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建构及其限度

作者：陈　亮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行政论坛》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0-01-17  浏览次数： 2167次

【摘　要】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与和合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契合性，立足于中层理论的维度，建构一个基于场域、关系与机制的分析框架，探讨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构逻辑，发现包容差异性是其主线。和合文化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它的某些要素也会在一定意义上阻滞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既要从和合文化中汲取有益要素，也要反思和总结和合文化中的阻滞成分，那就是，警惕和合文化型塑的场域压制个体主体性和正当利益诉求；防止和合文化维持的关系滑向特殊主义；避免和合文化确立的机制在运行中相互掣肘。

【关键词】和合文化；基层协商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化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1]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紧密的关联性。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更多地受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和合文化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层理论的维度，尝试建构一个基于场域、关系与机制的分析框架，探讨基层协商民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的契合性，力求挖掘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建构逻辑及其机理。同时，在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主旋律的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和总结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包容性建构的限度，这对于推进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基层协商民主与和合文化的契合性：基于场域、关系与机制的分析框架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中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都有明显的差别。在西方语境下，协商民主生发于“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与反思，是对当前西方民主现实困境的一种补充，而非代替”[2]，它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是指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公共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协商的目的是做出公共决策，基于协商的公共决策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3]。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协商，包括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中同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4]；另一方面，表现为基层协商，即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辩论和协商，最终达成共识，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与实践[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协商民主实现了制度特定和实践结构的双重整合”[6]。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通常是基于多元主义文化场域下自由而平等的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围绕协商民主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国外形成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思路与观点。

一是协商民主是一种多元文化间的对话机制，能够促进多元文化间分歧的消解和共识达成。代表性的论者是美国学者乔治·瓦拉德兹（Jorge M.Valadez） 和詹姆斯·博曼 （James Bohman）。乔治·瓦拉德兹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模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一些核心问题，推动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理解，支持和达成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7]。在相似意义上，詹姆斯·博曼指出，具有可接受性的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可以从主导协商民主的政治平等和关于有效参与协商民主的条件得到满足等两个规范中产生出来[8]92。

二是多元文化作为协商民主的运行场域，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行产生双面影响。一方面，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詹姆斯·博曼为代表的论者认为，多元文化作为协商民主的运行场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协商民主的制约性因素。在约翰·罗尔斯看来，多元文化是政治自由主义承认的基本事实，它们在相互竞合的过程中会出现潜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存在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民主协商的约束条件[9]。针对多元文化与协商民主的关系，詹姆斯·博曼指出，在多元文化竞合的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道德冲突，无法通过协商民主来解决，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协商的公民可能无法共享同样的集体目标、道德价值或世界观”[8]。另一方面，在反思多元文化对协商民主的限制作用时，有的学者也客观指出，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协商民主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协商民主才得以发展。正如詹姆斯·博曼指出，多元文化并非抹杀协商民主的可能性，多元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促进理性的公共运用，并使得协商民主生活充满更多的活力[8]64。

三是关于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协商民主与之契合体现在它是构建承认政治的一种重要机制。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为代表的承认政治论者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对自己的认同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是在孤立状态中把它炮制出来的。相反，我的认同是通过与他者半是公开，半是内心的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我的认同本质性地依赖于我和他者的对话关系”[10]。在相似意义上，以艾丽斯·杨为代表的身份政治论者认为，多元文化下的身份政治“结构性差异”，可以通过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实现不同文化境况中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从而减少相互排斥的问题。在她看来，在包容性的协商民主中，“对各种具有差异的社会群体给予特殊的关注，并且激励他们公开表达其情景化的知识，通常会比其他方式更可能使人们将冲突与分歧转化达成一致意见”[11]。

国内关于协商民主和政治文化的关联性研究起步较晚，既有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思路而展开：一是立足于协商民主探讨其对于政治文化的培育与塑造作用；二是立足于政治文化，探索它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及其对协商民主的作用机理。

