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输入、代际整合与乡村振兴

作者：陈　讯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0-07-17  浏览次数： 2310次

【摘　要】在农民工“返乡潮”背景下，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推动乡村振兴上发挥重要作用。对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的研究发现，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实践，她们在教育、就业及个体权利等方面得到了全面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代际资源整合使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一现象并不是乡村振兴进程中某一特定影响因素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国家政策输入、代际资源整合中农村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化变迁的结果。

【关键词】返乡妇女；乡村振兴；代际整合；政策输入

一、返乡妇女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村增收，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调动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是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是新时代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学界对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作用、文化建设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视角：一是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家庭作用研究视角。农村妇女作为家庭经营者、农业生产者、乡村守候者，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尤其是通过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来提升她们的自我价值，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助推乡村振兴[3]；以及不断发挥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和全面脱贫中的积极作用[4]。事实上，农村妇女作为农村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时代，如何保障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5]二是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研究视角。有学者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析农村妇女以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为资源，以乡村生活为素材，主动地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实践。[6]她们以生活性和内生性的德孝文化建设为载体，以妇女联合会、妇女志愿服务队及其他组织建立了德孝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三是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参与社会治理研究视角。有学者从农村妇女权利保障视角出发，指出通过增权和赋能途径，完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提升她们在乡村振兴中的政治参与效能和社会治理水平。[8]如农村妇女在外力作用下主动参与乡村振兴的意识逐步萌生，并积极参与到社区环境整治过程中，有效地助推了乡村振兴[9]，尤其是以“妇女之家”为载体，借助“广场舞”和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有效地推动农村妇女组织化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从而提升农村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10]。此外，也有学者对农村返乡妇女进行研究，但主要集中在返乡妇女的家庭权力讨论上，如：农村“80后”青年返乡妇女融入村庄熟人社会、承担家庭重任和参与村庄社会交往，使她们在家庭权力博弈中占据优势，不断提升家庭地位[11]；尤其是受婚姻市场资源配置中性别失衡、农村社会分化和阶层竞争的影响，在家庭城乡分工和代际分工进程中，返乡的农村年轻女性凭借承担家庭重任和对家庭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在婚姻主导权和家庭权力博弈中取得了优势地位[12]；其家庭地位不断提升，参与农村建设的主体性不断增强[13]。

综上所述，学界对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借鉴。进入新时代，受国家体制转型、经济转轨、社会变迁的影响，我国农村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市场化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下农村传统的家庭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及社会发展处于解构与重构之中。农业税的取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进，以及实施精准扶贫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农村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各种涉农惠农政策资源不断输入对农村进行改造，由此形成了农民工进城和返乡，在农民工城乡双向流动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农村青年妇女从“进城”向“返乡”回流；另一方面，受家庭代际分工和夫妻城乡分工的影响，农村家庭进行了代际资源整合，由此助推了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的农村青年返乡妇女是指40岁以下（1980年代以来出生）有过城市打工经历的返乡妇女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人生经历是从学校毕业就进城市打工，在打工期间结婚建立家庭，受家庭或生育、抚育等原因的影响，她们再返乡留守农村[14]，从而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之中，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现象在已有的学术研究脉络中既无系统研究与解释，也无深度的经验研究。

鉴于此，本文以转型期为研究背景，以黔东北H镇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乡村振兴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在国家政策嵌入下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夫妻城乡分工、父代与子代进行代际资源整合进程中，农村返乡青年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分析其生成机制与演变逻辑，以此来揭示新时代在国家实行男女平等政策下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家庭中撑起“半边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实践。

