入武功类；华佗、曹植、李公麟、朱熹、方以智、梅文鼎、戴名世、江永、戴震、方苞、姚鼐、姚莹、邓琰可归入艺文学术类；左光斗、金声可归入气节类；吴越、吴旸谷、倪映典三人则为有功党国的英烈。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将体现民族气节作为推选乡贤工作最重要考量标准。朱元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沐英等明代开国帝王功勋占本省乡贤名额六分之一，主要即由于五人“驱除胡虏”的历史功勋；金声入选主要为表彰其顽强抗清、从容赴死的民族精神；而方以智、戴名世二人跻身皖省乡贤，主要并非因其学术成就，而是由于其不屈服于异族统治的不屈气节。各省选定的乡贤中，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各抗元、抗清将领和义兵首领以及忠于故国的遗民群体占了很大比重。这一安排主要即为了贯彻中央通令精神，突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分量，以此鼓舞民众的爱国热忱，为面临内忧外患的国民党政权凝聚人心。

另一方面，为了兼顾传承与发展，体现现代国家、社会新的时代风貌，除了选拔一批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乡贤外，各省还为传统边缘人群预留了名额：“我国近代科学落伍，生产陈旧，关于科学名家，经世耆旧，也该多多分别举出，作为榜样。而女性与工商农人，其有一技一事足称者，也当罗列。”26江西省将享誉海外但过去在国内长期被忽视的明末学者宋应星列为乡贤，称其为“中土三百年来之唯一科学家”。河北将只有零星间接史料记载，却在近代被演义为诸多小说、戏曲主角的明末宫女费宫人，与史可法、孙奇逢等抗清将领、著名遗民一道列为本省乡贤。27山东乡贤名单中则同时收录了宋代女作家李清照和清末义丐武训，以此体现乡邦精神的多元性。与之对应的是，孔颜思孟等儒门圣贤并未进入鲁省乡贤名单。其原因有二：至圣大贤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为天下师表，并非地方性楷模；更为重要的是，唯有如此方可将此次乡贤推选活动与过去的儒家圣贤崇拜区别开来，体现出现代社会的新风貌。近代四民社会解体，原有的中心群体逐渐衰落，而传统的边缘社群（如工商业者、科技研究者、军人、妇女）逐渐进据中心，在社会上争取话语权。28此次乡贤推选将旧伦理和新道德糅合到一起，旧瓶装新酒，赋予传统乡贤崇拜以现代气质，能够更好地教化和吸引来自各阶层、各行业的国民。

乡贤推选活动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政令的方式推动的。以河北为例，蒋介石通令颁布后半个月，1934年6月30日，河北省政府就向天津特别市及所辖各县发布训令，要求各市县分别推荐“可为现代民族之楷模”的本地乡贤，同时征集乡贤遗像、遗墨和遗物。29到了7月，天津市教育局就奉到市府命令，通令各图书馆编送乡贤事略及遗物影片。30可见，政令落实堪称快速，各地对中央政令的反应也具有一定的目标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各省对中央政令精神又并非完全遵照。1936年，《图书展望》杂志统计和公布了陕、甘、晋、鲁、豫、鄂、湘、苏、浙、皖、闽、赣等十二个省份的历代乡贤名单。从中可以发现，其中十个省份贯彻执行了蒋氏通令中关于遴选二三“有功党国者”列入乡贤的要求，分别推举了少则一名，多则四名辛亥英烈或本省籍同盟会会员作为乡贤，但甘肃、山西二省的乡贤名单未收录任何此类人物。江西省虽然在呈送中央的乡贤名单中收录李端、蔡说震、蔡公时三位本省辛亥元勋，但傅琴心所编、收录乡贤百余位的《江西历代乡贤事略》只字未提辛亥英烈或国民党元老。不惟如此，就连官方编纂的《江西乡贤事略初稿》也并未收录三人传记，编辑者解释称：“民国革命有功之乡贤，本当采编，惟事迹方待搜集，一时未能全备。”31此外，江西省教育厅秘书欧阳祖经在某次以乡贤为主题的演讲中，按时间线索梳理了自汉代以来本省的历代人杰，但讨论截止于清代，毫不涉及国民党革命史人物。32可见，地方教育部门和民间社会或出于忽视，或出于谨慎起见，有意无意在讨论乡贤问题时回避党国先烈。中央要求为“清末民初之有功党国者”预留乡贤名额的做法是有深刻考量的。它可以将国民党的法统和中国历代民族英雄系谱串联起来，使乡贤推选活动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党国权威和历史合法性的塑造。但地方社会各界普遍“厚古薄今”，对发扬和宣传党国革命精神兴趣索然。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工作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也没有统一规划和明确方向，最终必然导致破产。各省报送乡贤名单后，中央未做任何审核认定；各地流行各种版本的乡贤名单，即便省政府已公布官方名单，社会各界依旧争议不断；中央通令为乡贤设定简单标准，但实际推选出来的乡贤五花八门，根本无法从这些典型人物中凝练出具有一致性特征的乡邦精神。以浙江来说，视民国为敌国的保守理学家夏震武就堂而皇之地与陶成章、陈其美等建国元勋并列乡贤。1936年，为表彰本省乡贤而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规模空前，共设置十二个陈列室，其中第十陈列室展出夏震武灵峰精舍古礼乐器，而隔壁的第十一陈列室即为民族革命文献陈列室。33乡贤名单收录人物驳杂，内部逻辑混乱，反映出各地乡贤推选参与者立场和价值观的复杂性，注定了此次乡贤推选活动无法承担起帮助国民党政权挽救人心、统一信仰的历史任务。