首先，立足于协商民主这一基石，探讨协商民主对政治文化的培育与塑造作用。一是协商民主能够消解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促进包容型政治文化的形成。以陈家刚为代表的论者认为，由于协商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不同群体在同样政治过程和同样公民公共领域中的参与，所以它能够在现实政治的实践中有效地应对多元文化的差异与冲突[12]。二是协商民主能够培育和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有些学者看来，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除了依靠代议制民主实践以外，还需要对话、交流与协商机制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协商民主无疑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有效机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通过协商民主，能够建立多种途径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空间和平台，在此意义上，通过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知识、提升政治参与意识、熟悉政治参与程序、激发政治参与热情、掌握政治参与技能、提升政治参与能力、提高公民归属感与政治责任感，有利于塑造以参与、平等、责任、效率、信任、合作等价值观念为特征的参与型政治文化[13]。

其次，立足于政治文化这一场域，探讨政治文化对协商民主的影响与作用机理。中国民主政治之所以朝着协商民主的方向发展，跟中国的政治文化紧密相关。林尚立最早探讨政治文化对协商民主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在他看来，以“和”为基本要素的政治文化为中国协商民主的确立提供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正是基于这种政治文化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上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4]。在同等意义上，以张凤阳为代表的论者认为，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政治文化的作用，在他看来，政治文化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由于政治文化的作用，使得顺从威权的态度削弱、自治的精神弘扬蔚然成风之后，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才得以拓展[15]。

国内外既有关于协商民主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为我们进行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纵观既往研究，往往更多地基于总体性的思路进行一般性的把握和探讨，其得出的结论通常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要么无法适用，要么受到直接挑战。本文通过对既往研究的系统梳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协商民主是不是受所有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果结论是确定的话，为何协商民主难以在具有深层价值冲突的多元文化中生发呢?所以，这意味着协商民主的发展可能只与某些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中的某些要素相关。尽管多元文化是协商民主生发的场域，但是多元文化间共识的存在却是协商民主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正如詹姆斯·博曼指出的那样，多元文化之间重叠共识的存在，将协商民主的可能建立在既存的一致和先前共同价值基础之上[16]。二是国家层面的协商民主与基层协商民主是不是同等、均衡地受某些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中的某些要素的影响。既往研究在分析政治文化对协商民主的影响时，往往习惯于不加区分地进行总体性探讨，事实上相对于国家层面协商民主更多地受制度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往往更多地受文化影响。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7]，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共同经验的存在，蕴含催生基层协商民主的因子，因此，基于文化的视野探讨基层协商民主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够更为精准地认识基层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

（二）和合文化视野下基层协商民主的拓展性研究：基于场域、关系与机制的分析框架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庸》中提及“和”字时，用“道”来诠释“和”融合万物于一体的规律性，即“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合”是指“融合”“统一”之意。由于“和”“合”意思相近，之后人们习惯将其合在一起使用。在《墨子·尚同》“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中，“和合”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使用。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合文化日益系统化，张立文教授通过对和合文化的综合把握，将其视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8]。和合文化虽然强调事物间的对立，但更注重事物间的统一，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和合文化是在承认事物矛盾、差异的前提下，将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融合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生发出基本共识[19]281。和合文化的这些特质，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强调，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与基层协商民主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和合文化塑造了场域的基本形态，使得存在于这个场域中的多元主体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无形中受到影响。和合文化作为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建立基于信任、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的存在，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与作用方式，通常表现为相对稳定的运行机制，在和合文化的影响下，主体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表现为协商和合作而非对抗和冲突。

立足于和合文化视野下探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理，需要从作为社会空间的场域、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以及作为运行方式的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中层理论的视角建构一个基于场域、关系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试图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统一起来，实现准确透过和合文化视野来研究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规律的目的。

二、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构逻辑：包容差异性

和合文化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土壤，有学者指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确立和发展与和合文化密切相关，崇尚和合文化是其突出的特征[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和合文化是认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基因密码。如前所述，和合文化具有两张面孔：一是从前提来看，之所以将某种文化称为和合文化，是因为文化要素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因而才存在所谓的“和而不同”的说法；二是从结果来看，和合文化尽管不是从根本上消除文化要素之间的差异性，但却从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要素中寻求多元交融和共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和合文化表现出包容差异性的面孔。挖掘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构逻辑，应立足于和合文化的本质属性来综合把握，受和合文化两张面孔的作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构逻辑沿着包容差异性的进路而展开，具体来说，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和合文化视野下的场域意味着包容个体差异性和个体纠正自利偏好是统一的

