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洲农业问题是不同阶段全球化影响下的政治经济现象，是不同阶段外部强烈干预导致非洲传统农业文明中断的结果。农业既是以植物和动物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产部门，又与经济社会紧密相连。发达的农业往往都是农事系统知识和技术在长期的演化中不断积累和升华的结果，并与经济社会融为一个体系。外部作物不断进入非洲意味着非洲以往积累的农事系统知识和技术的中断，也意味着与之对应的社会经济系统的紊乱。非洲是被纳入全球农业资本主义体系最早的地区之一。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非洲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后殖民主义时代以后，非洲农业再次陷入了现代发展教义的逻辑中。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农业成为了工业化的牺牲品，其自主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外部的强力干预下，非洲农业发展不断与其农业起源和与之相适应的食物和营养传统脱钩，特别是非洲的食物安全与粮食生产能力相联系弱化了非洲的农业基础。21世纪以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的影响下，非洲大陆开始重新布局农业发展，以摆脱非洲农业悲观主义的阴影，走上农业自主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非洲农业；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贫困；经济社会转型

非洲（本文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饥饿、营养不良和食物短缺的贫困大陆。按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衡量，非洲呈现出典型的欠发达经济社会的特点。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赤贫标准估算的贫困发生率为例，2015年非洲贫困发生率为41.1%，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10%）；2017年非洲人均预期寿命为60.88岁，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72.38岁。非洲的农业发展是国际发展集体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2018年非洲处于高度粮食不安全境地的人口比例为21.5%，高于9.2%的世界平均水平（亚洲地区为7.8%）。^[1]虽然自去殖民化以来，非洲农业发展有过可喜的成就，但总体来看，非洲的农业发展一直处于农业悲观主义（Afro-agro-pessimism）的阴影之中。非洲农业生产力（以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为衡量标准）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水平仅为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3。^[2]当然，对于非洲的农业也并非全是悲观的看法。非洲农业乐观主义（Afro-agro-optimistism）的主要依据是，非洲水资源占全球水资源的9%，农地资源占全球的21.07%，而非洲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2%。更为重要的是，非洲的生态条件多样，适合多样性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潜力巨大。^[3]

从历史角度来讲，非洲农业发展问题是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下全球发展权力的政治经济建构，是非洲被纳入全球农业资本主义体系和被现代发展制度客体化的结果。非洲地区的农业从其传统农业结构被纳入殖民经济的殖民农业发展阶段，到以西方现代经济社会转型为基础追求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再到当下农业再次与减贫及工业化相联系的新的农业发展阶段，每个时期都深深烙下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遗产的印记。当后殖民主义议程逐渐演化为发展和后发展议程，非洲农业又开始与贫困、营养健康、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相联系，非洲重新成为了新的“问题大陆”。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的激励下，非洲国家发展的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国农业发展战略的自主性也有了根本性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非洲农业回归本土的发展路径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本文不是对非洲农业发展战略和具体技术变化展开的分析，而是对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语境转向发展和后发展语境之后的非洲农业发展的路径演变，以及非洲农业与非洲粮食安全、贫困、工业化和社会经济转型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展开讨论。

全球化与非洲农业结构的扭曲

全球化进程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玉米、马铃薯传入对亚洲农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主要食物和营养来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单一化和趋同化。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相比，非洲农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景观，主要表现在非洲传统农业的农事系统与其现代农业结构的某种脱节。如果说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基本上是对其传统农业进行不断改造的历史过程，那么非洲农业发展则是外来农事系统不断“植入”和替代的过程。这一基本判断是认识当代非洲农业问题不能忽视的底色。批判殖民主义遗产并非本文的目的，但是讨论当今非洲的农业问题却无法脱离殖民主义的语境。

（一）非洲的传统农业结构

传统欧洲帝国主导下的商业资本主义和现代欧洲国家主导下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仅表现在资本、工业品和技术的垄断和传播，同时也表现在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全球性扩张。^[4]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扩张对农业影响深远，这主要表现在农业起源、食物结构与现代农业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差异性方面。中国是水稻和小麦的起源地，稻麦一直是中国人食物的主要来源，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依然主要体现在水稻和小麦的生产方面。欧洲的农业发展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但是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非洲本土农业起源、食物营养结构与现代农业结构的相关性十分复杂，不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主要分为西非内陆农业区、东非高原农业区和赤道以南农业区，这三个地区是高粱、粟、块茎、豆类和油料作物的主要起源地。^[5]以东非为例，该地区虽然仍种植高粱和粟类，但是现在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玉米。实际上，对非洲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作物很少是起源于非洲本土的。

