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新城|中农院师生节后村庄观察之一

作者：陈军亚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9-24  浏览次数： 2054次

编者按：为了深度认识中国农村，深度调查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已经有三十多年“三农研究历史”的专业性学术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利用春节期间老师、博士、硕士回乡过节的机会实施“三类观察”：一是观察过年；二是观察节后的农村；三是观察元宵节。第一组观察以三位博士生异地过春节为主体；现在推出第二组观察。我们期待通过老师们、博士生、硕士生以理性、理智和客观的眼光来观察节后的农村和农民。通过这些观察向人们展示一个多样化、多类型、多变化的农村。

陈军亚教授

2016年2月17日 星期三

打工青壮年 守村老与孺

正月初十，再回新城。

西牛镇居住的酒店对面，是一排建设到一半而遭废弃的平房。因平房前面场地开阔，往往成为大型货车的停车场。去年8月来时，这些废弃平房的外面，停放着一些从河南过来作业的收割机。现在，这里的场地成为了临时的水果批发市场。一些河南的大货车，正在这里收购沙糖桔。果农用农用车将沙糖桔运送到这里，接受果商的挑选。一箱箱的沙糖桔，经过重新挑选以后，称重整装，才能被整齐的码放到河南收购商的货车上。果场周边，一堆堆被挑选丢弃的沙糖桔，触目惊心。有的因不够新鲜开始腐烂，有的颜色发白甜度不够而遭果商嫌弃。今年沙糖桔的市场，似乎并不好。勇叔家种植了10多亩，不知情况如何。

吃过早饭，回新城。路上，再次看到田沟水塘边一堆堆丢弃的沙糖桔。

见到勇叔，他知道我今天来，专门到山上摘了新鲜的沙糖桔回来。问及今年的收成，勇叔笑说：亏本。10多亩的果地，成本大约需要4、5万元，去年收成14、5万。但是今年，只有第一批下树的果卖出了3元多一斤的价格，第二批和第三批成熟的果，因去年底雨水多，温度低，导致落果严重，而且甜度不高。果商过来收购，价格一路下压，如今只有2元一斤。勇叔介绍，2元一斤的收购价，扣除摘果的人工成本，还要亏本，那就让它们烂在地里好了。

勇叔家四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嫁在本地，只有儿子在广州打工，已在广州买房成家。儿媳妇是广西人。儿媳妇在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三个弟弟。城市独生子女犯难的“在哪边父母家过年”的问题，在勇叔家并不存在。年前，儿子媳妇带着孩子一起回了媳妇的广西娘家，春节期间则一直呆在新城陪勇叔过年。勇叔介绍，村里也有一户人家，家里只有一个独生女儿，找了一个东北女婿。小夫妻二人在广州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男方的东北老家。前些年每年都回男方家里过年，这几年，因女方家父母年事已高，在女儿的坚持下，开始轮流回男女父母家过年。今年轮到东北女婿家过年。女儿女婿一家都不回来的时候，父母就随同一个房内的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家庭一起过年。勇叔说：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过年，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祖宗没立过这个规矩。

勇叔的儿子媳妇初七回了广州，老伴带着1岁3个月的孙子仍然在家，陪勇叔过了正月十五再走。中午，勇叔老伴背着小孙子在厨房忙活，我过去帮忙，勇叔不让。吃饭席间，勇叔老伴笑说：“我们这里做菜不好吃，我媳妇就嫌我做菜不好吃，都是她自己做。”被媳妇嫌弃还如此高兴？勇叔老伴解释：现在的媳妇，都不和婆婆一起生活，哪有不嫌弃婆婆的。媳妇肯自己做事，她很满意。勇叔介绍，媳妇不是当地人，但是过年和儿子回来村里，祠堂祭拜的时候，媳妇也随大家一起磕头。也有别家的媳妇，回家过年，连祠堂都不进的。如今年青人在城市生活，只有过年才回来相聚，村里的习俗，不好勉强。

在勇叔家吃过午饭，在村里溜达。也许因为时值中午，村庄静悄悄的。勇叔家旁边的空地上，几个老人围在一起烤火。

来到阿诺家。阿诺是勇叔的侄子。阿诺初七也回了深圳，阿诺的妻子雪花留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大女儿6岁，老二是一个儿子，3岁，老三是个女儿，才1岁多。雪花今年26岁，比阿诺小2岁，两人在英德打工认识。阿诺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没有再娶，独自将阿诺带大成家，因此阿诺也是家中的独子。由于没有婆婆帮助照顾孩子，雪花不能出去打工。因此，尽管阿诺的爸爸，也就是雪花的公公，阿标叔希望雪花能再生一个儿子，这样家里人丁兴旺些，在祠堂祭祀祖先时也有交代。但是雪花坚决不同意。她说：“生活每天都被小孩子包围了，哪里都不能去，在家里就像坐牢一样，没有自己的时间空间。”另外，雪花对公公的话也想不通，她认为，生不生孩子是他们夫妻的事情，跟祖宗有什么关系。

