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戎巴”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

作者：王　霞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0-01-07  浏览次数： 2660次

【摘要】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戎巴”的传统生计方式深受其原有土地制度、社会等级和骨系观念的影响，其内部可分为一般职业群体、宗教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三个部分。西藏民主改革后，戎巴的生计方式从传统的“亦农亦牧、工商并存”转变为新时期的“农多牧少，工商分离”，引起上述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主要在于外部社会经济环境转型的推动和戎巴内部的理性适应。

【关键词】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戎巴”；生计方式；变迁

本文的调查区域位于雅鲁藏布江（以下简称“雅江”）中部流域自拉萨河至雅砻河之间的一段宽谷地带，当地藏族民众称之为“雅鲁（雅砻）”。雅鲁河谷的藏族属于藏语里的“戎巴（）”［1］：“戎”是河谷、山谷之意，“巴”指的是人。与藏北草原的游牧群体“卓巴（）”相比［2］（66），“戎巴”是藏南河谷定居农业的“典型文化”群体［3］（91）。笔者自2015年始，在“雅鲁”河谷进行了为期16个月的田野调查，旨在关注社会转型背景下戎巴生计方式的变迁。

一、戎巴传统生计的自然和社会背景

与藏北高原的草原环境相比，“雅鲁”河谷地带海拔低、气温高、无霜期长，尤其是雅江沿岸和河谷口处的平地平坦开阔、土壤肥沃，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潜力；沿江的滩地和河谷两边的低山是天然的草场；雅江水域是两岸交通的屏障，同时也拥有开展水运和捕鱼生计的条件。

雅鲁地处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位于雅江右岸江雄河谷的杰德秀镇是区域内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村落。杰德秀镇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3750米。2016年，杰德秀镇下辖杰德秀居委会、斯麦居委会和果吉村委会，共1257户5132人；全镇面积近63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10852．5亩。历史上，杰德秀村是山南（乃东）和拉萨（曲水）、日喀则（江孜）之间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每逢一年一度的寺院法会，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以及青海、甘肃、云南和西藏等其他农牧区的商队和货物，汇集在杰德秀村的鲁康市场，交易本地的氆氇、邦典和粮食［4］。

土地是河谷农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主要包括耕地、草场、林地和水源。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土地制度，将戎巴内部区分为土地占有者和非土地占有者两个基本集团。其中，土地占有者以政府官员、寺院活佛或高级喇嘛、贵族为代表，他们是戎巴中的极少数，通过强制非土地占有者缴纳各类“差税”维持其“寄生”生活；非土地占有者包括普通僧尼和平民，普通僧尼是脱离了平民身份和生产活动的群体［5］（118），他们只占非土地占有者中的少数，从事宗教活动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一种补充方式；平民是非土地占有者中的主体，他们的生计主要依赖于耕地，他们通过向土地占有者缴纳各类差税来获得土地使用权。从职业角度看，土地占有者可以划分为三类群体，即一般职业群体、宗教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民主改革前，依据当地习俗，有关五金、制陶、屠宰和渔猎的职业被视为“贱业”［6］，从事此类职业的平民为“贱业”群体；宗教职业群体包含三类人：为庄稼驱逐冰雹灾害的“冰雹师”、具有占卜及治病等能力的“喇拉”和普通僧尼；除去宗教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之外的其他平民，则为一般职业群体［7］。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土地制度和耕地使用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导致平民生计差异的因素之一。包括杰德秀村在内的整个调查区域，民主改革前不乏因耕地不足而以羊毛纺织作为主要生计的家庭。如今日扎塘、吉汝一带在1959年前属“鸡如谿卡”，因其属民“租田少、不支差、多以织氆氇为生”，以“氆氇换粮食为该谿堆百姓主要生活来源”［8］（193～194）。