四、从乡贤推选到乡贤崇拜

推选乡贤的最初目的在于为青年学生提供榜样，激发其敬乡爱国之热忱。供职于江苏省教育厅的易君左撰写长文《江苏青年的典型》，分析苏省乡贤的构成情况，号召青年向乡贤学习，积极扶植政治：“要复兴民族，转弱为强，非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婚不可！今后的青年，尤其是江苏青年，应体念先贤的伟大造就及其所以能造就的原因和要素，把它发扬光大起来，这才不愧为江苏青年，江苏学生啊！”34

除了编撰各省乡贤事略作为教材之外，教育部门还通过报刊营造学习乡贤的氛围。被蒋介石所推崇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参拜乡贤欧阳修的故事就曾被反复宣传。《江苏儿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鼓励儿童学习文天祥：“‘死后不能列名乡贤祠，算不得是大丈夫！’这是文天祥十岁时在乡贤祠看到欧阳修等先贤的塑像后，说的一句自励的话。他小时候就不凡，抱负也很大，所以后来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抗拒元兵。”35《江西地方教育》同样刊登文天祥以乡贤为榜样的故事：

文天祥小的时候，很欢喜听乡贤的故事，有一天，他和爸爸到吉安城内的学宫里去游玩，看见几个像。他就问爸爸：“这几位是什么人？”爸爸说：“是乡贤欧阳修等先生们呀！”他就羡慕地对爸爸说：“假使我将来不能做到同乡贤们同立祠内，那末不是大丈夫。”爸爸说：“好孩子，好志气！“文天祥从此以后就立志把乡贤做榜样，到底做成了一位爱国的英雄。36

这类小故事通常篇幅极短且文句浅白，适合低龄学童的阅读学习。

但事实上，乡贤推选活动发起后，其社会影响远远超越了青少年教育的范围，在社会上掀起一阵崇拜乡贤的社会潮流。1935年，吉安各界开始重修倾圮多年的文丞相祠，次年完工，并出版《螺山宋文丞相祠志》：“今建祠奉祀，俎豆千秋，并编成斯志以志之，固足以慰信国公之素愿，表我邑人崇拜之热忱，为鼓励人心、整饬纲常之模范。”37此次修祠显然是受到乡贤推选活动影响的结果。1935年初，江西省教育厅出版的《江西乡贤事略初稿》将文天祥的籍贯登记为吉水县。这引起吉安县文氏族裔和一般民众的极大愤慨。吉安各界纷纷呈请省政府、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等上级单位，要求订正文天祥籍贯。其中，吉安县旅省同乡会会长周钦明在递交给省政府的呈文中感叹道：“同一最高文化机关而监督编纂鼎鼎大名之民族英雄，对于乡贤，对于籍隶，随令不详加考证，竟前后自相矛盾，迭请更正，又固执成见，置若罔闻，殊堪叹息。”38吉安县在文天祥被省政府确定为乡贤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为文氏重修贤祠，有借此争夺乡贤归属权的考虑。除了建造贤祠之外，吉安县还号召乡民及本县“旅外政界、商界诸君”积极出资，为文天祥、欧阳修、周必大等乡贤重刊文集，唤起同乡对于乡邦文献和乡邦文化的重视。39

