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空间改造与农村现代化建设

作者：丁　波 李雪萍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0-05-14  浏览次数： 4685次

【摘　要】乡村振兴的目标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快速进行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部分地区出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村现代化建设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近年来，学界对农村社会发展变迁展开热议，主要观点是强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的再生发展。当前，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受外部动力的驱动，农村物理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导致农村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农村现代化建设。民族地区农村具有传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农村社会结构稳定和整体发育程度不高，通过农村空间改造，能够推动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化进程。本文以“空间改造—现代化”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拉萨市C村空间改造的田野调查，认为民族地区空间改造与农村现代化具有互为型塑的关系：一方面，农村空间改造由居住空间改造、生产空间改造和公共空间改造构成，空间改造分别促进农民生活方式转变、经济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拓展。另一方面，空间改造对农村现代化的作用，体现在农民物质现代化、行为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同时具有空间更新、空间消费和空间认同的特征。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主体性地位，民族地区农村空间改造促使农民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使农民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主体，有利于民族地区农村的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民族地区；空间改造；农村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快速进行，农村社会急速发展。2018年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9.58%[1]，农村大量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并从事非农产业。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改变，部分地区出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这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这意味着，乡村振兴要着重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3]，并进一步提升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

乡村振兴所致力于实现的农村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现代化，而且是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然而，全国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发达地区农村能够达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未达到总要求。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空间改造息息相关。农村社会空间改造不仅涉及物理空间改造，同时也意味着农村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民族地区受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影响，其农村的社会基础具有特殊性：一方面，社会结构稳定，外出流动频率不高，村庄共同体意识较强；另一方面，社会整体发育程度不高，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换言之，民族地区空间改造的农村不同于费孝通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农村社会和“乡村市民型村落”[5]。它既不像“村改居”社区那样，居住空间彻底改变，社会关系日渐疏离；也不像城中村和郊区化村庄那样融入城市，接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本文聚焦于民族地区的农村空间改造，分析空间改造过程中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空间改造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化研究有所补充。

二、文献回顾及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乡村振兴下的农村现代化

在传统社会中，农村有着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这源于农民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城镇化的快速进行，使得人口加速流动，同时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当前，学界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的再生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农村不会因城镇化而终结[6]，反而会在乡村振兴中重新积累发展资本，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再生[7]。这是因为通过国家和农民的积极行动，城镇化促使农村生长新的公共性[5]，农村能够形成具有自主性和乡土性的共同体[8]。农村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端，承载着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任务。尤其是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地区，更急需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激发内生活力，再造和重塑新型村庄共同体，形成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实现民族地区的农村现代化。

目前，学界对农村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结构与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学者们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9]和人口老龄化[10]等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着农村现代化进程；二是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学者们认为，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内涵是农村主体性的维持[11]，农村就地现代化是基于现实情况的选择[12]，新村建设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13]。具体到民族地区的农村现代化路径，学者们认为以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14]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抓手[15]，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等[16]。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村现代化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基于农村空间改造视角下的研究不足。农村空间改造作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研究缺少以空间改造视角探讨农村现代化建设，并缺乏对空间改造与农村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探索。本文以“空间改造—现代化”为分析框架，研究民族地区空间改造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互为型塑关系。

（二）分析框架：现代化的空间阐释

西方社会学研究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生产”，将空间作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对象。空间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客观物质环境，而是支配性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工具[17]。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提出，行动者在场域中建构，场域是冲突、权利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场所[18]。列斐夫尔提出空间结构的三个元素（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分别对应了三种空间，即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表征性空间是生活的空间。同时，列斐夫尔在论述现代性和人的关系时，认为现代性可能会压缩人的生活空间，将个人生活空间让位于生产空间，而现代性可能会使人的生活空间同质化和重复化[19]。

现代化问题贯穿于古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来阐述现代化，他认为现代性是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的过程，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是追求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20]。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具有本质区别，“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更加意义深远。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21]。布莱克认为，“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22]。由此可见，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社会属性，它与传统社会的属性相对应，包含自由、理性等理念。现代化是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没有现代性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而现代化运动又是社会获取和展示现代性的过程”[23]，反映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以空间和现代化作为分析概念，力图构建“空间改造-现代化”的分析框架。空间具有建构性，当空间外部形态发生变化时，空间结构和内部关系亦发生变化，并由外而内作用于空间结构中的行动者[24]。民族地区的农村空间作为一个系统结构，在外部动力的作用下，内部空间结构发生改变，致使其中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变化，即农民的行为和观念表现出差异性。同时，由于农村空间结构改变又具有现代化的结构特征，因此行动者在新的空间结构中呈现“去传统”的行为，从而拥有现代性的属性。空间结构中的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其行动能够反作用于空间结构，并影响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换言之，空间改造首先表现为行动者物理空间的改造，其次是物理空间改变促使现代化要素融入到行动者构想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最后是行动者行动所显现的转变，以及空间结构整体的改造。此外，为更好分析行动者行为的变化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以及降低现代化的抽象程度，本文将行动者的空间结构现代化操作为物质现代化、行为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