农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对地理和生态的自然适应性，因此基于原初起源品种的农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成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都需要长期积累，这对于现代农业发展至关重要。非洲农业起源和食物营养结构与现代农业发展存在脱节现象。以东非地区为例，大约五千年前，这个地区大部分人以狩猎为生，这些人被称为“恩多罗布”（Ndorobo）。^[6]东非的这些先人们以鸟类、蛋类、鱼类、昆虫类以及植物类食物为主要食物来源，随着与外来移民不断混合，东非先人的这些饮食习惯逐渐消失。从农业考古学发现可以看出，大约在一千年前东非地区开始了早期的农业实践，这个阶段该地区的食物来源主要包括放牧家畜和以高粱、珍珠谷、豆类、花生和山药为主的粮食作物。^[7]虽然东非地区目前仍然种植很多传统作物，但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和农业经济的主要构成则已经完全不同。15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非洲之前，非洲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土生态条件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系统，而且非洲大陆不同生态区域之间自然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所导致的农业多样性，业已推动了非洲内部农产品的贸易以及与阿拉伯和印度次大陆地区的农业贸易。

（二）非洲食物和农业结构的重大转折

15-16世纪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即东非地区沿海商业城镇的兴起和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影响了非洲食物和农业结构的转变。^[8]前者为非洲提供了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海上通道，开启了非洲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在此条件下，东非地区的农民开始种植车前草、香蕉和甘蔗，这些植物很快成为了当地食物来源。与此同时，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玉米、水稻、花生、番茄、红薯、南瓜和木薯等被引入非洲^[9]，这些作物逐渐成为了欧洲在非洲殖民地的主要作物。非洲当地的食物结构和农业结构发生变化，尤其是以粟类和高粱为主的粮食生产逐渐被这些外来作物所取代。虽然这些外来作物被认为在非洲更具有生产潜力，但是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讲，不同作物的农事系统技术和知识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积累的中断会对农业文明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了非洲农业问题的历史根源。

以中国的水稻为例，《汜胜之书》已记载稻田合理种植密度、灌溉时间等内容。而在坦桑尼亚的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玉米种植至今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种植技术体系，例如，种植密度远远不足，也很少施用农家肥料，几乎很少有中耕除草的传统耕作等。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瞬间的技术变革会在工业生产中得到迅速的推广和运用，但是农业生产的进步，特别是在传统的生产条件下，则依赖与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相适应的技术的不断积累。农业生产中作物种类的改变，意味着之前积累的传统经验的中断。在缺乏技术和信息交流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新作物的农事系统的发育一般需要从零开始。非洲农业发展进程中，大批量引入外来作物导致非洲本土作物重要性下降，同时一些原本用于对外贸易的作物也成为了非洲本土食物来源的主要构成，这些变化对于现代非洲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以后，他们的活动对非洲农业结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商业资本主义开始阶段各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到19世纪末期，欧洲殖民者（如葡萄牙、英国、德国、法国）已经将东部非洲转变成了为欧洲工业和消费提供原材料的基地。非洲经济作物种植体系的建立就是殖民主义的重要遗产，其最核心的特征是：在非洲推行单一栽培植物，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代替传统农业作物的机制。由此形成了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流域的棉花产区，西非海岸的可可、棕榈、咖啡、橡胶产区和西非内陆的花生、棉花产区，东非沿海地区的丁香、剑麻产区，东非内陆的茶叶、棉花、咖啡产区，以及南部非洲的烟叶、甘蔗产区。到20世纪50年代，非洲剑麻占到了全球市场份额的65%，棕榈、棉花、可可、花生、茶叶则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12%、75%、30%、45%～50%。^[10]殖民时代，非洲的经济作物生产主要是满足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市场的需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11]殖民地经济作物的扩张一方面将非洲小农与以欧洲、北美洲为主导的全球市场相联系，将非洲小农纳入了全球农业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断鼓励非洲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来换取现金收入，在非洲开拓了大量移民主导的大型商业化农场。这些农场大多生产基于欧洲饮食习惯的作物（例如小麦）。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然后以现金收入购买粮食作物，这种做法彻底扭曲了非洲小农的生产结构和生计系统。经济作物的不断扩展迅速取代了以高粱、珍珠粟、鹰嘴豆、落花生为代表的传统作物。^[12]虽然全球不同地区的农业和食物系统都处于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但是外来作物在非洲的大规模发展不是基于非洲本土农业系统的自然演化，已经脱离了非洲传统农业技术、知识体系，以及非洲本土文化和营养的实践。

