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研究：历程、经验及启示

作者：曹大明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0-11-26  浏览次数： 3544次

【摘　要】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先后经历了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永续计划及活力计划三个阶段。其实践出现的问题及积累的经验，对大陆民族地区的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的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需要持续地经营和创造。在该过程中，在地居民的主体性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协作，三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地居民主体性的发挥，更是民族地区村落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高山族；社区营造；主体性；文化深耕

“社区”（community）指的是一群特定居民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从事各项活动，彼此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及共同的归属感，共享与公众生活有关的目标、需求或利益，形成具有社会、心理及文化等关系的共同体。^[1]社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建设和营造的。^[2]“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伴随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出现，国际社会对社区的认识逐步加深。欧洲的英、法等国发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地方振兴模式，美国提出了“社区设计”“社区培力”及“社区再造”，东亚的日本自60年代起全面实施了“造町运动”，韩国则启动了自上而下的“新村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思潮下，可持续发展等成了社区研究的重要议题。受日本造町运动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推出了“社区总体营造”计划。通过政府持续的努力与地方的实践，台湾的社区营造取得了显著成效，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渐以成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对社区参与者或群体进行研究，聚焦于居民的共同意识的建立；二是对社区营造发展方向的研究，从社区实际出发探讨永续发展的方案；三是对于社区环境营造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陆学界对台湾社区营造给予了较多关注，落脚点主要聚焦于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台湾社区营造模式、机制等整体情况的分析、总结。研究的对象多为汉人（客家）社区，少见分析与一般界定的行政社区不同、人数不多、“需要面对历史文化所带来的全面性冲击，以及部落存续的发展困顿”^[3]的高山族^[4]社区营造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拟在回顾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和不足，以期能为大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和乡村的振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扶持下启动“社区发展”计划，掀起一股以硬件设施改造为中心的社区建设的浪潮，但多集中于都市社区，高山族社区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直至80年代，高山族社区出现生存环境恶化、人口流失、产业式微等问题，生存失根和文化边缘的高山族民众才逐渐意识到族群的劣势地位。少数族群精英于是提倡“部落主义”，主张“让自己成为社区的规划者”。自此，高山族社区开启了自我探索的征程。1994年，在台湾当局启动实施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中，高山族社区开始受到关注。进入21世纪，各国纷纷制定少数民族计划，建立以自助、共享互助及能力建构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期望协助少数民族自助自立。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重视以在地高山族为主体的社区营造，不断为其提供政策支持。根据推行的计划，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

（一）重点部落示范计划时期

2005年，根据宫崎清提出的“人、文、地、产、景”营造策略，台湾当局提出了“健康六星计划”。“原住民族委员会”（下文简称“原民会”）在配合实施“健康六星计划”基础上，以促进高山族社区全面发展为目标，首先提出了“重点部落示范计划”。^[5]计划始于2005年，止于2009年。计划以高山族社区为核心，遴选文化、生态和景观条件优异的族群示范社区，从“造人”“造产”“造景”入手，整合资源，打造以观光休闲产业为特色的全方位发展社区。2005年共推选出25个重点示范高山族社区，随后又增加33个重点社区。计划实施期间，“原民会”重点关注部落的产业发展，期望以经济产业带动社区整体发展。

重点示范部落计划的筛选机制与重点辅导内容，十分注重“点”的选择，以“点”切入，建立新的社区关系，促进社区的永续发展。计划从准备、实施再到成效评估，拥有完整的配套方案。前期，邀请专业团队加入，培训重点示范部落初级营造人才；中期，举办重点示范部落中期结果发表暨研讨会；后期，查访25个年度重点示范社区，切身感受营造成果。

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推选的重点社区，分布在不同的族群，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旨在通过辅导重点社区，打造社区营造新典范，给同一地区的其他高山族社区树立一种营造模式，提供学习观摩的平台。同时，社区内部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挖掘特色，发展以观光为重点的社区经济，拓宽行销渠道，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凸显产业经济的效益，带动社区的整体发展。

（二）永续发展计划时期

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是永续发展计划的前奏，通过选择典型社区试验，在严格考核和综合分析基础上，可进一步推进永续计划。2006-2011年，“原民会”一方面配合台湾当局执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另一方面规划21世纪高山族发展新图景。针对社区实际，提出了“产业发展、人文教育、社福医疗、部落安全、环境景观、环保生态”的永续发展计划，协助社区建立自主运作、永续经营的模式。该计划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以打造健康社区为目标，依托“自主”“自豪”“同体”“同演”“同梦”的社造精神，帮助社区实现整体转型。^[6]

