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与现实检验：双案例对照

作者：高　静 龚燕玲 武　彤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5-26  浏览次数： 5058次

【摘　要】乡贤治村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三治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已有研究缺乏乡贤治村的机理分析，并且存在德治乡村的误区。为了检验这一偏差，本文运用嵌入理论，从“身份嵌入、资本嵌入与价值观念嵌入”探索了乡贤治村的嵌入逻辑。然后运用两则案例凝练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路径。研究发现，乡贤治村的嵌入路径因个体的成长机制而异，乡贤治村要通过创业行为实现贤能兼备，相应的经济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持久动力。本文贡献在于，一是引入嵌入性理论，从“公共身份—比较优势”两维度辨识了乡贤，具有普适性；二是建构了乡贤治村三维嵌入逻辑，得出乡贤治村的一般规律；三是纠正了乡贤以德治村的认知偏误，乡贤治村的回报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方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乡贤治村；嵌入逻辑；治村规律

一、引言

乡贤治村自古有之，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郡县以下都由族长、乡绅保护地方利益、维护乡村秩序，乡村与国家保持相对松弛的关系（赵旭东等，2017）。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变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逐渐复归（刘守英等，2018），乡贤能人群体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2014年媒体广泛报道各地新乡贤^①，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写入十九大报告，“乡贤治村”从民间实践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现代治理体系中，乡贤治村是在国家力量和民族文化资源挖掘下的双重动力下的乡村实践（季中扬等，2016），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李长健等，2019），修复城乡有机循环的活力（姜方炳，2018）。其中，乡贤治村的“枫桥经验”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赞赏^②。

乡贤以自身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城市与乡村、内生权威与外生权威之间，建构链接的纽带，完善乡村治理机制，重构乡村秩序（吴家虎，2018）。乡贤治村的重要作用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多数研究认为乡贤通过理事会等非正式组织、以德治村（王文龙，2018）；将乡贤治村过程描述为“通过发挥乡村精英的榜样作用来加强德治，催生新型乡贤文化，实现……”（袁金辉等，2018）；贺雪峰等（2002）也认为，乡贤依靠社会资源和道德魅力加强村庄内外的联系，这是激发乡村内生力量的源泉。

然而，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乡贤的成长多在乡村之外完成，乡贤集“资财、知识、道德、情怀”于一体（胡鹏辉等，2017），所以乡贤治村的逻辑不应仅是道德维度的单向嵌入，应是多元嵌入与融合的结果；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乡贤行为并不是经济学所描述的低度社会化，完全不受社会影响；也非社会学理论所描述的过度社会化，完全由社会情境决定，应该是基于市场导向的个体理性行为与村庄发展需求的互动共生结果。Polanyi（1944）曾指出经济行为作为一种过程，总是密切地嵌入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Granovetter（1985）也发现社会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创造性地重塑了“嵌入性”概念；随后，他在1992年又进一步将概念演变成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行为人在“中度”社会化情景中的行为理论，即社会嵌入理论，因为“嵌入性”强调组织或个体行为与社会体系之间相互引导、促进与限制的复杂关系（杨玉波等，2014）；并且新时代乡村善治的逻辑瞄准民生治理，这就需要完善村庄公共服务、发展经济，村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和收入（张明皓，2019）。因此，乡村善治的衡量并非只是单个维度的秩序管理，所以乡贤治村应从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综合研判行为逻辑。那么，本文从嵌入性理论入手，检验乡贤治村的文献研究与现实偏差，将会有新的理论建树。基于此，本文将在社会学视角分析的基础上，融入管理学的思维，运用嵌入性理论，通过田野案例研究，分析乡贤治村的多维嵌入逻辑，以揭示乡贤治村的本质与一般规律，丰富乡贤治村的理论框架，促进乡贤治村的可持续性，更好地建设“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二、新时代乡贤治村嵌入的理论框架