殖民者推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体系，对于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殖民者在非洲大规模占有条件优越的土地资源，将其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从而形成了以优良土地为基础的西方种植园和非洲小农场并存的模式。以赞比亚为例，目前赞比亚拥有现代农场3000多家，其中1/3的农场经营者是白人，1/3是南非人，1/3是印巴人，几乎没有本地人开办的现代化农场。^[13]

其次，殖民者主导的大型商业农业模式虽然促进了农业技术在非洲的应用，但是这些技术很难在非洲小农小规模的家庭生产中得以应用，小农的技术进步非常艰难，直到今天大部分非洲小农种植依然缺乏灌溉。非洲小农与现代商业农场并存但相互缺乏连接的格局，是殖民主义留给非洲的重要遗产。由于小农和现代农场在技术和条件上属于不同体系，因此非洲普遍存在着现代大农场高产和周边小农低产并存、小农很难向大型商业农场学习的现象，这是非洲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经济结构以及粮食作物的商业化生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作体系的单一化。作物的单一种植取代了非洲传统的轮作和间作的模式。多样化的传统种植方式对于保持水土、减少杂草、降低风险、提供多样化的食物来源等发挥着重要作用。^[14]作物的单一化发展直接导致了食物结构的单一化。例如，在东非地区传统食物野生薯蓣（Dioscorea）是发生干旱和饥荒时最重要的一种食物，而在殖民主义时期基本上被玉米面所取代。^[15]

最后，殖民主义不仅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结构阻碍非洲沿袭其传统农业模式，而且通过引入西方教会学校、寄宿学校以及公共卫生计划等项目，逐步改变非洲传统的农事和营养价值观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从传统饮食结构角度抵御单一作物扩张的潜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营养和饮食习惯的确都受到了欧洲食物营养模式的影响。但是，亚洲国家饮食的主体结构依然是建立在其传统饮食和营养结构的基础之上，如中华文化圈的大米和豆类。殖民者不仅在非洲建立了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经济体系，同时也通过大量移民定居者生活方式的直接示范，以及教会学校和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来影响非洲的饮食结构。食用面包、牛奶、奶酪、咸肉等成为精英阶层的标志。虽然非洲社会在饮食上并非全盘西化，但是非洲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的饮食习惯西方化则十分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频繁讨论的非洲大陆能否养活自己的话题并不是指非洲国家是否能够为非洲人口提供足够热量和营养供给，而更多是指能否按照国际营养标准供给食物和营养的问题。基于非洲传统的和历史过程中不断引入的植物和动物资源，发展适合非洲本土的食物和营养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如中国热带农业研究院在刚果（布）开发的多样化的木薯食品受到当地普遍欢迎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非洲粮食安全、非洲农业无法养活非洲人的问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伪命题。

现代发展的教义与非洲农业的边缘化

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非洲被当作提供出口商品的生产地。商业资本主义通过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剥夺，整体上将非洲置于资本主义的边缘生产区域。当非洲国家独立后，三种发展模式摆在非洲国家面前：殖民攫取型、国家主导工业化型和国有农场与小规模农场并存模式。大多数非洲领导人摒弃了殖民攫取型模式，因为他们深信把非洲矿产资源和农产品出口到欧洲是导致非洲落后的主要原因。在非洲本土精英迫切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非洲农业进入了追求发展的后殖民主义语境。