阿诺的三个孩子，大女儿出生以后曾随他们夫妻在英德打工时一起生活，性格外向。老二出生以后阿诺就去了深圳打工，深圳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雪花放弃了带孩子随丈夫一起生活的打算，只能独自留在村里照顾孩子。拿出准备好的红包递给他们，大女儿拿着红包飞快的跑向勇叔家，远远就大声嚷着：阿公，阿姨给的红包！两个小一些的孩子，一直跟随妈妈在村里生活，性格比较内向，接过红包，一声不响递给了雪花。

从阿诺家出来，去曾书记家拜年。曾书记平日在镇上居住，只有过年才回村里。书记的弟弟在镇上的中学教书，平时也住在镇上。两兄弟在村里都建了房子，过年的时候，两家人都会回到村里居住。虽然曾书记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曾书记两兄弟每年仍然会聚在一起过年。曾书记家的房子，外观、大小和其他家无异，这是新城村庄重建时，宗族理事会给大家定下的规矩：所有新城曾氏村民，按照家中成年男丁的数量，无论是在外经商、打工，或者仍然在村居住，每个男丁都可以获得一份80平米的宅基地。房子的高矮长宽等尺寸全部统一。整个村庄房屋看起来整齐划一，井然有序。曾书记作为小湾行政服务站的书记，如今算是吃公家粮的公家人，在镇上也买了自己的房子。可是作为曾氏族人，仍然在村里得到了一份宅基地。而且，房子的外观装饰、室内装修、家具摆设等一应俱全。如果村里的房子平日很少居住基本闲置，这样做岂不是很浪费？勇叔不理解我的疑问，反问我：他姓曾，他的祖先都在这里，这里才是他的根。镇上的房子，只是个住的地方，这里才是他的家。他不在这里建房子，过年他回哪里去？血脉相连的根族观念，在勇叔这一辈人心目中仍然牢固，城镇化进程并没有加剧他们这一辈人的血脉疏离。

书记家人出去拜年了，稍坐片刻，和勇叔起身离开。

在村里转了转。村东原来空置的宅基地，又新建了几栋房子。房子的结构框架已经做好，但是外墙没有粉刷装饰，门窗也没有安装。这是农民建房子的方式，挣了钱就回家置办一点，钱一点点挣，房子也一点点建。这些房子的门窗和外墙，要等到明年过年前带回打工的工钱才能接着做了。

在村东新建的房屋前细看，发现村东最外围的几排房屋，在高度上，整体比村内其他房屋稍高一些。而且，村内非常整齐的连接全村的东西横向街道，在最东面出现了错落，东面建造的房屋，正好堵住了连接东西的横向道路。勇叔介绍，村庄的西、南、东三面，最外围的房屋都比中心地带的房屋略高一些，村南面就是祠堂门前的风水塘，这种建造格局，意味着“四水归塘”的涵义。村庄最西面是两排地势稍高的杂物房，与村内南北向的道路垂直朝向，北面房屋看起来也阻隔了村内南北向道路的畅通，这是为了聚气，以防族内气势外泄的意思。

祠堂清扫的很干净，不见过年期间燃放的鞭炮纸屑，只有祠堂门上新贴的对联和祖先牌位前香炉里满满的香灰仍保留着过年期间人们祭拜的痕迹。在过去，年三十的下午和大年初一的上午，分别为旧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的第一天，都要到关爷、社公、祠堂等各处拜祭。祭祀的供品、对联、香火、鞭炮等花费，都由族内公产出资，准备祭祀物品的劳力则由族长安排。解放后，特别在1978年分田到户，集体土地家庭承包以后，失去了集体经济基础的新城，祠堂破败无钱维修，春节、尤其是清明祭拜，都由各家各户自行进行。1999年开始，新城村逐步将山林旱地收归集体所有，重建了村庄的集体经济基础。每年各种祭祖活动的花费开销，都由村集体出钱。在集体祭祀的基础上，各房各家也可自行祭拜。祠堂及村内公共道路的卫生，过去由族长安排族人维护，现在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由村集体出钱请专人打扫，每月工资1000元。新城村就这样在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用自己的方式，将传统基因植入现代生活，在时代变迁中晕染着自己的历史底色。