综上，社会“嵌入性”理论源自于Polanyi。早在1944年他就指出人类经济行为是嵌入经济规则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后，做出能达成个人愿望的选择，继而提出较为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自此，嵌入性概念引起关注，也推动了新经济社会学发展。后来，Granovetter（1973）继承发展了Polanyi的嵌入性理论，创造性地重塑了“嵌入性”理论框架，认为经济活动中社会模式的情景联结，具有持续性和动态性，一旦形成社会性嵌入关系，会带给组织信任私人关系，能够让行动者的预期更加准确，从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嵌入类型而言，Granovetter等（1992）则从网络联系的视角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RelationalEmbeddedness）指单个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与他们直接互动的关系网络中，并且可以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关系四个维度，将关系嵌入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强弱混合型关系；Bian（1997）根据中国情境，将关系的衡量分为亲密、熟悉和信任，认为在乡村社会中，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社会网络并存：血缘地缘强关系中的家庭家族、团体格局中弱关系联结的农民合作社等都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组织之间、群体之间构建一种结构嵌入（StructureEmbeddedness），形成治村的话语。

进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贤群体正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首先，从关系上看，乡贤或空间在乡、责任在乡或情感在乡都说明了乡贤与乡村的联系紧密，相互信任。其次，从结构上看，乡村形散而“神”在，村民心中的“村里人”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社会网络结构，每位个体或家庭都有相应的地位匹配，一些特定称谓：如村支书、创业者、大学生村官无不显示他们在乡村社会网络领域的优势。再从关系和结构的二维框架中辨识乡贤（见图1），突出的是他们的公共身份和比较优势，其中比较优势获得的经济回报、产业发展项目等，奠定了乡贤为村的行动基础，在与村社发展互动的过程中，成长为具有治村能力、服务村社发展和增进成员福祉的特定群体，且称之为新乡贤。

就当前乡村振兴的宏观幕景和战略行动，乡贤群体主要通过“身份嵌入、资本嵌入、价值观念嵌入”，形成乡村善治的理论逻辑。

图1 关系与结构视角下的新乡贤辨识

（一）身份嵌入，促进人才振兴

人力资本始终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基础。季中扬等（2016）研究表明，从秦汉到明清，科举功名逐步成为乡贤身份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具有群体身份优势的“乡村创业者、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支教教师”等，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具体的乡村事务工作中，能够从不同侧面提升农民的知识、技能。如创业者通过产业发展，带给农民技能培训、市场机会等，逐渐培育了农民现代农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契约精神等正向的溢出效应。如大学生村官则以特定的政治身份，获得全面为村服务的基础，并通过学历教育获得的系统性知识在乡村治理中全面发挥作用，形成了人才振兴的示范效应。

（二）资本嵌入，集聚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客观上讲，“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市场化的裹挟中，分得过散、统得无力，集体性行动缺乏资源支持与村庄动员能力，而集体性行动难免都会存在Olson的“集体性行动困境”，在面对集体公共利益供给时会有“搭便车”或“公地悲剧”产生。因此，要激发大家的集体性行动，就需要有资本驱动。在现代社会中，乡贤卓越的财富获取能力更容易获得村民接纳与认同，他们有能力带村致富（卢福营，2008）。一方面，乡贤可以投入自有资金资本，资助村庄的公共事业或乡村慈善，完善公共服务，避免了Olson所说的“集体行动”困境，村民平等而充分地享受公共服务，能够在公共空间丰富交流的内容、提高交流的频率，村庄也逐渐积累了人气；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的载体是村民，村民安居乐业的依托是产业（杨新荣等，2019），尤其是依托乡土空间特有的生态资源发展的生态型产业带来的高附加值，更会激发村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自信，在这一密集的经济网、公共事务网、文化活动网中，村民的凝聚力将会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价值观念嵌入，实现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包括乡村优秀文化的涵养培育和村民的文化自觉（高静等，2019），适应乡村社会、成为村民行动准则的价值规范体系（胡鹏辉等，2017）。早在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风文明是农村特点的表现，也是区别于城市文明的显著特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将乡风文明提高到健全基层治理的认知高度。由于乡贤多生于乡、长于城，他们积极接纳新思想，拥有城市社会的法治理念、契约精神以及开放视野，同时又根在乡村，尊重与传承乡风礼俗，深藏着乡村的浓郁乡愁，所以他们同时具备城乡文明融合的价值观，能够让百姓在“留得住乡愁”的基础上，感知城乡良序互动的文明，这种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乡风才会让村民们乐于接受。同时，乡贤的远见卓识、道德水平和公益行为，也能为村民提供了效仿的榜样和行动指南（鲁小亚等，2019），使他们的公益事业或经营产业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激活乡村资源，在带给村民经济回报的时候，重新树立起村民的乡村自信，村民就会自觉地保护资源、传承文化，形成现代的文明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孕育出乡风文明的良好风尚。

