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乡村社会环境变迁的乡土叙事：浙南乡绅张㭎的日常生活史考察

作者：李发根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9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9-11-18  浏览次数： 6670次

【摘　要】在大历史的线性叙事下，近代乡村社会环境演变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地方路径。张在其横跨半个世纪的日记中展示了晚清民国时期浙南温州乡村社会环境的部分实态。与废科举之于乡村士子“毁灭性”打击的概念化表述不同，废科举、兴学堂之际，张等人积极接纳和推进这一重大制度变革。常认为，清末新政以降，国家政权下沉致使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但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张依然享有旧式权威并承担相应职责；国民政府治下，国家权力渗透使旧时的乡村精英退场，却并不意味着土豪劣绅的继起，而是强势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直接榨取。从张氏日常生活历程来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这里的乡村世界还属于传统的“田园生活”，此后，“黑暗”“乱世”几近成为他表述乡村社会环境的全部修辞。张的个人生命史从个案演绎了国家权力作用下浙南乡村精英的时代命运与他们视野中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关键词】浙南； 乡村士绅； 张；国家权力；社会环境；乡土叙事

张（1860－1942），浙江温州汀田村人，1880年中秀才，后捐禀贡；其父为贡生出身，因创办团练有功而奖叙知县（1）。他生活的时代恰值近代中国百年剧变的主要时期，作为乡村士绅，张对这一历史变迁有着直接而深刻的感知。其日记（2）始自1888年，迄于1942年，横跨半个世纪，总计270余万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他所生活的乡村社会环境面貌，同时体现了这一历史演变中，身为通常话语里“精英阶层”一员和亲身经历者的心路历程及境遇，对研究转型时期浙南历史，特别是乡村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大历史的书写亦有一定的补充和重构价值。近年来，学界关于乡村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富有意义的成果，但某些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用具体领域的研究去印证或者填塞宏大叙事的框架结构，而不是从具体的领域或空间出发，去质疑或者至少是重新思考这个宏大叙事的结构。（3）目前，学者对张日记已有所关注，可主要还是偏向于其中所载地方风俗资料的整理，有关张氏笔下，甚至是整个浙南乡村社会环境演变的“乡土性”视角研究都较为薄弱（4）。本文基于张日记并结合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考察日记起始年份至全面抗战前浙南乡村社会环境变迁的几个领域，展现大历史空间下的“地方性知识”。

一、废科举前后张的心路历程与缘由

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关联。科举制被视为隋唐以降中国传统社会得以相对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潘光旦和费孝通的研究指出：与都市发展以来社会流动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欧美国家不同，在科举时代的中国，“乡下人”亦有崭露头角的机会（5）。何炳棣认为：“长达十三个世纪的历史本身就是科举制作为社会流动主要路径和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6）因此，一般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成为近代乡村社会失序、文教衰败和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7）。基于上述表述，学界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使依靠其作为主要上升阶梯的乡村士子产生极大恐慌（8）。然而，受相关因素影响，以张为个案的浙南乡村士子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9）。

如同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张在废科举前也极为热衷举业，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对科举的热情逐渐消逝。早在1888年，29岁的张氏在参加乡试时已表达对科举的反感，在答妻兄林骏的诗文中写道：“忍别高堂赋远游，累人名利去营求。事原寡味同鸡肋……，漫随群骥策驽骀。”（10）与内地乡村闭塞的社会环境不同，东南沿海地区开风气较早，这一情形在乡村士子的生活中也有着较为清晰的体现。当多数内地乡村学子的阅读世界还停留在四书五经、名贤著述时，身居乡村的张至迟自1896年起已购买或借阅《时务报》《海国图志》《洋务时学》《新闻报》《中外日报》和《东洋历史地图》等新学书刊，并占据了他相当比重的阅读时间（11）。对于“西士”来温州演讲，城乡士子亦颇具热情，并视之为“士民好学，广开风气，择善乐从，吾辈殆有荣焉。”（12）早于戊戌变法前夕，张在阅读《申报》中有关开办女子学堂的文章时即觉“明白晓畅”，对于“禁妇女缠足”的上谕，更是认为“数百年弊政一朝尽洗，诚快事也”。在城中士绅下乡举办《妇女解缠足白话》演说时，张等人也是从旁协助。对待本地所办女学堂，他也极为支持，并认为“女学发达定推此为起点。”（13）