整体来看，为适应河谷独特的自然环境，戎巴形成了农、牧、渔、猎、采集等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从家庭层面来看，大多数家庭在“亦农亦牧”为基本特征的生计方式下，同时需要依靠农牧之外的方式来获得生计上的补充，“自给”仅在某些领域和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足”。与此同时，家庭之间“以工换工”“以物换工”和“以物换物”的互惠也是其内部频繁和活跃的生计手段。

二、戎巴传统生计的基本形式

一般职业群体的生计方式构成了戎巴传统生计方式的基本形式，即“亦农亦牧”和“工商并存”。

以杰德秀村为例，“农业 牧业 纺织业 物物交换”曾是该村落内多数家庭的谋生方式。作为基本谋生手段的农业和牧业，为戎巴提供了满足生活和生产等所需的大部分物产，包括以青稞为主的植物粮食和产自牲畜的奶制品、肉类食物以及畜力、肥料、燃料和皮毛等。对于一些从事手工生产的家庭而言，手工生产更重要的用途是交换其他必要物资，是家庭生计必要的补充手段。

农业是该区域戎巴所依赖的基本生计。戎巴的农业生计历史悠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上以春青稞和少量春小麦为主要种植作物，秋收、秋耕、冬灌和春播是每年农忙较为集中的时段，并主导了家庭中劳动力的组织和分配。

以饲养河谷绵羊为主的家庭畜牧业，大体上与其耕作的土地规模相适应。河谷的草场资源和空间极为有限，这限制了牧业的规模，并且由于牲畜的食料需要依赖作物秸秆或饲草作为补充，因此牧业规模也受到耕地规模的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纺织业及其交换活动的规模。民主改革前，杰德秀村饲养绵羊规模在500只左右的纺织大户仅有3户，规模在几十只到上百只不等的占了多数①。

家庭手工纺织是“雅鲁”一带最有代表性的谋生手段，如杰德秀村的“邦典”（女性的围裙）织品和氆氇染色最负盛名。1959年前的血普谿卡以“氆氇换粮食为该谿堆百姓主要生活来源”，每家均织布，有织机1至3架。1架每月织氆氇1卷，质佳者可换青稞10克，差者换3克②［8］（193～194）。氆氇除了替代粮食交纳“差税”外，主要用于与外界交换粮食和其他所需物资。

“以物易物”的交换是戎巴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必要手段之一。雅鲁河谷的戎巴用于交换的“物”，不仅有羊毛及氆氇、邦典和卡垫纺织品、编筐、陶器、铁器、铜器和动植物等，还包括人力和畜力。1959年前，戎巴在河谷内部的交换主要是围绕粮食进行的。对于只能耕种少量土地的家庭而言，通常情况下所生产的粮食难以满足一家之需；而那些几乎没耕地的人，他们所掌握的某种手艺或依靠这种手艺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部分用来交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如以摆渡和捕鱼为生的家庭，以其捕获的鲜鱼或晒制的干鱼与那些耕种者交换粮食①。在同河谷以外的交换中，与藏北牧民的盐粮交换可以获得食盐、土碱、牲畜及肉类和奶制品［9］；与尼泊尔、印度以及青海、云南和西藏本土的回族、汉族和藏族商人之间的交换，则可以换取茶、染料、铁、布匹、火柴等生活及生产资料［4］。对于相当一部分戎巴而言，贸易是一项谋生手段，是“适应体系中保留的最后一块重要地盘”［10］。

一般职业群体是农牧生产的主要承担者。1959年前，杰德秀有木匠7人、画匠1人、裁缝2人、鞋匠2人、背夫2人、马车夫9人、职业牧羊人7人、藏医1人及酿酒师6人②。

三、特殊人群的生计方式

1．宗教职业群体的生计方式。1959年前，杰德秀村可以划为宗教职业群体的戎巴，包括顿布曲果寺的僧人、“喇拉”和冰雹师。僧人已经脱离了生产活动并享受平民的供养；冰雹师和“喇拉”是平民中的极少数成员，他们除了参与生产活动外，主要为其他一般职业群体提供服务。如冰雹师的职能是为同村的庄稼驱逐冰雹灾害，针对更大区域内的此类仪式和活动则由寺庙里的僧人通过集体诵经的方式予以完成；“喇拉”为本村村民提供问事、治病等服务，传统上只有严格按照父子世代相承的“喇拉”身份才被视为合法③。据村里老人回忆，1959年前，杰德秀村有两位冰雹师，并各有各的追随者。“喇拉”与村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大到建房、婚嫁和丧葬，小到看病和问事等，“喇拉”的意见都极为关键。