综上，乡贤的身份嵌入使他们能够自愿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在为乡村补充人力资本的同时，直接提升当地村民素质，进而促进乡村的人才振兴。而资本嵌入不仅能将带来的资金直接用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为乡村发展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发展现代产业，积聚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在城乡文明融合的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以规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进而培育起新时代的文明乡风，最终实现乡村善治与乡村振兴，这一嵌入逻辑如图2所示。

图2 新时代乡贤治村嵌入逻辑

三、新时代乡贤治村的经验性案例

（一）案例一：无量村杨大可的产业治村

1.基本情况介绍。

重庆市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5年，2011年被评为国家示范社。发起人杨大可先生，1974年生，2000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怀着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的梦想与妻子回乡创业，通过土地流转专业从事水晶梨和特色果树种植，后因带动村民致富成效显著当选为无量村党支部副书记。经过12年的发展，2018年入社农户476户，种植面积3200亩，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72户入社贫困户年收入2万元以上，无量村也由贫困村变为重庆市生态农业建设示范村，杨大可在获得良好利润回报的同时，也当选为重庆市团市委副书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

2.嵌入逻辑分析。

昔日孔雀东南飞，如今金凤返巢忙。1999年名校毕业的杨大可，学的电子工程，在成都一家通讯企业工作。但受到家族两辈人种植梨果的影响，一直情系家乡的果农，希望带领乡亲致富。2000年，辞职回乡的他在村民隐约的议论中和父亲的反对中，带着自己积累的3万多元资金，夫妇二人在无量山的荒坡上住窝棚三个多月，靠人工整治果园20多亩，在跑遍全国30多个梨果产区后，试种了70多种梨果苗，最终才选定适合家乡的一种水晶圆黄梨。2002年9月，1.5万多公斤梨子共卖将近6万元，村民的质疑与议论渐渐变成了梨果种植的登门求教。期间，杨大可大学生身份标识的知识青年带给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也因此获得发展产业的群众基础。但要扩大规模又缺乏资本，按每亩千元计算扩大300亩的种植面积就需要30万元，在银行无抵押不能贷、亲朋好友不愿意借的情况下，2005年，杨大可顺势牵头成立云阳县大果水晶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主动筹集资金20多万元共建标准园，合作社按年实行包成活、包技术、包回收的规则，挂果后再付款，成活率低于95%免费补栽，最大限度降低社员的风险，村民投入土地、劳动力，杨大可提供技术和资本，大家通过合作社组织共同发展梨果业，乡村产业雏形燃起了村民致富的希望。2007—2011年期间，合作社因发展规范获得政府各项扶持100多万元，担保贷款200万元，有了资本支持的合作社，实行全程绿色种植，注册了“大可”牌水晶梨商标，改建母本园480亩，统一“种苗提供、果园管护、市场营销”，入社农户年收入最多的达到20多万元，70户贫困户2018年户均收入超过2万元。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契约意识和市场竞争能力逐渐增强，小梨果从山坡坡走向大市场，无量村也从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村民收入与杨大可的利益在合作社组织中深度融合，家乡的地缘关系加上团体合作关系，让作为合作社理事长的杨大可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拥有了中心位置的结构优势。

2011年被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杨大可帮助村里左天银家桃园规划新品种，当年就实现果园增收20万元，扭亏为盈；引进6位在外务工的乡亲，回村发展种植、园艺、旅游等，形成了“人才—产业”兴旺。村里发展基础好了，政府也积极投入，杨大可利用村两委的身份，动员群众筹工筹劳，整合项目资金，修建了4公里乡村公路、小水库1座，修建村文化广场，并设立了敬老助学专项项目，昔日的贫瘠山坡变化为如今的满山梨园，村落规划有序、干净整洁，“磁力”增强了，回来发展的人多了。成为百姓致富带头人杨大可，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干事业的舞台也更大了，无量村的社会网络也从经济网拓展到村务网、公共服务网等，村民在不同的网络关系中，都能锚定到相应的位置，自然又从原子化的家庭走向村社中心。

