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环城圈区县乡村手工业的“中兴”——以天津地区的草编、苇编和蒲编为例

作者：由俊生  责任编辑：王飞雪  信息来源：《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11-18  浏览次数： 3341次

【摘　要】进入近代后，部分传统的乡村手工业遭到外来机器大工业产品的冲击而走向衰落，而环津圈区县农村传统的草编、苇编和蒲编手工业却在城市工业化和港口贸易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这些手工编织业都具有村民利用农间的闲暇时间，以丰富廉价的当地原材料为支撑，主要采用传统手编技术，产品的销售有外向型发展却并不完全仰息于国际市场的特点。

【关键词】近代；环城圈；手编工业；外向型贸易

1860年开埠后，天津开始了城市化近代化和港口贸易化的进程。城市发展的带动、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农户对尽可能多经济利益的追逐三方面合力，推动了环津圈区县（1）农村草编、苇编和蒲编手工编织业由传统封闭型家庭手工业向近代对外销售主导型经济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作为北方区域最大的中心城市，关于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天津腹地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研究颇丰（2），但是大多集中在棉纺织业，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环津圈区县手工编织业发展变迁的研究尚属薄弱，本文以近代天津各区县志书、档案以及当时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以天津郊县为考察范围，对上述地区草编、苇编和蒲编手工编织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考察，试图探讨在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周边区县农村手编工业的繁荣发展及其特点，以求揭示近代华北区域手编工业发展的整体特征及其兴盛的原因。

一、手工编织业的“中兴”

草编、苇编和蒲编手工业属于农村传统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材料易得、技艺简单，又能带来经济效益，故容易推广，农村的男女老少都会编织，历史悠久。天津开埠前，产品大都局限于自给或于村镇集市上销售。伴随着天津开埠后城市经济的辐射效应，这几种手工业编织的商品化、专业化、外销化倾向愈来愈明显，逐渐走向繁盛。

1.草编手工业生产的繁荣

麦秆、马绊草、高粱秸（秫秸）、苧麻原本只是用来喂牛、烧火的杂草，随着天津港的开埠和国际国内市场对草编产品需求的增加，它们很快变成了重要的草编工艺品原料，尤其是以麦秆和马绊草为编织原料的草帽和草帽辫居草编手工业之首。

在清末民初时，天津县南大寺镇“境内人用麦秆编织花篮、锤子鱼、马、鸡等工艺品，最为畅销”（3）。津东郊“金钟河沿岸有打麻绳、捻麻线的家庭副业，赤土、荒草坨一带的有芦苇加工（织席、编篓、扎房把子、打箔帘），海河沿岸有稻草加工（草绳、草袋、草帘、瓶子套）”（4），津西南乡之草屯业和西北乡的绳球业较为出名，“草屯为水壶保暖之用，绳球分红黄蓝白黑五种，形似圆球，用以扎捆货物。……全年需用秫秸一千斤，麦秆一万八千斤，苧麻九千五百斤，……草屯每年出品约两万四千个，绳球每年出货九千二百斤，……对于农民生计，无不小补”。（5）这两项手编工业皆以秫秸、麦秆、苧麻等为原料，稳步发展。

静海县、武清县的草帽辫出产相当畅旺，其品质也相当不错。静海县东南部的蔡公庄、大郝庄、胡连庄、独流等乡镇均有马绊草帽、麦秸帽辫编织的手编工业，到“民国时期，用马绊草编织草帽在境内销售，年销千顶”。（6）“该处商人于独流子牙河东岸，距运河接近之处，选定地点设立草厂。运输便利、以资推广、而关利源。”（7）县“南界青县，而兴济草帽公司时有草帽辫收买，故南区各村庄有草帽辫之出产。率由妇女工作随作随卖，颇获厚利。近来居民仿效，日见扩充。……马绊草帽:查该草帽纯系本地之马绊草编织而成，故名马绊草帽。本邑东南区各村庄，多编织之户，品质坚固，为一般农人夏日之用品。调查该帽每人可二顶有余，每顶售洋三角上下，亦称大利”。（8）县东部的大庄子、中旺等地的马绊草和高粱秸（秫秸）编织比较有名，“五里庄及附近村庄专制炕笤帚、地笤帚、锅笤帚，以销行日本为大宗。日本委该村村民全庄收买，每月给薪金十五元，并行销天津及本县”。（9）武清县农户“以麦秆为原料，编织草帽及各种工艺品”，（10）其中“草帽、黄花，甄营等镇附近十数村造，行销外属”。（11）

