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移民“代际化”的族群关系——以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

作者：胡源源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1-05-19  浏览次数： 9292次

【摘　要】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约有22万中国女性因结婚移民到了日本，但是关于她们在日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族群关系，学界的讨论较少。本文通过对嫁到日本农村43位中国女性的访谈，阐述她们在日族群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中国女性之间并没有因为同胞身份而团结形成单一固若磐石的族群关系，她们的族群关系呈现“代际化”特征，而且“代际”之间隔阂明显。这种“代际”关系是中国女性在日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属性（结婚经历、中国的出身地等）的多样、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跨国婚姻；中国女性；族群关系；日本农村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国际移民的活跃，学者们对高学历技术移民^①、护士移民^②、家务劳动移民^③等群体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女性移民为对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关于她们在接收国社会关系的研究尚有很大的学术空间^④，性别与社会关系研究依然任重道远^⑤。在女性移民研究中，研究者们将她们区分为“从属移民”和“主动移民”两种类型。前者多以男性的配偶或亲属等家庭成员身份实现移动^⑥，她们在进入接收国后容易拥有浓密的亲属关系；后者多通过再生产劳动、商务、跨国婚姻、留学等方式实现移动，由于是单独的个体移民，她们在接收国面临社会关系的重建。两种类型的女性移民在地的社会关系存在“再编”和“再建”的区别。

学者许雅惠指出，女性移民通过与同乡的强联结获得情绪的共感与支持从而得以维持基本的认同与生存^⑦。在接收国由于语言、阶层、国籍、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限制，族群往往被认为是女性移民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力量，特别是在信息、经济、情绪、工作获取等方面，这容易忽视她们如何构建族群关系。Ryan指出，移民网络不是自然存在的，需要建构和维持，在接收国建立社会关系需要时间和努力^⑧。对于只身来到接收国的女性移民而言，即便有族群的存在，族群成员也是陌生人。在母国时个人社会关系尚且需要经营和维持，跨境移动后更需要努力构建族群关系。那么女性移民在接收国如何再建族群关系？什么因素影响着她们的族群关系？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地理位置临近、中日之间存在经济差距以及历史渊源等因素，中国女性早在1980年代就通过结婚的方式移民日本。1980年代以后，随着东亚人口老龄化、晚婚化的加剧，家庭再生产领域人手不足，东亚内部女性通过婚姻实现跨国流动日趋激烈。现阶段，东亚形成了“结婚的世界体系”^⑨，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既是移民输出国也是移民接收国，而日本和韩国是接收国。本文以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讨论女性移民在接收国的族群关系。

一、日本农村的中日跨国婚姻

战后，日本“家”制度虽然被废除，但是“家”意识依然浓重。在农村，婚后与公婆同居的社会规范根深蒂固，尤其是长男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义不容辞。这导致日本女性不愿与农村守“家”的男性结婚，特别是长男，在婚姻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被敬而远之。此外，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性别结构失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地方政府与民间婚姻中介联手，从菲律宾、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外国新娘，日本农村的跨国婚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⑪，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逐渐增多。1997年以后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数量超越菲律宾女性，成为日本男性最大的跨国婚姻结婚对象。2000年以后平均每年有1万多名中国女性嫁往日本，2009年中日跨国婚姻数量达到顶峰，当年有12733名中国女性移民日本。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逐渐减少，即便如此，每年仍有约6000名女性移民日本。从1970年至今至少有22万中国女性通过结婚的方式移民到了日本，其中7成左右嫁入了日本农村^⑫。

笔者自2009年开始对嫁到日本但马地区的中国女性进行调查。但马地区位于兵库县^⑬北部，是西日本的农村地区，亦是日本早期参与农村跨国婚姻的地区之一，当地男性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迎娶外国女性。当地的外籍配偶多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其中中国女性多是通过婚姻中介嫁到此地，只有个别是通过亲属介绍。被访谈的43位女性中，年龄跨度在25岁至63岁之间，平均年龄35岁。38位来自中国东北地区，2位来自中部地区，3位来自上海周边地区；其中41位来自农村，只有2位来自城市；学历多集在初中水平，在嫁到日本之前多从事服务行业，如商场营业员、餐饮店服务员等。她们定居当地的时间在8个月至22年之间。其中早期如1990年初来日的女性多是初婚者，2000年以后来日的女性以再婚者居多；日本丈夫多是兼职农民或是个体营业者，她们与丈夫的感情基础薄弱。由于日语水平低，她们到日后会参加当地NPO（支援外国人生活的非盈利组织）举办的日语补习班。笔者在补习班与她们相识，而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到更多中国女性。