新城村全貌

祠堂门前广场的石凳上，抱着孩子的老年妇女在打扑克牌。广场篮球场上，几个十多岁的少年在打蓝球。偶有更小一些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村里跑来跑去。我拿出红包递给他们，他们快速的跑过来接过去，又快速的跑开。除此以外，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感受不到过年的气氛。勇叔说：回来的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走不出去的。

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村庄经济实态

上午联系曾书记，想找他收集一些关于新城村的建制沿革及如今村庄经济状况的资料。曾书记是小湾公共服务站的书记，2013年清远“三个重心下移”的改革以前，小湾是一个行政村，新城村属于小湾行政村下的一个村民小组。电话中，曾书记说今天要去清远开会，于是说好改日再约。

回到村里，勇叔和标叔、阿银叔等一起聊天，大家在一起议论今年沙糖桔的收成。沙糖桔曾经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村民引以为傲的收入来源。在2014年黄龙病发病以前，沙糖桔亩产8000多斤，根据每批果实成熟的时间不同，收购价可达1.5元到2元不等，也就是每亩地的收入可达1万多元。勇叔家曾经种植了几十亩的沙糖桔，收入十分可观。但是沙糖桔爆发黄龙病以后，产量下降到一亩地2000斤左右，收购价格虽然提高到2元到3元，但是，扣除种植成本，如果收购价格低于每斤3元，基本就无利可图。特别是黄龙病的爆发，让他们再次感到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候的无力和伤感。据说，黄龙病是一种发病原因不明，且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这种病的爆发无法提前预见，果树在每年开花结果初期，一切正常，但是到了果实膨大期，突然发病。果农虽然付出了前期施肥管理的成本，却在即将收获的季节面临一无所获的结果。村里有一户人家，去年刚刚承包了几十亩的沙糖桔果园，今年就发了病，都是多年树龄正值丰产期的果木，如今只能面临被砍伐的命运。不知我们的农业技术对这种病害是否束手无策。

麻竹笋是村里另一种经济作物。英德是中国麻竹笋的故乡。麻竹笋种植成本较低，每年仅需一次施肥管理。亩产生笋2000斤左右，主要用于制作笋干出售。10斤麻竹笋可制作2-3斤笋干。今年笋干的收购价格是18元一斤。

和几位老人到村外的田地转悠，大家不约而同的说起水稻。在周边的几个村庄中，新城村的水稻产量是最高的，可达亩产1300-1500斤。新城村的土质较好，土层深厚，保肥和保水能力强。阿标叔指着村里稻田边的沟渠给我看，渠道里水流汩汩，清澈干净。这些从山上常流不断的泉水，给水稻提供了灌溉的来源。稻田不远就是曾氏祖先曾念公的墓地，据说是中国十大风水好地之一，名为十点梅花地（坟墓周边有十个自然形成的土墩）。大家感叹，老祖宗生前英明，挑中了这块宝地作为生存之所，死后仍然福泽子孙。

村民也种植了少量的花生，但因每年清明谷雨期间雨水太多、温度较低，花生长势不好，而到了芒种夏至前后虽然气候适宜长势较好，但是又快到了收获期。生长时间不够，导致产量低下，每亩地的产量大约500斤，收入大概1000多元。

新城村的土壤气候条件较好，瓜菜种植等也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许多村民种植冬瓜，前年冬瓜丰产，收购价只有2毛钱一斤，瓜农都亏了本。去年种植农户减少，收购价格达到7毛钱一斤，每亩地获得1万多元的收入。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和分散弱小的农户博弈能力，家户生产单元仍然难逃“靠天收”的命运。

吃过午饭，接到曾老师电话，邀请我去家里吃晚饭。勇叔建议就在他家吃，正好把曾书记叫过来大家一起吃饭。

勇叔老伴自从被儿媳妇批评做菜不好吃以后，就认为自己的厨艺实在达不到招待客人的水准。看我们讨论吃饭问题，抱着孙子的她在一旁小声说：“去镇上餐馆吃吧？”勇叔回答：“都是家里的人，去什么餐馆？！”去年8月调查期间，每天在勇叔家一起做饭吃饭。虽然手艺很差，但勇叔不认为是我厨艺水平低，反倒认为只是地方口味差异而已。放下电话，开着车子来到镇上市场，买了一只鸡和其他一点小菜。回去的路上，偷偷查了菜谱，晚餐我掌勺。