像这样因入选乡贤而重修贤祠的现象，在当时并非孤例。1935年，河南南阳中医界呈请省政府，要求退还乡贤张仲景祠的祭田，借以恢复医圣祀典的同时，创立国医学术研究院：“原有祭田六百二十亩，以奉祭祀，因前时该祠归玄妙观管理，民国成立后，充作教育经费，以致经理无人，日就废弛，庄严古刹，倾圮殆尽，今仅存大殿偏室数椽而已。”40张仲景祠原为南阳国医同业公会产业，民初“庙产兴学”运动后被地方政府长期占用。南阳中医界能够理直气壮地要求退还祠产并获得成功，主要即凭借张仲景被省府确定为乡贤这一事实。1935年，云南大理则请求政府将旧有节孝祠改造为“女界乡贤祠”，推动“文明之祀典”，将传统女德加以转化，作为新国民之典范：“前之节孝祠，今之忠烈祠，大小牌位充塞满堂，杂乱无章，参差不一（将来入祀者无容身之地），何曾像正经祀典？直是端公司娘跳神地，所供痘儿哥哥、金花小姐之类，非属文明之大玷耶？”41

蒋介石故乡宁波对此次乡贤推选活动也是积极回应。1936年春，奉化人应兆松号召重修位于奉化境内的万斯同祠墓，得到宁波同乡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奉化人沈昌佑叙述万氏祠墓重修缘起时，就认为万斯同入选本省乡贤是一重要原因：“二十四年冬，中央表彰民族英雄，尊先生为乡贤，应君梦卿见其墓之荒崩，于次年春倡议国人为之重修。”42余杭人郎紫垣也称：“比者中央政府隆礼前哲，列为乡贤，所以崇有德、报有功也。兆松惧先生之墓久而就湮，爰约同人募款修治。”43万斯同入选浙省乡贤，其史学成就固然是一大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不屈的民族气节。应兆松在倡捐启事中写道：“国难于今日亟，非提倡民族意识，一致御侮，将无以救亡而图存，此不屈仕满清之史家万先生所以可称也。”441936年3月，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事务所成立，开始印行《捐册》，向社会各界广泛募款。次年刊行的《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纪念刊》专辟《征信录》一栏，详细记载每笔捐款的来源。除了蒋介石、叶琢堂、陈布雷、张其昀、徐永炎、范桂馥、俞佐宸、竺梅先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南京四明公所、宁波旅京同乡会等宁波政商学精英和同乡组织成为捐献主力外，黄郛、林森、王世杰、朱家骅、胡适、汤用彤、蒋梦麟、冯友兰、陈寅恪等非甬籍社会精英或积极捐款，或题辞撰额，表达对这位宁波乡贤的崇敬之情。重修万斯同祠墓也成为了抗战爆发前，宁波最为重大的一场社会文化活动。从《征信录》冗长的捐款名单上可以看出，在崇祀乡贤的号召下，各级政府、同乡会、商行、家族，官员、商人、学者、士绅，乃至于普通乡民，如毛细血管般地共构起一张同乡互动网络。

结　语

1934年的乡贤推选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各地除了荐举乡贤、编纂乡贤事略、修建乡贤祠墓外，还发动搜集、整理、出版乡贤遗著，举办乡邦文献展览会，形成一股整理乡邦文献的高潮。乡贤推选活动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挽救人心、改善风气，实则是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在派系林立、内忧外患的局面下，通过所谓复兴民族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树立统一价值信仰体系的一种尝试。此次乡贤推选活动一定程度上获得地方民众的积极响应。社会各界掀起一阵推荐、议论和崇拜乡贤的热潮，并以法定乡贤为符号，强化同族、同业、同乡认同，搭建同乡互动平台。另一方面，中央在颁布政令时虽已设置简单的乡贤推选标准，但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引导，导致地方在贯彻中央精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离。各省乡贤名单收录人物驳杂，缺乏价值逻辑的一贯性，根本无法为国民党政权承担起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任务。随着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这场活动自然归于沉寂，没有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更没有完成动员国民这一最初目标。