二、政策输入：农村青年妇女从“进城”向“返乡”回流

在“打工潮”冲击下，我国农村家庭普遍出现了代际分工和夫妻城乡模式，即子代进城打工，父代在家务农。[15]然而，在打工潮的返乡模式中，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青年返乡妇女群体。这一群体与中、老年妇女不同，她们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在学校接受现代知识教育，在城市习得现代生产技能，受城市生活方式及消费观念影响，在打工经历中她们大多数人有过浪漫婚恋生活。然而，受国家涉农惠农政策输入农村的影响，她们返回农村不仅需要承担起家庭生产生活的重任，还要承接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成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一）国家制度嵌入与农村青年妇女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分田到户以来，解放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民不再依靠单一的传统农业，农村家庭经济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日益增多，使农村单一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向“半工半耕”转变，由此逐步形成了打工潮。在打工潮的席卷下为农村家庭和青年提供了平等的外出打工机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代际分工和夫妻城乡分工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妇女与男子共同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削弱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经济基础。随着按劳分配的贯彻与实施，使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成为现实，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且从根本上为男女同工同酬的实现提供了保证。[17]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妇女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男女平等从制度上平等向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平等转变。如《婚姻法》《选举法》和《宪法》等，均从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各方面的权益，尤其是集体化时代国家政权全面渗透对农村社会风俗和家庭观念的改造，使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妇女地位从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了全面提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体制转型背景下出台了对妇女相应的政策保障。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教育法》《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就业促进法》等相继出台，尤其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从“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个方面优先发展领域为妇女权益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加快，进城就业逐步成为众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首选，在国家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并形成了巨大的打工潮，在打工浪潮中农村青年妇女不断涌入城市就业。“我是2002年去东莞打工的，在东莞G镇一个鞋厂上班，那个时候东莞对外来人口管理很严，刚去那几个月每天我只能待在厂里不能外出，因为要查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很麻烦。那个时候在大厂上班工资有保障，但是在一些小厂就没有保障了，老板拖欠工资是很常见的。在东莞打工认识了我老公，我们是2006年回来结婚生孩子，2011年我再去东莞打工时，也没要求办暂住证了，老板也不敢拖欠工资。打了两年工，2013年孩子要上小学，我就回村里来了。现在外出打工越来越便捷了，不仅交通便捷、工资有保障，而且只要自己愿意厂里的老板还会给你买保险。”（CCH）从C某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从制度上对农村青年妇女进城创造了条件，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措施，为她们提供了便捷。同时，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及《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实施下为农村青年妇女进城打工提供了保障。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增强，城乡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现代传媒和电子通信信息飞速发展，为农村青年妇女进城打工提供了便捷服务。

从农村青年妇女进城的内在动因考察看：一方面，农村实施分田到户，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农村就业的收入低、从业单一、精神生活匮乏等，在城市拉力作用下尤其是现代传媒渗透到农村社会，受城市现代文化吸引使农村青年妇女对城市打工体验充满期待，进城打工并体验城市生活成为她们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在国家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妇女文化知识的提高影响是巨大的，如在84例青年返乡妇女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占76.19%，尤其是具有高中（中职）以上的农村青年妇女，她们在学校接受现代知识文化教育后，进城打工就业更有竞争力，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多。受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影响，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对农民工需求增大，在国家推行男女平等政策下妇女进城打工的歧视现象削弱，尤其是轻工纺织制造业和服务业对青年妇女需求大，这客观上为农村青年妇女进城创造了条件。同时，随着市场化和现代性因素渗透到农村社会，农村生产生活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土地为家庭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模式逐步打破，农村青年夫妻对家庭土地生产的依赖削弱，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货币性收入增多，从而更好地立足于村庄社会竞争。因此，进城打工便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导致了农村青年妇女纷纷进城打工就业。

（二）惠农政策输入与农村青年妇女返乡

在税费时代，随着国家不断向农村汲取资源，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表现为基层政府不断向农民摊派各种税费，使农村出现土地抛荒现象，以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打工，加剧了农村凋敝。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村吸取资源，而是不断向农村输入各种资源，尤其是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类涉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从凋敝走向欣欣向荣的局面，出现了农民工回巢现象，特别是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农民工返乡创业队伍逐步壮大，并成为推动农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大力推行工业反哺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村庄居住环境，从政策和资金上对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还吸引了大量农民工返乡，在“返乡潮”中出现了青年妇女返乡现象。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推进，从国家层面上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沿海城市对用工的素质技能要求提升，留在城市打工门槛提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交通、通讯、精神文化等环境得到改善，城乡差距缩小，农村就业机会增多等，导致了青年妇女返乡。2011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指出：“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落实和完善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政策，纠正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各项制度，推动各地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办法，确保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以及出台了《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和《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从简化市场准入、改善金融服务、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各方面给予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支持。同时，随着农民工回巢趋势形成，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对返乡农民工支持，尤其是各级妇联、共青团组织大力推动各项政策对农村青年妇女提供了返乡保障，不仅从资源上进行支持，还从个体权益上进行保护，消除了青年妇女返乡的后顾之忧，吸引青年妇女返乡。从返乡的原因考察看，家乡发展机会多返乡53人、占63.1%，城市生活成本高返乡可以节约家庭开支为21人、占25.0%，返乡照顾老人和孩子7人、占8.3%，其他原因为3人、占3.6%。“我从初中毕业后就到浙江海宁打工，2006年回家结婚后与丈夫一起又到浙江海宁羊毛衫厂打工，2008年年底受金融危机影响厂里效益不好，我就回来了，丈夫留在浙江打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2009年孩子出生后我就没有再出去打工了。现在农村环境改善了，政府有很多优惠政策，留在家乡也有很大发展机会，村里在搞产业扶贫，大家都在种植经济作物，商机不少。2014年我们镇里有妇女创业低息贷款项目，我申请贷了5万元贷款在家开了一个淘宝农产品网店，主要卖李子、茶叶、红薯粉等农产品，货源全是从附近几个村老百姓家里进货，全是原生态的农产品，每年可以赚2—3万元左右，能满足家里的日常生活开销，每当店里忙的时候公公婆婆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不用丈夫担心，他完全可以安心在外打工。”（TW）。