回村不久，曾老师就来了。曾老师是和勇叔不同房的另外一个房内的侄子，曾书记是和勇叔同一个房的侄子。曾书记和曾老师同辈不同房，两人的命运历程也大不相同。曾老师家境贫穷，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在村里务农。几年后，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再次弃农读书，通过自考，上了大学，最后回到镇上的中学教书。曾书记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已过世。兄弟二人跟随爷爷和母亲长大，家境也不好。但因两人都勤奋读书，在勇叔的支持下，同房内的族亲给予不少经济上的援助，曾书记高中毕业在村里工作，他的弟弟读了韶关师范。曾书记现在是小湾公共服务站的书记，曾老师的弟弟也在一家中学教书，两人在镇上都建了自己的房子。勇叔很自豪，因为勇叔这一房，重视教育，房内出了不少读书人。但是曾老师所在的那一房，不重视教育，相互之间也不团结，所以曾老师没有得到房内亲人的帮助。只能靠着个人奋斗，吃了不少苦头。在过去，同族内部房支的界限清晰。这种清晰的界限，不仅形成了族内相对独立的行动单元，而且在祖先祭祀、风水、利益分配方面冲突不断。从外部看起来，宗族是一个由血缘凝结而成的紧密结合的共同体，但是从内部看，有合有分，有分有争。

5点，开始准备晚饭。曾老师在旁辅助，不时提点，顺利完成四菜一汤。吃饭期间接到阿豪叔的电话，给他拜年。阿豪叔在含光镇儿子家，过几日回村。

2016年2月19日 星期五

一只神气的公鸡

早饭后，进村。村口小卖部门口有人在打牌，围了好多人观看。

天气晴好，祠堂门口几个妇女坐在一起聊天。

打算找雪花做翻译，找村里的老人聊聊。车子快到雪花家门口，一只黑红色羽毛的大公鸡挡住了去路。它背对我而立，时而踱着方步，时而停下来昂首四顾，对我的车子无动于衷。我摇下车窗伸出头去，按了按喇叭，它回头看我一眼，又转过身去旁若无人的继续驻立在道路中央。路旁有两个小女孩，看看鸡，又看看我，笑出了声。我请她们帮我驱赶一下。两个女孩儿走过去吆喝两声，公鸡挪动了三两步，示威一般的面对着我。只好下车，捡起一根木棍，走近驱赶它。它慢慢踱步到路旁人家的门口小道上，背对着我，继续表演了一个金鸡独立！等我停好车，再走过去，它居然一直原地不动保持单脚独立状态，这是有功夫的鸡！门口洗菜的阿婆告诉我，它是全村最神气的一只公鸡。

这只公鸡从市场买来，是经过有经验的族人精心挑选的。来到村里以后，它可以在任何一家的鸡食中就餐，也可以在任何一家的鸡房中留宿。长期吃百家饭，住百家房，养尊处优，体型健壮。这只大公鸡会在两种重要的场合出现：一是村里重要的建筑物落成入伙。村里新修了重要的建筑物，如祠堂、村西的财门和寿门，村外的社公庙等。建筑物落成的时候，会采集这只公鸡鸡冠上的血，点在建筑物上。二是清明祭祖。每年清明祭祖的时候，也会将公鸡鸡冠割下一点，将滴下的血溅洒在一张白纸上，再将染红的纸贴到祭拜的墓碑上。人们认为，公鸡能引导太阳，有避邪的神性，鸡啼则代表光明，所以一可辟邪，二取“鸡头雄壮、旺气”的含义。此外，鸡和“吉”同音，代表“吉祥”的意思。无论哪种寓意，都代表着对祖宗神明的祝福和尊敬。

鸡在新城村的日常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农村家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在春节祭拜祖先的时候，它也是重要的祭品。老人们介绍，春节祭拜的供品之中，鸡和猪肉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还有大米、茶水和酒等。茶和酒水洒于墓前，大米常用一个大碗装着，米上放置利是（红包），和苹果、柑桔等水果一起，供奉于祖先墓前。

祭祀先从村外的关爷开始。人们端着准备好的供品，鸡常常是刚煮熟的，有的还冒着热气，血、内脏等一应俱全。首先拜祭关爷，然后到村南稻田边的小山上，拜祭社公。再回到村内的祠堂，拜祭祖公。最后回到家里，拜祭当天（家门口的天神）和厨房内的灶王爷。祭祀的顺序，遵循先外后内，先祖后己。关爷和社公，被认为是本地的保护神，在本族先祖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他们保佑族人祖先及本族后人可以在此安居乐业，绵延子嗣。祠堂是全族人的共同祖先，保佑全族人的生存安危和香火延续。拜祭过本地神和本族祖公以后，最后祭拜小家庭的家神，它们保佑一家人的健康富足。从本地神，到共同的祖公，再到各自小家庭，人们以这种拜祭顺序和方式，既铭记自己的“客家”身份，又传承着族人的“根源”意识。

