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意蕴、场景及路径

作者：翟坤周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06)  发布时间：2021-04-25  浏览次数： 5617次

【摘　要】从“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走向“生活型乡村”，以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建构乡村社会的“美好生活”，是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向和实践进路。乡村文化正遭遇去政治化、去历史化、去地方化和去生活化的“四重危机”，将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亟须破解的难题。通过建构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意蕴—场景—路径”的整体框架，揭示乡村文化具有的政治性、历史性、地方性、生活性等时代意蕴，重塑乡村文化空间场景形态和重构乡村文化振兴集成路径，才能为激活乡土文化资源、建设乡村美好生活共同体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文化空间；文化体验；生活共同体

一、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一个“文化力”分析框架

文化并非仅仅是物质世界的精神点缀，它既是一种蕴涵着物质生产、知识创造、精神升华和价值追求等丰富内容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是照射人类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状态的一面镜子。站在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换的重要历史关口，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跨越的重大历史关口，透过“文化”这面镜子，窥探乡村社会整体发展样态，实现乡村社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逐步走向文化治理，将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视域。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指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要“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2]，凸显了党和国家以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整合双重文化进路给予乡村文化振兴的“政治关切”。但是，在城镇化主导的“城乡中国”阶段，“均质化的小农高度分化，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3]，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外向性过度流失造成了乡村经济社会的“空心化”，乡村整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断裂。乡村经济发展的政治化与乡村文化的去政治化、传统乡土文化资源式微与都市文化产业功利性植入、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危机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对象”模糊、乡村文化公共价值与市场价值冲突、流动性乡村居民“二重性生活方式和二重性时空场域的断裂与冲突”[4]等同时并存，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强力挤压造成的传统乡村空间被切割、资本财富对土地伦理的取代、消费主义对乡村的蚕食、大众文化对乡土文化的解构，使得“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正经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纯粹文化与商业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存和相互影响”[5]。这些突出的矛盾问题，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乡村美好生活创造的隐性“文化障碍”和“文化阻力”。

本质上，当代中国乡村所遭遇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断裂，是因为乡村建设实践常常把文化作为一种被动反映而使文化淹没于物质力量和资本逻辑之中。其实，发展并非是单一的经济问题，发展同样需要“文化在场”，即“发展既是经济的、商业的、技术和金融的，也是社会、政治、环境、艺术、科学、娱乐和精神的”[6]，文化可以给予发展一种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革命性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把文化仅仅作为观察乡村的外在视角，而是要让文化触及并反映乡村社会的本质，使乡村精神世界能反映乡村社会巨变，从而使文化成为推动乡村整体发展和实现乡村美好生活的内生力量。因而，从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以及从解决国家危机的文化发展逻辑和文化治理角度来看，摆脱把人类进步的全部动力和全部意义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偏见肯定成为必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宏大的“政治命题”，必须要在“文化时代”对“发展”议题的不断拓展和对“发展”本质的不断深化的全新认知体系中，超越当前乡村振兴只突出“经济革命”而忽视“文化再生”的片面性，重塑一种“人民和国家生活的整体方式”，从而打造“更具人性化发展途径”的新文明形态。这样，乡村振兴既要把文化作为一种促进乡村发展活力释放的资源要素，建立起文化与地理环境、经济产业、制度政策之间的衔接，又要回归“人是目的”而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原点，最终建构起“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双重“文化力”驱动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架（如图1）。

当前，国外学术界主要从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与地理、文化与传播等跨学科视角1介入到文化系统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在“多维视野中的乡村振兴”[7]框架下对乡村文化时代变迁、城乡文化互动、乡村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路径展开了研究，为新时代观察乡村文化提供了学理依据。但在面对农民逐步摆脱土地的束缚、农村家庭生产生活逐渐突破村庄边界的“后乡土中国”时代，乡村功能由“生产型”向“生活型”转变，乡土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推动乡村社会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走向文化治理，激活乡土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需要系统思考和回答这样三个问题：其一，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宏观政治话语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资源具有怎样的叙事逻辑和时代意蕴？其二，如何重新“解构”和“建构”新时代乡村地域界面之上的文化空间维度和文化场景形态以确立未来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其三，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才能建构起乡村地域空间中“人”“文化”“发展”和“生活”等核心要素之间的共生逻辑，实现“文化创造乡村发展”和“文化建构乡村生活”二者兼顾？