上述分析表明：杨大可治村路径主要通过“三维嵌入”，实现乡村善治。首先，大学生身份回村创业，带给村民发展信心，奠定了治村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次，把自己资本嵌入到乡村发展当中，成立合作社不仅增加村民经济收入，自己也获得利润回报，通过合作社的载体与村民联结更加紧密；再者，创立“大可”牌水晶梨，发展生态立体农业，收获绿色产业，实现产业兴旺；最后，通过改革村庄、发展公益性事业等公共服务，将现代性价值理念融合到村民行为之中，实现村民自治，自己也获得了卓越的政治资本。这一逻辑可梳理如图3所示。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每一份投入都获得了相应回报，包括无形的政治资本和显性的经济回报，这才是乡贤持续改善乡村的动力机制。

图3 无量村杨大可产业治村的嵌入逻辑

3.治村成效评价。

（1）经济效益。2018年合作社总销售额735.8万元，其中水果销售收入694.8万元、牛羊及其蜜蜂销售收入41万元，实现利润180多万元；合作社累计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7个，创建特色名优农业品牌3个以上，土地综合生产率达到8000元/亩，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25000元/人·年。合作社成员户均收入10949元，增加2737元，比未入社农户人均增收1220元。（2）社会效益。合作社安排当地200余农户就业，务工收入超过200万元。合作社以无量果园为“窗口”，为果农免费提供信息技术咨询，带动更多农户种梨致富。同时合作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比如参与双土镇山体滑坡救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3）社会认可。通过建立和完善“合作社 农户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为推进特色效益农业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有益探索。合作社于2011年被评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无量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典型先进村。杨大可从一个普通创业者，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劳动模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乡贤。村民与他的关系，也从利益合作走向共同治村，村社关系和村社结构发生蜕变。

（二）案例二：两路口村支书唐书浪的综合治村

1.样本情况介绍。

贵州省湄潭县复兴镇两路口村，村庄户籍人口3595人，行政面积3589平方公里，2000年是省级一类贫困村。唐书浪，1967年生，2004年当选为村支书后，他带领两路口村建立了“群众会 ”的民主治村模式，成功引进“世界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鱼”等项目，动员全村70余名村民参与养殖专业合作社，面积116.87公顷，产值460万元，户均增收5000余元。在此基础上，两路口村精准发力，建立“山上种茶、圈里喂猪、田中养鱼”的生态立体农业，种植生态茶园4000余亩、精品水果700余亩、蔬菜基地340余亩、稻鱼共生示范园1300余亩、畜禽养殖500多户。如今，两路口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先后获得省、市“五好基层党组织”和“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唐书浪个人也多次获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和“贵州省拔尖人才”等称号。

2.嵌入逻辑分析。

村支书唐书浪的治村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级嵌入入口阶段。唐书浪上任时，村集体班子纪律涣散，干群之间对立严重，和谐干群关系成为治村之要。上任后，唐书浪访困难户、贫困户一个多月，动员群众走出家门，参与群众会的讨论，形成“群众会 ”乡村治理模式，即通过“群众会 教育”，大讲读书脱贫致富的故事，让村民重视家庭教育，扶贫先扶智；通过“群众会 乡村规划”，大讲村上发展方向，畅通村民关注集体发展的渠道；通过“群众会 党员学习”，大讲共产党如何通过土地革命、承包到户、鼓励流转为百姓谋福利，生动巧妙地将国家政策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印刻在老百姓的心坎上；这一“群众会 ”的治村模式不仅成为湄潭乡村蜕变的法宝，也让唐书浪自己的资本、身份与价值观念一同融入到乡村治理，探索了民主治村的推进路径，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秩序基础。

