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乡村发展经验及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作者：王　鹏 刘　勇  责任编辑：杨文茹  信息来源：《世界农业》2020年第3期，第107-111页。  发布时间：2020-05-01  浏览次数： 12033次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今后农业农村的发展指引了道路，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基础。本文在回溯日本和韩国的乡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两国乡村发展经验与教训，并分析了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机遇，提出从顶层设计、精神文明建设、基层治理体系和农村经济建设等方面入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乡村振兴道路。

【关键词】日韩；乡村振兴；借鉴

1 前言

“三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目前，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与城市现代化脱节严重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原因。以往的经验表明，科学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抓手，能够促使乡村焕发活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使乡村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开启全面现代化建设历史任务的交汇期提出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国家战略^[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乡村振兴模式，其中，日本的资源匮乏型的发展模式和韩国的农业农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较具代表性。日本、韩国和中国同属东亚国家，在地理环境、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都是在经济发展迅速，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简称“三农”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开展的乡村振兴运动。两国通过乡村振兴运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乡村发展模式，减弱或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提高了农村的现代化水平，积累了宝贵的乡村振兴经验^[2]。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农村经济的发展明显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乡村振兴运动进行比较分析，借鉴日本和韩国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实施及优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此，本文全面回溯了日本和韩国乡村发展的背景和历程，进而系统性地分析了日本和韩国乡村发展的重要实践经验，并从优化顶层设计、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基层治理体系和重视农村经济建设等多个层面阐述可供中国借鉴和参考的经验和启示。

2 日本乡村发展的历程及经验

2.1日本乡村发展的历程

日本的乡村振兴运动最早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政府将经济高速发展确定为首要目标，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农村经济发展停滞，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该问题，日本在农村开展了振兴运动。日本的乡村振兴可分为3个阶段：粮食增产期、高速经济增长期和稳定增长及新发展时期^[3]。1946—1960年日本处于粮食增产期，其通过制定农业灾害补偿制度、设立农业协同工会、制定《土地改良法》等措施，优化农村基础设施，提高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和农民的收入水平。1961—1975年日本处于高速经济增长期，随着日本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具备了反哺农业的水平，日本政府借鉴法国和德国的乡村振兴经验，采取“以工代农、以城促乡”的乡村发展策略，对农业给予大量补贴和政策支持^[4]。1976年至今为稳定增长及新发展时期随着日本政府的努力，农民收入水平开始逐年增加。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受到较大影响，为保证农村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经济的平稳增长。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振兴乡村。其中，取得成效最明显的是“造村运动”，即由平松守彦在1979年提出的“一村一品”运动，其主要内容是：①发展特色农产品，建立以地区特色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基地。例如，以大田村、国见町和潼町为代表的香菇产业基地；以佐伯市和挟间町为代表的草莓产业基地；以姬岛村、鹤见町为代表的水产品产业基地。②扶持1.5次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或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价值。通过对农、林、牧、渔产品的加工，方便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满足消费者的需求。③建立农协，规范农产品市场。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负责大规模的农产品买卖，消除中间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④培养农业人才，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无偿开设补课班，学习经济发展理论知识、水产养殖和农业种植技术。⑤建立合理的融资制度。农协以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吸引农民存款，再将融资利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产业发展上，形成良性循环。⑥提倡生活工艺运动，保证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由于农村人口的流失，农村文化逐渐消退，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使村民积极了解和学习传统工艺和文化。三岛町通过开展“生活工艺品展览”和建立生活工艺研究院、生活工艺馆等，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随着“造村运动”的推进，日本农民收入逐年增加。表1为1965—2000年日本农民收入来源情况，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其中1970—1980年的增长率最高，水稻收入增长率为90.0%，蔬菜收入增长率为200.7%，果树收入增长率为153.2%，畜牧业收入增长率为183.4%。由表1可知，蔬菜、畜牧业在“造村运动”中较易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优势，产出增长率高于水稻、果树。

表1 日本农民收入来源情况

注：100日元约合6.41元人民币，2020。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2日本乡村发展的经验