在和合文化场域中，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构沿着包容差异性的逻辑展开。场域是多元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空间，它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结构型塑性，主体一旦进入场域，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行为和表达的特殊代码”[22]。法国学者布迪厄将场域视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23]。存在于场域的主体具有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的两重性，主体的个体化，通常是通过主体在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具体表现为独立性、独特性与主体性；主体的普遍化，意味着主体具有社会性，在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需求根据公共理性，对自身的偏好进行批判性反思，形成基于“更佳论证”的认知和判断。一般来说，文化通常通过场域作用于主体的认识与实践，在这个社会空间内，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型塑着主体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方式。和合文化作为嵌入场域的结构性要素，使得场域呈现和而不同、多元包容、异中求同、共生共存的状态。和合文化视野下的场域、价值共识和利益交融是多元主体互动的主线，“个人、群体或阶层之间相互尊重和承认，包容个体差异，并通过协商，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协调、实现合作和达到共赢”[24]。因此，可以说，和合文化视野下场域的基本形态，不仅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得以孕育和成长的结构性条件，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沿着包容差异性的进路建构。

（二）和合文化视野下的关系运行强调“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在地蕴含信任、互惠与包容，使得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面对差异化关系时，依然能够保持同一性、整合差异性，实现功能上包容差异性的自身建构。关系在本文并非单纯的、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而是存在于场域中的、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网络（network），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只不过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资本，亦即罗伯特·帕特南意义上的“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互惠和信任的规范”[25]。信任、互惠与包容关系能否顺畅地建立起来，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具有和谐的因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信任之类的社会资本源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些文化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信任并使信任等社会资本得以积累。”[26]和合文化中蕴含大量的信任、互惠、包容的观念性资源，这些观念性资源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得以顺利开展的社会资本，在此意义上，我国基层协商民主能够基于和合文化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这种深层的相互理解能够保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包容性、稳定性，这是我国基层协商民主能够实现包容差异性的关键所在。

（三）和合文化提供了共识达成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分歧消解机制

和合文化视野下场域的运行、关系的维护之所以保持动态的平衡，是因为和合文化提供了共识达成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分歧消解机制，这些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协调多元差异性，实现包容性建构的具体运行方式。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通常决定着这个系统的运行方式和功能。和合文化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运行方式，包括共识达成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分歧消解机制等。其一，和合文化强调以“以道服人”“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摒弃二元对立的机械思维，在事物的矛盾性中注重事物的统一性、共生性，和合文化的这种特性有助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过程中共识的达成。其二，和合文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子喻于利”，认为“义以分则和，和则一”，通过义利之辨，明晰公义的至上性，使得参与基层民主协商的主体有了整合多元利益的基本支点。其三，和合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本着“平等、互惠、交融”的原则，有助于参与基层协商的主体在歧见的碰撞中实现融合，从而有助于多元分歧的消解。

三、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包容性建构的限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朝着广泛、多层、制度化方向发展，既要从和合文化中汲取有益要素，也要反思和总结和合文化视野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包容性建构的限度。

（一）警惕和合文化型塑的场域压制个体主体性和正当利益诉求，阻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持续性