2009年开始，在理顺村社秩序的基础上，唐书浪持续嵌入，开始谋划产业，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他联合7名村干部以个人财产抵押贷款，共获得7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流转村上70多户的农户耕地，引入浙江农业大学的专家提供养鱼技术，按照“600元保底 二次分红”的模式，成立水稻合作社，开展“鱼稻共生”的生态产业；在当年盈利80万元后，又相继成立绿色葡萄种植、蔬菜种植合作社，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实行集团化管理，合作社之间盈亏互补、协同发展，尤其是种植类合作社前三年管护期由村社提供资金，零租金返租给贫困户经营，帮助他们建立产业实现长效脱贫。组织管理采用村支两委与专业协会交叉任职，净收益按照“6：3：1”的比例在“农户、村集体、管理人员”之间分配，既盘活了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让贫困群体脱贫后能致富，又壮大了集体经济，更是集聚了乡村发展的人气。唐书浪实现了从村支书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全村产业兴旺，村民的凝聚力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2015年，逐渐富裕的两路口村开始发展村上公益事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入嵌入革新阶段。唐书浪用壮大的村级集体经济建设村活动中心，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发放100元慰问金；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激励家庭重视教育。为了提高村民的宜居质量，村上修建黔北居民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和文化阵地，改造农网100余公里，惠及群众1800余人。唐书浪乘势而上整治村社秩序，带领村民集体创业，完善村庄设施服务，建构乡村组织网、产业网、公共服务网，让村民从社区边缘走向了网络中心，社区的网络结构鳞次栉比，密度高、维度多，他的多重身份不仅带给村社发展，也使他从一名村支书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新乡贤。

上述分析表明：唐书浪按照“初次嵌入—持续嵌入—嵌入革新”的逻辑，完成了从“村支书—创业者—变革者”的身份转变，以民主管理奠定群众基础、发展产业增加居民收入，最终打造惠民项目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现乡村善治与兴盛，其治村逻辑可以表述为图4。

图4 两路口村唐书浪综合治村的嵌入逻辑

3.治村成效评价。

（1）经济效益。目前两路口村已全面实现了路路通、水电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截至2018年底，全村建立了稻鱼共生、水果和茶叶三大产业，其中水稻种植面积为1229.1亩，并创立特色品牌“鱼香牌”，一年可收获25万公斤米，集体纯收入每年超100万元；水果种植面积达700余亩，茶园4000余亩，贵州省两会期间茶叶全部由该合作社提供，效益稳定。（2）社会效益。脱贫攻坚是两路口村的主要任务。村集体出资100多万元专为贫困户定做葡萄园，村上提供技术指导、营销服务、通过反租倒包的形式前三年零租金为贫困家庭建立产业脱贫的长效机制；2018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3600元，900多户贫困户全面脱贫，脱贫成效显著。两路口村的教育也成绩斐然，2009年两路口村考上7个二本以上，2010年考上10个二本以上，2011年考上11个二本以上，2012年考上14个二本以上，2018年考上16个二本以上。截至2018年，有5个硕博连读，有两个在留学。（3）组织效益。两路口村通过开群众会、集思广益，实现组织振兴，为此获得了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

四、乡贤治村的生成逻辑

基于上述双案例的分析，本文得出乡贤治村的基本逻辑如下：

1.乡贤的生成机制决定乡贤治村的嵌入路径存在差异。

在市场经济中，乡村之外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走入乡村，通过能力和贤德取得良好的村庄发展（张英魁，2017），因此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同，成长为乡贤。案例中的杨大可利用其掌握的技术、知识发展现代农业，个人创业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村民致富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大学生身份代表的知识精英逐渐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也由此奠定了治村的公共身份合法性基础，且在这一过程中融合了乡村传统与城市文明形成的制度逐渐内化为村民的行动规则，进而形成了“乡贤—村民—村两委”的三治融合治村模式，逐渐实现了乡村兴盛。唐书浪则是利用其村支书天然的公共身份把资本和治村理念一同嵌入到乡村发展当中，先建立好乡村秩序夯实治村根基，而后引入社会力量集体创业谋划经济发展，贫困山区的生态资源变成了生态财富，整村脱贫致富，村民的自信油然而生，他个人也从单一的基层党务干部成长为善治乡村的优秀乡贤。