在村里转悠一圈，少见有人。天气好，大家忙着上山干活。回到镇上，下午整理材料。

2016年2月20日 星期六

兄弟之争

新城村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宗族械斗，战争历时49天，最后因弹药用尽，新城战败，全体族人四散逃离，村庄被毁。十多年以后，40年代初期，人们才陆续回村。对于这场械斗具体的起因、确切的年份以及详细的解决过程、遭遇解体的新城曾氏族人再次聚族建村的细节，虽经勇叔介绍，但还有一些疑问。上午，打算分别访谈阿美叔、阿银叔和阿标叔。

刚进村，在村口小卖部前看到火初阿叔，得知我要找几位老人，热情的陪我前往。正好德强也来到村口，于是一起往村里走去。德强二十出头，一直在深圳打工。因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计划换一个工作，所以过完年并没有着急回深圳。这几天，由他帮我翻译。

走到德胜家门口，得胜老婆和几位老人正在门口的空地上围着柴火堆烤火。得胜是阿银叔的孙子，因已成家，现在单独立户，村庄重建时，分到了自己的宅基地。得胜叫来他的爷爷阿银叔，德强又去找来美叔和标叔，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聊天。火初阿叔开玩笑：“我们现在是集体接受采访，大家不要激动，按辈分，一个个发言，不要抢话。”在村里调查宗族传统，时间久了，大家爱拿“辈分”和我开玩笑。

虽然现在村里新添了男丁，仍然都按辈分取名，可是在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辈分的观念，不再如过去一般深入人心。火初阿叔的玩笑除了引得大家发笑以外，接下来对我的问题，大家仍是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极度考验我的听力，幸好有德强的同声传译。。

关于那场冲突的起因，大家众口不一。美叔的说法和勇叔的介绍基本一致，过去新城曾氏富裕，遭致外族嫉妒，加上当地盗匪横行，时常遭到外族匪徒抢夺粮食和马匹。可是在新城曾氏传统经济形态的调查中，少量的族田和微薄的族山收入，并不足以支持族产丰厚的解释。

无法回答我“因何而富”的追问以后，大家提出另一种说法，官场之争。据说当年有一位外族陈姓人氏，在西牛政府官场任职，与在同一部门任职的新城曾氏族人有矛盾。于是官场斗争引发了这场宗族械斗。在这场族际冲突中，又纠结了曾氏的族内矛盾。

与新城相邻的塘面村，与新城曾氏本是同房兄弟，都是普明公的后代，但并非一房妻室所生。曾愈公成家立户迁居久火（新城）时，村后的祖山被一分为二。塘面和新城各得一份。也许因时间久远，山林界限模糊，两房后人有所争议。又因新城得到了有水源的一份山体，塘面十分不满。水源既被曾氏族人视为财源的象征，在天旱时节，又是农田灌溉的来源。这让塘面和新城曾氏两房兄弟之间争执不断。在那场导致灭族之灾的冲突中，塘面被认为做了“胳膊肘往外拐”的事情。兄弟之间几乎因此结下世仇。不间断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德胜记的十分清楚，他介绍，那一年的春节前夕，塘面村在属于新城村的后山放火烧林，新城村的年青壮劳力人都上山救火去了，塘面村趁机偷袭了新城村庄，抢劫了一些财物，打伤了几位老人，损失惨重。新城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夕，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都回村的时候，两村相约又打了一架。得胜说：“这一次我们打赢了。那几年，家里的孩子都被大人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害怕被塘面的人打伤或者抢去。”

在这两场连续的冲突中，虽然当地政府得到消息，但是面对全村出动的大规模冲突，政府无力制止。事态平息以后，两村将山林之争诉诸法院，法院在对西牛镇曾氏各房后代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判定山林界限，平息冲突。财富之争，官场矛盾和族内冲突相互纠结，大家都按照自己从先辈那里获得的记忆和后来的经历做出各自的判断和解释。

下午几位阿叔都有事，德强也因家中有客人不能陪同翻译，约好明天继续话题。

2016年2月21日 星期日

一场简单的葬礼

上午，继续昨天的内容，到村里找标叔了解上世纪20年代冲突发生的具体时间。

标叔不在家，上山干活去了。火初阿叔和美叔在村口闲坐。关于冲突爆发的时间，勇叔说不准确，两位阿叔也是争执不下。火初阿叔五十出头，说起过去的事情，他总是用“我小时候”来表达。他混淆了他小时候的“经历”和他小时候“听闻”的记忆。美叔年长，今年已经82岁，对火初阿叔将冲突时间表述为他“小时候”十分不屑，打断他：“是你阿爸小时候。不是你小时候。”火初阿叔年轻些，性子急，嗓门大，美叔年老，声音小，语速慢。美叔的客家话十分难懂，如果德强不在，我就要求助于火初阿叔用他的客家普通话帮我翻译。每当美叔否定了火初阿叔的说法，他的翻译就十分敷衍，总是用“他年纪大了搞不清楚”来回答我。