（一）经济增长框架下非洲农业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国家干预、国家发展计划等概念主导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的主导性和干预性实际上就有了学理上的支持。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影响从过去直接殖民转向了推动原殖民地发展。独立以后的非洲统治精英首先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工业化，这一阶段非洲的工业化思想也是在西方国家的示范下形成的。20世纪50-60年代，非洲国家领导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到2000年实现工业化作为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16]20世纪60年代，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有七个国家可以达到或超越7%的经济年增长率。^[17]为加速推动工业化，需要更大程度地利用农业原始积累，为工业提供资本供给。1953年刘易斯完成了黄金海岸工业化报告^[18]，认为农业是工业的服务部门，农业生产的滞后会成为工业化的障碍，因此需要重视粮食生产。总体来看，20世纪50-60年代非洲的发展框架没有将农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国有化政策对农业的进一步扭曲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并成为强大国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发展都极大地激励了独立以后的非洲国家。加纳的恩格鲁玛（Kwame Nkrumah）开始大量建立苏联式的国营农场和国家控制的市场体系，其工业化模式以及苏联式的国营农场和国有农业经营模式对去殖民化以后的非洲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导工业化的战略之下，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在农业领域也实施了国有化政策。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各种农业市场委员会，如棉花委员会、玉米委员会、咖啡委员会等，针对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向农民征收高额税赋，从而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但是，这一措施对于以出口作物为主要生计的小农生产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尼日利亚，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棕榈油市场委员会一方面对棕榈市场实行垄断，另一方面向生产棕榈的小农征收40%的税，极大地影响了小农对高产油棕榈品种的采用。^[19]二是随着非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殖民者建立的区域性的商品农业研究机构纷纷转变为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削弱了原本基于非洲生态区域划分所形成的农业研究和技术服务格局。例如，西非油棕榈研究所原本面向整个西非，后来转变为尼日利亚国家所有的研究机构；位于加纳的西非可可研究所，也变成了加纳国家所有的研究所；位于内罗毕郊区的东非农业研究和林业研究机构，以及东非大学也都转变为肯尼亚国家所有。这些国有化措施一方面削弱了农业技术提供区域性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割断了区域性研究成果的扩散网络。^[20]三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还将大批量的私人种植园国有化，将其转变为国营农场。例如，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大量的国营农场，坦桑尼亚根据中国经验建立了类似人民公社的乌贾玛村庄。20世纪60-70年代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事实上伤害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给农业发展本身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1980年非洲谷物生产年增长率仅为2%，产量在3000万～5000万吨上下浮动。

（三）激进的市场化改革

经过二十多年优先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非洲并没有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也没有步入工业化轨道，相反，经济总体上陷入了危机。1980年在非洲联盟召集下，非洲国家领导人检讨了非洲经济危机的原因，提出了1980-2000年非洲发展的拉各斯行动计划（Lagos Plan of Action），将非洲经济危机看作是世界经济萧条、商品价格下跌和贸易恶化的结果。非洲联盟因此提出促进非洲区域和亚区域经济合作、重建非洲经济和促进非洲经济一体化的一揽子建议。1981年，世界银行的艾略特·博格（Elliot Berg）等起草了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行动指南^[21]，即博格报告（Berg Report）。报告指出非洲经济危机是非洲内部的问题，如低效的垄断机构、单纯支持工业产量增加和出口扩大而忽视小农的做法、扭曲的价格政策等。非洲国家对于博格报告普遍持批评态度。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非洲农业问题被正式提上了议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在过去二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唯一人均粮食生产下降的大陆。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则指出，1970-1986年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率两倍于食物生产增长率。^[22]这个阶段非洲农业的发展开始与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直接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发展焦点之一虽然源于1985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这一客观事件，但主要还是因为将非洲的食物安全与现代食物和营养结构下的粮食生产相联系的缘故。博格报告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自由贸易、调整汇率、减少国家在农业中的作用、降低出口农业税等方面的建议。世界银行基于这一报告提出了在非洲进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与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采用极端国有化政策相对应的情况是，由于非洲国家在独立以后一直未能有效实现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进入了依赖外援的阶段，这也是非洲国家不断受到外来干预的客观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推动结构调整计划，外部援助力量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作为进一步提供援助的条件，这极大地冲击了非洲国家已有的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推广体系。农业生产投入，如化肥、种子、农药，完全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然而，这一改革并未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反而使得农业服务更加碎片化和低效，使得非洲的农业进一步陷入危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1981-1990年农业增加值（2010年美元不变价）年增长率仅为2.65%。非洲农业发展始终受到外来势力的干预，没有机会和能力在本土的农业生产体系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反而在全球食物单一化、专业化的轨道上反复调整，这种状况导致非洲农业在现代发展的语境下不断出现危机。