对于停废科举、兴学堂，张的反应也与一般表述形成强烈反差。1898年，维新派奏请光绪皇帝改八股为策论的邸抄传至温州，妻兄林骏在日记中写道：“余读此抄不胜兴奋，然而起曰夫八股作俑始于安石，元明以降任袭旧制，以致课举子业者目不观经史，日以八股为事，逞其技巧以媚宗工。调板必重平和，近于宋人词曲；辞句勉其藻丽，似乎美女簪花。侥幸以图功名，苟且以邀利禄，问谁实事求是者而愿为通儒，即有一二好古之士，应试闱场屡遭摈弃。”字里行间痛斥八股将读书人的认知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所学也严重脱离社会现实。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对义和团运动影响较大的地方停止科举五年以示惩戒（14）。得知此信息后，在与友人交谈时，张不仅没有不安，反而认为：“议新政者宜趁此机会，将天下一律停试五年”，因为“目下八股行中人甚多，治天下不足，乱天下有余。”在他看来，这五年各省、县、镇应该遍设大、中、小学堂，凡士子均由学堂出身，不出数年，中国定可出所需人才。同年，上谕改八股、停武科即恢复维新变法时的部分教育改革举措，张氏在日记中语带讽刺地认为，清廷这一反复折腾之举实乃“先睡后醒。”（15）他对科举制的变革，甚至是废除都较为支持。林骏则将科举与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局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废科举、兴学堂才是强国之本，而脱离现实的八股取士只能导致国家式微。在他的眼中，科举“如狐媚人”，即便是“文明人”亦难逃其愚弄，实乃“一大毒药”。因此，当1904年浙江州县院试题目依旧取材于四书五经时，他质疑道：“科举在将废欲废之间，犹曰尊圣道、崇经学，不知有益于时局否乎？”（16）

早在废科举前几年，张等乡村士子对兴学堂、购书报等新学之举已颇为热心。1902年初，其聚集城乡士绅数人商谈改学堂、买书报以开风气之事，并提出从专为科举而设的“宾兴”资金中提取部分以资助那些有资质的贫寒学子。这一提议不仅得到县令的批示赞许，也受到温州籍进士出身、官至武昌盐法道的黄绍第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在和当时同籍经学大师孙诒让等人的通信中，他们都认为废科举乃大势所趋（17）。即便戊戌政变后，改八股为策论的法令即遭废除，但至少在浙南县城一级，关于针砭时事的策论在一般学馆中已成常态。有关新式教育、军事改革、税务变革和国际关系等时事课题的探讨比比皆是，而当时的报刊也被视为解答相关问题的主要参考资料（18）。可以说，在以张为代表的部分浙南乡村士子心中，废科举不仅非国家之难而恰恰是国家之幸。那么这种不同于大历史表述的观念是如何生成的？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9）个中缘由，还要从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探寻。

首先，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即清代浙南乡村士子通过科举向上社会流动的停滞。何炳棣认为，生员的地位较低，只有获得贡生及以上功名才能步入真正的绅士阶层。因此，通过乡试被视为步入上层绅士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关键标志（20）。科举时代，各省的举人名额有着严格的限制。经济发达，人文鼎盛的浙江虽然每科举人解额在单个省份中仅次于京师所在的顺天府，但即便如此，对于江浙这样文化发达的省份而言本身就极不公平。而在江浙两省，区域内部的发展落差又非常明显，对于苏北、浙南的士子而言，想要在省一级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则难上加难（21）。与通常认为科举制推动乡村社会流动的笼统叙述不同，对《清代朱卷集成》所辑1885年辛酉科至1903年癸卯科晚清浙江最后10科乡试中举信息的统计分析发现：在528名举人中，占浙江人口总数、土地面积均三分之一强（22）的浙南三府（温州府、台州府和处州府，总计20县）仅有19人上榜，占全部中举者的3.5％；这19位举人中，至少有12人世居城中。换言之，10次乡试，浙南乡村最多只出了7位举人，分别来自黄岩、乐清和缙云3县，意味着其他17县几乎无人中举（23）。而在最高级别功名的进士科，浙南地区在整个清代112科中，仅有82名进士，占全浙2808名进士的3；有近1／4的县份，在清代未有一人染指进士科（24）。此外，从浙江各地进士中举的年份来看，如果不是浙北杭嘉湖和宁绍这一科甲鼎盛之区遭受太平天国战争重创的话，那么，浙南进士的人数和百分比很可能要进一步降低。研究发现，自清代中期以降，处于一般经济生活水平的平民获得初级科名的几率已经大大降低，而对于那些出身贫苦非书香之家的平民来说，要想获得最低级别科名也近乎不可能（25）。因此，有学者认为科举时代浙江教育的重心在乡村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26）。

其次，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桥头堡，深受新学陶染，浙南虽与浙北有差距，但长期受影响，风气亦开。自近代以降，已有英美传教士创办的各种新式学校，其中不乏女学。浙南士绅力量相对雄厚，风气开通较早，因此，士绅自办的新式学校比内地一些地区更早、更普遍。如孙诒让这样的朴学大师早在1896年就于浙南创办新式学校，先后共计中小学300余所。正是由于新学的普及，浙南士绅阶层的转型倾向于由科举之士直接演变为受新式教育者（27）。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早在废科举前，张这样的乡村士人已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新学。对新学的耳濡目染，使他们能够较好地接受和应对科举改革甚至是废除这一关乎乡村士子切身利益的重大制度变革，并有效地转化废科举可能造成的制度困境。1905年废科举前数月，张于张氏祠堂创办小学。需要指出的是，与一般认为清末新政以降新式学校经费源自对农民的摊派并遭到他们强烈反感的表述不同，张所办小学的校舍乃是张氏祠堂，相关经费源自厘金和士绅的捐给（28）。大约同时，邻村亦有乡绅创办初等小学，校舍亦设于祠堂，所需资金乃乡绅自筹。虽言艰难，但在张等人眼中，此举意义重大，“不出数年，下等社会大开知识，未始非文明进化之起点，正不必鄙为简陋而不屑为也。”（29）对于一般乡村士子而言，由于废科举前已经接受相当之新知识，故而在新式教育的浪潮中，凭借掌握的新旧知识，可以较为轻易地在学校中谋得一份职业。当时就有多所学校向张发出邀请并承诺提供比较丰厚的报酬（30）。按1911年张的月薪即可购置一亩多的园地，他写道：“教育如此优待，则膺此任者其可不认真行之乎？”（31）此后多年，其先后在一些学校从事地理、历史和国文等课程的讲授。

