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成长的要素、机制与格局——基于政治生态学角度的国家成长理论

作者：刘金海  责任编辑：邓雅琳  信息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09期，第74-83页  发布时间：2020-10-27  浏览次数： 5713次

【摘　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回归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成长”是一个新兴的主题，它意味着国家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创新。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首先表现为国家要素的成长。国家成长的要素分为基本要素、组织要素和成长机制。基本要素确立国家；伴随着基本要素发育的是组织要素成长，是国家调整期的主要表现，发育成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稳定期；成长机制萌发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流，国家成长进入成熟期。在国家成长的不同时期，源动力均来自社会，所以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在国家成长中最为重要。社会形态及发展进程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也就不同，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均衡的格局。国家成长理论的提出既是对已有国家理论的挑战，同时也拓展了国家研究的逻辑、方法和场域。基于国家成长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在后国家成长时期，社会将进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中，目标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国家成长；要素；动力机制；现代国家

一、国家成长：问题与视角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回归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成长”是一个新兴的主题。它常以三种面目出现：一是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个体政治角色变迁、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再造、国家形态问题、中国政治发展转型等。（1）1二是作为实体性概念聚焦于当代中国的某个方面，如财政转型、当代中国领导小组制度、统计制度、中国警政、有效政治目标等。（2）2三是作为政治整合、政治发展、政治建设、国家建设或是（现代）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一项内容或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著述甚多，不一一列举），或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1）3从理论角度来看，“国家成长”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概念，“国家”的内涵主要基于韦伯对国家的界定，“成长”则基于中国的实践，这导致了国内政治学界理解上的不确定或偏差。

对此应作两个方面的反思。其一是理论上的反思。这种状况表明国内政治学界在理论自觉的同时，还没有逃脱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套用-模仿”惯性。（2）4反思国家理论的历史线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是，政治学和国家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3）5，提出“国家成长”并对之进行探讨，符合中国成为国家实践主场域的事实，但理论上的反思和本土化建构并未完成。其二是概念上的反思。为什么会在中文范围内出现这个概念？（4）6从构词法来看，这里的“国家”不应该仅仅是分析性概念和具有稳定性形态，而是一个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实体；“成长”意味着有机体由小到大的发生机制和过程，内含着渐进的、累积的、不可逆向的、有目的的变化，既包含一种自然的过程，更包含一种主动的选择，是一种主体状态。（5）7

就此而言，“国家”与“成长”结合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只不过是组织意义上的有机体（6）8，遵循有机体成长规律。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7）9二是“国家成长”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设、国家建构，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发展和国家演变，对应于“成长”的含义，指国家要经历一个渐进性演进、累积性发展和自主性优化的过程。

“概念的创新是基于方法论的创新”（8）10，“国家成长”的提出特别是基于“国家”的“成长”，也把政治生态学引入到国家理论之中。刘京希认为，政治生态学就是关于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及其互动，以及它们与社会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观照。（9）11夏美武和金太军认为，政治系统与自然系统具有相通性，主张运用生态学思维方式重构全新的政治学理论体系。（10）12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意味着国家既成长于社会这个大的有机体中，自身也要经历一个类似于有机体成长的过程。本文与之有所不同，拟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到底什么是国家成长？其要素与机制为何？二是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国家成长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其动力与格局为何？三是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国家成长研究的瓶颈及突破的可能。

二、国家成长的要素与进程

把国家视作有机体，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依赖于国家的要素与结合过程。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定国家成长的要素及机制；二是在要素和机制确定基础上的成长进程。

（一）国家成长的要素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本要素，或是本体论要素，即领土、人口和主权。二是组织要素。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同时也是一个组织体，包括外部形态、内部结构、组织体系和组织功能四个方面。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性的有机体与组织，必然包括国家形态、国家结构、国家（组织）机构和国家职能四个方面。三是成长机制，指国家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之间交流、交换及互动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