新的全球发展议程下非洲农业的命运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环境、贫困、气候变化等议题不断出现，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全球发展议程受到挑战，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发展议程标志着后发展时代的到来。全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高福利消费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事实上还没有进入经济增长的轨道，但是在发达国家对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主导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又再次被纳入了一个与自身需求存在差异的新的发展话语体系之中。在新的全球发展议程下，非洲农业的发展虽然超越了传统发展逻辑下被动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地位，却与后现代的发展议题相交织，构成了更为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农业面临的挑战扩展到了诸多方面。非洲的农业被赋予了解决食物安全、实现农业增长、增加就业的责任，农业发展的意义发生了改变。^[23]

（一）农业与经济社会转型

非洲国家通过优先发展工业来实现现代化的探索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但这并未减弱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之后，非洲国家开始重新考虑经济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进入到21世纪以后，得益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的启发，非洲国家对农业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晰，不再认为农业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为工业化提供原材料的部门。正如曾经为推动结构调整政策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所指出的那样，要想让非洲在未来50年实现经济的发展，农业必须实现巨大的增长。他指出实现非洲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农业本身，还需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要求非洲农业就业人口数量下降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24]保罗·科利尔的观点将农业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做了有机的衔接。更为重要的是，该观点抛弃了以往不重视农业的观点，提出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同步发展的系统思路。国际案例证明，农业迅速增长的阶段往往也是城市化与基础设施增长的阶段，例如英国农业技术创新迅速提升的时期也正好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25]

20世纪末以来，非洲农业取得了明显的增长。1995-2003年和2003-2012年这两个时期非洲农业GD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2%和5.1%。^[26]这也是去殖民化之后非洲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相联系，例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为劳动力要素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了空间，进而发育出农业与工业同步增长、农业与经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发展机制。这是非洲农业不同于历史任何时期发展的重要机制。从经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讲，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固然非常重要，是农业发展的拉力，但是，从中国和东亚早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农业无法产生剩余，非农业的外部驱动力则很难发挥作用。因此，非洲需要优先发展农业和将农业看作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驱动力。

（二）农业发展与人口

在非洲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初期，非洲国家的精英以及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非洲人口增长过慢，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的人力资源。因此，提升人口增长率在这一阶段被认为是提升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措施。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以粮食作物为代表的农业产量的长期低迷，在新的语境下形成了所谓“非洲农业无法养活非洲人口”的问题。就主要商品化谷物生产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农业生产增长缓慢是一个客观事实。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2018年非洲的农业增加值较1990年增加了2.12倍，同期人口增加了1.12倍，农业增量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很多，因此农业实际增长不高。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谷物自给率为82%。^[27]在此条件下非洲成为了最大的谷物进口大陆。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2011-2013年非洲谷物进口依赖率为28.9%（同期亚洲为8.2%，拉丁美洲为-4.1%）。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报告预测，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小麦进口量将达到24.24%，大米进口量将达到19.36%。^[28]需要指出的是，以谷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生产视角只是非洲食物安全和农业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非洲大陆的食物和营养结构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谷物的生产方面，所以，非洲的食物安全问题仍然客观存在。

与以谷物为主要食物营养来源的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非洲大陆多样性的生态条件和丰富的植被资源为非洲的食物安全提供了现实的选择，这意味着一旦粮食生产受到影响，非洲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基本上会转向其他替代性食物和营养来源，如木薯、高粱、粟以及香蕉等水果。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广泛存在农业生产低下、粮食生产增长缓慢、人口增长迅速等问题，却很少出现大规模饥荒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非洲在食物安全、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方面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殊性。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城市化和中产阶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非洲食物结构越来越全球化。谷物粮食进口的增加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非洲国家需要考虑基于国情的人口政策，将人口增长控制在适度的水平对于非洲的粮食安全是有益的。