计划实施期间，“原民会”相继推出了系列配套计划，例如“部落资料建立计划”“文化活动计划”“部落培力及公共参与计划”“部落环境改善计划”“部落生活照顾计划”等。^[7]每年期中、期末，“原民会”加强社区营造绩效考核，将社区分为优等、甲等、乙等等几个等级，针对不同等级的社区，补助多少不等的经费，以此激发社区参与营造的热情与活力。

与重点示范部落计划重在“点”的深入有所不同，永续发展计划特别强调“点”与“线”的结合以及“线”的整体推进。在通过社区考核、分级等措施持续推进重点社区发展的同时，连“点”成“线”，“点线结合”，营造的重心从经济优先转变为全方位发展，特别注重社区资源的整合及有效利用。计划的内容大到社区产业命脉以及环境改善，小到部落孤寡老人一餐一食的照顾。通过永续发展计划的实施，高山族社区的产业、人文教育、社福医疗、安全、环境景观、环保生态实现了整体的转型和发展，社区也通过自我规划能力的培养，初步实现了从“学习型”到“创新型”的转变，为社区活力的激发奠定了基础。

（三）活力计划时期

2012年，“原民会”提出“部落活力计划”，高山族社区营造进入新时期。该计划从“共做、共食、共享、共乐”的互助方式中凝聚成员力量，维持社区的生存稳定，健全社区组织，将社区发展工作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以逐步摆脱对台湾当局的依赖。^[8]

在永续计划的基础上，活力计划进一步强化营造政策和审核政策。计划以永续发展的视野看待问题，突出重点部分，兼顾细微处。例如，建立及培育以社区议事平台为基础的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强化生活照顾功能以及传统建筑修复、社区美化等计划。为便于社区营造的顺利推动以及问题的及时反馈，“原民会”在东区、南区和北区建立社区营造中心，成立专案组织，共同服务高山族原乡地区的社区营造。同时，还推行不定期考察的审核制度，对未达到标准的高山族社区停止辅助。而关于活力计划的辅助对象，“原民会”则根据前期计划的完成情况，制定细致的筛选机制，优中择优，对重点社区给予更多关注。

活力计划是高山族社区营造的高潮。截止2018年，已辅助超过230个社区推动营造计划。活力计划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每一年的重点都略微不同。以2017年为界限，前期注重社区营造实践的整体发展；后期则转向理论，着重社区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分享。在重点示范部落计划以及永续发展计划的成果积累之上，活力计划总结经验，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从整体上推动高山族社区的进步。与此同时，在“面”中又突出“点”的发展，强调典型社区的辅导以及重点内容的关注，形成了以重点带动其他社区发展的营造模式。

二、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的经验

社区营造是台湾高山族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寻找的一种新出路。在此之前，高山族主要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争取台湾行政当局的关注。在此之后，高山族从社区做起，通过其营造，凝聚族人智慧，发挥草根力量，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此过程中，高山族社区营造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当局官僚组织变革缓慢。高山族社区营造尽管强调“自下而上”的模式，但历经多年的发展，却面临台湾当局如何引导的问题。同时，当局政策方案繁琐且项目执行面临时间压力，导致社区不是考虑部落的现实需要，而是依据政策决定社区的社造工作；二是政策整合不足。社区营造是台湾当局高度重视的计划，不同部门也提出了不同方案。但在实践中，各部门多各自为政，少见配合之行动；三是社区组织稳定性不足。高山族社区营造的核心动力源自部落社区。然而，部落社区存在以村里长为代表的行政、以发展理事协会理事长为代表的社政、以头目为代表的部落会议三个系统。三个系统尽管存在合作，但更多是对立冲突的关系。这不仅撕裂了高山族基层社会，而且浪费了当局和社会投入社区的资源和人才。^[9]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面临的上述问题，是大陆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正视和规避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积累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主要如下：