图1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逻辑框架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以及都市现代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矛盾紧张关系中，面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遭遇的“现代化陷阱”和乡村居民面对的“幸福悖论”，乡村居民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文化诉求、文化想象变得越发真实和具体，创造具有文化含量的美好生活和实现具有文化能量的乡村发展已成为乡村居民的共同期待。在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文化创造乡村整体发展”和“文化建构乡村美好生活”的公共价值原点，把乡村振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统一于需求满足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实践”[8]之中，既要突出文化对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功能，又要体现出文化对于丰富人们公共生活的价值意蕴。因此，在破解了绝对贫困的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政治话语下，建构起人们对于乡村振兴“文化想象”的逻辑框架，挖掘乡村振兴的内在文化要素和内生文化动力，审视乡村文化蕴涵的时代意蕴、乡村文化振兴的空间场景形态、乡村文化振兴的集成路径及目标指向，由此建立起支撑乡村社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乡风文明进步、社会有效治理及居民共同富裕的“文化力”机制，才能实现“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最终走向“生活型乡村”。

二、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的四重意蕴：政治话语下的“时间—空间—主体”叙事

“文化”的含义和意义极其复杂。从当代中国语境的功能属性来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9]，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从历史语境的构成形态来看，文化是“大量的艺术性作品与知识性作品”，是“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象征实践”，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10]。然而，不管如何定义“文化”，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地域和制度环境下，人们都需要重构“文化”的叙事逻辑。正是由于当代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给传统乡村社会带来严重冲击，乡村文化才面临着去政治性、去历史性、去地方性和去生活性的“四重危机”。在“新时代”“新矛盾”和“新使命”等政治话语下，重构“时间—空间—主体”乡村文化叙事逻辑，既是走出乡村文化所遭遇的“四重危机”的基本方式，也是引导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朝着文化具有的“政治性—历史性—地方性—生活性”深刻蕴涵意义回归的一种方式。

（一）乡村文化的政治性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话语下，乡村文化发展已经站到了与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标识相适应的历史方位。在这一历史方位下，文化对于乡村振兴具有“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政治语境来看，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是党和国家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用“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正是对这一政治承诺的政治回应。显然，文化工作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任务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11]。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寓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国家建设工程的政治意涵之中，受到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任务的驱动。这是其政治性意蕴的第一层次。

其次，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属性。“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2]，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乡村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时期的乡村文化“必然受到它的主体的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意识形态等的影响”[13]。新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离不开党和国家对乡村的政治领导和制度设计的刚性逻辑。

最后，乡村文化蕴含着消除“文化剥夺”“文化排斥”而走向“文化公平”“文化正义”的政治权利逻辑。在城镇化所主导的“城乡中国”时代，创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除由城乡文化结构断裂引起的城乡文化权利断裂，而消除乡村主体的“文化非正义”或实现乡村主体的“文化正义”，则需要把乡村文化发展置于走向城乡文化融合和文化共享的文化政治学框架，才能形成基于不同文化权利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

（二）乡村文化的历史性意蕴

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乡土文化发展是一个演化和转化的过程。由农耕文明孕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生态伦理、农业景观、民间艺术、祖传家训、乡风民俗等乡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14]124。乡村文化是一种“有根”“有脉”的文化，因其传递着乡土、乡音、乡情以及承载着古朴的生活方式和恒久的伦理准则而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5]。

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中国社会，其乡土本色始终是决定“在乡村中比在城市中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16]。即便是乡村地域所负载的文化母体、文化历史、文化基因和文化根脉因经济社会转型而遭遇现代性文化的不断渗透，乡村社会依然有着依赖集体记忆和文化象征来维系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秩序的历史文化自觉能力。即使是在一个失去了自主性的乡村社会，那种认为“土地仍在，却没有了刻骨的依恋；家乡仍在，却失去了本体性的关联；熟人仍在，面目却日渐模糊……”[17]的“文化断裂”悲观叙事论者，也会看到：生长和生活于文化世界，历史不止是万千生活世界的星星点缀，历史的沉淀构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基础。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在与现代都市文明和城镇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中，通过承继、创新、再生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新文化体系和新文化圈子。因此，在历史链接现实的价值共同点和情感共鸣处，建构一种既能保持文化的传统乡土性，又能促进文化自我更新的“活态化”可持续演化动力机制，不断拉长后全面小康时代挖掘乡村文化历史韵味的“历史镜头”，才能展现乡村社会生生不息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三）乡村文化的地方性意蕴