基本要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领土，经历了自然状态的土地、无固定归属的活动领域、有明确归属的属地，以及法定成为国家领土的四种状态；分别对应于无边界的原始时代、以群体行动范围为边界的氏族社会时代、无边疆有边陲的传统王朝时期，以及近代以来的划定边界及法定边界时期。二是人口，经历了血缘性群体、血缘-地缘性群体、地缘性共同体、地域性国民，以及一些国家正在塑造的国族共同体五种聚合形式。三是主权，经历了从一定群体、一定地域的社会权力、公共权力到一定地域范围内最高权力即主权的三个阶段。国家形成是这三个基本要素有机统一的过程。

组织要素主要有四个，分为整体和具体两个层次：一是整体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结构。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国家）、民族国家、联盟国家五种国家形态；国家结构主要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状况。二是具体意义上的国家机构和国家职能，指实践国家意志的机构组织体系及相应的职责功能。国家组织机构有纵横两套体系，有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组织规模有从小到大、从少数级别到多层级别等的变化过程，组织结构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线到网状的变化过程。国家职能也要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统治为主到社会职能为主、从职能不明确到明晰规范的过程。国家形态和国家结构相对稳定，如果发生变化即为国家和社会革命；国家组织机构和国家职能的影响因素较多，如果变动则表现为机构改革、机构调整和职能变革、职能调整等。

国家的成长机制突出表现为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正向的社会输入-国家输出机制。国家有机体的成长和发展依赖于社会利益和意志的输入，一方面，在社会利益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宪法及其实践；另一方面，社会不仅向国家输入意志，还直接输入体现社会意志的机制-民主制。

二是社会-国家之间双向互动的输入-输出机制。一方面，社会作为输出者向国家输入意志和要求，国家作为接收者接收社会意志和信息输入，将其纳入到政治和政策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国家向社会输出基于国家意志的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等。这就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些有效的交流渠道和路径，主要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体现和吸纳社会意志和反映社会信息，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参与机制；第二种是对社会力量和输出作出回应的反馈机制。这两种机制常常同步发展。

三是反向的国家输入-社会输出关系机制。这主要是指国家提前预测并应对或规避突发或长期性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依据自身发展需要、社会发展趋势及国内外环境变化等自主做出的规划机制等。这类机制一般出现在成熟的现代国家之中，不仅需要国家本身发育成熟，还需要一些技术和基础要件的支持，特别是交通、信息和标准化体系等。

国家是多个要素的结合体，要素之间不仅要演化，还有过程，还因演化而形成不同的结构或格局。只有国家各个要素的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国家才有可能进入成长进程之中。

（二）国家成长的进程

从政治生态学角度来看国家成长，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发展，作为目前人类社会一定范围内具有特殊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国家，通过国家要素的发育生长，国家形态逐步稳定，国家结构逐步定型，国家组织不断调整，国家职责与功能也不断优化，逐渐发展成为独立且稳定的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成长可以理解为，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在社会这个大的系统中萌芽、发展并终至成形的演进过程。

国家成长是一个过程，是社会中的国家有机体生长发育直到成熟的过程。它与组织生命周期有共同的地方（1）13，也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国家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特殊公共权力的政治组织，垄断了国家权力（及暴力），并排他性地使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都不具备的。二是从人类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来看，不存在国家消亡或是如组织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期或死亡期。本文将国家成长进程划分为孕育期、雏形期、成形期、调整期、稳定期和成熟期，参见表1，颜色越深，代表国家要素的形态越稳定；黑色表示此阶段或时期要素的形态趋于定型或完整。

在国家成长的不同时期或阶段，国家要素的萌发、发育和增长进程不同，所处位序、作用程度及性质不同，各类国家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及结构亦有差别，使得国家成长的进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征。具体如下。

孕育期或是前国家时期：国家成长以基本要素形成和组织要素的萌芽及发育为主要表征。基本要素的孕育和确定居于主导性地位，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特别疆域和人口形态；组织要素的发育和形态依赖于具体的社会状况，使得这一时期的前国家形态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并因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前后相继的阶段性特征。国家经历这一时期的长短、要素萌芽、孕育及结合方式及程度等，决定了后来国家成长的过渡方式及演进路径。

雏形期：国家具备基本要素，但不明确；组织要素亦具备，通常不是源于社会内生，而是基于权力统治的需要；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意识。不具有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只能称为传统主义国家，或是孕育期向现代国家转变的雏形期。这一时期对一些国家来说相当漫长，有的还经历了两种及以上形态。