二、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

在早期的跨国婚姻研究中，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造成这种局面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学者们多倾向于关注问题多发的私领域^⑭，忽视了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身影；另一方面夫家限制女性移民与外界接触。由于农村跨国婚姻“商品化”的性质^⑮，夫家担心她们过度与社会接触，尤其与来自母国同胞的接触会诱发她们离家出走，所以对她们家庭外的行动进行了管制。宿谷京子指出，在日本农村，外国妻子没有建立社会网络，很难看到她们有可以依靠的邻居，外国妻子无缘主流社会孤立地存在着^⑯。许雅惠也提到嫁到中国台湾的外国女性因为婚姻的特殊性而不被信任，迫使她们与同乡社群关系断裂^⑰。外国妻子在接收国被描述成“孤立的存在”“社会的无缘者”。

随着日本农村外国妻子数量的增加及她们与婆家关系的磨合，加上接收地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移民在家庭外的生活逐渐显露出来。石沢真贵在日本秋田县调查后有以下描述，“与邻居的交往不是特别紧密。……但是通过手机和邮件与朋友间的联系却很广，与较远的朋友也有交际”^⑱。武田里子指出，早期来日的外国妻子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结识朋友，1997年以后来日的外国妻子通过日语学习与育儿构建社会关系^⑲。南红玉指出，山形县的外国妻子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她们来日时期不一样，同一地区内的外国妻子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社会网络，如果扩大地理范围兼顾其他地区存在“同胞”关系。与之相对比，在福岛县同一地区的外国妻子间建立了强固的同胞关系。外国妻子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局限于自身之间的交往，还扩大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往来。外国妻子在与邻居的交往及地区活动的参与上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⑳。

Kao，G.和Joyner，K.认为，种族/民族的同质性不仅对生物学分类上相似的他人具有吸引力，对拥有共同语言、国籍、文化、传统和宗教认同等特征的人也表现出吸引力^㉑。对于女性移民来说，在陌生的环境里在共同的语言文化的召唤下，族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族群是她们日常重要的社交圈。在婚姻移民与族群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移民日本的外国女性的族群关系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杉浦直认为，族群是移民为了应对接收社会的歧视而形成的集体组织^㉒。高畑幸发现，与日本男性结婚的菲律宾女性为了解决生产与育儿的问题，相互之间形成了帮助生育、照看婴儿、母子家庭会等扶助组织。据推测，日本大约有150—200个菲律宾人的互助组织^㉓。坪田光平指出，菲律宾女性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她们通过教会构建起社会网络并从中获得就职机会，但因为对从事风俗业的态度不同引发了她们价值观的分歧进而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㉔。李善姬对嫁到日本农村的韩国女性调查后指出，她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李认为，韩国女性由于是通过中介介绍嫁到日本，所以同处于女性立场本身就已经是竞争的开始。为了从固有的观念中逃离出来，韩国妻子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女性区别开，尽量融入日本人中。另外，韩国妻子来日后多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商业经营，由于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的格局^㉕。

以往关于女性移民是否在接收国构建了社会关系及构建途径的研究已形成了部分成果。樋口直人指出，确认“社会关系是否形成”不是研究的结论，只是研究的出发点。为了从“社会关系是否形成”这一单调的结论中挣脱出来，对社会关系如何形成、社会关系在哪些方面重要、有怎样的特点等进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㉖。目前，学界关于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研究虽然已经跳出了“有无论”的框架，但对其特征的探讨还远远不足。例如樋口指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哪些方面重要？有怎样的特点？”就没有被分析。尽管上述研究对外国女性的族群关系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族群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并分析了造成紧张局面的原因，但是她们具体构建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即族群关系呈现怎样的特征？什么因素影响着这些特征？这些内容并没有被论及。