对于家境尚可的家庭而言，由于江浙一带新学的整体基础较好，他们可以就近将子弟送往教学条件更好的城镇，甚至是海外以获得新式教育。如张第四子即通过新式教育而成为公务员，这一成就令他“颇为快慰。”（32）其长子则长期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侄子张毓镠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归乡后被选为县议会议员（33）。这样规模化的向上社会流动，是科举时代张家族难以企及的。

概言之，就浙南乡村而言，较之于兴学堂时代，科举制对于乡村向上社会流动不是推进而恰恰是阻断。故而，也就不难理解张等乡村士子对废科举、兴学堂的态度为何不同于一般表述。

二、国家权力渗透与绅权退场

自清末新政以降，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扩张，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与破坏。当时费孝通在检讨国家权力下沉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时认为，此举致使旧时维护基层利益而制约上层权力“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被冲破了；部分地方士绅为了自身利益而加入行政官僚系统，这种权力结构下的士绅已经不再是过去可以维护地方利益而与上层权力博弈的阶层，“因为他不能拒绝上级命令，不能动用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类地方也就完全成了下情不能上达的政治死角。”（34）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的研究表明，20世纪以前，国家政权极为依赖传统“权力文化网络”下地方绅士对乡村的领导，但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旧的权力文化网络遭到摧毁，新的制度构建又无法达到既定的目标，甚至还远不如旧模式，这一失误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乡村社会长期动荡不安（35）。王先明指出：这一时期精英的城市化造成传统乡村权力的“空心化”，尤为严重的是，绅士阶层的断裂使得留在乡村的土豪劣绅掌控基层权力，进而加速乡村危机（36）。学界关于这一时期国家政权下沉并导致乡村社会权力异化的表述在各自的研究区域都是非常准确的，但这一叙述范式在张生活的浙南乡村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迟至1924年孙传芳割据浙江，乡村社会权力演变的趋势在浙南乡村体现得并不明显，这里的社会管理模式大体上还停留于由乡绅领导地方的传统形态。不同于近代华北、淮北或关中地区，由于社会环境恶化，地方强人更多是军事领袖、土匪和依附政权的乡村精英等；在苏南和浙江地区，乡村精英地位的获得更多是依靠科举功名（37）。张家族自高祖时以农业、盐业起家，家境殷实；父亲乃贡生出身，办团练受朝廷嘉奖，授知县。张中秀才后，虽未能以“正途”获得更高功名，但富裕的家境使他有能力通过捐纳成为贡生（38）。按当时的标准，张氏一门至张父子时已步入上层绅士行列。因此，在地方和家族事务中掌握较大的话语权，他们也确实承担着诸如兴修公共工程、排解纠纷等传统理想士绅本应履行的职责。

1896年，地方发生虫灾，“实是民人目睫之祸”。张接受友人建议，先于本村倡导农民除虫以对周边乡村起表率作用。在救灾过程中，他作为地方士绅的领导地位也得以凸显。当日，“命一人遍地鸣锣警示，一面命羽士请大庙地主神姜元师及太阴圣母香火立坛，以昭严肃；余撰四六黄纸疏一道，亲自赴坛报告。”次日，本地农民齐心除虫，张则“在坛监督”，如此往复数日（39）。1900年，《毒鱼禁约》的厘定则彰显了张在族中的重要地位。瑞安汀川（今汀田）张氏自南宋时从福建迁居于此，聚族而居，历经数百年繁衍已有几百户（40）。该乡的下垟港河，水多鱼足，但有乡民“贪利一时，买药下毒”。为合族利益计，张立约：“今为立禁，不许下毒；如再排谋，被人捉获，重必鸣官，笞杖戮辱；轻则罚礼，甘心认伏，戏文一台，果酒两桌；绝不徇情，无论生熟。”1901年，汀川因筑塘圩田之事与邻村产生纠纷，引发械斗。当时张身在外地，乡民亦不远百里奔波前来请其归乡处理。次日，当他抵达两村筑塘交界时，邻村的族长已到场，张随即对其进行了责备。该村族长等人只是唯唯诺诺忙于解释、致歉，后经调解，得以平息。在地方筑塘过程中，张会亲临现场指挥，并应邀前往各地参观。即便在他处，地方领袖对其也是倍加尊重，均会聆听他的建议（41）。1914年，乡民董某因违禁倡办龙舟之事被人举发，县知事命法警前来抓捕。在董某家人及族人的请求下，张使人将法警唤至家中，指出董某乃无辜被人诬告，嘱咐法警回城将此事告知县知事。当日，知事就接受了张的说辞。次日，在与张的谈话中，知事说道：“此人既经先生担保，着于午后带验释放可也。” （42）这一案例可见，即便进入民国，张这样的乡村士绅在县级政府中也享有较高的话语权。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类似彰显乡村士绅在地方的领导地位的案例不胜枚举。