（三）案例及方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拉萨市C村，C村地处拉萨河东岸，离拉萨市区约25公里，拉日铁路和拉贡高速公路贯穿全境，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C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620户2297人，其中劳动力1494人；耕地面积3947亩，牲畜1300（头、只、匹）。截止2018年年底，村级集体经济约为3837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4376元。近几年，C村积极配合实施G318道路改造、拉日高等级公路和拉林铁路建设。同时，由于地势较为平坦，周边公路和铁路交通便捷，C村附近建设国家级产业园区，包括净土健康产业园区、苗木花卉良种繁育基地、万亩中藏药材基地、奶牛场、有机肥厂等产业项目，交通优势和众多产业项目使得C村成为当地经济发展迅速的村庄代表。

笔者于2018年多次前往C村进行田野调查，调查采用个案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以及文献法。通过对C村的村干部、驻村干部和村民进行访谈，获得第一手访谈资料，通过向村两委和村民用工单位系统收集C村近年来村庄发展变化的文献资料，笔者结合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综合分析C村横向和纵向的社会变迁。

三、空间改造：农村空间结构的重构

农村空间结构的重构是一个由外到内的逐步深入过程，它是处于空间结构中的行动者发挥能动性，以适应新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并根据新的空间结构特征改变自身行为模式。农村空间改造表现为居住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改造，它们分别反映了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经济资本的积累和社会关系的拓展。

（一）居住空间的改造：生活方式的转变

乔治·杜比在《私人生活史》中提出，人们更多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个人生活空间联系起来[25]。居住空间具有私密性和独立性，其由传统向现代的改造，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转变。居住空间分为室外空间和室内空间，两种空间对于人们来说具有不同的功能，室外空间可展示户主身份和地位，室内空间的主要功能是维持日常起居生活的舒适。传统藏式住宅，一般是多层楼房或土平房，楼房上层居住人，底层圈牲口；一般院子较小，有一走道直通内屋，藏语叫“切木囊”；内屋多为两大间，一间为锅灶，一间为住房，有连锅的暖炕。传统藏式住房表现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村民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活动到邻里交往活动都在居住空间内发生。随着拉日铁路、拉贡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产业项目的实施，C村村民的居住空间发生着改变。一方面，由于修建公路和铁路，C村部分沿线房屋拆迁，拆迁户得到房屋补偿款，开始新建房屋。另一方面，C村部分村民在非农生产中积累了财富，可支配性收入逐渐增多，他们便改造房屋外部空间，有个别家庭甚至以“炫耀性消费”来展示生活富裕。C村房屋“改造热”，改变了村民的原先居住空间。村民按照新式风格来修建住房，室内空间有两层，底层不再用来圈牲口，而是作为客厅和储藏室，牲口多圈在屋外。同时，村民居住空间内有藏式沙发、茶几等新式家具，房屋干净、整洁，村民对居住空间的改造也体现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二）生产空间的改变：经济资本的积累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强调行动者的行动是以合理性为目的，并最大限度获取利益[26]。C村传统生计模式以藏区农牧业，即农耕和放牧为主。村民传统生产空间主要围绕耕地和草场展开，但现在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大为减弱，社会生产更多地依靠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种植青稞等传统农业生产，不仅产值较低，而且耗时耗力。随着拉日铁路、拉贡高速公路的开通和周边产业项目的建设，村民开始大量进入非农产业。当前，C村村民的非农就业有“离土”和“进厂”两类，前者是作为个体户，从事工程货物运输等；后者是作为产业工人，前往产业园区或工厂务工。C村周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工程车辆，一些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思想活跃的村民，选择贷款购买工程车辆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从现实选择来看，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收入。其他村民看到这种行动带来经济收益后，依据理性行动逻辑，纷纷效仿购买工程车辆。同时，买不起工程车的村民，因为周边产业项目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大多前往产业园区和工厂务工。这种就近务工的方式，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还能提高收入、补贴家用，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业。简言之，C村传统生产空间向现代生产空间的转变，反映了资本下乡中的村民选择生计模式的改变过程。

（三）公共空间的改变：社会关系的拓展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能聚合公众并引发讨论的地方，空间公共性被认为是物理空间在影响行动者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属性[27]。公共空间的公共性程度不同，会使行动者表现出差异化的行动。C村居住空间的“改造热”，一方面使住房的空间面积增加，如封闭院落的扩大，导致邻居间互相串门的次数减少；另一方面，私人空间增加意味着原本住房内具有会客交流功能的空间被挤压。这使得村民公共活动空间出现变化。茶馆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化公共空间。近年来，C村私人茶馆兴起，村民在茶馆里面聊天、吃饭、打牌等。村民将生产之外的闲暇生活移动到茶馆这类市场化公共空间，间接生长村庄公共性，进而再造村庄联结关系纽带。此外，C村除了茶馆的市场化公共空间，还有村委会大楼里的公共活动广场、农村书屋、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这些公共空间的出现改变了C村村民原有的交际模式。