2．“贱业”群体的生计方式。1959年前，杰德秀村的“贱业”群体包括3户铁匠、1户铜匠、1户金银匠、3个屠夫和七八户捕鱼兼摆渡的人家。屠夫的服务对象和时间都极其有限；铁匠除了在春耕、秋收（包括打场）这样的农忙时期打制或维修工具的活计比较集中以外，平日里还可以制作一些生活器物用于交换所需；陶匠户仍然需要利用业余时间制作陶器，用于交换尽可能足够的口粮，从而使制陶这项技能成为他们特殊的生计补充手段。对于“贱业”群体而言，农业只是生计的补充手段。雅江北岸拢巴村的捕鱼人，同时也是渡江的船夫，他们对耕地的依赖明显要少得多。他们所能利用的耕地极其有限，“最坏者因经常遭水、虫灾，（产量）仅一两倍……渔民主要靠打鱼、摆渡（解决）吃饭（问题）”，“他们生活方式形同游民，能搞来东西就大吃大喝，搞不来东西则饿肚子……每年三四月间正好打鱼，夏季水大不能打鱼，他们开始摆渡运输……他们捞的鱼，或换青稞，或换衣服，或晒干等待商人收买，运到不丹换取大米”［11］（206～207）。

四、戎巴生计方式的变迁

戎巴生计方式的变迁有两条线索：一是农、牧、工、商等基本谋生手段在戎巴整体生计方式中的变化倾向；二是戎巴社会内部三个不同群体各自生计方式的变化。

（一）农业生计的变迁

自民主改革到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在戎巴的生计中占据主要地位。民主改革初期，耕地、草场、牲畜、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在国家主导下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大量的还俗僧尼和其他非土地占有者按人均分配到了耕地。其结果是，一方面“种地的人”队伍扩大了，另一方面农业几乎成为全部戎巴所依赖的主要谋生手段。至1964年年底，原杰德秀地区（今克西、秀吾、斯麦、果吉、杰德秀）的1032户中，非农户（牧业户）19户，占全区的1．8%；原杰德秀乡（今杰德秀居委会）391户中，非农户（牧业户）2户，占0．5%［13］。

社会主义改造后，主要的农业、牧业及纺织生产由杰德秀人民公社统一组织，社员家庭按参与劳动的工分来换取生活资料，家庭内部的生产劳动仅限于少量自留地和自留畜的经营管理。在政府强调“以粮为纲”的导向下，农作物种植趋于单一，且不允许社员搞营利性质的家庭副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时，才允许群众请假到外地购买羊毛或出售自织的围裙［14］。在此之前，个体家庭的纺织生产被集体性质的杰德秀人民公社围裙厂所取代。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包产到户”，促使个体农业重新成为杰德秀个体家庭的基本生计。同时，随着市场开放，经商、手工业和外出务工等越来越成为一个家庭倚重的谋生手段。其结果是尽管农业仍然是大部分家庭的基本生计，但已经不是家庭的主要生计。同时，随着市场上可替代食品的选择增多，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农业在戎巴生计中的影响式微。