（一）明确营造目标，持续推进高山族社区发展

高山族社区营造曾经历过一段迷茫的探索时期，后逐步清晰地认识到，社区发展只依靠“部落主义”远远不够，需要重新审视。历经20世纪80-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山族地区大量年轻人从原乡走进城市，社区共同体逐步瓦解。针对这一现实以及高山族的特殊性，台湾当局以“原民会”为主，相继推出了“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永续发展计划”“活力计划”。三个计划的关注点以及实施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营造的目标大体一致，即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在尊重社区传统社会组织基础上，重新建构运作机制，培育社区营造人才，凝聚社区共识，培养自治能力，协助社区在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实现重建与永续发展。如“重点示范部落计划”实施的内容主要是整合社区经济产业、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业、民宿餐饮业、观光产业、农产品及加工业等，但落脚点和目标仍是通过重点辅导，以产业切入，建设一个全方位、有生命力的社区；“永续发展计划”实施的内容主要有社区基本资料的整理、文化活动的开展、社区培力及公共参与计划的实施、社区环境的改善、产业的扎根等，但其目标是推动社区整体性发展，建构新的社区关系以及永续发展的软硬件基础，让社区用自己的经验、想象与情感，共同诠释永续发展的概念，活化社区；“活力计划”实施的内容主要有落实社区会议组织、复振社区传统文化、发展社区经济产业、营造生活环境、强化生活照顾功能，但其目标是透过高山族传统文化，以“共做、共食、共享、共乐”的互助方式凝聚族群力量，维持族群共同体的稳定。

（二）深耕族群文化，以文化内涵提升文化经济

2007年9月，联合国通过国际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强调各国要特别关注少数群体和原住民的特别状况及其独特的文化。^[10]台湾当局“文建会”也强调，文化产业和环境是维护社区生机的唯一出路，以文化营造地方才是最实际的路线。^[11]文化经济是当下的热门经济，它所带来的影响辐射到社区的各个方面，在社区营造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文化经济的发展需要以文化产业为核心，发挥民众的主体性。高山族最大的优势即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以此为基础衍生的文化产业是社区永续发展的落脚点。保持地方特色，强化文化竞争力，持续建构本地多元文化特色就是其社区营造的重点。特别是高山族社区营造的中后期，文化的转化成了社区营造的重中之重。在该过程中，不同社区利用自身优势与各种便利条件，打造了以文化博物馆、部落动漫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实现了跨时代、跨领域、跨区域的发展。如卡地布部落2005年建立文物展示馆，成立生活·文化·产业·生态博物馆的社区中心及部落旅客服务中心，组织工艺产销合作社，建立文化产业网络行销管道，培养文化知识解说人等，创造了部落永续发展的新契机。其文化产业成功的前提，也是依赖社区的地方文化。通过不断挖掘、创新，丰富文化产业的形式与内容，形成静态文化—动态文化—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质与量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

（三）健全参与机制，鼓励各方积极参与营造

社区营造是相对于社区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概念。与社区发展暗含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方式不同，社区营造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及政府、非盈利民间组织与社区之间的互动。故黄煌雄在《社区总体营造总体检调查报告书》序中言：“（社区总体营造的）主要精神包括三大要素：（一）由下而上，（二）民众参与，（三）地方自主；这种精神强调社区事务，应由社区民众结合社区资源，经由民众的讨论，形成共识，共同决定社区的发展。”^[12]与一般的行政社区相比，高山族的族群文化和社区组织尽管受到工业化、城镇化冲击，但仍在社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高山族社区营造的公众参与程度更高。从其实践来看，尽管存在以个人身份参与的情况，但普遍是以民众组成的团体参与其中。通常情况下，高山族的社区组织至少存在村里、社区发展协会以及部落会议三种形式。具体到各社区，以在地高山族为主体、以兴趣或互助为导向的各类社区组织则更多，如桃源县复兴乡岭埤部落相继成立的社区组织就有岭青会、妇女会、舞蹈班、泰雅美食班等。^[13]这些社区组织涵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高山族，虽不一定直接服务于社区营造，但却是民众互动交流的平台。特别是其对社区边缘人群的关爱、照护，更是加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为社区营造奠定了基础。此外，台湾当局还搭建平台，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社区营造。这些组织，长期耕耘在高山族社区，在政府部门与社区沟通、社区意见整合、关爱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完善各项制度，为社区营造提供合理保障