乡村社会犹如一个由不同地方化生活方式交织组成的巨型容器。文化资源作为乡村社会容器中的重要资源，最能标识出一个地方的自然情境、集体记忆、地域特色和独特气质。具有地方性代表意义的文化符号、文化构成或文化地理，为人们辨识乡村、体味乡情和回味乡愁提供了一种方式。同时，人们在与乡村地方环境、文化生产体系和社会生活圈之间的互动中，对乡村地方性文化价值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审美感以及仪式感，又建构起植根于“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独特文化形态和文化生活方式。可见，乡村文化本土性建构的地方性意蕴，呈现出文化样态的实然差异和文化模式的实践差异。一方面，人们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时空范围内，人与地方环境相互塑造，接受着地域文化的熏陶和教化，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文化圈、文化区这类具有空间差异的地方性文化样态；另一方面，面向现代美好生活，创造而建构一个能满足当前人们对地方本土文化情感化、场景化和体验化所需的“文化廊道”，也只能通过挖掘文化的本土性和地方性意蕴，依托地方性的文化符号、文化历史、文化记忆、文化认同，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应地方性文化气质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同时，地方性文化发展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城镇与乡村在空间上的贯通和连续为城乡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创造了条件，乡村文化在“去地方性”与“再地方化”两种作用中得以重塑。事实上，“由街景、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及建筑背景所代表的地方环境，以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剧院为标志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以及以广告、形象设计、视听服务、出版或时装界等为骨干的文化产业”[18]构成的现代城镇文化景观和文化业态，也可以为挖掘乡村文化的地方性意蕴、促进乡村地方文化资源的市场化转型、提升乡村文化品质提供更加积极的方向指引。

（四）乡村文化的生活性意蕴

文化具有生活性，是群体生活共同体得以形成、维系和规范的社会黏合剂。文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塑，类似“力场”作用于实物，它可以通过文化内生力量的自我表达、自我需要来确证人类自身的生活意义、交往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寄托。可见，文化的生活性本质上就是文化之于生活“意义”回归的主体性，“文化从来都是主体的存在”，“主体的存在也从来是文化的存在”[19]，每一种文化都力图为生活主体所有的行为活动提供一种指南。因而，在不同社会的文化系统中，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差异背后的文化作用机制。就乡村社会来看，乡村文化是源自于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实践，我们看到“农民这一群体始终能从生活本身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和对生活的热忱”[20]。扎根于乡土生活之上的乡村文化，又不断推动着人们创建美好生活的主体性自觉和自我意识的现代生成，并时刻调适着自我建构美好生活的进程和节律。正是文化具有的生活性意蕴与乡村主体自我意识的结合，才为建构“生活型”乡村提供了可能。尽管在“城乡中国”时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流动性不断增强，村社成员的生产和生活在空间上发生了“常态化”的分离和错位，但是“流动的村落”或“空巢的乡村”终究还是不会把村落带向终结。在城乡异质空间徘徊的村社居民，同时还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和创造者，对乡村文化建构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和期待。因此，乡村地域空间上的文化发展，要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走向更高层次，要为建设现代乡村生活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在确证乡村文化具有生活意蕴的基础上，乡村文化振兴就要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创造“生活的艺术”，要把回归人的公共生活和创造人的美好生活作为后全面小康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根本价值主题。