四、空间改造与农村现代化的型塑

现代社会在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社会。空间改造作为“空间生产”的结果，由外而内发生变化，这影响着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简言之，空间再生产和空间结构变化，促使空间更新、空间消费和空间认同，推动农民物质、行为和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一）物质现代化：空间更新

列斐夫尔认为空间具有社会性，它涉及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28]。空间结构内的社会因素改变，首先是物质层面，其中又以生产空间的生产工具变化最为明显。民族地区农村的生产空间由从事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从事非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意味着生产空间中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民在非农生产中掌握现代化生产方式，如C村现在的机械化耕种、有机种植、智能化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与传统藏区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同时，生产空间与时俱进地更新，使村民接触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这潜移默化地拓宽了村民的视野。众所周知，“文化堕距”的产生是由于物质层面先于其他方面发生变化，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改造，推动村民的生产行为逐渐现代化。C村村民以前的交通工具多为马车或牛车，现在村民每家至少拥有一辆拖拉机，多数家庭有了小汽车。传统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承载着留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和记忆，它是表现传统文化的平台，一旦承载传统文化的平台发生改变，那么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可能随之改变。例如，C村村民种植青稞，从收益角度来看，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许多村民仍然种植青稞，这是因为青稞作为藏区传统的粮食作物，养育着无数农牧民，可以说，青稞承载了民族记忆。现在随着经济作物的推广，部分村民改种现代经济作物，这种行为背后实质是一种观念的变迁。简言之，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推广，逐步改变传统生产空间的生产关系，进而推动村民的物质现代化。

（二）行为现代化：空间消费

空间改造生产着新的空间结构，并推动空间消费变迁。空间是由行动者组成，空间在改变行动者行动的同时，受到行动者行动的影响，行动具有“使动性”。因此，空间消费作为行动者对空间的一种消费行动，不仅是行动者对空间的单向消费行动，被消费的空间也在反向影响着行动者。当前，随着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力度加大，农民生计模式逐步改变，表现为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转变，并伴随生产效益的提高，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在农民经济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个体能力和原始资本的不同，经济差距变得明显。在C村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中，产生多个经济资本较为雄厚的村庄“经济能人”。“经济能人”虽然在村中占比很低，但是对村民和村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一方面，带动村庄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并在村两委班子安排下对贫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发挥能人的经济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前文所述的居住空间改造热，首先是由“经济能人”推动，他们改造自己的住房，使房屋结构、屋内装饰等更加接近现代化的居住风格。在经济能人居住空间改造的带动下，其他村民纷纷效仿，自然，效仿时也须考虑自身的收入水平。齐美尔在论述时尚时，曾描述过时尚再生产是一部分人追求另一部分人的审美所产生，时尚永远是被社会少部分人所拥有[29]。当前，C村的居住空间改造，不仅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推动生活空间内其他要素的现代化进程，村民的生活习惯和服饰、饮食等在住房改造中不断改变。此外，国家各类帮扶行动也对农村生活空间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推动村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公厕作为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措施的载体，当地政府推行“一村一公厕”项目。传统藏式房屋没有卫生间，人们在房屋外如厕，“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曾经是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现在C村建造的公厕，内外装饰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采用免水可冲技术和泡沫封堵与微生物降解技术。这些公厕在帮助村民摒弃不好生活习惯的同时，也整治农村“脏乱差”的环境问题，推动农村生活空间的现代化。

（三）观念现代化：空间认同

英格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只有社会中的人具备某种品质、态度、价值观念和惯习等，社会才会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30]，因此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主要标志就是观念现代化。现代化要求人对现代环境的认同，并认同所处的空间变动。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和生产、生活空间的改造，村民拥有更多机会接触外面社会，同时对网络的接触和使用使得他们在家中也能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变化。换言之，村民认同上述空间的改变，他们的空间观念变得现代化。此外，现代观念还通过“文化反哺”来进行代际传播。如C村目前有多个大学生在内地城市上学，他们假期回来后，将内地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讲述给他们的父辈以及周边村民，显而易见，这种文化代际传播方式慢慢改变着传统思想认同。

五、结论与讨论

农村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农村空间改造促使农民逐步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有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本文以民族地区空间改造的农村为研究对象，以“空间改造-现代化”为分析框架，通过对拉萨市C村的个案分析，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空间改造与现代化的互为型塑关系。农村空间改造是由外在物理空间向内在空间结构深入，并逐步改变农村社会结构的过程。民族地区农村的空间改造表现为居住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改造，分别反映农民生活方式转变、经济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拓展。同时，农村空间改造对农村现代化的作用，体现在推动农民物质现代化、行为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进而促使空间更新、空间消费和空间认同。

随着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着改变，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农民主体性地位，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转变。农村现代化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只有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化观念，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为此，一是重视空间改造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充分了解农民在空间改造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适应状况；二是发挥国家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空间改造要发挥市场对农村产业化的经济推动作用，关注被市场边缘化的农民；四是民族地区的农村改造要结合民族文化特色，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根基，发挥民族地区的自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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