2.乡贤治村，要通过创业者的身份角色转变，实现“能”与“贤”兼备。

乡贤具有桑梓情怀，助贫济困之情，回馈乡村的报恩之心等精神内核（李利宏等，2016）。各领域精英通过创业治村的机会识别，把对乡村的情感寄托融入创业的全过程，既为乡村和村民创造了经济价值，又实现了回馈乡村的情感表达；同时，创业者创新过程中表现出的坚韧、担当、追求卓越等创新精神能够形成示范与学习效应（张玉利等，2018），激发当地村民的发展欲望，进而渐渐形成村庄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积聚为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案例中的杨大可一开始就是以大学生个体回乡创业为起点，带来百姓收入增加和产业兴旺，是“先能后贤”的身份转变；唐书浪则是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集体创业，利用社会力量整合乡村生态资源发展产业，凝心聚力，为村庄集聚发展动能，是“先贤后能”的成长过程。

3.相应的价值回报，尤其是经济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

传统社会，乡贤治村内生于村庄差序格局的伦理社会，产生的根基是村庄熟人社会网络，乡贤之“贤”当然不让的排在首位。但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伦理格局与契约组织共同主导着乡村社会的重构。村民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乡贤的选拔标准先“能”后“贤”的序列，这一能力框架中蕴含的政治资本、社会资源、企业家才能、知识技能具备了市场要价能力，因此，乡贤治村“能”的投入，要有与之匹配的价值回报，并且应表现为经济利益，这方是促进乡贤治村的持久动力。案例中的杨大可在逐步嵌入过程中，获得产业利润、社会赞誉以及政治资本；唐书浪也同样在带领两路口村乡村兴盛发展的过程中，被授予省级拔尖人才等社会美誉，并且按照镇级政府人员标准发放工资。

综上分析，不同群体根据其初始资本差异选择不同的嵌入模式将身份、资本和价值观念嵌入到乡村治理当中，在持续嵌入升级中完成从“普通人—创业者—乡贤”的关键身份转变，并在每个阶段达到自我投入和产出利益均衡，最终个人获得社会美誉和经济回报；相应的，乡村在持续的活力激发中，也从一个普通乡村转型升级后呈现不同的乡村样态，完成善治之村的蜕变，最终乡贤成长与乡村善治有机融合，这一乡贤成长与乡村善治的嵌入逻辑互动融合过程如图5所示。

图5 乡贤治村的可持续机制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从文献研究与现实偏差凝练研究问题，运用嵌入性理论，建构了乡贤治村的内在逻辑，采集田野案例，通过规范研究和案例剖析，检验这一逻辑框架。研究发现，一是新乡贤辨识与蜕变成长。乡贤并不是通过社会提倡和公共舆论产生的，是在具体的乡村环境中，通过创业行为衍生了系列化的个体蜕变与乡村发展，因此获得村民的广泛认可和全面接纳后，成长为新乡贤。二是乡贤治村的嵌入过程与路径差异。纠正了乡贤德治乡村的认知偏误。乡贤治村是在与村民互动的嵌入过程中，创业带动村民增收、村庄发展和乡村公共服务，提升村民现代意识和文明程度；相应的乡贤也获得了应有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这一嵌入过程，因乡贤的初始资本差异带来嵌入路径有异，但最终都是呈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善治乡村。三是相应的经济价值回报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资本支持与产业支撑是乡村振兴的必备要件。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的桑梓情怀与创业带来的价值回馈，是乡贤治村的经济基石。这一基于企业家才能与乡村要素融合的经济发展范式，兼备市场竞争力与乡村包容力，是乡贤治村的长效机制。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根据嵌入性理论，从身份特征和能力特征两个维度，重新辨析了新乡贤，新时代的乡贤内涵解读更加准确，而以往研究中对乡贤的界定概念多、不一致，究其实质是对乡贤“能”与“贤”的本质认知不够深入；二是根据嵌入理论描述了乡贤治村与村庄变化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三个维度的嵌入，建构个人成长与乡村发展互动逻辑；三是通过两个典型性案例，得出了乡贤治村的一般规律，突出了创业过程的重要性，初步形成了乡贤治村的理论逻辑架构。

（二）政策启示

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启示有三点：

1.提供乡贤成长的良好环境，避免舆论报道式的道德枷锁。

政府职能部门要为乡村社会各界精英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与创业沃土，从创业安居、创业扶持奖励、项目跟踪服务、服务平台搭建等方面为乡贤成长提供良好的机会，畅通乡村外社会各界精英入乡下乡带领乡村发展和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同时，鼓励本地在村的基层干部、乡土能人积极融入时代大潮，创家业、干事业，为他们提供市场拓展、融资服务、技术赋能的机会。在宣传报道上，避免成功风向标式的密集报道，避免乡贤在正能量的涌动中挤入向上旋转的轨道，如果遇到风险事件创业失败或治村遇阻，会背负道德的枷锁。