成形期：现代性的国家形态出现，国家基本要素确立，国家组织要素初具形态，国家-社会关系机制I初步显现。具体表现为：国家之间有明确和互认的界限或边界，国民有明确的身份，社会之间的交往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此形成世界政治体系；一般以民族国家的形态表现出来；国家结构形式如政权组织形式开始形成，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内容；国家机构和国家职能亦相应形成。成形期为现代国家成长的起点，国家开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时受到反映社会意志和势力的宪法和公众舆论的约束，宪制和民主化是发展方向。

调整期：国家基本要素定型，在前提和基础上发挥作用；国家组织要素I发育定型，国家-社会关系机制I逐渐确立；国家组织要素II和国家-社会关系机制II不断进化和调适。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基于有机体的自我调整。原因在于国家创建时期不长，自身结构优化和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社会稳定后对国家的要求和需求不一样，会反馈到国家组织要素II中；体现社会输入-国家输出的宪制，成为国家创建后的首要目标，既体现在宪法文本和实践中，也体现在启动环节-选举中。这些情况一般同时出现，通过互动最终达致一种均衡状态。第二种是新兴社会集团参与或是民主实践的各种形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众关心的主题，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反馈到国家有机体特别是国家机构和职能体系中，国家成长进入一个经常性的互动、互构时期，可以称之为基于社会变化的反馈调整期。相对于国家的自我调整期，反馈调整期一般要持续很长时期，随着社会发展及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着，一直到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稳定期：国家组织要素I和II均发育定型，相互之间关系稳定，内部关系亦呈现结构化模式；国家与社会之间交流和互动的关系机制I和II基本定型，并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国家和社会也各自均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均衡状态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过，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作为有机体国家的自主性会越来越强，开始对社会发挥着引导作用，体现这一引导作用的关系机制III开始初显，但是作用不明显。

成熟期：国家基本要素、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机制（特别是机制III）均趋于稳定，国家开始成为主导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一定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基础信息体系的集成，国家作为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强，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既能够预知社会发展的潜在危机，提前有效抑制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或问题，又能够超越社会现实，立足于社会、国家发展趋势及世界政治格局，提前设计和规划好社会发展的主轴或方向。这个时候，国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主导着社会发展方向和社会进程，并开始成为世界舞台的主导力量。

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不可替代，随着区域一体化和世界全球化进程，会出现国家联合体（如欧盟）或是超国家政治共同体（1）14等。那个时候国家基本要素的基础性作用隐退，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之间出现联合与协作状况，共同应对发展中需要共同面对的危机与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机制也超越了国家范围，进入到联合的或超国家的共同体中。

可以看出，国家成长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进程，不仅表现为国家整体和内部结构、关系的发展过程，更表现为国家基本要素、组织要素和国家-社会关系机制逐步发展、相互结合的过程。其中，基本要素是前提，要先行确定和明晰；组织要素是根本，伴随着基本要素而产生，成长过程贯穿于整个国家成长过程中；国家-社会关系机制是国家成长的外部条件，不断丰富和扩展，促使着国家组织要素逐渐发育成熟，国家也就依次表现不同的成长时期或进程。

当然，这还只是狭义意义上的国家成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广义的国家成长，起源于国家要素萌芽时，经过前国家时期和雏形期，进入国家成长期，最后达致后国家时期（见图1）。

从广义角度来看国家成长，在前国家时期和雏形期，领土、人口这两个基本要素起决定性的作用。跨过雏形期，进入成形期，国家形态因社会形态不同而不同，世界因此出现分化的格局。进入调整期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及互构和适应等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国家能力则成为最重要的方面，世界因此出现多样化的态势。伴随着交往扩大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现，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共同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国家有形的界限开始模糊，基本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明显下降，国家成长进入到后国家时期或广义的国家成长范畴。这个时候的国家观也不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观，它超越了国家的实体性，进入到人类发展的政治共同体范畴，包括区域共同体如欧盟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国家成长的动力与格局

前文提出了国家成长的要素及进程的分析框架，但是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国家为什么会表现为成长进程？动力机制是什么？国家成长的结果如何？