国家各类惠农政策输入对农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打工潮回流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惠农政策，并源源不断向农村输入资源，吸引了不少农村青年妇女返乡创业。从T某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她返乡是国家政策资源输入和家庭实现城乡夫妻分工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她返乡后可以享受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利益，如可以申请贷款开网店，还可以在农村产业扶贫政策实施时寻找商机，将特色农产品与市场对接，从而获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她在家既可以创业为家庭增加收入，也可以陪孩子上学和照顾老人，这样一来返乡妇女不仅承接了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还实现了家庭再生产利益最大化。国家政策输入不仅为农村青年返乡妇女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使她们享有公平的创业环境，还对她们返乡创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从而吸引她们返乡。一是国家资源输入到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在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执行下，大多数农村地区实施产业扶贫政策，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各地推动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农村青年返乡妇女提供了机会。二是受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信息通讯的发展，逐步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返乡便成为农村青年妇女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代际整合：返乡妇女推动乡村振兴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不断优化农村政策环境、整合行政资源，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吸引了农村青年妇女返乡。然而，受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全面渗透的影响，农村物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分化加剧，农村社会内部以家庭为竞争单位围绕物质消费、面子竞争愈演愈烈，为了应对村庄内部的社会性竞争，农村家庭普遍出现了代际分工和城乡分工模式。显然，农村家庭进行代际资源整合和夫妻城乡分工模式，不仅促进了青年返乡妇女的家庭发展，客观上还推动了乡村振兴。

（一）夫妻城乡分工与家庭代际资源整合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男耕女织模式被认为是最和谐、最合理的家庭分工，在打工潮的冲击下这种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女人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分工，尤其是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普遍出现了夫妻城乡分工模式。近年来，受各类惠农政策输入农村的吸引，在已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妇女群体中纷纷出现了返乡就业的现象，由此形成了丈夫进城打工获得较高的货币性收益，妻子在家通过整合代际资源，积极分享惠农政策红利，从事高效农业或从事农业附加服务业，获得不菲的收益，从而推动乡村振兴。从H镇青年返乡妇女夫妻分工统计看，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且一年回来一次为49人、占58.3%，丈夫在外打工但每隔几个月会回来一次为24人、占28.6%，丈夫一起返乡为9人、占10.7%，丈夫一直在家未外出打工为2人、占2.4%。由此可见，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以夫妻城乡分工占绝大多数，高达97.6%。同时，从青年返乡妇女的代际支持考察看，认为父代支持很大为51人、占60.7%，认为父代支持一般为15人、占17.9%，认为父代支持不大12人、占14.3%，认为父代没有什么支持6人、占7.1%。可以看出，在农村青年返乡妇女的家庭功能运转中，通过代际整合实现父代对子代的支持占大多数，累计占比达78.6%，这表明在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家庭分工模式中，作为子代家庭一旦夫妻一方外出打工，客观上需要父代进行支持和帮助，并对家庭代际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家庭功能高效化，更好地参与农村的社会性竞争，从而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占据有利位置。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已非均质，而是分化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在职业、收入、关系网络、利益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16]受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在农村家庭中“恩往下流”的责任伦理成为父代向子代进行家庭资源输送的人生意义获得感，由此构成了父代的人生任务无限绵延，使他们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劳作之中。儿子结婚和分家都不再构成父代人生任务的终点，分家之后父代还要继续奋斗，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养”以为子代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地资助子代家庭。[17]从而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双向平衡的代际关系，出现了代际重心下移，父代对子代无限付出；而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则是有限回报，更多的是对父代在精神上的慰藉或在他们看来“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是对父代的回报。[18]显然，在父代对子代进行不求回报的支持下，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从家庭日常生活琐事中解放出来，她们有更多精力参与家乡建设，承接国家自上而下的各类涉农惠农政策，并逐步成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二）返乡妇女推动乡村振兴与生活逻辑重构