三、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的场景形态：“文化空间”的类型学解构

通过“空间化”组合，文化总是在不断建构着人的意义世界、存在方式和生活场景。“文化空间”越来越成为“人们情感发生、寄予和表达的场所，在其中人们可以经历并感受到最有意义的文化生活和文化体验”[21]。这一人类学范畴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22]。不同层次的文化空间“场”叠加在一起总能投射出一个地方的整体文化风貌，以此构成我们能够识别，且具有不同审美意义、象征意义、消费意义的文化地理标识。文化的“空间化”是人、文化、场景、意义和生活等要素的复合过程，表征着文化空间承载文化场景、文化场景表达文化意义、文化意义创造文化生活的递进逻辑。人与文化空间的疏远，人从文化空间中抽离，将消解人们对特定文化形态、文化景观和文化意义的可及性。当前，乡村文化已走到了乡村生活前台，对乡村文化加以“空间化”类型解构，将美好生活的文化向度嵌入到作为人的生活系统的乡村文化空间生产和文化场景塑造的框架和过程之中，建立起“人”“生活”与“文化空间”的联系，对于塑造乡村文化场景、提升乡村振兴层次和乡村生活品质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物理性或描述性的文化空间场景

从物理性或描述性上来看，文化空间场景包括物态空间、人文空间和网络空间等基本维度。其中，物态空间场景是可感知的物质实体文化事物，人文空间场景则是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无形文化构成，网络空间场景是物态空间与人文空间叠加构成的文化界面以及由虚拟网络空间形成的文化场域。

一是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物态空间是乡村文化的第一场景，表现为可感知的物化形态，诸如自然风光、村落形态、村落风貌、村落遗址、文化遗存、乡村建筑、生产生活资料、劳动产品等构成了乡村社会独有的古朴和风韵。肇始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物质文化阶段或塑造物态文化空间场景阶段。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推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塑造能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乡村空间建筑结构不断升级、村落形态不断演化、村落道路不断水泥硬化，一些古村落和古镇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感官体验和视觉效应。物态空间这种显性的文化场景塑造，一直都是各级地方推进城镇建设和乡村发展的重点，但过度趋同化的物态空间文化场景塑造，给人们的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体验感带来了冲击。因此，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塑造，要把“物”的建设、“文化”的兴盛以及“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注重赋予物态空间的文化场景以生活意义和精神内涵。

二是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人文空间是乡村文化的第二场景，表现为由价值观念、道德传统、习惯风俗、法律制度以及艺术、宗教、语言等构成的无形的“知识世界”。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最突出的特点是有人类行为和意识的参与，时刻凸显人的“在场”。就乡村来看，构成人文空间文化场景的文化形态，既包括村社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建立的价值观念、道德传统等精神文化，也包括村社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惯风俗等行为文化，以及维护村社系统稳定、协调村社成员利益形成的正式制度规则和非正式制度规范等制度文化。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多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如传统节日、习惯风俗、族谱家训等，通过口耳相传、文字记录、节庆活动、纪念仪式等方式进行传承和发扬。同时，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具有差异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乡村社会文化场景塑造并不相同。人文空间的文化场景构成了乡村文化的主体内容，是整个乡村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后全面建成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中之重。

三是网络空间的文化场景。网络空间是乡村文化的第三场景，表现为乡村社会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空间，以及智能时代网络技术向乡村扩散形成的虚拟化网络空间。由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构成的乡村社会网络空间文化场景，既包括了现实社会的人在物态空间文化场景与人文空间文化场景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实践，也包括了现实社会的人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人同时在虚拟网络空间文化场景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信息时代，“声音和视像、思想和行动，全部都数字化了”[23]，网络空间文化传播的“去中心”赋予了每个主体走进网络空间的权利，这对人们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乡村文化振兴要适应网络环境等传播媒介的“数字化”趋势，在利用好“互联网 文化”的新技术优势和平台优势的同时，要加强乡村社会成员在虚拟网络空间上的文化阵地建设、思想建设、价值观教育、信仰教育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等，防范乡村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行为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出现的内容变异、话语变异及行为变异，防止这些变异对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造成冲击。因此，网络空间的文化场景，特别是虚拟网络空间的文化场景塑造，既是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乡村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也是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领域，应成为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场域。

（二）功能性或赋能性的文化空间场景

同样，人类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是不断创造满足其自身功能性需要的文化空间场景，同时又不断赋予传统型文化空间场景以新的功能性价值意义。“乡村”作为功能性空间是“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的整体性地域空间”[24]。从空间的功能异质性来看，乡村文化空间场景包括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和生命性等场景形态。