如果说自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浙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依然是传统士绅治理模式的延续，那么，此后在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士绅阶层的权威则迅速消逝。研究表明，自民国肇建至1924年9月孙传芳入浙以前，浙江历届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其实均较为宽松（43）。所以，当得知原督军卢永祥离任时，张预感：“浙江一省从此大局糜烂矣，可胜悼哉。”（44）历史的走向，起码在自身所处的乡村社会层面验证了他的预言。孙传芳割据浙江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权对乡村事务的介入愈发频繁，士绅话语权不复存在。

绅权的退场首先表现为公共事务话语权的丧失。1925年春夏之交，虫灾泛滥，过往这一事务乃士绅权责范围，但此次却是乡民出钱请来巫师搭台“消灾”；特别是官方已设立专门的治虫机构，收归这一本属于士绅的权责。次年春，虫灾又发，乡村除灾一事已由县知事负责主持（45）。传统时代，国家权力在佃农比重较大的浙南乡村层面虚弱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地权所有者赴城自缴田赋，而极少有税吏下乡；灾荒之年，政府往往会应士绅之请而蠲缓。从张日记来看，晚清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灾年份，政府确实也会蠲缓。而统治阶层极为重视的田赋也基本上由土地所有者赴县库缴纳，国家政权极少直接出现在乡村。但自孙传芳主政浙江，即便时有灾荒，政府派员下乡催征已属常态（46）。1926年底，受北伐影响，闽军一支暂退温州一带，强迫各县提供军饷，张等乡村士绅接县知事通知前往“商议”，但会中各乡村士绅唯一的“权力”就是被迫签字接受摊派。

1927年，国民政府在浙江建立有效统治，仿照俄共体制实行党政双轨制，这一制度安排使其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并强化了政治控制力（47）。因此，作为国民政府的有效掌控地区，国家权力对浙江乡村的渗透更为有力。王朝时代，由于赋税直接来源于地权所有者，统治者践行对土地所有者的保护，保护土地所有权和收租权既是维护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对统治安全的投资（48）。国民政府建立后，按孙中山生前的改良主张与1926年北伐时的宣传和实践，继续在部分省份推行“二五减租”。浙江被认为是真正实行过“二五减租”的唯一省份，并到1929年就已“名存实亡”（49）。其实不然，这一政策在一些乡村依旧有着很大影响，直到1935年底，佃农送交张家田租时“均借口二五减租之例，每百斤只交七十五斤”。如果按次年最高亩产量300余斤计，则租额仅有收获量的25％；按平常年份计，租额也不过占收获量的三成，远低于一般认为的比例。“二五减租”确实缓解了农民的压力，但其另一重要影响是对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冲击。原本掌握话语权的乡绅，通常又是地主，当时苛捐杂税日益沉重，这些税务基本是由拥有地权的业主承担，“二五减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按当时的规定，如违背该法令即为“土豪劣绅”（50）。这一制度安排从国家层面打击了乡绅的传统权威，曾经的乡村精英阶层在社会话语体系中逐渐成为邪恶的象征，甚至演变为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责任群体（51）。因此，浙南乡村旧有“温情脉脉”的租佃关系不复存在，更多地出现：收租“秤竟被顽佃夺去”、“抗拒”和“不从”等“骇闻”行为（52）。值得注意的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农民运动在1927年北伐军攻占浙南后随之兴起，即便由于“清党”而逐渐告终，但对原有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7年初，瑞安党部开农民大会，河乡一带就有数千人赴会。开会当日，农民在党部带领下攻击部分城绅，虽未触及乡村，却足以使乡绅产生相当恐慌。张认为：此种“无法”行为，“涓涓不塞，将成江湖”。而在乡村，部分地区农会也组织佃农抗租。虽然在1928年初，浙南国民政府机构就布告停止农会，然其余波依旧存在（53）。受社会环境影响，浙南地主阶级无法像华北、淮北等地区的地主那样借助行政权力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因此，他们的命运就像白凯（Kathryn Bernhardt）研究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主那样，在国家和佃农双重力量的夹击下走向没落（54）。