（一）国家成长的动力

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其发展与成长是国家要素与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内部环境指国家有机体本身要素之间的关系，有机体要素与外部环境即社会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外部环境则是国家生存和成长依赖的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国家成长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内部要素和内、外部环境的结合方式多种多样，作用的机制与方式也不一样，国家成长的动力也就有了差异。

在孕育期，国家成长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生于社会，二是外在于国家。内生于社会是基于社会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如作为群体性的社会，存在着集体行动和公共问题困境，靠社会本身无法解决；或是社会中存在着种种不便之处（如惩罚权的滥用和不自由），且极易造成社会混乱；或是当社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如阶级矛盾和冲突），需要有超越社会的力量出现。这种力量就是国家，所以国家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性选择。国家具有两大显著优势：一是规模效应，国家规模愈大，规模效应越明显，提供公共产品为其天职；二是对公共权力有独占性和垄断性，有暴力特质，超越一切社会权力，对整个社会都有规制和秩序作用。国家优势说到底就是组织的力量，在内外两大力量的耦合作用下，前国家时期的社会就表现为多种形态；当这些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向传统主义国家过渡。

在雏形期，国家成长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有政权的更迭和王朝的循环，没有社会的变迁。原因在于缺乏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国家进入到一个循环的历史轨道中，有的国家还进入到一个权力的内卷化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成为地域性的帝国，但仍然改变不了传统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打破这一历史循环需要输入新的社会力量，或是外部势力的入侵，或是本国经济势力或政治力量的崛起，使得传统绝对主义国家开始转向现代国家。前者如欧洲一些典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兴起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王权，使得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发展；后者如传统中国，一直锁定在皇权国家之中，直到殖民者的冲击，才使得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成形期，国家成长的动力来源有四个方面：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大众有共同的需求和共识，一些精英人物或国家缔造者的出现。不论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英国和美国，还是新兴的现代中国等，都是在世界政治格局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开始明确各自基本要素的。经济矛盾特别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促使着国家形态和国家职能的变革。这一时期，国家一般而言均处于危机变革或是转型状态之中，不管是革命、改良还是改革，道路的选择既与历史传统相关，亦与新兴力量的要求和共识有关，各类精英人物也是在这些基础上交出了自己的答案。通过不同的道路选择，这些国家都越过了传统主义国家门槛。

在国家的自我调整期，成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内部的结构与矛盾；在反馈调整期，国家成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或矛盾，使得国家职能与社会功能需求非均衡。由于国家刚刚跨过成形期，一些国家机构或国家职能的设立更多基于国家统治的需要，相互之间的职能划分和权力界限也没有明晰，甚至还会出现机构、职能交叉的局面，需要通过不断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才能理顺。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国家职能的调整或变革，更是直接反映社会矛盾和性质的变化。国家职能的调整也沿袭一定的路径，如从统治职能为主转向履行社会职能为主，通过履行社会职能巩固统治职能；从治理和管理过度、过宽转向分工明确、职责规范、有效治理等，特别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更是国家调整期的重点。国家社会职能的转变与明晰不仅基于职能体系，更是基于社会功能的国家性替代及结构性优化，如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是对家庭保障功能的替代等。

在稳定期，国家成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势力的参与和国家自主性的增强。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参与方式的多样化，会在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反馈到国家机构和职能体系中，在国家有机体要素与社会元素之间形成有效连接。与此同时，在统治和管理社会过程中，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应增长，为了维护国家有机体的正常运行，开始能够感知和预测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危机，提前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会发展纳入到国家成长或发展的轨道之上，特别是，结合国家发展道路及国际政治格局，谋划更长久的国家兴盛和民族国族崛起等。

在成熟期，国家自我成长定型，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环境和社会内部的各种刺激，也能够有效抑制或消化内部的矛盾与危机。与此同时，世界亦在同步发展，单个国家面临着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协作攻关，进入到后国家时期或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时代。

在后国家时期，国家成长的动力来源与国家所在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大，主要与国际政治格局有关，与科学技术进步有关，后者是后国家成长的源动力，前者成为了外部环境。国家成长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集成，消除了国家形态的地理、空间、时间和信息障碍，促使多个国家进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超国家的共同体中。