草帽辫编织业最兴盛的地方当属宝坻县，该县有著名的草帽之乡－－新安镇，“新安镇一带产麦较多，附近居民用麦之梗编织草帽辫，售于当地制帽家，或卖于当地收买帽辫家，转销天津”。（12）在宝坻县各大集市上，“草帽十分抢手，买不到草帽，就买草帽辫。因此，草帽市场上的草帽辫就大量行销到热河、奉天各地”。^（11）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臧励和曾为宝坻草帽做歌:“麦子剃头了，齐把莛杆投（挑选之意）。掐成辫子作草帽，贱者卖几百，贵者卖几吊，粗粗剌剌不卖钱，编了草帽编帽圈。男戴草帽耕陇畔，妇戴草帽来送饭，稚子戴了去放牛，老翁戴了上渔舟。归来共饭黄昏后，数数草帽够不够。”^（11）可见草帽在当地农家中的盛行。乡民将草帽辫编好分束后，或直接卖给辫庄，或由游走于乡间的零星商贩收购后转卖给辫庄。辫庄再将各处集聚而来的草帽辫分类打包后运输到天津等港埠出口。据统计，在宝坻县城，经营草帽和草帽辫的商号就有一百多家。

2.苇编和蒲编手工业生产的兴盛

芦苇和蒲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芦苇的茎秆可以用来编席，编篓，也可以造纸，芦席亦称苇席，可用于铺炕、囤物、盖物，苇篓也可用于盛物，用途广泛；蒲草的用途也很广泛，可编织蒲包、蒲席、蒲扇、蒲垫等手工用品。

天津县秦勾庄地处河滨，“产河滩苇，……粗而长者劈之，以织席篓之用，除供给本地之用，贩运他处者，亦甚伙”。（13）上辛口乡的编织手工业除第六埠村以编葛茎包为家庭副业外，其他村庄皆以苇编和蒲编为业，境内水高庄、中辛口、当城、上辛口等村，以编织苇篓为业，下辛口村以编织苇席为主。苇篓品种繁多，“各村编织的品种不同，水高庄只编织炭篓、菜篓，中辛口等村编织的品种多些，编织炭篓和茉篓，快者日编可达8－10个，编织菜篓和筒子篓，快者日编可达2－3个，编织苇席，快者日编可达1－1.5片”。（14）上辛口乡的蒲制品主要为编织的蒲包，自民国初始，该乡的蒲编业已逐渐兴盛，当地蒲草缺乏时一般从独流、台头等地购入。“蒲包的主产地为大沙沃、大杜庄、岳家开、王家村等村庄。蒲包的品种有5斤包、10斤包、点心底等，年产960余万个”（15），苇篓、苇席和蒲包主要销往津市供应出口。因品质优良，在1922年直隶省第一次工业观摩会上，“天津三合益的苇席获一等奖”（16）。

静海县第一区由北五里庄起沿运河至第五区全区及东北第六区的西半区，皆为手工编织业繁茂之区。该县东部大庄子、中旺等地的手编工业有苇编和蒲编，不论男女老少，都参与编织，销路颇广，获利甚丰。县北的“独留镇、瓦子头镇及邻近三十村”，（17）“各村庄居民，多以编织苇席为生，一家之中男女老幼皆能工作，无恒产者，操执此业能以糊口，……售价每年在十余万元之谱”。（18）据史料记载:“民国初期独留年产芦苇100余万斤，蒲草20余万斤（用于编织），……有时当地原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便从芦台、京西、海甸、山东等地购入大量蒲苇”（19），一般情况下“年产蒲包14万个，蒲席2万余片，苇席30余万片，销于本地、京津、东北及运河沿线一带。”（20）瓦子头镇的蒲苇“织席工业较独流犹盛，每年所制，销行东三省者颇多，前亦曾得实业奖品”。（21）总之，开埠后，静海县的手工编织业除草编外，主要还有蒲编和苇编两大行业，“用蒲草编织的产品有蒲席、蒲包、蒲垫、蒲扇、草鞋等；用芦苇编织的产品有苇席、苇帘、苇箔、苇篓、盖垫等”。（22）在民国时期，全县“年产蒲包100万个、蒲席2万个，销往天津、北京及运河沿岸各县”。^（11）“县内产苇席120万片，主产地为王口一带，销于天津、北京和东北，甚至远销南洋”^（11），“苇篓和秫秸篓销天津及本县”^（11）。

蓟县和宝坻县的苇席编织业亦发达，盖用本县所产苇草。据统计，1935年“蓟县每月可编苇席四千领，年约四万领，每百斤售价约两元，多外销各处”。（23）在宝坻县，该县“林亭口村内河道颇多，均产芦苇，村人用以编苇席”。（24）县东南部村庄“有编芦席者，成品多销于本地，少数运往天津。”（25）据1921年的统计，“本县共有编苇席家二百余，全年可产七千余领，每领值价六角，行销于本县境内及临县”，（26）从数量上看，与蓟县的苇席产量不可同日而语。在武清县，“光绪年间，黄蜡、绢花、草帽、苇编、柳器、木器等手工业业已盛行”。（27）