乡村士绅阶层走向消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旧式权威合法性基础的颠覆。马克思认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55）刘泽华等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指出：传统社会是权力统治一切的时代（56）。士绅阶层往往通过功名转化为权力，从而实现对财产的统治。乡村士绅阶层文化权力具体表现为掌握各种传统礼仪的话语权。然而，当国民党建立在浙南地区的统治后，通过“废孔祀典”、毁庙和“妇女协会”等举措否定传统伦理纲常，甚至是过去正统文化的合法性，从而在根本上否认了士绅阶层权力的正当性。虽说早在清末张等人对妇女解放缠足等进步运动已表示认可，对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被害扼腕叹息，但面对如此颠覆“乾坤”的情境，张氏愤言：“一切纲常破坏俱尽，无父无君无夫，三纲废，孔教除，……倘无圣贤出而挽之，世界其殆陆沉乎!愤笔详书，不觉为之流涕。”制定政策者“乃竟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至此，真千古未有之大罪人也。”同样，由士绅主持的乡村迎神赛会，亦因国民党党部以“会中涂面装扮者皆是共产党伎俩”而遭废弃。1936年初，保甲制的正式推行将乡村精英直接纳入到国家行政组织制度的监控之中，张感慨：“蚩蚩之氓，突遭拘束，不得自由，可谓无望之祸。”（57）

至此，国家通过“农会”、“妇女协会”和“除虫局”等组织的动员以及相关政策的推行从各个领域不断冲击传统乡村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权力的重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权力结构体系已经有效地建立。正如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言：权力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总量，一个人或团体权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就能继承（58）。从后文国民政府治下前十年浙南乡村社会秩序的崩坏可以看出，国家政权主导的乡村精英权威的丧失不仅未能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以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恰恰是走向了反面。这种权力下沉也不像在华北、湖南等地那样普遍出现土豪劣绅攫取基层权力，致使乡村社会权力异化，而主要是强势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直接榨取。

三、从“田园生活”到“黑暗”“乱世”：国民政府治下的乡村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59）当大历史的中国步入“近代”时，广大乡村世界的生活模式可能依旧是传统的存续。恰如童年生活在浙江中部余姚乡村的蒋梦麟回忆，直到清末，故乡仍然像五百年前一样保守、原始、宁静（60）。儿时生活在湖南邵阳农村的蒋廷黻曾谈道，20世纪以前，整个湖南省受西方的影响都极为有限，更别说闭塞的乡村了（61）。如果说民元以降，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黑暗时期，那么这种“黑暗”之于浙南温州一带乡村而言似乎还停留在报纸媒介所述及的“他者”，迟至入民国后十余年这里还大体能够延续旧时的乡村生活模式。而自1924年孙传芳割据浙江以后，尤其是全面抗战前十年即国民政府治下的“黄金十年”，在张的观感中，“黑暗”“乱世”已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修辞。

民初各地战乱频仍，大半个中国都卷入到军阀战争的旋涡之中，但直到1924年“江浙战争”，江浙一带大体上仍保持稳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62）。当大历史空间的国家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张生活的乡村一带依旧“境有清闲福也消”，“尚幸年时熟屡邀”（63）。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但温州一带乡村尚属安宁，其诗云：“南北仍战争，江天震鼓鼙。苍生罹浩劫，白首幸幽栖。”（64）1917年，华北、淮北数省被灾，哀鸿遍野（65）。温州却近乎风调雨顺，农业出现丰收，从而能够较为顺利地度过次年的旱灾（66）。1918年春，南北战争硝烟未熄，张在诗中心忧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地方，同时也对自己所居地域尚属宁静表示欣慰：“中原物力日凋残，翻说共和时清晏。况复悍帅拥戈鋋，南北互争统治权。东瓯幸居偏僻处，得免烽火惊甘泉。”（67）1919年，年届花甲的张氏在感叹自己的田园生活时写道：“身无官职事排衙，昼掩园扉静不哗。……力遵祖训安耕凿，厌听时流竞鼓茄。想是清闲天福我，且携樽酒赏黄花。”（68）通常认为，自清末新政以降，随着国家政权下沉，乡村社会“田园诗”式的传统生活被彻底打破，动荡不安成为常态，乡村危机持续发酵。但从张的日常生活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起码至民初十余年，其日常活动主要集中于主持地方事务、读书、郊游、访友和看戏等传统士绅阶层普遍的生活实态。乡村社会环境依旧允许他进行如上活动，过着有闲阶级的生活。然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国民政府治下的前十年，乡村社会环境日益恶化，在他眼中，民国等同于“黑暗”“乱世”。