此外，现有研究中缺少关于中国女性移民族群关系的探讨。在日本农村的跨国婚姻研究中，研究者们将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的女性统括到“东亚妻子”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㉗，虽然有关于韩国和菲律宾女性的族群关系研究，但是作为日本男性最大的结婚对象——中国女性的族群关系始终被混合在“东亚妻子”的族群关系中。笔者调查发现，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不像韩国女性那样，从选择结婚这条路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竞争；而且中国女性嫁到日本后多是受雇于当地工厂的劳动者，并没有热衷于用民族资本进行创业，同时她们也没有像菲律宾女性那样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形成族群连带，更没有因为职业选择而产生分歧。那么中国女性到底构建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呢？赛汉卓娜指出，跨国婚姻研究需要将外国妻子按国籍、区域、族群进行分类，这样才能将女性在跨国婚姻中文化适应的多样性体现出来^㉘㉙。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女性从“东亚妻子”中独立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到她们族群关系的特点。

再者，随着婚姻移民的不断涌入，在地的族群并不是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移民的适应程度、生活自立水平等方面也动态地变化着，这使得族群内部移民状况复杂化。这样的变化对婚姻移民的族群关系有着怎样的影响？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被讨论。综上，本文将以在日的中国女性为对象，讨论她们如何与同胞互动，怎样的因素影响着她们的族群联系。

Mannheim认为，同时出生在世的一代人，因为经历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而组成一个现实代（generation asactuality）^㉚。本文借用Mannheim的概念，认为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在日本形成了不同的代际。所谓“代际”不是生物意义上同时出生的人，而是基于在日定居时间的长短而形成的不同群体。笔者发现，中国女性在日居住时间不同，她们在生活适应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于她们而言5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5年可以使她们在语言方面从不能沟通到基本交流，5年也可以让她们从完全不了解日本社会到基本熟悉身边的环境和社会规范，5年亦可以让她们与日本夫家的关系从磨合期进入稳定期，所以本文以5年为分隔点将中国女性分为不同的代际。具体而言，来日5年未满为“新手世代”，来日5年以上10年以下为“适应世代”，来日10年以上为“经验世代”。以下通过对中国女性的访谈展现族群内“代际化”的社会关系。

三、“代际化”的族群关系

（一）经验世代：从“亲密的共同体”到“松散的联盟”

经验世代的女性有的早在1990年代初就嫁到日本，至今已经旅居日本30多年。由于她们来日时间较早，所以本节不仅讨论她们现阶段的族群关系，同时从时间轴上考察她们社会关系动态的变化。

刚来日本时只有2个朋友（与我一起嫁到日本的中国人），那时周围没有中国人。我们每周都要聚一次，在一起时就讲婆婆和丈夫的事情，连生几个孩子我们都商量过，当时（我们）甚至商量说要离婚一起逃回中国（哈哈哈～～笑）。在得知日本的家庭习惯和性别分工后，大家商量好都只生一个孩子绝对不生第2个。现在我们3人各自都只有1个孩子（访谈者IG）。

从“只有2个朋友”可以看出，经验世代到日初期朋友的数量少且多限于与她们一同嫁到日本的女性。笔者认为这样的交际圈与当时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联，1990年代初即使她们想与同胞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但当时封闭的日本农村也没有很多中国人。虽然从1980年代开始外国移民逐渐流入日本，但主要以城市地区为主，农村并没有很多外国人。从统计数据来看，1990年代初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虽然呈增加的趋势，但每年只有不到4000人，这个数值仅是中日跨国婚姻高峰期的三分之一^㉚。而且由于她们散居于日本各地并没有聚居，意味着在各地不会有大量的中国女性存在，这样的环境严重限制了她们社会关系的拓展，所以当时她们的社会关系是小规模的。此外，通过采取一致的生育计划可见当时经验世代之间有着亲密度非常高的互动，笔者认为她们当时的族群关系是一个“亲密共同体”。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亲密共同体”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不像刚来（日本）那会儿频繁见面。现在我们每年大概只有1、2次电话或邮件联系。即便联系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讲老公和家里的事情，只是简单地喝茶闲聊一下（访谈者IG）。