社区营造涉及经济、文化、人力等各个方面。为确保营造顺利开展，台湾当局相关部门制定系列的制度。在这些制度当中，关键的主要有社区审核反馈制度、财务保障制度、人力资源保障制度。社区审核反馈制度是社区营造不可缺少的一环。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每一期营造计划的期中、期末，“原民会”根据实际需要，派遣专员实地考察实施进度及业绩，或是接受补助的社区派人向其说明；二是各县市政府每月派遣人员查核受补助的社区营造情况，并将其如实反馈给“原民会”，“原民会”将得到的信息作为次年评估之主要依据。重点示范部落计划、永续发展计划以及活力计划，在实施营造政策的同时都配备一套完整的审核反馈制度。其存在，在政府与社区之间建立了双向沟通的纽带。

社区营造离不开经费支持。为解决资金问题，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相关部门每年都预算相当一部分经费，以保障其持续推进。2014年仅“原民会”核定的经费就有4169万元新台币，“秧苗型”社区一年最少可得99万元，结穗型第1年的社区补助最少有169万元。^[14]

社区营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造人”。其目的的实现，需要有人带领或积极参与高山族社区营造。为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台湾当局陆续推出了文化服务替代役、社区规划师等制度。文化服务替代役最初叫社区营造替代役，是台湾当局为解决社区营造人力短缺而推出的一项制度。该制度2002年改名后，服务内容虽有所拓展，但协助推动社区营造仍是其核心内容。^[15]高山族社区因文化的特殊性，其社区营造吸引了不少役男参加。社区规划师制度是由台北市城市管理部门为推动《地区环境改造计划》而引入的一项专业技术支援的制度。该制度不仅提供专业技术支援，而且拓宽了民众参与社区营造的渠道，凝聚了社会共识。^[16]为加强规划师与少数民族的沟通交流，“原民会”成立的3个社区营造中心，每年在高山族地区举办社区人才培训储备工作坊、社区营造人才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特邀社区营造相关专业人员及社区经营管理者以专题讨论或经验分享等方式，讲授相关理论及知识。

三、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的启示

高山族社区营造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诸多不足，对当下大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乃至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尊重文化差异，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的发展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强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指出文化群体及社区的文化表现，可以运用多样的方式表现。^[17]尊重文化差异，因“文”制宜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也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通过示范部落计划“打造”出的模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部落营造的思路和视野，再加上政策的奖助条件及时间上的紧迫性，出现了一些东施效颦的丑态。例如：泰雅族部落新兴的编织业、排湾族的手工业等，都是效仿失败的产物。大陆的民族村落大多是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或共同的族别身份而形成的聚落，经过时代变迁，长期积淀下来的共同情感和社会关系是维系村落稳定发展的重要纽带，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常服饰、饮食、习俗等民族文化，不单单是一种识别民族的象征，更多地承载着民族的共同情感。近年来，政府陆续推行了传统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和村落发展成为一股浪潮。但由于民族地区复杂多样的实际情况，再加上没有成熟的建设经验可以借鉴，民族地区村落保护和发展出现了大规模标配化的建设，忽略了民族地区本身的文化差异。通过实践不难发现，现行的标配化建设模式难以弥补不同民族村落的差异性，同时也不能满足村落发展的现实需求。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不能生搬硬套东中部地区的建设经验，应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遵循以村寨为出发点的原则，着眼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借助外部的资金和人才力量支持，制定最适合的发展方案。

（二）激发参与热情，建立以在地村民为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

“造人、造产、造景”是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的核心理念，其中“造人”是关键。而实践却恰恰相反，“造景”多于“造产”，“造产”多于“造人”，三者的比例存在不小差距。不难理解，“造景”的可行性相对较高，是人力和财力能够做到的，且短期能见效；“造产”即是谋发展，复杂且费力，带有极高的失败风险；“造人”则是一项更为艰巨任务，高投入，低回报，却至关重要。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关乎营造的成败，没有人，谈何振兴发展？当下，日益严重的“空巢化”“老龄化”及村民缺少参与热情，已成为乡村振兴和传统村落保护最大的阻碍。为解决该阻碍，需要重新思考乡村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主体问题，建立以在地村民为核心的多元合作机制。村落是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团体之间，具备共同意识的基础单位。^[18]村民是村落的核心，村民的再生是乡村复兴和村落保护发展的推动力。当前形势下，村民的再生需要重新凝聚共同的意识。村落共同意识的成功构建依赖于寻找共同的善，为村民共同参与乡村事务提供平台。^[19]然而，激情与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关注。政府及相关组织在此过程中，要做好引导者的角色，建立乡村自助执行建设事务的团体，扶持发展民间组织，定期普及乡村建设的知识，拓展村民的素质和能力，尤其要吸引青年人返乡，为乡村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乡村需要给青年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看到乡村建设和传统村落的价值。政府要积极引导村民参与建设和保护的各个环节，鼓励更多村民加入其中，在互动交流中唤醒村民的共同体意识。