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随着国家权力下沉与绅权退场，张已经无法像过往那样可以直接致书县级官员请其“躬亲履勘荒歉缓征”。如果说孙传芳主政浙江后，面向乡村的苛政之举尚不明显，那么，在国民政府治下，则可谓俯拾皆是。1927年，北伐军掌控浙江，当时军中国民党“左翼”和中共宣传较为激进的农村政策，而这也给部分乡村好事之徒滋扰乡绅之家提供了契机。张认为：如此下去，“地方无安枕之日，……衰年老翁逢此巨罹，奈何之。”虽然对于党部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表示支持，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法治规章可寻，这一集体行为极易滋生不法之事，故而感慨：“生此乱世，为恶固不可，为善亦如之何也已。”1928年初，省政府又要加征钱粮，规定每亩加1元，张氏直言：“吾侪小民直无一线生机，可叹可恨。”同年中旬，官方举行房捐，并将各庙产一概充公，张指出：此举又必将致使乡村鸡犬不宁。他在日记里引用《诗经》中“我生之初，逢此百罹”以示哀叹，甚至发出暮年遭此乱世，不如“早去为幸”之绝望（69）。即便1929年出现罕见灾荒，周边乡村“十室九空”，而政府却“陈报土地，纳税登记，严催不已。”（70）1930年初，有感时局艰难，张氏写道：“残冬今岁最难过，粮匮钱荒唤奈何。……我辈曹交空食粟。”（71）1932年，为建省道，官方要求每亩田地加捐大洋1元，另收粮额8角，总计每亩加捐税近2元。张痛批此行径“必至一家生机尽遭断绝而后已，生此世界，其尚有后望乎。”1933年中旬，晚稻被灾，而政府只知苛捐杂税，所设的治虫局，每年由钱粮项带征“二千两金”，治虫却了无成绩，不愿以涓滴之费用于除虫。因此，他也对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其“对于人民已大失信用矣”，“卒至丧东北四省之人民，蹙国千万里，豢养数百万虎狼，择肥而噬人，国焉得而不亡。”（72）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主持的对浙江农村的调查表明：各种附加税“名目繁多，不胜列举”，多的县份有20余种，少则八九种，各县附加税平均超过正税1～2倍。调查者认为：“浙江农村在这样的赋税制度下，受到了极大的摧残。”（73）1935年底，地方成立乡公所，每保需摊派70元，而当时已届年底，各家缺资，张谈道：“新政任意派捐，正不知何以能安民也。……致贫富诸家无得安枕而寝，苛政猛于虎正可为今之牧民者咏也。”（74）此外，像以建省道、修机场等公共工程为名而无偿征用民田和民房的苛政亦是常态（75）。从当时浙南农民戏称“中山”二字即为“虫”字之化身（76），可管窥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合法性的消逝。通读张日记我们发现，因家中添丁、嫁娶和子女求学，特别是为了应对官方的苛捐杂税，张自1900年开始卖田，这一行为进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变得日益频繁。至1932年，前后30余年，张已从“富甲一乡”沦为仅有田百余亩；如果将田产分给4个已经成家并有子嗣的儿子，包括张夫妇在内，每家只有30亩地左右。按当时以及新中国建国初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77），以户均和人均田亩数计，分家后，张和各子家庭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富农，断炊之忧在当时也常有发生。

这一时期受灾荒、匪患等因素影响，浙南的乡村秩序已是风雨飘摇，渐趋崩溃。张在1928年的一首诗中写道：“而况末运戾气钟，水旱兵戈灾递乘。饥寒交迫恒心亡，蚩蚩之氓变枭獍。……百货踊腾生计艰，八口之家粟靡剩。……三代直道今无存，千秋良谟谁翼圣（78）。有学者将民国时期的中国笼统地称为“土匪世界”（79），但据当时的海关报告记载，至20世纪20年代末，温州地区几乎没有盗匪活动；直到灾荒的发生，才逐渐打破了乡村的安宁（80）。1928年，乐清有绑匪，虹桥市更是被掳掠一空，十余人被绑架，索钱勒赎。张感慨：“盗贼横行，暗无天日，真不知是何世界。”1929年，永嘉和瑞安乡村先后发生多起持枪抢劫事件，面对如此乱象，张氏写到：“盗贼如此横行，民真无所聊生矣。”（81）1930年初，同乡发生盗匪入村劫杀事件，他在诗中描述了近年乡村社会崩坏之状：“浩劫真无净土逃，令如网密盗如毛。惊闻同里农遭杀，惨仆荒坵血溅刀。……坐阅人间七十年，那堪老境值迍邅。……有酒盈樽聊破闷，几家安土不思迁。”（82）面对失序的乡村，加之官方虽口中鼓吹减租，但实际上却一味地摊派捐税，1933年初在给女儿的回信中，张谈道：“目下瑞邑绑匪、劫匪充斥，……此伏莽遍野毫无办法，而政府党人惟日日鼓吹农民减租，一面加派路捐，置生灵于汤火之中。”（83）

此外，1927年“清党”后，浙南国民党党部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排挤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党政机关通过对乡间“涉共”嫌疑者的捕杀在很大程度上也震慑了乡村，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如，当时张执教的瑞安学校里就有学生因涉共嫌疑而被捕，即便其托人担保解救，但旧时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该生最终还是被难。他也只能悲悯“乱世生命，危于朝露，现于今益信。”（84）像曾经延续数个世纪的传统的集体活动——庙会也被官方禁止，而这也是那个时代城乡四民为数不多的集体精神与经济生活，张在与友人的谈话中绝望地指出：“人心之愤，为此世界真令人不可一日与居。”（85）加之前文述及传统社会秩序存在的根本——儒家伦理纲常也被彻底否定，在张眼中的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乱世”。