尽管在岁月年轮中经验世代之间的关系没有中断，但通过上述谈话可以看到，当初亲密的关系已荡然无存。现在无论是联系的频度还是感情的亲密度都大幅下降，相互之间宛如一个“松散的联盟”。

接下来讨论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的关系。从结果来讲，经验世代对适应世代、新手世代态度消极几乎没有联系。

经常从朋友那儿听到有中国女性嫁过来的消息，但是我与她们没有交往，我现在与这几年来的中国人完全没有交集。日本邻居偶尔会说介绍个中国朋友给我认识，我总是以已经习惯日本生活为由委婉拒绝（访谈者AK）。

“习惯”一词精准地解释了经验世代脱离族群的原因。笔者发现，经验世代在生活方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上文提到，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学历多是初中水平，对于学历相对较低的她们而言，结婚只是走出国门的手段，她们不像留学生或高技术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移民。对于她们来说，来到日本实际是把自己的生活基盘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在日本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谓生活世界，在此可以理解为工作单位、孩子（如果有孩子）的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对简单的日本农村，只要熟悉这些场所，生活上便能应对自如。笔者发现，中国女性大约来日5年左右就可以克服语言障碍，这之后她们自己足以应付这些机构。对于在日定居多年的经验世代来说，她们在生活上几乎不会有任何不便。AK曾很自豪地跟笔者讲，由于和婆家的小姑关系不好，婆婆过世时的葬礼操办都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包括各种繁琐的仪式，作为一个外国人她为自己的自立感到自豪。所以，在生活高度自立的情况下，族群于经验世代来说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族群的意义仅存在于刚到日本时有限的几位朋友，在她们的生命历程中不曾真正融入和接触当地的中国人网络，她们甚至刻意与族群保持着距离。她们对族群冷漠的态度将在下文中详细分析。

（二）适应世代：“代际内的小组”

日本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移民积累后，不仅城市，农村地区的外国人也逐渐增多。2010年以后来日的适应世代从登陆日本那一刻开始，周围就已经有很多中国同胞，而且很多跟她们一样是通过与日本男性结婚的方式移民到了日本。不仅如此，这些同胞中有很多同乡，特别是来自东北的女性周围有很多同胞加同乡^㉛，这是经验世代当初完全没有的社会环境。然而笔者却发现，这样的环境并没有促使她们比经验世代更积极地拓展社交圈，即同胞加同乡的存在对适应世代的族群关系构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自始至终表现出上不攀附下不亲密的态度。

在生活适应方面，适应世代虽达不到经验世代的水平，但基本能够自立不需要向经验世代求助，而且由于经验世代的冷漠她们也没有向经验世代靠拢的意向。此外，适应世代作为新手世代的前辈，与经验世代相比，她们与新手世代接触的机会更多。笔者在参加当地NPO的活动时经常看到适应世代活跃的身影，推测她们与新手世代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同样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尽管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适应世代对新手世代表现地很冷静，与她们之间多是出于道德立场的“临时支援”关系。

我平时不怎么与在日语补习班认识的中国女性交往。前一段时间NPO的工作人员拜托我帮助刚嫁过来的SM。我就主动联系了SM问她有什么需要。从那以后SM只要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咨询各种事情。例如签证怎么更新或是回国买机票在哪儿买等。只要与生活有关的事她都打电话问我，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就不联系我了。有困难的时候突然把你拽出来求你帮这儿帮那儿，没事的时候就完全不理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感觉自己只是被利用。我虽然尽力去帮助她们，但只是帮助而已没有其他关系，说实话并不想与她们有太多牵扯（访谈者C）。

如此对上不攀附对下冷静的适应世代构建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呢？笔者发现，适应世代代际内的交往密切，即她们与同一时期来日的女性交往频度高且连带感强，这是适应世代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日生活时间相近意味着她们不仅经历了相似的生命历程，而且都经历了在中日思维和行动模式的碰撞中自我调整的阶段，对日本社会的适应保持着相近的步调。这种“同步性”衍生出的“共振”感情连带超越了同胞和同乡之情，成为了适应世代构建族群关系的基础。