（三）农业发展与减少贫困

贫困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国际发展领域的概念。非洲农业与贫困问题高度相关的主要依据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世界上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同时这一地区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农民的主要生计是农业，因此农业的发展意味着改变贫困面貌。农业发展与减贫挂钩也获得了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29]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2000-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年均增长率为4.79%。同一时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2.72%，显著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农业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显示了非洲农业增长的净剩余非常有限，农业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非洲农业发展与贫困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农业增长和人口变化的动态关系之中，同时也与非洲农业增长的内在机制相关。过去几十年非洲农业的发展总体上来源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而非生产力的提升。^[30]以坦桑尼亚为例，根据其农业调查和住户调查数据，2006-2016年，其农业GDP年均增速约为3.5%；2007-2016年，坦桑尼亚可耕地面积按照年均7.7%的速度增长，但土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分别只有0.4%和1%。^[31]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种植面积的扩大意味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也就是说非洲劳动力的增长被种植面积的增长所吸纳。这虽然具有增加农业就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没有提升，因此人均产出也未增加。非洲种植面积扩展型的粗放农业，虽然提高了农业的总产量，却对土地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改善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造成了非洲农业虽然发展却无助于解决贫困的现象。非洲国家的农业发展战略不仅需要关注农业的增长，更需要关注劳动力和土地生产力的增长机制。

（四）农业发展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于非洲农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非洲农业在总体上是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结构，而非洲小农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很差，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灌溉面积不到6%。^[32]气候变化的一个最大特征是降雨模式的变化，大部分非洲地区都处于雨养农业区。在过去十多年中，非洲雨养农业区降雨模式越来越不稳定。与此同时，非洲支持农业的制度性资源非常稀缺，非洲小农无法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持来适应气候变化。笔者在坦桑尼亚从事了将近十年的实地农业研究，2016-2019年降雨不稳定导致项目区连续两年玉米歉收。非洲的农业在几百年的发展演化中不断遭遇外来人为的干扰，一直未能建立以现代技术要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资源环境恶化等新的挑战面前，非洲农业呈现出极为脆弱的状态。

结语

非洲农业在全球化的长期进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干扰，造成了非洲当代农业发展与其传统农业和食物营养结构的脱节，导致小农农事系统知识积累和技能演化的中断。农业资本主义将非洲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中，非洲的农业成为了为依附体系“中心”国家^[33]的发展提供支持的边缘产业，这些历史遗产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农业的发展。

去殖民化以后发展的教义取代了殖民统治。虽然非洲国家取得了独立自主发展的政治权利，但是非洲农业依然无法摆脱全球农业资本主义的束缚。受殖民历史以及长期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大部分非洲国家依靠出口初级农矿产品支撑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结构单一，对外部需求具有很强依赖性，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农业经济发展呈现脆弱性特点。34以出口经济作物为主的非洲农业经济，在新的语境下转化成了为工业化提供原材料和资本的生产部门。在现代发展的战略中，工业化优先成为独立后非洲国家精英们的选择，农业的作用被彻底忽略，农业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牺牲品。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农业开始得到了重视。无论非洲领导人还是国际发展体系都认识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在非洲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制定了各种类型的推动非洲农业发展的战略和政策，摈弃了以往将农业作为工业化工具或者彻底忽视农业的传统发展范式，为非洲农业在新阶段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非洲的农业发展还没有完全掌握在非洲人自己手中，依然受到外部各种思潮的干扰。将非洲从前现代拉入到现代，再从现代拉入到后现代使得非洲错失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非洲农业的发展需要回归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非洲国家应当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发展转型经验，推出坚持农业发展重要性的整体发展战略。

注释：

[1] FAO,“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dicator”, http://www.fao.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dicators/212/en/[2020-01-29].

[2] Mc Intire, J.,“Transforming African Agriculture”,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6(2):145-179, 2014.

[3] Frelat, R., Lopez-Ridaura S., Giller K., et al.,“Drivers of Household Food Availability in Sub-SaharanAfrica Based on Big Data from Small Farm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2):458-463,2015.

[4][英]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著，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发展理论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5]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6] Maundu, P. and Imbumi M.,“East Africa”, In Katz S., Weaver W., eds., Encyclopedia of Food andCulture, New York:Thomson and Gale, 2003, pp. 27-34.

[7] Mc Intire, J.,“Transforming African Agriculture”,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6(2):145-179, 2014.

[8] Coupland, R.,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82-194.