从国家成长的动力机制中，我们可以窥见国家成长的一般路径，即社会构造国家，社会滋养国家，社会促进国家成长。虽然基本要素在国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但作为有机体的国家成长必须依赖于社会意志与信息的不断输入，否则就会陷入自我循环发展之中。国家只有不断地应对和反馈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才能够最终成就国家自己。正因如此，在国家三个层面的要素中，虽然基本要素是前提，组织要素是根本，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机制最为重要，只有国家-社会关系机制，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成长的源动力。

（二）非均衡的格局

决定国家-社会关系机制的决定性要素是社会形态，所以，社会形态决定了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决定了国家有机体形态，进而决定国家演进的格局。

这有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虽然国家实现了基本要素和组织要素的统一，但国家的经济形态整体上是分裂的，致使国家成长出现了分裂性的局面。如1860年代以前的美国，最后不得不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达到经济上的融合。另一种情况是，一个社会的形态虽然整体上表现为某种经济形态，但内部结构并不总是同一的，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机制出现了差异性或者非均衡性的状况，国家成长也就表现出内部的非均衡性特征。如传统时期的中国，有腹地和边疆之别；现代中国成长初期，国家政权建设主要限于内陆地区，然后扩及边疆地域，在一些地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国家的地方机构和治理体系为民族自治的机构和体系替代；在一些地区传统社会势力非常强大，能够有效侵蚀国家的地方机构或是消解国家职能；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国家职能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地方性的软抵抗。正如国家这个概念有分析性和实体性两个特性，作为实体性国家的成长既有历史性的维度，还有空间性的维度，边缘、边远地区的国家成长总是落后于中心、核心区域的成长进程，使得国家成长呈现出“中心-边缘”的格局；而且，空间维度的国家成长进程还与社会经济形态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共时态的特征。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空间维度上国家成长进程的差距会逐渐变小。

国际社会中也存在着国家成长的非均衡格局。这里也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同一时期，国家之间的成长进程是非均衡的。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上依次上演了大国政治的格局图景，从海洋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变迁，再到基于信息技术的第三次革命，为我们展示了国家成长格局的非均衡进程。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有的国家很早就进入了孕育期如中国，但一直缺乏或是无法建立起国家-社会的关系机制，就只能锁定在传统主义国家之中；有的国家虽然早就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如美国，在有机体要素II和国家-社会关系机制I和II等方面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然而，基于工业社会和被动建构的国家体系，在国家成长的国家-社会关系机制III方面却一直止步不前，以至于美国在遭遇到一些自然性灾害时束手无策（如2019年的洛杉矶大火）。在这个方面，中国后来崛起，从变动社会之中源源不断地汲取信息和营养，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着国家有机体要素体系，还通过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动员体制、人民民主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不断地丰富和强化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输入-输出、沟通-交流机制，通过中国特色的政党领导制度，不断地规划和指引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的国家成长已经进入稳定期，未来的中国将越来越成熟，特别是在国家-社会关系机制方面具有西方国家不可能具有的优势。从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将可能越来越被动，而中国由于立足于自身，并放眼于世界，共谋人类社会的持久发展，建立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将可能越来越担当主导性的角色。

四、国家成长理论的挑战与拓展

国家的理论研究一直在发展中前行。对国家成长的理论研究，扩大了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也是对现在通行的韦伯现代国家观的反思，更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与探讨，不仅厘清了国家成长的一些方面与历史，也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范畴与领域。

（一）逻辑上的挑战与拓展

如前所述，已有国家理论的研究逻辑主要沿袭两条路径：一为理想的政治探讨，二为历史性的研究。相较而言，第二种路径的解释力有限（如暴力论仅仅证明战争是影响国家建立的一个重要变量，而水利论则颠倒了国家与公共工程之间的关系），基于第一种路径的国家理论虽然有多种观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遵循“逻辑在先”的思维定式。（1）15不论哪一种国家理论，在进行分析研究时都有一个理论基点或逻辑起点，有的基于现实情况（如阶级论），有的基于现实需求（如共同体论、权力垄断论、民族国家论、交易论等），有的基于理论假设（如契约论），在此基础上，建构相应的国家理论。与这种研究逻辑相对应，理论基点或逻辑起点决定了国家理论的观点及内容；理论基点或逻辑起点发生变化，对理想国家的探讨也就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所处的时代有先后，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高低，国家理论也就呈现出一个不断演进的态势。