（三）新手世代：“流动的朋友圈”

由于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新手世代非常期待来自族群的社会资源，所以她们对族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是与经验世代和适应世代最大的不同。然而她们也依然没有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她们的社交圈流动性大，随机性强。

对于定居日本时间不长的新手世代来说，生活中大部分问题来自日本夫家。在语言沟通和文化的双重障碍下，新手世代在陌生的环境里只能向与她们有相似经历的中国女性求助。通过与她们交流了解日本的家庭观念，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合适的判断，中国女性是新手世代最有用的社会资源。前文提到2000年以后来日的女性多是再婚者且有孩子（与中国前夫的孩子），特别是近年移民日本的新手世代此特征尤为明显。她们在生活稳定后迫切地希望把国内的孩子带到日本或者让日本的丈夫为孩子提供抚养费。在日本，家庭问题属于私领域范畴不会被放到公共场合谈论。笔者调查发现，但马地区有很多免费向外国人提供服务的NPO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在日语学习、孩子入学、多语言的对应等方面给予她们很大帮助，但涉及家庭内部的事情，受日本家庭孤立性与排他性价值观的影响，工作人员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不会插手，更不用说建言献策。从某种意义上说，NPO等公共机构对新手世代的帮助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向同胞靠拢。

她们（新手世代）不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跟NPO的人说，有些事情只能跟中国人讲。例如，如何跟丈夫交涉把和中国前夫的孩子带到日本、如何让丈夫给孩子生活费，像这样的事就只能跟中国人商量，即使问日本人她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这里（NPO）的人确实帮她们很多但不能给她们所有需要的（访谈者RY）。

笔者调查发现，虽然新手世代向同胞靠拢，但这并没有让她们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一方面如上所述经验世代和适应世代对她们态度冷淡，另一方面新手世代交友机会非常有限。由于大多数的新手世代不是为了“婚姻”而嫁，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改变自己的现状，所以她们在生活稍微稳定之后会马上出去工作。这直接导致她们失去在日语补习班学习的机会，而补习班是她们扩展族群关系的重要场所。所以，当她们周末偶尔出现在补习班时，碰到的中国同胞只是点头之交，朋友圈成员的流动性大、随机性强，很难发展出稳固的社会关系。此外，有学者指出工作单位是移民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㉜，但由于新手世代没有合适的文化资本，来日后只能从事工厂流水线的工作，而日本严格的职场规则不允许她们在工作中有过多的交流，有偿的工作机会并没有为她们的社交提供正面的力量。

四、“代际化”族群关系的机制：再社会化、移民属性、社会环境

结婚移民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作为外国移民、日本男性的配偶，在族群、身份、阶层、移民路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这些并不是催生友谊的必要因素，她们在日的族群关系呈现明显的“代际”特征。这种“代际”是在日生活适应过程中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移民属性的多样、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首先，由于女性旅居日本的时间不同，她们再社会化的程度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中日文化之间的摩擦和调解的反映，是引发代际之间关系疏远的原因。

去超市或商店买东西时，经常能听到中国人在超市大声说话。中国女性来到日本后还和在中国一样，声音依旧很大。我来日本很多年了已经日本化了，平时不与中国人交往（访谈者IG）。

由于经验世代久居日本，其行动模式都以日本模式为标准，在中国习得的文化习惯、行为规范已逐步弱化。而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特别是后者，来日时间尚短并不熟知日本的社会规则与思维方式，行动模式还依然是中国式的，例如上述大声说话的例子。对于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中国社会的宽容度要远远高于日本。对久居日本的经验世代而言，日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已经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她们倾向于“入乡随俗”，对不符合日本文化习惯的行为产生了排斥的心理。所以，类似于在公共场所大声讲话的事情，她们的态度已不是宽容的中国人标准而是严苛的日本人标准。这就引发了女性族群内部的关系紧张，从而产生了早来移民与后来移民之间的文化隔阂。笔者发现，这种隔阂不仅存在于经验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虽不及前两者之间那么深但也同样存在。所以，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中国女性族群关系的因素之一。