正说着，标叔回来了。标叔是繁字辈，在村内辈分还比较高，可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刚一开口，随即被人打断。我将小板凳挪到标叔身旁，他小声告诉我，冲突发生那年，他的阿爸正好4岁。算起来，应该是1927年。

谈到一半，时值中午，标叔极力邀请吃饭，女儿回娘家了，儿媳妇雪花在家里杀了鸡做好了菜。饭间，标叔继续提及，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那场灭族之灾以后，新城曾将与塘面之间的矛盾诉诸石灰铺镇油栏洞村。油栏洞是英德曾氏开基先祖文广公的后人。油栏洞族人曾提议，派人将塘面村的个别匪徒抓到文广公祠堂祭奠祖先，期望通过施加酷刑以训诫后人。标叔的爷爷担心两兄弟之间就此结下世仇，极力阻止。

吃完饭，溜达到勇叔家里，家门紧锁。标叔告诉我，勇叔的丈母娘去世了，勇叔老两口奔丧去了。此时1点35分。电话勇叔，是否还来得及赶上出殡，勇叔告知出殡时间是2点20分。勇叔的丈母娘家在临镇的山厂村，距离西牛镇十多公里。放下电话，请标叔带路，开上车子，直奔山厂。

山厂地处偏僻。标叔介绍，近两年修高速公路经过山厂附近，因为需要运送水泥沙石料，所以修建了一条通往高速公路工地的水泥路，从山厂附近经过。未修路以前，通往山厂都是泥泞的土路，十分难走。标叔曾经用摩托车送勇叔老伴回娘家，因道路太过破烂而摔了一跤，这让他记忆深刻。现在修了水泥路，虽然过于狭窄，但并不难走。到了村庄附近，找了一处相对开阔的路面，将车子停在路边，和标叔步行进村。2点40分，还未走到村口，听到器乐声，正好遇上送葬的队伍。

四位黑衣人抬着大红棺木走在前面，后面是老人的两个儿子，长子捧着遗像，次子跟随其后。勇叔作为长婿，给捧遗像的长子打着黑伞。接下来是老人的孙子、老人的弟媳妇等人，最后面是女儿、女婿和儿媳。老人生前和最小的儿子一家生活，小儿子今天是办丧事的主家。小儿媳手上拿着手电和一小袋米。其他两人抬着一个大箩筐，萝筐内装满稻草，稻草中央放着一个六七十公分高的大瓮。还有一个小框，内装祭品。一行十多人，全都着麻衣，披麻布，头上和腰间系着麻绳。我走过去搀扶着勇叔的老伴，加入送葬的行列。走在最后面的，是从殡仪馆请来的礼乐队，一路交替吹打着“人在旅途”和“军港之夜”的乐曲。

虽然地处偏僻山区，但村里仍然不允许土葬。棺木抬到水泥路上，有殡仪馆的殡葬车在路口等候。两位孝子和长婿勇叔上了前面的殡葬车，其他人坐在后面租来的面包车上。殡仪馆在英德市区，距离这里大约1小时的路程。途中，不断听到提及“陈教授”的称呼，听不懂，不明白大家在说什么，内心有所不安。今天穿着深蓝衣服，着装应无不妥。不知客家葬礼习俗是否不允许外人参加。按我自己老家的规矩，老人过世，送葬的人多，总是好的，说明老人生前积德。事后我向勇叔求证，勇叔说，我们今天是老人的娘家人，过世的女性老人，只要不是没有子嗣，去世时，娘家人为大，不用担心。

将近4点，到达殡仪馆，办好手续。过了半小时，棺木被缓慢送进熊熊燃烧的炉膛，家属们在外面等候通知，领取骨灰。殡仪馆内办理丧事的人大约有六七家。几乎都请有礼乐，棺木被送进炉膛以后，在外等候的亲属们，会提前点燃香火，放入大瓮，以示暖瓮。骨灰捡拾装进大瓮以后，用红纸盖上，瓮口用一个半圆形瓦罐扣住。瓮罐仍然装在一个内铺稻草的箩筐中，抬到殡仪馆后面半山一个简易的祭拜点，点香烛、燃爆竹进行简单拜祭。此后在礼乐吹打声中，抬着瓮罐回家。