时至今日，国家的基本要素、组织要素是所有政治学研究者和政治实践者的共识，而且，有效的国家-社会关系机制不仅必需，也很必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成长正在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轨道之中。正因如此，国家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在共识的基础上建构起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如何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寻求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之处或是“存异求同”，以便建立起通用性的政治功能与交往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沿袭“逻辑在先”的思维模式虽然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实践意义有待商榷。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忽略国家成长的起点和基础，而应该转换思维的视角，从“逻辑在先”转到“现实关怀”，以相对成熟的国家形态为基点，探讨既有国家与之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历史的发展进行政治学的分析，国家的历史及起点等才具有研究的价值。

（二）方法论上的挑战与拓展

国家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政治学的兴起更是如此）。这既是国家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科学研究分工并逐步明晰的结果。它带来的结果是，有关国家问题及国家理论的研究以政治学研究为主，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领域和重点，如国家是一个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存在，有明确的内涵与功能，如领土、人口、主权（政府）等是国家的基本要素，统治职能与社会职能是国家的两大职能等。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到国家的理论研究之中，但仍然限于这些方面或是强化了某些方面，如公共管理学突出了国家的控制和管理职能，法学和经济学突出了国家的秩序功能和保护职能。

时至今日，国家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重要，而且还成为国家成长的内在动力；国家实践关联着社会整体，社会因素在国家之下都具有了政治含义；历史在发展，全球化已经进入3.0时代（2）16，科技信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交往，不仅使得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暴力、战争、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权力也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3）17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不仅对既有的国家理论与国家定义提出了挑战，而且还有可能会引发国家的质变，需要重新研究和界定。如果仍然用已有的观念和方法论来研究国家，容易落入循环论证或是历史性的研究之中。

除此之外，不论国家何种属性或者形态，它还有一般性或共性的一面，即作为政治有机体和政治组织的国家，遵循组织形成、发展和演进的一般规律；发展至今，所有国家在组织体系与机构设置、安全与秩序目标、民主政治追求、政府治理有效等方面越来越趋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国家和国家理论进行重新探讨，特别表现在研究方法上。

基于政治生态学的国家成长研究，不仅注重国家的共性方面，而且还以现实国家为基点，探讨的是国家作为有机体组织的一般性的演化过程，注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机制及信息、资源的交流与互动，注重历史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国家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基于政治生态学的国家成长研究不仅为国家研究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将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1）18，还从国家组织体系与更大社会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国家。这符合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使得有关国家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一般性。

（三）学理上的挑战与拓展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一直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国家成长”的研究也是如此。无论是国家成长研究中的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国家，多数借用韦伯或吉登斯关于“国家”的界定，以权力集中并支配社会为核心内容。这种“模仿”或“套用”式的研究有悖于政治学的三大特性：时代性、实践性（2）19和空间性。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家研究。本文认为，20世纪早期的国家理论只能解释现代国家实践的一部分，西方的国家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此同时，国家联合体和超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出现也对基于民族国家的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国家理论与现实的国家实践之间已经出现出巨大落差。

比如，杨光斌教授认为，理论解释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产生新理论、新视野的节点；同时，中国不应该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而应是理论的发源地。（3）20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应该寻找新的突破点。这就应该回归到现代国家的成功实践。新世纪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国家日渐衰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建构失败的同时，中国“风景这边独好”，国家问题的主场域转移到了中国。从现时代中国政治和国家实践的总结中，对中国“国家”的理解至少有四个方面：法治国家，党领导下的国家，具有人民属性的国家和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4）21具有鲜明中国特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人民属性。这两个方面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与西方世界国家与社会处于二元对立关系完全不同，理应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理论的基础和重要方面。

立足于政治学生态学方法研究国家成长，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首要的位置，这才有了基于中国国家历史和政治实践的国家成长理论；基于国家成长理论的历史性分析，也才有了对西方国家理论在研究逻辑、方法论和理论等方面的反思。这是因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共有的内容，虽然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二元对立，但在人类社会的原初时代和未来发展中则需要这两者的融会贯通。现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在这个方面倒先走一步，基于中国实践的国家成长理论理应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