第一，以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为主导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近年来，随着经济产业链条逐渐向文化产业领域延伸，文化与经济共生融合形成的文化经济增长效应不断溢出，各级地方政府对以文化产业市场化发展主导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格外关注。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形态，社会文化生产力所表征的“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而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能力和水平”[25]得到全面提升，文化生产力逐步转化为促进地方发展的经济增长力。由此，“人们的精神世界直接以文化产品的形式生产出来，并且通过市场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由此形成各种书籍、绘画、电影、动漫、游戏、艺术表演等”[26]，塑造着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生产性空间文化场景。对乡村来说，这类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突出短板，表现为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之间凸显的矛盾。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景来看，在保护和传承中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以促进其市场化发展方面，还存在巨大空间。随着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需求增长，乡村文化、旅游以及生态休闲等产业将会形成巨大的市场。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发展应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嫁接、再生和适度开发，把以文化产业市场化为导向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建设作为重点，面向城乡大流通、大循环的巨大消费市场，实现“文化创造发展”的愿景。

第二，以文化事业公益性发展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空间是一个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场所，是一个可以产生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场所[27]。建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越来越成为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重要任务。随着空间功能逐渐由生产性功能向生活性功能转型，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为主导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的塑造，在城乡发展中日益重要。同时，依托特定文化空间环境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只有与特定文化活动、特定人群优化组合，才能体现出由不同文化价值、文化传统的“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塑造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吸引力，否则，就像部分中西部地区乡村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农民夜校等文化空间一样，只能成为一种“失去生命和生机”的陈设。因此，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建设，要以中西部农村地区为重点区域，促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增强公共文化设施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衔接度和匹配度，实现“文化建构生活”的愿景。

第三，以文化发展原生性呈现为主导的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与其说文化空间场景的建构是一个文化生产空间化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制造文化地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自然生产力禀赋，把保持文化形态原貌和本真作为第一前提。这种以文化原生性呈现主导的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建构，一直以来都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夹击和工业文明的冲击，被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所挤占。乡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农耕文明是中国文明体系的根脉，是乡村之为“乡村”的根本。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的建构，要原汁原味地呈现乡村文化的“原生态”，保留乡村“泥土”味道和乡村原貌，记录乡村居民最质朴、最原始、最纯真的文化习俗和文化记忆。显然，文化资源如同自然资源一样具有生态性特质，我们要像对待自然生态资源一样，对原生性文化生态系统也要怀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传承文化，实现乡村地域空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文化的交相辉映。只有生态性文化空间场景始终“在场”，我们才能“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14]122，为在城乡之间辗转而“两栖”的人们建立起对故乡最紧密、最持久的情感纽带和文化记忆。

第四，以文化发展个体性体验为主导的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空间作为一种生命自我体验的存在，首先是作为生命个体直接感知到的“身体”的存在。文化空间场景的生命体验是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自我文化审美、文化认同及文化感知，这种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的体验是生命个体最直接的情感体验和文化想象，不仅与文化发展的个性化呈现相关，也与每个生命主体的文化背景、文化环境、文化认知紧密相连。建设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要充分尊重乡村居民个体性对文化的生命体验，把乡村居民的个体性文化体验建立在生产性文化空间场景、生活性文化空间场景和生态性空间场景塑造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市场化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原生性文化保护传承与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现实的人的个体性生命体验的有效对接。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随意切断主体与传统的文化纽带，不要把主体完全置于新的文化空间带来的精神紧张环境中。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是为生命主体带来生活希望，体验生命意义和确认生命价值的，旨在实现生命主体健康生活的文化自觉。

四、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集成路径：从“政治规划”到“审美体验”

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是在人们日益关切文化对于自身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价值指引下，对乡村文化进行的“反思”与“重建”。在揭示乡村文化的新时代意蕴，以及对乡村文化场景形态进行“文化空间”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从“政治规划—理念原则—主体培育—资源整合—审美体验”的整合维度探讨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引领乡村美好生活创造的集成路径。