[9] Maundu, P. and Imbumi M.,“East Africa”, In Katz S. and Weaver W., eds, Encyclopedia of Food andCulture, New York:Thomson and Gale, 2003, pp. 27-34; Maundu, P., Ngugi G. and Kabuye C., Traditional FoodPlants of Kenya, Nairobi:Kenya Resource Centre for Indigenous Knowledge(KENRIK), 1999, pp. 1-269; Gura, S.,“A Note on Traditional Food Plants in East Africa:Their Value for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e”, Food and Nutrition,12(1):18-26, 1986; Price, W., Nutrition and Physical Degeneration, California:Price-Pottenger Foundation, 2009,pp.1-528; Coupland, R.,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82-194.

[10]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11] Chopra, M. and Darnton-Hill I.,“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in Sub-Saharan Africa:the Role ofNutritio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9(5):544-50, 2006.

[12] Harlan, J.,“Genetic Resources in Africa”, in Janick J. and Simon J., eds., New Crops, New York:Wiley, 1993, p.65; Abegaz, B. and Demissew S.,“Indigenous African Food Crops and Useful Plants”, inBaidu-Forson J., ed.,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Surveys, Accra:United NationsUniversity/Institute for Natural Resources in Africa(UNU/INRA), 1998, pp.1-4.

[13]李小云、齐顾波、唐丽霞等：《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中国与非洲的比较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14] Gura, S.,“A Note on Traditional Food Plants in East Africa:Their Value for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e”,Food and Nutrition, 12(1):18-26, 1986.

[15] Asfaw, Z. and Tadesse M.,“Prospects for Sustainabl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Wild Food Plants inEthiopia”, Economic Botany, 55(1):47-62, 2001.

[16] Eicher, C.,“Conference Paper No.16 Flashback:Fifty Years of Donor Aid to African Agriculture”,2003, http://wpage.unina.it/cafiero/foodsecurity/eicher.pdf[2020-01-07].

[17] Easterly, W. and Levine R.,“Africa’s Growth Tragedy: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203-125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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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son, G. L.,“Removing Obstacles to the Use of Genetic Breakthroughs in Oil Palm Production:TheNigerian Case”, in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al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II, pp. 365-375, 1968.

[20] Eicher, C.,“Conference Paper No.16 Flashback:Fifty Years of Donor Aid to African Agriculture”,2003, http://wpage.unina.it/cafiero/foodsecurity/eicher.pdf[2020-01-07].

[21] World Bank,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An Agenda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981.

[22] Eicher, C.,“Conference Paper No.16 Flashback:Fifty Years of Donor Aid to African Agriculture”,2003, http://wpage.unina.it/cafiero/foodsecurity/eicher.pdf[2020-01-07].

[23] Mc Intire, J.,“Transforming African Agriculture”,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6(2):145-179, 2014.

[24] Collier, P. and Dercon S.,“African Agriculture in 50 Years:Smallholders in a Rapidly ChangingWorld?”, World Development, 63(C):92-101, 2014.

[25] Wiggins, S.,“Interpreting Changes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in African Agriculture through VillageStudies”, World Development, 28(4):631-662, 2000.

[26] Mayaki, I.,“Three Ways to Transform Agriculture in Africa”,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5/3-ways-to-transform-agriculture-in-africa/[2020-02-02].

[27] van Ittersum, M., van Bussel L., Wolf J., et al.,“Can Sub-Saharan Africa Feed Itself?”, 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5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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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Dercon, S. and Gollin D.,“Agriculture in African Development:Theories and Strategies”, AnnualReview of Resource Economics, 6(1):471-492, 2014.

[30] Li, X.Y., Tang L.X., Xu X.L., Qi G.B. and Wang H.M.,“What Can Africa Learn from China’s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44(4):31-41, 2013.

[31] World Bank,“Tanzania Economic Update:Transforming Agriculture”, 2019, http://www.worldbank.org/tanzania/economicupdate/[2020-01-31].

[32] Wiggins, S. and Lankford B.,“Farmer-led Irrig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Building on FarmerInitiatives-DEGRP”, 2019, https://degrp.odi.org/publication/farmer-led-irrigation-in-sub-saharan-africa-building-on-farmer-initiatives/[2020-01-30].

[33]根据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倡的依附理论，世界被划分为先进的中心国家与较落后的边缘国家。发达工业化国家处于中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边缘国家主要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材料，依附于中心国家并受其盘剥。

[34]黄梅波、张晓倩、邓昆：“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对策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8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