概而言之，国家成长理论，与既有国家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在于政治生态学方法的运用，不仅把国家作为政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把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有机体。国家只有相对性，不具有绝对性，不仅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的政治生态系统，而且只能在这个系统中萌芽、发育、生长和成熟。这一点既不同于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也有别于米格代尔的国家-社会互动论，它有一个原生、次生的次序问题，而不仅仅是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问题。

当然，国家成长理论只是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至于具体的国家成长过程，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因国内社会结构、国际政治格局不同而不同，还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甚至还受到国家领导者个体人为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应该回归到国家历史本身。而且，国家具有主体和场域的双重属性（5）22，对国家成长的研究仍然关注于国家的主体属性，国家成长的场域属性更加丰富多彩，国家成长的实践也异彩纷呈，也更值得探讨和研究。

基于国家成长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从社会-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原生，国家次生，社会不仅孕育了国家，还成就了国家。随着国家的成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了变化。在国家成长前期，国家成长伴随着社会成长，在国家成长后期，社会成长伴随国家成长；在国家成长前期，国家构建是国家成长的主体内容，在国家成长后期，社会构建将成为国家成长的主体内容。（1）23国家成长成熟期，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在后国家成长时期，社会将重新与国家一体化，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这时候，不仅这里的国家要重新研究，社会也超越了国家的范围，进入到了人类社会共同体范畴。我们的目标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参见叶麒麟：《臣民·群众·公民-个体政治角色变迁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孙岩：《现代国家成长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逻辑探析-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前沿》2012年第5期；覃敏健：《“预算国家”与“政府再造”-基于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的分析视角》，《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杨光斌：《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郭明、蒋红军：《从“建构主权国家”到“优化治理体系”：理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演进轨迹》，《理论月刊》2018年第7期。

（2）参见刘守刚：《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赖静萍：《当代中国领导小组类型的扩展与现代国家成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赵胜忠：《数字与权力：中国统计的转型与现代国家成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陆永：《当代中国国警政与现代国家成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对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3）（1）参见王蒙：《国内学界关于国家成长问题的研究述评》，《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4）（2）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3）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

（6）（4）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家成长”主要是在中文范围内使用，在英语范围内仍然是statebuilding，statemaking和nationbuilding。

（7）（5）这里的“成长”借用了王甲成探讨“政府成长”时“成长”的含义。参见王甲成：《政府成长论-生态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府改革与建设》，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页。

（8）（6）实际上，早有诸多政治学家在论述国家时都把它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如社会有机体论提出者赫伯特·斯宾塞，甚至绝对主义国家提出者黑格尔也认为：“国家内的任何特殊部分，都被视为国家有机体的器官，个人、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都是这个有机体的细胞。它们的存在以整体为基础和前提，并共同趋向于整体的目的。”参见史黛音：《对契约论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文教资料》2013年第6期。

（9）（7）张文木：《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

（10）（8）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1）（9）参见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12）（10）夏美武、金太军：《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

（13）（1）管理界普遍认为，组织像任何有机体一样，存在生命周期。1972年，格林纳（Greiner）提出了组织成长与发展的五阶段模型：创业期、聚合期、规范化期、成熟期、再发展期或衰退期五个阶段。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与此大同小异。

（14）（1）陈曙光：《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何谓与何为》，《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5）（1）李成旺：《对“逻辑在先”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视界的出场》，《哲学动态》2017年第7期。

（16）（2）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7）（3）王绍光：《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理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18）（1）刘京希：《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19）（2）参见房宁：《谈谈当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问题》，《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刘杰主编：《政治学理论前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20）（3）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杨光斌《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光明日报》2015年7月30日。

（21）（4）前三个方面参见十九大报告。关于政治共同体参见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期。

（22）（5）李修科：《国家治理中的“国家”：场域抑或主体》，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0页。

（23）（1）有研究者已经在社会构成的基础上提出进行社会形象构建。参见爱德华·希尔斯：《社会的构建》，杨竹山、张文浩、杨琴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