（一）做好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划

“规划”在本质上“是未来行为的一段有意过程的表达”[28]，“政治规划”是政党、政府或行政组织机构为实现整体的或特定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公共政策制定、管理、运用和评估的过程。换句话说，由规划的主体、愿景、技术规程、条件、实施等构成的“规划的政策体系”和“规划的权力运作”，早已被内在地政治化，越来越成为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综合平衡和塑造区域“经济—文化”地理空间的重要工具。做好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划，从根本上说是由乡村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意蕴所决定的。乡村文化发展的政治规划既可以直接承载中央和各级地方文化发展的目标愿景，也可以直接反映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文化实际部门的政治决策和运行过程，以“政治文件”为载体的“规划治国”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决策和公共治理的基本方式。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和后全面小康时代，依据《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建设评估情况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化发展目标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和习近平“三农”工作论述为根本指引，以面向乡村美好生活创造重塑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为导向，把乡村文化自身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制度性建构，同新时代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政府主导、政治规划引导、政策落地实施协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性建构统一和衔接起来，加快制定和实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安排相对应的《乡村文化振兴规划（2020-2035年）》，便成为乡村文化发展首要的政治性和制度化安排。

（二）创新乡村文化发展的理念原则

文化具有内生性和自律性，有其自身变迁规律。但文化并非单纯文化的工作，又必须将其“纳入社会总体性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中来研究和推进文化的发展”[29]。因而，在文化“自律”和文化“他律”结合中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想象”，亟须把创新文化发展理念原则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思维先导。一方面，要把乡村振兴本身视为一场文化再造过程，让乡村文化成为统领“创造乡村发展、建构美好生活、提升乡村品质”的活力源泉和灵魂，激发乡村文化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内生创造力，促进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和坚持文化发展为人民的工作导向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实现乡村文化形态从“固态”走向“活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促进乡村居民从“自然人”走向“文化人”，营造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圈。一要遵循“创新”理念，在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和生命性文化空间场景塑造中，不断赋予乡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生命生机和现代表达形式，进而实现乡村文化的“再生”，而不是传统文化样态的简单“复制”；二要遵循“协调”理念，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互构中，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同中，在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中，不断拓展乡村多元“文化 ”新业态，让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结合点”；三要遵循“绿色”理念，在敬畏和保护原生性乡土文化的同时，加强“数字化”时代乡村社会虚拟网络空间的文化治理和意识形态治理，营造乡村社会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四要遵循“开放”理念，逐步建立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城乡之间开放性文化生产和消费体系，延伸和拓宽乡村文化发展的市场空间；五要遵循“共享”理念，构建“以文化人”为主导的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振兴引领乡村善治的价值功能，重塑乡村生活共同体。

（三）加强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培育

人总是在创造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建构着自己的实践模式”[5]，人的主体性文化自觉是文化再生产机制中最关键的变量。见“物”而不见“人”的乡村文化发展，是不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受现代物质主义和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不仅乡村社会呈现出“空心化”状态，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或乡土文化也表现出了一种“文化冷漠”和“文化淡忘”。乡村社会整体出现了人口、人力和人才结构性失衡的“主体危机”，加强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发展的主体培育尤为迫切。因此，在后全面小康时代需要建立一个由基层党组织领导的乡村居民、政府主体、市场主体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文化振兴联动机制，使“人”和“文化”这两个核心要素从“疏离”走向“融合”。一是建立乡村居民文化学习教育体系，通过“农民上大学转观念”等教育培训，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感知与文化体验，在文化共享中增强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动性；二是加强地方党委政府及村社两委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规划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建设；三是积极引进文化、旅游投资企业参与乡村文化产业的市场开发，打造特色乡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标识，让“市场”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四是完善社会文化、文艺扶持机制，强化基层文化和文艺队伍建设，鼓励文化工作者、离退休人员投身乡村文化事业。