四、结语

中国土广民众，区域的发展并不平衡，单一的线性叙事往往掩盖了历史的多面性。面对自身权威合法性的来源——科举制的废弃与新式学校制度的推行，像张这样的浙南乡村士子少了理论上本该有的恐惧、反抗与绝望。受地方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反而成为这一制度变革的积极推进者和受益者。当大历史的中国走入近代，即便是在浙南这一沿海地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广大乡村依旧沉浸在传统社会的延续之中。旧时的士绅掌握地方话语权，维护社会秩序。当国民党掌控浙江后，为了重塑权威，强化社会控制，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运动的组织动员从上层建筑和民间社会两方面颠覆了传统乡村精英的权威。使得国家权力强化了对乡村资源的直接而频繁的榨取。因此，“黑暗”“乱世”取代了过往的“田园生活”逐渐成为张叙述乡村社会的全部修辞。作为乡村士绅，国民政府治下这一乡村形象的构建显然并非因为张作为前朝“遗民”对旧时代的留恋，也非驻足于书斋中的学者人云亦云，而主要源于其对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自身观感。

虽然中共的力量未能在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地区之一的浙南乡村获得更好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乡村精英拥护国民政府。在他们心中，如果说丧权辱国的满清朝廷和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尚停留在相对“事不关己”的报刊新闻中，那么，他们对国民政府在对外事务中的无能与在乡村的苛政，则有着切身的感知。这里的乡村精英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下走向消亡，可并不代表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完成了权力的重构，这里的乡村不像一些地区普遍出现作为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土豪劣绅，而是在国家权力对乡村资源的强势榨取下风雨飘摇。此举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基础，造成国家与社会的离散，在乡村精英心中，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已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杜隐园诗文辑存[M].香港：香港出版社，2005.

[2]张.杜隐园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尤育号.在旧学与新知之间：一个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以张《杜隐园日记》为中心[J].历史教学问题，2011，（4）.

[4]冯筱才.“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的政治观感[J].社会科学研究，2015，（4）.

[5]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1901－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释：

（1）戴若兰编：《张震轩先生年谱简编》，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香港出版社，2005年，第530－552页。

（2）即《杜隐园日记》，稿本105册，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现影印出版（中华书局，2017年）。该日记的部分内容曾被选编出版（参见张撰，余雄选编：《张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3）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4页。

（4）冯筱才考察国民党党治初期张的政治观感，参见冯筱才：《“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的政治观感》，《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尤育号梳理清末民初张亦新亦旧的阅读世界，参见尤育号：《在旧学与新知之间：一个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以张〈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4期。

（5）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1947年第1期。

（6）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Science Editions，1964，p.258.

（7）这一方面中外学界的研究状况参见李发根：《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8）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3－80页；[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73页；Henrietta Harrison，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9）需要交代的是，关晓红通过几个个案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区域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乡村士子在出路选择和适应性方面有着一定差异（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6－210页）。亦有论者通过对张妻兄林骏日记的考察，揭示了地方士绅对废科举、兴学堂制度的接受（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但鉴于林骏主要生活于县城，因此不能与张的感知一概而论。

（10）张：《戊子秋闱与季父秋门堂兄筠仙同赴省试小竹投诗慰勉赋答四章兼以话别》，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5－6页。

（11）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三日，第6814、6817、6827页。

（12）林骏：《颇宜茨室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2017年影印本，第20799页。

（13）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日、十五日、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八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第6966、7609－7610、7613、7662、7848－7849页。

（1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2页。

（15）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八月八日，第7441－7444、7540页。

（16）林骏：《颇宜茨室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一日，第20335、20798、20956页。

（17）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日、十八日、二十六日，第7609－7610、7614－7616、7621－7622页。

（18）林骏：《颇宜茨室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三月十五日、二十四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四日，第20486、20506、20513、2065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20）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p.27，29.

（21）江浙两省区域内部发展落差，参见戴鞍钢：《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2卷（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4－236页。

（22）这一时期浙南人口数据根据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9页）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浙江总人口在1621.6~1742.5万之间，浙南人口在569.7~612万之间；浙南面积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31－32页）估算。

（23）参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72－30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24）相关数据根据多洛肯：《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115页）的相关表格和数据计算而来。

（25）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pp.182－183.

（26）李涛：《浙江近代乡村教育史》，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27）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478－479、540－541页。

（28）戴若兰编：《张震轩先生年谱简编》，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537页。

（29）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第7835－7836页。

（30）戴若兰编：《张震轩先生年谱简编》，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537－539页。

（31）张：《杜隐园日记》，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宣统三年七月六日，第8788、8828页。

（32）张：《杜隐园日记》，1931年2月25日、3月4日，第14263、14266页。

（33）张：《送从子醒同游学日本赋诗饯别》，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29页。

（34）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第41－43页。

（35）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1.