（二）牧业生计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对西藏个体经济采取“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农牧并举”［15］的工作方针。到了“农业学大寨”时期，政府强调“以牧为主”的举措，从而促使农区的牧业较1959年前有了明显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初，原属生产队的绵羊、山羊和黄牛等牲畜，随着土地的包产到户被分配到了个体家庭，目前养羊业几近消失。杰德秀村现在的纺织户，极少会依靠自己养羊来获取羊毛，他们更愿意花钱在市场上买机器纺好的毛线，因为机纺羊毛线更省时、省力而且匀称。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黄牛改良”项目，首先从雅鲁的沿江一带开始并随之扩散。2007年，山南地区行署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黄牛改良”项目，其初衷是提升当地黄牛的产奶量，满足群众对酥油、奶酪、肉等畜产品的需求。近些年来，包括酥油在内的奶制品可以从市场上方便购得，因此，养牛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家庭必需的生计，但大多数戎巴家庭仍饲养着1～3头奶牛。据报道人讲，自己做的酥油质量有保障，此外，饲养奶牛还能提供额外的肥料和燃料，也能将家庭日常食物的残余作为奶牛的食料利用起来，因此饲养奶牛仍然是多数戎巴生计的一部分。

（三）纺织业生计的变迁

民主改革初期，杰德秀村的手工纺织因贸易活动受限而有所下降；人民公社和“文革”时期，不允许社员搞营利性质的家庭副业，杰德秀村的纺织手工业陷入停滞状态。

随着市场开放，杰德秀村村民可以在家门口便利地购买到羊毛、染料等材料，极大地降低了家庭从事手工纺织的门槛。“过去有条件的人家才织氆氇，现在村里家家都有至少一架氆氇机”，“过去织氆氇不舍得自己用，都是拿出去卖的，现在织氆氇就是家里自己用的，多余的才会卖出去”①。

目前，杰德秀村已经成立了4个纺织合作社，以计件工资的方式雇用了一部分村民在合作社编织纺织品，仅有极少数家庭主要依靠编织氆氇及销售相关产品作为生计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外出务工生计的出现

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杰德秀村的民间贸易历来活跃。杰德秀村鲁康街的贸易活动来源于扎囊县扎塘镇强巴林寺每年一次及扎旦寺每年两次的宗教活动。早在20世纪初，杰德秀村已成为山南基巧的第二大市场［8］，是贡嘎县定期开展贸易活动的固定乡村集市。贡嘎县内的大部分私营商户集中在杰德秀村，以经营粮食、布匹、日用杂货和饮食等为主。民主改革前，杰德秀村仅坐商就有60余户。民主改革初期，杰德秀村鲁康集市的贸易活动一度停滞，1964年，私人经商和外商来往贸易被视为非法而遭到禁止。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鲁康集市除了农牧民之间的盐粮交换和其他日用品的少量交易外，基本上无贸易活动［16］（384）。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民间贸易以来，当地政府鼓励居民从事家庭纺织业和其他副业生产，允许各种工匠串乡买卖。1982年，贡嘎县恢复开放杰德秀村鲁康集市贸易，允许个人经商。1985年，杰德秀村鲁康市场有集体商户5户、个体私营商户60户［17］。2017年，据笔者统计，仅杰德秀村村民经营的商铺就有150多家，经营形式包括粮油、五金、百货、榨油、面粉加工、藏式茶餐馆、理发店、洗澡堂、裁缝店、铜器制作加工、修车铺、纺织作坊等，商业贸易得以复兴。

近年来，国家扶贫项目和新近发起的农业合作化项目，推动了一部分家庭富余劳力外出务工。外出务工成为许多家庭的一项收入来源，它对家庭生计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经济贡献，还在于对家庭传统生计方式的冲击。由于外出务工而放弃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五）生计方式在三个群体中的转变

伴随着戎巴生计方式的变迁，其生计方式在内部三个群体间的分布也在发生着变化。民主改革以来，不同职业群体间的流动明显增加。1959年民主改革后至1984年包产到户前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包括普通僧尼、“喇啦”和冰雹师在内的宗教职业群体在这一时期全部转化为一般职业群体，而集体湮没；二是一般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之间的隔离，在铁匠、捕鱼（兼船工）这样的领域中被打破了，还有一部分“贱业”群体的成员在分配到耕地后放弃了原先从事的职业，从而在形式上转化为一般职业群体。