注释：

1参见何友良：《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关志钢、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顾晓英：《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上海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曹艺：《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温波：《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缘起》，《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等。

2《蒋委员长令各省选乡贤》，《苏衡》1934年第1卷第5期，第86页。

3吴忠亚：《编辑后记》，《中兴周刊（武昌）》1935年第4卷第21期，第23页。

4《厉行新生活：蒋令编纂乡贤事略》，《宁波日报》1934年6月18日。

5沙鸿：《乡贤籍贯问题》，《新闻报》1936年1月9日。

6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187、191、370页。

7王奇生：《蒋介石的阅读史》，《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4期。

8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68页。

9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66页。

10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第262—268页。

11彭程万：《爱乡土之意义》，《江西文物》1941年第1卷第3期。

12《省政府函通志馆奉蒋委员长行营代电饬编辑乡贤事略请查照编辑送府呈阅》，《云南民政月刊》1936年第26期，第41页。

13《苏省乡贤特辑（上）》，《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4期。

14江苏研究社：《江苏乡贤传略初稿》，正中书局1936年版。

15《编辑凡例》，江西省教育厅辑：《江西乡贤事略初稿》，1935年铅印本。

16《例言》，傅琴心辑：《江西历代乡贤事略》，南昌印记印刷所1935年版。

17郑贞文：《序》（1935年5月），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编：《闽贤事略初稿》，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18郑贞文：《再版弁言》（1936年5月），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编：《闽贤事略初稿》。

19王德亮、钱仲易：《对苏省府所拟乡贤名单之商榷》，《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2期，第2页。

20皖民：《曹操居然当选安徽乡贤，皖人誓不承认！》，《民族周刊》1936年第10期，第11页。

21昆：《章太炎所建议之江苏三十乡贤概表》，《新民》1935年第1卷第40期，第16页。

22薛祥绥：《选定陕西乡贤私议》，《西北问题》1935年第2卷第15期，第12页。

23关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问题，参见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乡贤故事的选材标准应该怎样？》，《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1937年第4卷第18期，第25页。

25《关于乡贤签呈意见》，《江苏月报》1935年第4卷第1期。

26陆树枬：《为审选乡贤进一言》，《江苏月报》1935年第3卷第5期。

27《河北省历代乡贤事略》，《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11期。

28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29《河北省政府训令（字第四四一四号）》，《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8期。

30丹忱：《市各圕广征乡贤事略及遗物影片》，《天津市市立通俗圕月刊》1934年第3期。

31《编辑凡例》，江西省教育厅辑：《江西乡贤事略初稿》。

32欧阳祖经：《江西乡贤谈》，《教育旬刊》1934年第8卷第9期。

33《浙江文献展览会之回顾》，《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81页。

34易君左：《江苏青年的典型》，《江苏研究》1935年第1卷第6期。

35有槃：《名人故事图说：文天祥参拜乡贤》，《江苏儿童》1936年第27期，第4页。

36白云：《把乡贤做榜样的文天祥（低级乡土教材）》，《江西地方教育》1939年第137、138期合刊。

37欧阳青：《螺山宋文丞相祠志序》（1936年），萧赓韶辑：《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上册，吉安振兴印刷所1936年印本，第2页。

38周钦明：《吉安旅省同乡会以文氏族房长等请转求更正文公籍贯据情转呈省政府令饬更正文》，《螺山宋文丞相祠志》下册，第14页。

39《重修螺山文信国公祠暨刊印欧胡周文四先生文集募捐启》，《螺山宋文丞相祠志》下册，第1—2页。

40《拟请恢复乡贤医圣张仲景祝典并发还祭田创设国医学术研究院经费呈请河南省政府并蒙批示原文（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五日）》，《医学杂志》1936年第88期，第93页。

41石君：《大理节孝祠应改为女界乡贤祠议》，《民导》1935年第9期，第1页。

42沈昌佑：《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记》，《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纪念刊》，线装书局2003年影印本，第573页。

43郎紫垣：《万季野先生祠墓落成》，《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纪念刊》，第574页。

44应兆松：《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募捐启》，《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捐册》，宁波钧和公司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