如前所述，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生根、发芽，的确离不开作为土壤的和合文化的滋养，但和合文化也侧重于对伦理、道德、集体的推崇，在和合文化中追求个人利益往往被视为一种不义行为，如《论语·里仁》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一定意义上存在贬低个人正当性利益追求的认知。正是认识到和合文化的局限性，有学者批评道，和合文化属于曾经的辉煌，它缺少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观念，因而长不出现代民主这棵大树[27]，或者更确切地说，和合文化视野下的基层协商民主中“协商的成分”多于“民主的成分”，更多凸显的是和合文化的要素而非现代民主的要素。基层协商民主的核心在于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和正当利益诉求。从表面上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是多方利益诉求者通过对话、交流与协商的方式，在基层单位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一种群众自治的实践与探索。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无不取决于公民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具有充分的公民主体意识的参与者才提出主张、表达意见、交流信息、转变偏好最终形成较好的观点，参与者的独立思考、自由选择及综合判断也无不源于主体意识”[28]。如果固守和合文化中对个体主体性的忽视以及个人正当利益的贬低，很容易造成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而阻碍基层协商民主的持续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建构，不仅需要吸纳和合文化中的合理要素，还需要从现代民主文化中汲取更多的营养，特别是公民意识和权利观念，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和正当利益诉求，这些是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长远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动力。

（二）防止和合文化维持的关系滑向特殊主义，阻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公共性

和合文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存在于和合文化中的信任、互惠与包容等要素，有助于构建普遍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奠定必要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和合文化由于深受血缘关系、伦理关系的影响，带有一定程度的“等级差序和合”的特点，使得主体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滑向特殊主义。例如，和合文化中尽管主张“仁者爱人”的理念，但这种理念强调“爱要有差等，要依血缘关系的远近、政治地位的高低确定爱的程度，也就是说，爱有差等，爱人要从忠孝做起，忠孝为仁爱之本”[29]，受这种理念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经常是普遍主义不足而特殊主义有余。美国学者杜赞奇在考察中国华北乡村社会时指出，文化网络包括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关系、传教者与信徒关系等大量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它们的存在造成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普遍主义的行为很容易退变成特殊主义的行为，损害权力的公共性[30]。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需要公共精神、包容差异性，和合文化为其提供了普遍主义的理念资源，有利于多元主体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达成基本共识，但是和合文化中“等级差序和合”的存在，可能会使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出现派系力量和团体主义，他们容易固守本团体利益而不愿意妥协包容，从而造成协商无果或协商失灵的情况出现。因此，汲取和合文化中的有益因素，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还应防止和合文化维持的关系滑向特殊主义，阻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公共性的实现。

（三）避免和合文化确立的机制在运行中相互掣肘，阻碍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效能

和合文化意味着多元文化或文化中的多元要素对立统一于一个包容差异性的和合体中。它涉及三个层面的意涵：第一，只有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事物、要素之间，才可能和合融通，所以，异质元素的存在是和合的基本前提；第二，不同事物经过不断冲突，彼此协调，而后融合，一言以蔽之，动态的冲突融合，是和合的运行过程；第三，不同事物共生共存，且在融合中可能产生新的事物和元素，这是和合的最终目的[19]280。和合文化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使得它在提供共识达成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分歧消解机制时，内在地也蕴含对差异性的维护、对多元性的保持以及对分歧性的包容，这些机制的同时存在，使得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机制之间的相互掣肘而出现民主协商低效或无果的局面。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汲取和合文化中的助力因子，确立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有益机制时，还应该避免和合文化中的阻滞因子对民主协商过程的干扰，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推动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将传统机制吸纳和现代机制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4-09-21）[2017-06-2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

[2]夏晓丽.代际传递、理论延展与政治实验：西方协商民主研究三十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198-203.

[3]谈火生.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

[4]李君如.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制度[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120.

[5]汪进元.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宪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181-182.

[6]胡象明，齐磊.迈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价值与实践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6.

[7]VALADEZ M J.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M].Boulder，Col.：Westview Press，2001：30.

[8]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9]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20.

[10]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98.

[11]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M].彭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48.

[12]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路向新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52.

[13]伍俊斌，等.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50.

[14]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4）：21.

[15]张凤阳.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49.

[16]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2.

[1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

[18]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1.

[19]方浩范.儒学思想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0]庄聪生.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7）：81.

[21]于小英.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70.

[22]陈亚平，等.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前沿理论选集：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246.

[23]皮埃尔·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

[24]李后强，等.协商民主与椭圆观角[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13.

[25]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

[26]马得勇.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2.

[27]张秀霞.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协商民主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1.

[28]伍华军，周叶中.我国公民意识及其培植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88.

[29]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5.

[3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