日本最初的乡村振兴运动是对西方国家乡村振兴的生搬硬套，取得的成效甚微，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寻求适合本国的乡村振兴模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纵观日本乡村的发展史，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①产业化与城镇化并进。在日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各地市、町、村根据当地农产品特色建立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农产品加工市场；通过农协的组织引导，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进行批量买卖，有效避免了由中间商导致的不当价格。由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一定的回流，农村劳动力的聚集地能够发展成新的城镇，促进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协同发展为日本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②提升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素质。日本政府比较重视国民教育程度，公共教育的投资水平曾一度超过经济增长率，即保持公共教育费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或优先增长。日本政府组织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农业院校以及企业等培训服务机构参与农民教育，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术水平，为农村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③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农村发展。日本为了扶持农业农村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在乡村振兴初期，通过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基本法》等政策和农协组织的建立，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协在乡村振兴运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统一了各地农村的农产品经营模式，并且集中农民的剩余资金再通过农协信用体系用作农村基础设施相关项目的贷款发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5]。

日本的乡村振兴运动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第一，日本政府对农业的高额补贴虽然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回流，但这种方法加重了财政负担。第二，土地私有制和小农观念的存在制约了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第三，在有限的环境和社会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难度较大，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其水、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必须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第四，日本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劳动力主要以老人和妇女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呈现出农村经济发展后继动力不足的问题。

3 韩国乡村发展的历程及经验

3.1韩国乡村发展的历程

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社会处于长时间的政治动荡阶段^[6]，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仅为95美元。为了改变现状，韩国政府于1962—1966年和1967—1971年分别发布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有数据显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为7.8%，农业发展速度为5.3%，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发展速度为10.5%，农业发展速度为2.5%，工业发展速度加快，且与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拉大。由于韩国的农业结构复杂，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农村青年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农村经济停滞不前^[7]。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总结之前农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以“脱贫、自立、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村运动”。

“新村运动”的正式实施始于1970年4月，根据目标和内容的不同可分为5个阶段。①基础设施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消除农民的负面情绪，鼓励互帮互助的合作氛围。②扩张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增加农民经济来源，实现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调整种植结构，普及农业技术，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③丰富和完善阶段。该阶段由政府主导，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畜牧业，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④国民自发运动阶段。通过之前的宣传和培训，“新村运动”的组织者由政府转变为民间组织，政府的主要职责变为满足农业发展必要的物质和资金需求。⑤自我发展阶段。该阶段政府致力于法制建设，提倡公民的自发意识、共同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法制教育思想^[8]。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村运动”的优越性逐渐凸显，“新村运动”完全由民间组织进行组织和实施^[9]。1988年以后，“新村运动”的范围由农村转向社区，并提出“共同和谐生活”的新理念。

3.2韩国乡村发展的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在韩国政府的计划下进行的，按照韩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条件，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和村民自发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史，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①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新村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的协调和推动下，社会各界积极投入“新村运动”，农民们积极参与“新村运动”的项目开发，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了“新村运动”研究所，专家学者们通过调研分析，对“新村运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推广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农民在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中领悟到了政府的公信力，团结协作，实现了共同发展。②适时调整政策。“新村运动”的5个阶段中，政府的策略各不相同。在基础设施阶段，政府通过无偿提供水泥等物质，积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扩张阶段，将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重点。丰富和完善阶段，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发展特色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民收入。在国民自发运动阶段，政府在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同时发展农村金融业，培养“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在自我发展阶段，政府主要致力于伦理道德和法制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建设。③积极开展新村教育。要激发国民的自觉性，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还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韩国政府通过设置研修院，开发了多样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为“新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④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新村运动”引导农民树立“勤劳、自立、合作”的精神，以及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农村现状的思想，这种思想的转变为日后韩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韩国的乡村振兴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政府和各界社会团体的努力，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政府在“新村运动”初期的干预过于强势，且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考证和全面的风险评估，导致政策实行容易产生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创新性和自主性。第二，“新村运动”中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纵观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韩国学者的理论研究从未停止，有数据显示，1974—1995年与“新村运动”相关的论文高达1860篇，参与高校近200所，但其中多数是对“新村运动”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对于各项政策制度实施前的相关论证几乎没有。第三，“新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农产品种植时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化肥等化学药品，使农村中的耕地和环境残留了大量的农药和有害物质，且短时间内无法消除。“新村运动”时，由于过度重视眼前的利益，缺乏整体规划和长远目标，对环境进行破坏，众多韩国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因此消失^[10]。第四，小农经济制约了农业的长远发展。韩国一直以来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因此，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生产率和生产效益较低，虽然通过“新村运动”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但是，受到自身客观因素的影响，这种差距会逐渐变大。因此，韩国政府必须将振兴区域经济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目标。