其次，嫁到日本中国女性的“属性”存在着明显的“代际”特征。所谓“属性”指移民的年龄、出身地、结婚经历等。上文已提及，经验世代多来自上海周边地区而且多是适婚年龄的初婚者，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以来自东北地区且再婚者居多。笔者发现，这些属性差异也影响着她们的族群关系，以下以女性的出身地差异为例进行讨论。早期的经验世代因为出身地的文化不同不愿与后来的中国女性结交。

即使在国内，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文化习惯及性格也大不相同。我作为南方人有点不太接受北方人的说话方式。例如，喝水时如果这个水不好喝或者不想喝时，我们南方人不会碰这杯水，而北方人可能就非常直率地说“这水不好喝，我不需要”之类的话。所以在日本我也不会和北方人接触（访谈者AK）。

中国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谚语，不同地区的人的性情大不相同。从地理概念上，中国有“北方”和“南方”的区域划分，不同地方有浓厚的区域文化。孔维民指出，北方人性格粗犷、豪爽，真诚坦率，爱憎分明；南方人性格婉转和顺、细腻，感情浪漫而含蓄^㉝。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影响着女性在日的交际选择。除此之外，笔者发现，中国的城乡差异也发挥着作用。

我当年还没来日本的时候听说东北经济落后特别是农村比较贫穷，好像东北很多地方都是农村，现在还是这样吗？偶尔与她们接触一下能感受到她们各方面跟我都不一样（访谈者BP）。

众所周知，中国曾有农村―城市二元户籍制度，在1990年代若拥有上海户籍会有一种作为“上海人”“城里人”的自豪感。在经验世代的潜意识里有“上海”=“城市”、“东北地区”=“农村”的思维定式，她们认为来自城市的她们与来自东北的女性不同，所以在交往上就自动规避起来。总之，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加上“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先入观念，使得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存在着双重的地域隔阂。这种在国内培养起来的差异观念随着移民被重新移植到了国外，并在族群关系的构建中体现出来。

最后，日本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农村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国女性的族群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关系建构的机会上。199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人涌入日本，原本封闭的农村逐渐走向国际化，文化认同也从过去单一的模式迈向多文化共生^㉞。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各农村自治体从政府和民间层面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开展各种援助活动。这种农村自我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生活在当地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为她们相互认识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各地一些以外国人为支援对象的NPO机构的崛起，为她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场所。例如散落在农村的日语补习班成为她们构建族群关系的重要结点，尤其让2010年以后来日的适应世代和新手世代受益匪浅。由于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到日本后都会去学习日语，补习班成为她们融入族群的重要场所。这一点与早期的经验世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经验世代完全不具备这样开放的社会环境。所以，日本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着她们在地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论

本文以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讨论移民在接收国的族群关系。分析发现，中国女性之间并没有因为同胞身份而团结，从而形成单一固若磐石的族群关系。族群内“代际”分化严重，而且“代际”之间隔阂明显。尽管都来自中国，民族性和身份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由于她们在日生活时间不同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适应程度的差异，移民内部出现了再社会化程度的分化。加上不同年代来日的女性在中国的出身地区、婚史等属性的多样化以及日本农村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使中国女性在日的族群关系更加复杂化。

具体而言，经验世代来日之初建立了“亲密的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亲密的关系逐渐弱化成了“松散的联盟”。适应世代对经验世代不攀附，对新手世代冷淡，与新手世代之间只是“临时的支援”关系。但她们代际内部联系紧密，社交圈里多是同一时期来日的女性。新手世代尽管对族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外出工作让她们丧失了构筑族群关系的机会，导致她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流动性大、随机性强。在此，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不同代际的族群关系表现出相似性，如经验世代早期和适应世代都是小规模的成员关系，但形成这种局面的背景完全不同。前者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后者是适应情况相似的成员聚拢。所以，中国女性在日的族群关系不是一个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带有明显“代际化”色彩的差异过程。

最后，本文虽然着眼于中国女性族群内的社会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她们与主流社会的日本人或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居民之间没有社交关系，由于篇幅限制将另文讨论。

注释：

①胡源源：《中国“东北型”跨国婚姻的成立机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

②佐藤隆夫：《村と国際結婚》，日本評論社1989年版。

③日本厚生劳动省，第1-37表（婚姻件数，年度×夫妻国籍），源自：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9/marr2.html。

④目前，中国和日本都没有关于中国女性在日居住地的统计数据，该数值是基于笔者在日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推算而出。

⑤县是日本的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

⑥桑山紀彦：《国際結婚とストレス―アジアからの花嫁と変容するニッポンの家族》，明石書店1995年版。

⑦Wang，H.Z.and Chang，S.M.“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Cross-border Marriage Business in Taiwan and Viet Nam”，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40（6）：93-116.