在人口大规模城乡双向流动背景下农村“空心化”日益严峻，而青年返乡妇女不断回流，将在乡村振兴中对乡村秩序的维持、农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广泛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形成多方合力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在农村“空心化”背景下青年妇女返乡将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这是因为她们在农村接受了相应的现代教育文化，进城打工习得非农就业的知识技能和城市现代化生活，人才振兴是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承接国家政策资源输入农村的重要载体。当前，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趋势下她们返乡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家庭代际整合，在夫妻城乡分工中承担起无可取代的作用，即“女人撑起半边天”的作用得到了完整体现，从家庭发展内在动力上克服了“等、靠、要”的思想，从而推动了家庭发展和家乡建设；另一方面，她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发展和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熟悉，对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需求最为了解，对涉农惠农政策实施和乡村振兴的需求强烈，因此，她们返乡不仅是农村家庭发展的客观需要，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农村青年男性外流背景下，她们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担纲者”和政策实施中的主要“中坚青年”群体。[19]从H镇的青年返乡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表明，她们返乡后在参与农村产业调整和助推产业振兴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成为农村产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如：J村通过土地流转，从2010年开始种植150亩绿茶和300亩白茶，其中主要劳动力是依靠青年返乡妇女，尤其是在采茶季节，茶厂每天用工在20人左右，其中返乡妇女平均每天约有15人左右参与采茶、人均200元/天。在Q村，因有一个旅游景点，在六七个青年返乡妇女倡议下她们分别成立了歌舞队、卫生维护小组和森林防火巡视小组，每当旅游旺季或每逢民俗节日，由十余人组成的民族歌舞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还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和生态守护。在农村青年返乡妇女中，因她们经历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因素的洗礼，经历过城市打工生活磨炼，回到农村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非农服务技能快，能熟练运用网络，发展视野较为开阔并具有社会交际能力，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她们不仅是推动农村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和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还是参与乡村组织建设和乡村秩序维护、推动乡村有序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村青年妇女返乡得益于国家惠及农村政策的输入，并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她们返乡整合了家庭资源，在家庭中分担了家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重任，如：带孩子、照顾老人，以及维系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参与村庄治理等，在村庄熟人社会中重构自己的生活逻辑，更好地承担起家庭重任，更好地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另一方面，青年返乡妇女不仅在承接乡村振兴政策中担负着主体性重任，还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重要力量，是建设好农村家庭、传承好农村家教家风，倡导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践行者。然而，当青年妇女返回农村时，一方面要面对农村日益突出的留守人口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转换城市打工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构生活逻辑，更好地融入到村庄熟人社会中，既承担起家庭生产生活的重任，又助推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四、关于返乡妇女、代际整合与乡村振兴的讨论

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政策资源输入、代际资源整合过程中推动了乡村振兴，虽然是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却是理解实施乡村振兴进程中我国农村妇女家庭作用、乡村建设和农村产业发展的锁钥，也是理解我国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女人撑起半边天”作用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延续性实施，国家关于妇女发展与权益保障的各类政策相继出台，并全面渗透到农村社会中从整体上提高了青年返乡妇女的素质，不仅使她们能够进城打工就业适应城市现代生活和习得非农技能，还能使她们返乡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青年返乡妇女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会进一步体现出来。

农村青年返乡妇女是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就业，再从城市返回农村就业。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农村就业创业和发展机会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就业竞争加剧，生活成本提高，返乡便成为了一种理性选择。在打工潮席卷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剧了农村衰败，受夫妻城乡分工的影响农村家庭普遍呈现离散化现象，农民分化进一步加快，为了应对村庄熟人社会里日益激烈的社会性竞争，农村家庭普遍进行了代际资源整合，使青年返乡妇女在农村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保护、政治参与等方面能够轻装上阵，充分发挥了“女人撑起半边天”作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担纲者”。显然，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民有主体性、能动性参与，青年返乡妇女不仅是乡村振兴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的承接者，还填补了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更逐步成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研究农村返乡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变化应该放到“国家—社会—家庭”三维发展框架中去考察，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践与农村社会变迁视角下家庭功能转型，其社会结构的变动与社会性竞争、家庭代际关系重塑的三重逻辑演变。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条件，家庭代际资源整合与青年妇女返乡才是推动农村发展可持续的重要力量。诚然，在农村家庭城乡分工模式中，生活在农村社会中每一个受物质消费欲望和生活货币化影响的人，以面子观、生活消费观及人生获得感为基础的社会性竞争越演越烈，家庭再生产面临全方位风险。而农村青年妇女返乡是实现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这对农村家庭来说，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家庭再生产风险，还不断地改变家庭发展观念并重构了家庭伦理秩序，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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