客家葬礼

向勇叔了解殡葬花费，勇叔介绍，相对而言，客家婚礼，虽然程序繁琐，但是并不铺张浪费。殡仪馆的殡葬车2800元，电炉的火化费2500元，其中政府补助1200元，自己出1300元。如果用煤炉，自己不用出钱。过去抬棺木需要八个人，一般由族内受尊敬、品格高的人担任，现在简化为四位，不用付报酬，一般封给每人几十元的利是。除此以外，老人装殓所需要的棺木、衣服，租用面包车以及招待客人的费用，勇叔大致算了一下，开销在8000元左右。

5点半，通知我们接骨灰。骨灰由殡仪馆工作人员捡拾，家属在旁观看。骨灰装殓、祭奠完毕，乘坐面包车返回。6点40分，天已黑，到达村口，并不回家，直接上山安葬。装着骨灰的翁罐安放在箩筐中，箩筐中放着打开的手电，以示给去世的老人照亮道路。箩筐由之前的两人抬着，仍然走在最前面，队伍排列与之前无异。

黑暗中，摸索着穿过山上的竹林小道，隐约还能听到汩汩的水声，全程跌跌撞撞，勉强跟上大家的脚步。爬到半山腰一处地方，前方的队伍停下来，开始燃放爆竹。人群就这样停留在各自站立的地方。这里并没有一处开阔之地，也没有人们踩踏成形的道路，我们所走之处，都是刚砍倒的竹子和杂草灌木。勇叔介绍，这里并不是最终的墓地，一年以后，要请风水先生另选墓地，启瓮重葬。客家有下葬三至十年以后捡骨重葬的传统。据此前调查了解，客家人对祖先墓地极为讲究，在离乱迁徙过程中，他们大多背上祖先遗骨，以免日后遭受外族破坏蹂躏。此后一旦寻到适合安居之处，就另择风水之地，将遗骨擦拭干净，重新安葬。现在的殡葬制度虽然实行火葬，客家人仍然简易保留着二次葬的习俗。

沿着临时砍伐清理出来的小路，打开手机上的灯光，看到依着山体挖出的一个小小墓穴，墓穴大小刚刚够翁罐放下。翁罐的旁边，放着一个小陶罐，内装大米和其他祭奠物品。

大约15分钟，匆忙掩埋之后，大家催促下山。老人的家非常破败，仍是泥瓦土房。村里的居住形态虽然和新城相似，各家保持共墙相连的排屋式样。不同的是，进门处是一个非常高大宽敞的厅堂，堂内摆放着王氏祖先牌位，牌位前是一个简易的香桌。家中供奉的是王氏祖先，而不是自己家里的先人，令我不解。

到家不久，两位在家里帮忙的大嫂端上几锅煮好的粥。两位大嫂一位姓邱，一位姓林，勇叔老伴姓王，在家里帮忙的并不是老人族内的亲人。

吃过粥，7点40分，起身返回。路上，勇叔向我介绍山厂的情况。山厂是一个杂姓村，一共有五个姓组成。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村民在躲避战乱的过程中，和族人失散分离，逃到山上，就此安家。解放后，人民公社时期，这些分散在山上的村民，被划归为一个生产小队，从此形成了如今的居住和生活单元。村内各姓都没有祠堂，但各家的房子都建有一个大大的厅堂，将各自姓氏的祖先牌位放在家中祭拜。因为没有祠堂，没有共同的族人，没有可以承载历史的族谱，没有传承习俗的宗族礼节，他们的葬礼，异常简单。这些找不到根源族亲的客家人，虽然最终如飘零的落叶一般各自消逝，但是，挑装着骨灰翁罐的箩筐，简易的墓穴、供奉祖宗牌位的厅堂等，这些符号仍然隐约传承着他们关于祖先迁徙、寻根追脉的记忆。

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稍显落寞的元宵节

下雨。9点刚过，来到超市，买了一点东西，匆匆赶往村里。

蒙蒙细雨中，祠堂静悄悄的，门口不见鞭炮的痕迹。走进去，祖公牌位前的香灯已经点起来了。从祠堂出来，来到阿标叔家里。今天政府发放种植美国紫薇所需要的化肥，阿标叔去领化肥了。雪花正在喂三个孩子吃早饭。

放下背包，刚出门，碰到从家里开门出来的曾水清。水清大学毕业，学建筑的，现在在广州一家公司工作。年初六妻子刚生了孩子，是个女儿，现正在家里休产假。我问他什么时候办满月酒，他说下月初，会请全村人，一定请我参加。平日和他接触不多，寒暄几句，打算离开，水清极力邀请我去家里坐坐，他说：“我对你的调查有点兴趣。”到了家里，水清问我：“你是学什么的？”犹豫片刻，说出“乡村治理”几个字。他笑说：“所以你们调查宗族村庄，是要找根吗？”小吃一惊：在村里调查这么久，少有年青人对我的调查表示理解。阿清虽是学理工科出身，可是正如他所言，他对民俗、历史以及乡村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说在城市快节奏的工作之余，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他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想一想他从小生活的乡村，这让他的内心感到踏实和从容。水清和我谈到曾氏，从黄帝开始，到鄫巫建国得姓，遭遇灭国后投奔鲁国，改鄫为曾，他对曾氏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一清二楚，如数家珍，这又让我大吃一惊。关于曾氏根脉，阿清说，他不仅查过族谱，而且儿时传唱的童谣，也让他深思。说罢给我唱了一首：