⑧宿谷京子：《アジアから来た花嫁―迎える側の倫理》，明石書店1988年版。

⑨许雅惠：《鱼与熊掌：新移民妇女的社会资本分析》，《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09年第3期。

⑩石沢真貴：《定住外国人の現状と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の課題―秋田県羽後町の外国人妻に関する聞き取り調査を事例にして》，《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紀要》2004年第59期。

⑪武田里子：《ムラの国際結婚再考―結婚移住女性と農村の社会変容》，めこん2011年版。

⑫南紅玉：《外国人花嫁の定住と社会参加》，《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研究年報》2010年第59卷第1期。

⑬Kao，G.and Joyner，K.“Do race and ethnicity matter among friends？”，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4，45（3）：557-573.

⑭杉浦直：《シアトルにおける日系教会の変化·動向と移民社会》，《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紀要》2006年第78卷。

⑮高畑幸：《国際結婚と家族―在日フィリピン人によると出産と子育ての相互扶助》，载石井由香編：《移民の居住と生活》，明石書店2003年版，255-291页。

⑯坪田光平：《フィリピン系結婚移民とエスニック教会―「エンターテイナー」をめく る価値意識に着目して》，《社会学年報》2013年第42期。

⑰李善姫：《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仲介型結婚移民―東北農村の結婚移民女性たちにおける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李善姫·中村文子·菱山宏輔编著：《移動の時代を生きる―人·権力·コミュニティ》，东信堂2012年版，34-37页。

⑱樋口直人：《国際移民と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の再編成：滞日ブラジル人企業家を事例として》，《徳島大学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8期。

⑲松本邦彦·秋武邦佳：《国際結婚と地域社会 （その1）》，《山形大学法政論叢》1994年創刊号。

⑳賽漢卓娜：《国際移動時代の国際結婚》，勁草書房2011年版，40页。

㉑Mannheim，K.“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edited by Kecskemeti，P.，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2，276-320.

㉒日本厚生劳动省，第1-37表（婚姻件数，年度×夫妻国籍），源自：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i09/marr2.html。

㉓武田（2011）和南（2010）都指出，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很多来自中国东北地区。

㉔Muttarak，R.“Generation，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in Friendship Choice：Exploring Interethnic Close Ties in Brita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4，37 （1）：71-98.

㉕孔维民：《一方水土一方人―南方人与北方人性格差异及其成因初探》，《淮北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㉖渡辺雅子，《ニューカマー外国人の増大と日本社会の文化変容―農村の外国人と地域社会の変容を中心に》，载宮島喬·加納弘編：《変容する日本社会と文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第15-39页。

㉗Ryan，L．“Friendship-making：Exploring Network Formations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Irish Highly Qualified Migrants in Britain”，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5，41（10）：1664-1683.

㉘Ryan，L．“Migrant Women，Social Networks and Motherhood：The Experiences of Irish Nurses in Britain”，Sociology，2007，41（2）：295-312.

㉙小ケ谷千穂：《移動を生きる―フィリピン移住女性と複数のモビリティ》，有信堂高文社2016年版。

㉚Ryan，L．“Migrants’Social Networks and Weak Ties：Accessing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s Post-migration”，Sociological Review，2011，59（4）：707-724.

㉛Boyed，M．“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9，23（3）：638-670.

㉜Kofman，E．“Family-related migration：a critical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04，30（2）：243-262.

㉝许雅惠：《鱼与熊掌：新移民妇女的社会资本分析》，《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2009年第3期。

㉞Ryan，L．“Friendship-making：Exploring Network Formations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Irish Highly Qualified Migrants in Britain”，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5，41（10）：1664-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