2.引导村民要形成正确的乡贤价值判断，建立乡贤与村民的互动融合机制。

要在乡村内部引导村民形成正确的乡贤价值判断；建立村民与企业家对话交流的平台，建立“村民代表—村集体—企业家”的联合决策机制，参与村社产业规划、村社公共服务供给等；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社，探索建立“集体股权—企业股权”的混合经济体，完善村民与乡贤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能够深刻感知到乡贤行为与村庄发展的协同性，乡贤“能”与“贤”的双重属性、经济获取与社会贡献的互动性，更加准确地认识当代新乡贤的价值。

3.用好乡贤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丰富乡村文明建设内涵。

新时代乡贤治村中的创业行为，在带给村社经济财富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带给了乡村无形而又极其珍贵的企业家精神财富。停滞摇摆的乡村，最急需融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因子、创业坚持、责任担当等当代文明脚注，丰富乡村文明建设的内涵，带给乡村复兴的活力。因此，建议当地政府建立乡贤信息库，建立礼遇乡贤制度，开展乡贤宣讲活动；在村社基层，可以将乡贤群体呈现的文明行为吸纳到乡规民约，完善乡村自治制度。久而久之，村民的日常行为就会呈现出饱满的精气神，乡村也表现出复兴的动力和良好秩序，这方是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Bian，Y.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7，62（3）：366～385

[2].Burt，R.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Soci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Foo，M.D.，Uy，M.A.，Murnieks，C.Beyond Affective Valence：Untangling Valence and Activation Influences 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5，39（2）：407～431

[4].Granovetter，M.，Swedberg，R.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Westview Press，1992

[5].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6].Polanyi，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eadings in Economic Sociology.Beacon Press，1994

[7].高静，王志章.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农业经济问题，2019（3）：49～60

[8].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3）：124～134 207

[9].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20～29 144～145

[10].胡庆钧.论绅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季中扬，胡燕.当代乡村建设中乡贤文化自觉与践行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6（2）：171～176

[12].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浙江社会科学，2018（10）：71～78 157～158

[13].李建兴.乡村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7）：82～87 158

[14].李利宏，杨素珍.乡村治理现代化视阈中传统治理资源重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6（8）：81～85

[15].李细珠.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16（3）：121～139

[16].李长健，杨永海.新乡贤介入矛盾纠纷化解的困境和应对——基于河南省H镇的田野调查.农业经济与管理，2019（4）：73～84

[17].刘守英，熊雪锋.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农业经济问题，2018（9）：10～23

[18].卢福营.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社会科学，2008（12）：55～63 183

[19].鲁小亚，刘金海.乡村振兴视野下中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及未来治理——基于“社会结构—精神方式”分析路径.农业经济问题，2019（3）：61～69

[20].钱德洲，刘祖云.从“嵌入”到“融合”：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弱化与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8（4）：107～113

[21].汪杰贵.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3）：25～32

[22].王文龙.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地区差异、治理模式选择与目标耦合.农业经济问题，2018（10）：78～84

[23].吴家虎.内生权威融入式治理：体制型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与完善路径.社会科学家，2018（4）：57～63

[24].杨新荣，杨勇军，黄大乾.乡村社会治理的框架、模式与路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9（8）：19～29

[25].杨玉波，李备友，李守伟.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山东社会科学，2014（3）：172～176

[26].易法敏，文晓巍.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9（8）：130～134

[27].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行政论坛，2018，25（6）：19～25

[28].张明皓.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5）：17-24

[29].张英魁.乡贤的外生性及其介入乡村机理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3）：79～84

[30].张玉利，谢巍.改革开放、创业与企业家精神.南开管理评论，2018，21（5）：4～9

[31].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19～127 148

[32].朱晓阳.乡绅、“废墟”与自治.开放时代，2016（4）：165～190

注释：

①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志良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上虞经验”为立足点，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新华网的乡贤报道，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930/c1003-27649450.html

②习近平：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11/c_1176770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