（三）施行有度，实现“硬件”与“软件”的均衡发展

20世纪之前，台湾高山族社区建设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硬件条件的改善上，进入21世纪，才意识到“软件”文化的重要性，开始慢慢着眼于族群的文化及社区的营造。如台湾花莲县的山里部落，在部落营造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营造计划，具体有部落人才培训计划、入口意象规划与实施工程、文史采集计划等，兼顾到部落营造的软硬面。当前，大陆民族地区的乡村建设通过精准扶贫，已发生根本性地改变，但仍处于改善硬件设施的初级阶段，各种政策及配套的“软”措施尚待建立和完善。因此，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和传统村落保护中，须基于现实激发村落的内在活力，同时要特别关注“硬件”和“软件”的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在充分尊重村落历史文化、信仰及习俗的前提下，大力改造村落以道路、水电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乡村和村落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和保障措施，确保乡村和村落可持续、均衡发展所需的人、财、物等。

四、结语

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掀起的浪潮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和传统村落造成了文化、经济、生态环境以及人的心态上的巨大冲击。在顺势而为与逐渐淘汰消失之间，社区营造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台湾高山族社区营造的历程及经验表明，民族地区村落社区营造及乡村的振兴是一个不断经营和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由上而下的支持引导、社会组织的大力参与以及民众由内而外的认可、接受和主动实践，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民众的自主参与以及主体性发挥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村落社区的营造以及乡村的振兴，在地居民是真正的主体。他们的自主参与、创新、创造，是社区营造和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的感受、需求和美好愿望的实现以及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是政府推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营造的初心和目的。

注释：

[1]王本壮等：《落地生根：台湾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实践》》，台北：唐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曾正旭：《台湾的社区营造》，台北：透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3页。

[3]瓦历斯·贝林：《原住民部落永续发展计划重点部落成果专辑·序》，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出版，2007年版，第1页。

[4]本文所言的台湾高山族，包括阿美、排湾、泰雅、布农、鲁凯、卑南、邹、赛夏、达悟、邵、葛玛兰、太鲁阁、撒奇莱雅、塞德克、卡那卡那富、拉阿鲁哇等16个族群。

[5]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105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计划》，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编印，2016年版，第1页。

[6]林欣仪：《94年度部落资源池造产计划》，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编印，2015年版，第1页。

[7]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103年度原住民族活力计划传销手册》，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编印，2014年版，第21～22页。

[8]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105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计划》，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编印，2016年版，第1页。

[9]尤天鸣：《从社造到部造：有关原住民族部落营造工作的一些思考》，载《返来做番：原住民族的文化复振与正名》，新北市：斑马线文库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50～355页。

[10]杨仁煌：《民族发展与文化资产：会所与年龄阶级文化知识产业》，载《台湾原住民研究论丛》2015年第17期。

[11]陈其南：《社区总体营造的永续发展策略》，载《社教资料杂志》2008年第8期。

[12]黄煌雄等：《社区总体营造总体检调查报告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页。

[13]王进发，陈希宜：《岭埤部落社造之探究：以部落生态旅游为例》，载《返来做番：原住民族的文化复振与正名》，新北市：斑马线文库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82～383页。

[14]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103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活力计划实施计划·年度计划说明会会议手册》，台北：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编印，2014年版，第6～7页。

[15]丁康乐等：《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探析》，载《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3年第6期。

[16]邵任薇，林芸：《社会组织在我国城市更新中的规划作用与实施机制——以台湾地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载《上海城市管理》2017年第5期。

[17]杨仁煌：《民族发展与文化资产：会所与年龄阶级文化知识产业》，载《台湾原住民研究论丛》2015年第17期。

[18]莫筱筱，明亮：《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及启示》，载《城市更新与保护》2016年第1期。

[19]陆林，冯建蓉：《转型时期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与重建》，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