（36）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47－56页。

（37）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Introduction，”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22；Lynda S.Bell，“From Com‐prador to County Magnate：Bourgeois Practice in the Wuxi County Silk Industry，”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p.129。

（38）张组成：《从父震轩张府君行状》，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521页。

（39）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四日，第6806－6809页。

（40）民国《瑞安县志稿氏族门》（不分卷，出版地点、时间不详），第38页。

（41）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第7230－7231、7532－7533页。

（42）张：《杜隐园日记》，1914年6月27－28日，第8984－8985页。

（43）金普森等：《浙江通史》第11卷（民国卷）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5页。

（44）张：《杜隐园日记》，1924年9月20日，第12403页。

（45）张：《杜隐园日记》，1925年6月18日、7月30日、1926年5月17日，第12703－12707、12815、13076页。

（46）张：《杜隐园日记》，1924年1月16日、10月4日，第12207、12425页。

（47）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48）Kung－chuan Hsi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pp.394－395.

（49）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第29页。

（50）张：《二五租》，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29页。

（51）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Introduction，”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p.2.

（52）张：《杜隐园日记》，1927年8月10日、1928年11月14日、1932年11月1日、1935年11月5日，第13499、13840、14532、15030页。

（53）张：《杜隐园日记》，1927年3月4日、8日、9日、1928年1月16日、5月18日、8月7日、11月14日，第13370－13371、13375、13375－13376、13633、13719－13720、13768、13840页。

（54）[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林枫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09－31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3页。

（56）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57）张：《杜隐园日记》，1927年3月11日、27日、1928年4月6日、1936年2月23日，第13377－13379、13389－13391、13693－13694、15067页。

（5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

（60）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中华书局，2017年，第9页。

（6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17年，第12页。

（62）金普森等：《浙江通史》第11卷（民国卷）上册，第247－248页。

（63）张：《杜隐园落成向家蓼洲兄乞花媵之小诗》，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2页。

（64）张：《挽李彬臣表弟》，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39页。

（6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页。

（66）张：《苦雨乐》，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67页。

（67）张：《大雹纪异》，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65页。

（68）张：《六十感怀》，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75页。

（69）张：《杜隐园日记》，1927年3月2日、3月4－9日、1928年4月15日、8月27日，第13368－13369、13370－13376、13699、13783页。

（70）张：《和答戴守雅四叠元韵葴大儿诗》，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49页。

（71）张：《岁暮村居杂感》，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51－152页。

（72）张：《杜隐园日记》，1932年11月4日、1933年8月19日，第14533、14684－14685页。

（7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12页。

（74）张：《杜隐园日记》，1935年11月5日、1936年5月24日，第15030、15093页。

（75）张：《杜隐园日记》，1933年1月12日、12月25日、28日，第14566、14754－14755、14756－14757页。

（76）张：《杜隐园日记》，1931年7月26日，第14323页。

（77）按当时的调查，在温州府永嘉县，1928年、1933年富农人均占有土地13.26亩；中农在10亩左右（参见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5页）。建国初，对浙江农村调查，涉及浙南丽水县乡村的数据显示：地主的户均田亩数为66.1亩，这一数据远超张和几个儿子分家后的户均田亩数（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浙江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182页）。

（78）张：《近事四哀得古风数章》，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11－112页。

（79）[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51页。

（80）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922－1931，Vol，Ⅱ，Shanghai：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ol Customs，1933，p.118.

（81）张：《杜隐园日记》，1928年4月15日、12月7、14日，第13699、13855、13859页。

（82）张：《阳历正月食粮渐罄续有所感拉杂书之》，张钧孙、张铁孙、戴若兰合编：《杜隐园诗文辑存》，第158页。

（83）张：《杜隐园日记》，1933年1月12日，第14566－14567页。

（84）张：《杜隐园日记》，1927年5月27日，第13452页。

（85）张：《杜隐园日记》，1928年4月6日，第13693－13694页。明清以来，庙会逐渐成为城乡一种普遍的文化娱乐活动空间和市场中心地，既是重要的精神需求也是经济需要，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87－212页）。它也是浙南一带城乡较为普遍的传统信仰活动，种类繁多，有迎城隍、迎安乡侯和迎圣母等。每逢重要节日皆会举行，往往一连数日。迎城隍日，“游客往来，几如江潮奔湧[涌]”；“会市”之日，“家家亲友交相馈送”。即便是在科举时代，入馆读书也要让位于迎城隍之日的集体信仰活动（林骏：《颇宜茨室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一日，第19863、20030、20788页）。因此，贸然废除庙会会引起普遍的怨愤。研究表明，即便是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地方干部在面对民众的超自然信仰时，往往束手无策。单纯地批判与禁止难以阻挡民众对神秘力量的依赖，甚至引起不满与抵抗，如何正确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民众忠诚度的重要举措[Steve A.Smith，“Local Cadres Confront the Supernatural：The Politics of Holy Water（Shenshui）in the PRC，1949－1966，”The China Quarterly，no.188（December 2006），pp.99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