宁河县境内芦苇资源异常丰富，县东南部、西部和西南部皆大片芦苇，绵延数十里，苇草繁茂，仅在“芦台附近沿河一带及七里海一带，苇草年产超过三万吨”（28），故苇编手工业繁荣。1908年，全县“以编织苇席最盛，约有1400家”。（29）“到民国二十年，本县织席户已达5000余户”。（30）该县“之西部，滨海洼下，……芦草出产之丰，亦冠于全县，……其功用为造纸、织席，……至于织席，用人工将大芦劈开，编织而成，每张可售洋八九角，每年输出东省之席约数万元以上。”（31）由于原材料的充足供应，苇席成为宁河县唯一的大宗手工业商品，苇席的主产地为“芦台四乡、大小薄庄、大小尹庄、大小杨庄、米厂等处”（32），该地“居民编织苇席，除境内自费外，多归商人运往东三省行销，每岁约十五六万片”。^（11）1931年，该县“每月平均可出2万片，年出25万片。每片的制造成本三角，售价每张五角”。^（11）苇席多通过金钟河运销至天津或经铁路运至东北各省，亦有“通过蓟运河去塘沽转入海道去关外，每年数量约五六百万公斤，或由开滦煤运河至胥各庄，年约四五十万公斤”。^（11）据调查，每年仅经芦台火车站运出的芦席“约六万片，按每百片折合为一吨一成计算，共为400余吨”^（11）。至于席篓的编织，则比较普遍，该县居民“无分妇孺，大半娴熟席篓编织技术”。^（11）

如上所述，由于各县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比较相似，故手编工业的生产在各县明显具有相似性，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而言，手工编织遍及环津圈所有的区县，在各县都是极为重要的农家手工业，并且其制造销售脱离了传统的封闭性的经济窠臼，与国内外市场紧密相联系，既有传统时期内贸型手工业的特点，又有开埠后出口销售型手工业的特点。

二、手工编织业的特点

1.手工编织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草编、苇编和蒲编等手工编织业系村民利用农间的闲暇时间进行的副业生产，每年入冬后农活已结束，原材料已采集，村民就开始手工编织，到来年春天伊始，农活儿开始，编织基本结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如在宝坻县的新安镇，该镇草帽辫“每年入冬即着手编制，至春三月而止”。^（11）天津县的西南乡“草屯出品，系村民于冬季编造”。静海县独流镇因洼塘众多，盛产蒲苇，故苇编、蒲编发达，很早就形成了蒲编、苇编的手工业技艺，“织席、制蒲包，皆独镇工业物产之一，亦其地农民之副产物，该地农事既毕，其家人男女取其地大清河、子牙河、运河沿岸所产苇蒲等草，费许多手工，编制成席成包，求微利”。（33）

2.手工编织业的原材料丰富

草编、苇编和蒲编等手工编织业的编织材料极为丰富，一般皆能就地取材，只有在当地原材料供应不足时，才有少量购自他处，基本上属于零成本。就草编手工业来说，各区县皆盛产秫秸、马绊草、麦秆和苎麻等草编原料。而苇编和蒲编更是如此。由于环津圈各区县大部分地势低洼多水，水系分布密集，适宜芦苇和蒲草的生长，故手工编织原料充足。《直沽棹歌》曰:“苇甸茫茫何处泊，一灯明处有渔村。”（34）可见当时芦苇的丰产。在宁河县西南部，芦苇“横袤数十里，长芦蔓草、绵芊宁津两邑，悉取资焉”。（35）静海县“境内蒲草生产历史悠久，……境内有蒲草地1.4万余亩，年产草560万公斤，除供县内工业原料外，尚有少量销往外地”。（36）号称“津南跑水洼”的大港地区，“历来是芦苇生长的良好地带。……大港地区的芦苇主要分布在沿马场减河南岸部分地区，东北自官港、马场减河南行至南部钱家圈洼”，（37）津南地区“野生苇、蒲丰茂”。（38）各县芦苇、蒲草的普遍生长以及上乘的质量都为本地和近邻地区苇、蒲手工业提供了足够的编织原料。

3.手工编织业以家庭手工生产为主

草编、苇编和蒲编等手工编织业基本上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编织生产，只有极少的一部分采用了机器编织。据史料记载，只有在宝坻县的新安镇，该镇草帽辫不仅手编，还用机器编织，“用机制草帽辫编制草帽者计四家，余多以手工制辫”。（39）从整体上看，这个行业虽然有从手工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的趋势，但还没有进入机器生产的阶段，一般的手工作坊也没有在史料中出现，手编工业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4.手工编织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从国内走向国际