烟烟烟，烟上天。

阿姆骑牛阿爸牵。

牵上横岭阁，

跌损头那壳。

牵上马尾港，

喝碗枸杞汤。

水清觉得，这首童谣一定描述的是祖先迁徙时候的情景。他很懊悔，儿时大家随意传唱的许多童谣，现在几乎全忘了。就连这一首，他也记不全了。水清的阿妈正在准备今天祭祀所用的供品，我问他：“你会一起去吗？”他笑着说，他会去，以后，他也会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去。

临近中午，告别水清。雨中的新城，越发安静。村口小商店门口没有打牌聊天的人群，祠堂门口的广场上见不到嬉笑跑动的孩子们的身影，村内的空地上少了围着火堆的老人们。

吃过午饭，再次来到祠堂。2点左右，陆续有人拎着篮子来到祠堂拜祭。3点以后，祭拜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老人们大多挑着箩筐，一个箩筐装着煮熟的鸡，一个箩筐装着水果、茶、酒、米，以及香烛鞭炮等。在祠堂门口点燃香烛放过鞭炮以后，进入祠堂，来到祖先牌位前，摆上供品，点燃香烛，燃放鞭炮，在供桌前双手合揖，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祖宗保佑。

大约3点半的时候，在祠堂门口蹲守的我，看见一位阿婆独自向村外的关爷庙走去。因为下雨，今年元宵节的拜祭，人们都简化了程序，几乎没有人再去拜祭村外的关爷和距离更远的社公。人们在拜过祠堂以后，就直接回到家里，拜祭当天（各家门口的门神）和灶君。这是整个下午，村里唯一去拜祭关爷庙的老人。关爷庙位于村里财门外的后山水塘边。老人穿着崭新的蓝色雨鞋，挑着两个装满供品的箩筐，独自向村里的财门外走去。来到年前新修的关爷庙前面，放下供品，燃烛、点香、放炮、敬茶、倒酒等，表情肃穆。虽然下雨，可是程式一样不少。祭拜完毕，老人挑起箩筐，向祠堂走去。路上聊天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西牛上班，平日并不回村里居住。即使是元宵节，可是因为要上班，两个儿子也未回村里和老人过节。城市的生活节奏，拉远了西牛到新城4公里的距离。

4点半以后，拜祭的人逐渐少了。正要离去，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循声望去，一个中年阿嫂带着三个孩子前来拜祭。在阿嫂摆上供品以后，三个孩子来到牌位前的香炉前，学着阿嫂的样子，各自燃烛点香，有模有样。我问其中最小的一个大约3、4岁的男孩：“你拜的谁呀？”他很认真的回答：“我们的祖公。”

离开祠堂，给德强打电话，他是翻译，一起来到阿全公家里，补充一些关于村庄经济形态的口述材料。

快6点，勇叔叫吃晚饭。刚盛好饭，金麦大嫂在窗户外边叫我去她家吃饭。金麦大嫂性格外向，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语速飞快，声音好听，喜欢开玩笑。一群人里面，很远就能认出她。她埋怨我下午一直蹲守祠堂，害她在家里白等我过去一起祭拜当天和灶君。她开玩笑：“今天每家都吃鸡，不过，阿勇叔家的鸡，比我家的鸡辈分高些。”

晚饭后，勇叔谈兴很浓，跟我回忆起他年轻时候毛遂自荐负责公社生产队田间管理抓粮食产量的事情。听阿清介绍，勇叔从未在村里担任干部，可是历来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出谋划策。新城村的新农村建设，更是勇叔和村委会干部们一起策划推动。据说，那段时间，勇叔家里，成了村委会的会议室。阿清说：“阿勇叔就是我们村的乡贤。”

8点半，勇叔送我到村口。看着安静的村庄，勇叔解释，过去庆祝元宵节，村里人多，晚上都聚在祠堂门口，集体燃放焰火。现在因为年青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取消了集体燃放烟花的活动。雨夜的新城，安静异常，虽然偶有摩托车从村口驶过，但亦如下午祠堂门口零星而来的族人和烟火，略显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