有关宗教职业群体向一般职业群体的流动。历史上，以男性为主的普通僧人唯有通过出家这个社会升降梯才能脱离平民身份和生产劳动［5］，并以此获得学习生产劳动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本文的访谈对象包括16～90岁不同年龄段的僧人及还俗者，从而得以勾勒出他们大致相似的经历：初入寺时，他们须学习三年的经文，之后可以跟随一位僧人师父学习藏医、天文历算、绘画、雕塑等方面的技能。客观地说，这些技能不仅服务于寺庙，也有利于僧人在还俗后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民主改革使普通僧尼、冰雹师和“喇啦”转变为“种地之人”，他们不再有机会公开从事宗教类的职业。

有关一般职业群体向“贱业”群体的流动。20世纪80年代前，杰德秀村的“贱业”群体包括3户铁匠、1户铜匠、1户金银匠、3个屠夫和几户捕鱼兼摆渡的人家。民主改革让“贱业”群体分到了土地，使他们原有的技能不再是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或唯一途径，转而依靠农业作为唯一或主要的谋生手段，尤其是那些不能直接服务于农牧生产的技能，逐渐在乡村失去了用途。相反，在政府提倡以农牧生产为主和工具改革的背景下，铁匠职业获得了一部分非铁匠户出身青年的青睐。

近些年，一般职业群体的部分成员加入到制铜和制陶的领域中，而制铁和捕鱼的职业则不再有新的输入案例。自2015年后，捕鱼和渡船的生计在国家环保政策的实施和地方交通环境改善的情况下已全面停止。另外，改革开放后僧尼和“喇啦”又重新回归宗教职业群体，并且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更为深入人心，僧人还俗的情况更为常见。据笔者调研，出家为僧至少对于一部分青少年而言，更倾向于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而非完全出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另外，出于生计上的动机，也有一般职业群体成员自动向“喇拉”流动并获得社区公众的认可。

综上可知，不同职业群体间的流动有以下特点：宗教职业群体和一般职业群体、一般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向”流动，但“贱业”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宗教职业群体之外，尽管自改革开放和宗教政策恢复以来，“贱业”群体出入寺院已不再是被禁止的行为。

五、戎巴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

戎巴传统生计的基础受到三个方面影响：第一，传统上戎巴整体的生计方式倚重于自然环境及其可利用的资源；第二，戎巴各部分的生计方式受制于由土地制度（主要体现在平民阶层土地使用不均）、社会等级和骨系观念所共同构建的资源分配方式和利用权限，因而形成一般职业群体、宗教职业群体和“贱业”群体三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部分，每个部分获取资源的方式有所不同；第三，在一般职业群体内部，因土地使用不均而导致家庭层面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生计多样性。

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戎巴以“亦农亦牧、工商并存”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影响雅江中部流域戎巴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的因素中，自然环境是基本因素，而表现为土地制度、社会等级和骨系观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则是直接的动力因素。戎巴不同组成部分生计方式的差异以及变化的脉络、原因和趋势有所不同，从彼此之间的协同到参与更大层次的整合，推动了戎巴基于生计的地方社会关系的重构。

新的生计方式所呈现的特点是“农多牧少，工商分离”。随着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离的推进，农业将有可能逐步退出家庭直接的生计活动范畴，而集中由一些专门的生产个体和组织来完成；手工业作为文化遗产在旅游和商业的推动下将集中于少部分人的生计中，而大部分戎巴的生计将更多地依赖于商业、务工或创业。综上可知，戎巴生计方式变迁的动因涉及内外两个方面，从外在因素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戎巴日益融入更为广阔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是重要的推动力；从内在因素而言，戎巴在强大的外力影响下，对外在环境转型积极主动的理性适应是另一重要原因，内外两个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戎巴生计方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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