草编、苇编和蒲编等手工编织业产品销售市场明显扩大，区域间商品交流增多，产品市场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但并不严重仰息于国际市场。手编工业产品中虽有一部分以天津港口为媒介出口到国际市场，但也有一部分销售在附近四庄及国内市场。据调查，宝坻县的草帽辫除热销热河、奉天外，“全年产草编一万六千丈，转销天津之各草帽工厂者约有一万丈左右”。（40）在国内市场的销量占总产量的62.5%。当然，随着天津埠际贸易的展开，各县的草帽辫参与到天津港口贸易出口货物中，据津海关贸易报告记载，“1869年草帽辫首次载入出口货中，其时出口量为85担，估值关平银1280两。草帽辫之出口骎骎日盛，……此商品之需求益形增多，农村因之财源茂盛或者多所盖藏，成千上万之男人及妇孺无不编制帽辫，冬令益复如是”（41），到1921年，“天津口岸一日出口的草帽辫有387担（花草帽辫374担，白草帽辫13担），”（42）到1937年，“每年经船运往天津出口的草帽辫有116000丈，平均每斤五角”。^（11）

三、结语

进入近代后，草编、苇编和蒲编等农家手工编织业均是受城市经济发展和港口贸易的带动，为顺应国际市场和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它们吸收了其他衰落的传统手工业释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较低技术含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零成本和农民闲暇的时间，凭借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地取材，在承袭传统工艺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了麦秆、马绊草、秫秸、蒲草、苇叶等编织的工艺性和实用性的特点，花样不断翻新，编织技术不断改进，借近代交通运输之便利走向了繁荣，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农家手工编织业的“中兴”体现了环津圈区县手工业经济在城市化带动下的活跃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促进。的确，近代天津周边地区手编工业的“中兴”与天津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开埠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天津城市工业化和港口贸易的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周边区县手工编织业的繁荣。受其影响和刺激，环津圈各区县以往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家庭收入补充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手工编织品除自用外，皆以出口销售为目的进行生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农户以此为主要副业来提高家庭收入，草编、苇编和蒲编等农家手工编织业在农户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且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收入来源。无疑，这种变化使家庭收入结构和当地经济结构朝着日益合理化和低风险化方向发展。当然，手工编织业“中兴”过程本身基本是与天津城市发展同步进行的，均是在开埠后尤其是20世纪以后有了明显和快速的发展，这反过来证明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同样，农家手编工业“中兴”的历史命运也表明:“带有较多工艺色彩，并且暂时还无同类大工业机制产品直接竞争的传统手工业，却还可以在近代扩大的市场需求中寻找到自己新的生长点，走出一段自身的发展历程。”（43）

注释：

（1）本文中的环津圈区县是指近代的天津县、静海县、武清县、宝坻县、宁河县、蓟县。

（2）相关研究可见史建云:《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陈元清:《天津开埠后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调整（1861-1936）》，《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孟玲洲:《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等。

（3）大寺镇志编修委员会:《大寺镇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4）天津市东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天津东郊文史》，1988年版，第13页。

（5）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页。

（6）静海县志编修委员会:《静海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7）《静海县呈报工艺种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8）同上。

（9）《静海农业述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10）武清县志编修委员会:《武清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11）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调查省各地土产记略目录》（第一册），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8页。

（12）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13）张宝年:《京东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宝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宝坻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90年版，第114页。

（14）同上。

（15）谢恩诏:《天津县秦勾庄乡土概述》，未刊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16）上辛口乡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上辛口乡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17）同上书，第168页。

（18）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3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8页。

（19）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调查省各地土产记略目录》（第一册），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页。

（20）《静海县呈报工艺种类》，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21）陈汝武:《简述独流镇旧工商业》，政协静海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静海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年版，第8页。

（22）同上。

（23）《静海县工商业实地调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24）陈汝武:《简述独流镇旧工商业》，政协静海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静海文史资料》（第三辑），1992年版，第8页。

（25）静海县志编修委员会:《静海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6）同上书，第313页。

（27）《静海农业述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28）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671页。

（29）同上书，第587页。

（30）同上书，第586页。

（31）同上书，第594页。

（32）武清县志编修委员会:《武清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六十五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34）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北宁铁路局，民国二十六年版（1937），第1129页。

（35）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6）《河北各县特产调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二）》，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页。

（37）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38）同上书，第307页。

（39）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北宁铁路局，民国二十六年版（1937），第1130页。

（40）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41）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四），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42）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43）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44）《静海县工商业之调查》，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图书馆编:《〈益世报〉天津资料点校汇编》（一），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45）乾隆《天津县志》卷2《3艺文志》，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46）宁河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宁河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47）静海县志编修委员会:《静海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48）大港区志编修委员会:《大港区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49）天津市津南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津南区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50）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三），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51）同上书，第594页。

（52）吴弘明整理:《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天津档案馆编，1993年版，第180页。

（53）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3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7页。

（54）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六），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55）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