4 日韩乡村振兴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效果，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获得感明显提高^[11]。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农产品阶段性供求不平衡；农民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不足，农民自身素质和水平仍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问题突出；农村党建存在不足环节，乡村管理体系仍需强化^[12]。“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是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联系城乡发展现状，针对目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借鉴日本的“造村运动”和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分析两国在乡村振兴中的成功经验，提出优化顶层设计、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基层治理体系和重视农村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策略，为消除城乡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做出贡献^[13]。

4.1优化顶层设计

加大顶层设计优化力度，做好乡村振兴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从宏观角度上协调城乡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日本和韩国的乡村振兴经验表明，政府的合理规划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科学了解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趋势，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先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切实解决资金短缺、土地改革和人才培养等问题。

4.2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能够更好地调动农民的自发性和自觉性，是乡村振兴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

（1）培养高素质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建立健全的职业农民制度，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以农业类院校为核心，推进各类农村组织对高素质农民进行职业培训，鼓励各地政府对职业农民进行职称评定。

（2）重视思想道德建设，丰富农民乡村文化生活。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和集体意识的高素质农民；根据各乡村文化特点，推进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扩大各级文化机构的作用范围。

（3）传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

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态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除农村的婚丧嫁娶陋习，保护优秀农耕文化、文物古迹、传统建筑、灌溉工程遗产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戏曲文化。

4.3改善基层治理体系

中国农村存在着村委会和农民经济合作社等组织，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组织，治理本村的集体事务，协调纠纷，维护乡村稳定。农民经济合作社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自愿加入的经济合作组织，由合作社负责所有社员的资金、技术、加工和销售的问题。韩国的农村合作社和日本的农协在乡村振兴运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两个组织机构负责制定农村事业的发展规划，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将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映到政府相关部门，使政府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农村的情况，做出合理判断，及时调整政策。日本农协同时具有融资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金融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农民组织相对较少，职能单一，不能保证农民的基本利益。因此，加强农民组织建设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确定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发挥农村党员的带头作用，有序推进不合格党员的处理工作。制定相关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和机关单位的优秀干部进村就职，建立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乡村振兴基层队伍^[14]。

（2）完善农村组织的法律体系。

目前，村委会干部选举不规范、素质不够高，农村合作社技术要求不高，功能单一，内部管理制度不全等是农村组织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因此，要推动农村组织的发展，必须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3）大力支持农村组织建设。

农村组织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如减税降税等；在财政上，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或产品提供一定的低息贷款或是专项资金。广开言路，为一线农业生产者和基层工作人员提供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机会，为农业决策提供一定的帮助。

4.4重视农村经济建设

乡村振兴最直接的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缩小城乡差距。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日本“造村运动”和韩国的“新村运动”中，日本政府通过“一村一品”运动，建立了多个特色农产品基地，发展1.5次产业来提高农民的收入。韩国政府通过引入新品种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引导农业生产协会增加农业信贷，提高农民的储蓄量。因此，经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开发地区内特有的农业资源，包括特色农产品、农业景观等。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提高产品溢价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立乡村民宿、休闲观光园、特色小镇等，提高农村旅游建设水平^[15]。

（2）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缓慢，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多项政策配合。根据不同农产品的周期性，建立适合农村发展的特色金融体系，提高农村合作社的信贷审批效率。农村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农民的诚信意识，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

（3）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应共同发展，不能厚此薄彼，生态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有机农业示范区，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16]。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改进农业发展模式，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韩长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紫光阁，2018（1）：11-12.

[2]梁贤，林涛.新农村建设的路径创新研究[J].河南农业科学，2007，36（12）：5-7.

[3]张雅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城乡一体化发展对策研究[J].世界农业，2018（1）：78-83.

[4]KAWATET.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of rural organization s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J].Journal of Rural Problems，2005，40（4）：393-402.

[5]颜毓洁，任学文.日本造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现代农业，2013（6）：68-69.

[6]张俊，陈佩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内生主体力量培育的路径探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8（4）：151-156.

[7]涂波.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08.

[8]胡世前.韩国新村运动评析与启示：以社区开发为视角[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0（5）：29-33.

[9]黄辉祥，万君.乡村建设：中国问题与韩国经验：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反思性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10（6）：86-90.

[10]李水山，黄长春，李鹤.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新村教育[J].教育与职业，2006（3）：23-25.

[11]唐任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3）：26-33.

[12]蒋永穆，刘虔.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小农户发展[J].求索，2018（2）：59-65.

[13]杨德才.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18（9）：30-31.

[14]霍军亮，吴春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8 152.

[15]牟少岩.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根本障碍[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0（2）：1-5.

[16]周宏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J].环境保护，2018，46（7）：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