（四）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资源整合

面向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以及应对乡村精神文化生产资本化，乡村社会共同价值分化，乡村文化业态扁平化，乡村不同文化冲突和断裂等问题，需要以重塑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为载体，以“文化创造发展”和“文化建构生活”为导向，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发展的四类资源整合，实现历史文化资源、市场化资源、数字技术资源和政治体制资源的全面整合。一是在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方面，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乡村文化符号和乡土文化资源，打造“红色文化村落”“民族民俗文化村落”“文化遗址遗产村落”，建设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农耕文化乡村博物馆和农耕文化主题公园，重现乡村文明历史图景[30]；二是在激活市场化资源方面，建立乡村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共生模式，制定混合型文化经济政策，加强农耕文化活态化、体验化、节庆化、文创化等市场化旅游产品开发，打造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品牌和集群，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升乡村文化的经济发展潜力和经济变现能力；三是在激活数字技术资源方面，实施乡村文化数字工程，促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中的运用，建立公益性乡村文化数字档案馆，为乡村文化存储和乡村文化交流提供数字平台；四是在激活政治体制资源方面，把乡村基层党建优势、行政资源以及村社自治、德治、法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优势整合起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持久的组织文化领导力保障。

（五）聚焦乡村文化发展的审美体验

伴随着人们从文化感性经由文化理性走向文化生活的最深处，“文化”也随之嵌入到“主体”追求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心灵之美的生活全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消费、文化体验、文化符号、公共艺术等文化美学意义场景的建构，追求审美体验的高级化和标识化。人们在赋予文化生产以生活性意蕴并塑造生活性文化场景时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反馈机制，内在地要求把基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审美体验作为后全面小康时代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建构美好文化生活的一条主线。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成为衡量城乡居民生活主体审美体验的重要标尺，但生活主体对于“美”的个体差异性趣味，始终能够超越“强势”资本力量或政治力量塑造的统一性。“审美体验”是我们对现实社会“美”的真实感知和具体愉悦。因而，乡村文化发展要把不同属性和不同功能文化空间场景的建构，回归到满足生活主体“个体差异性”审美体验的需要上，通过不同文化空间场景的组合，创造具有丰富文化意涵、情感体验和价值共鸣的文化“舒适物”。未来聚焦乡村文化发展的审美体验要强化三个方面：一是挖掘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蕴含的文化美学意义，整合乡村文化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二是重塑基于主体文化消费的文化场景，让文化的多样性消费促进乡村振兴，以需求创造供给，而不是乡村振兴带动文化消费；三是结合地方性文化资源禀赋，营造能够增强村社居民文化审美感、体验感、归属感和仪式感的乡村文化社区。

五、结语：创造乡村居民美好生活

乡村振兴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为根本价值取向，从“生产型乡村”经由“文化型乡村”走向“生活型乡村”，是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作为乡村社会的高级形态，“生活型乡村”将聚焦文化对于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动力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把文化再生、文化复兴、文化消费、文化景观以及文化体验作为乡村居民“美好生活”和“诗意栖居”的基本面相。同时，乡村社会也只有在与历史、城镇和全球的文明对话中，找到后全面小康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存量”“增量”和“变量”，通过乡村既有文化资源要素存量变革、乡村新型文化形态增量崛起，抓住新时代乡村文化繁荣变量机遇，才能创造乡村社会美好生活。

因此，站在新时代把乡村社会建设成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高度，后全面小康时代的乡村文化振兴还应重视和强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乡村产业振兴支撑乡村文化复兴的基本进路，把发展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要义，把创新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第一资源，找准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的契合点，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以及统领乡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生能力；二是坚持物理属性与功能属性的文化空间场景相结合，文化场景是乡村文化的空间载体，塑造文化空间场景就是塑造乡村文化本身，要更加注重赋予乡村空间场景的文化意义，在“以文化重塑空间”和“以空间建构文化”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振兴中，不断创造乡村居民通往美好文化生活的可及性，实现乡村文化空间场景与乡村居民体验精准匹配；三是把握乡村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统一性特点，在注重乡村文化供给主体培育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乡村具有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营造，以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等新文化发展业态以及现代农耕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等为载体，推动和拓展乡村文化消费经济的增长；四是乡村全面振兴要超越文化的资本逻辑，走出诸如城市发展面临的“有技术、没文化；有形态、没灵魂”[31]的文化困境，注重乡村文化生产力、文化创造力对建构健康生活方式、提升乡村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价值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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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作为全球性议题的文化研究，主要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以戴安娜·克兰、卡尔·曼海姆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以杜赞奇、约翰·阿米蒂奇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学，以驮天井正、浦川康弘为代表的文化经济学，以迈克·克朗、柏奈马勋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以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等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