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分析——基于湖北省S市的经验

作者：刘筱红 吴治平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11-13  浏览次数： 2791次

【摘　要】本文以对湖北省S市2005年以来的跟踪调查为基础，从政治环境分析框架，从制度、资源和市场三个层面对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认为制度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乡村两级组织在支持农村妇女进村委的态度上发生差异；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策资源更丰富、社会资源有了新的变化；农村初级政治市场形成，农村妇女面对更为激烈的政治市场竞争。

【关键词】农村妇女；村委会选举；竞选；政治环境

2007年，新一轮的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全国大多数地方进行，这次村委会选举是在农村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乡镇配套改革、新农村建设的系列政策出台、村组撤并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女性化等等。新的政治环境对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将产生哪些影响，国家、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农村妇女如何根据据环境变化的需要、并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其政策、策略和行为？对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是选举策略制定的依据，也是国家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行动基础。本文根据湖北S市的经验，从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方面，以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为中心，对2005年以来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乡村两级组织的态度差异：制度环境的变化及影响

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的规则。”（1）中国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制度背景是近年来发生的农村制度变迁，由国家主导的农村制度变迁完成了由制度变迁的起点——制度失衡——制度创新，制度向一个稳定性的终点移动，以完成新一轮的制度均衡。

近年农村制度环境发生重大的变迁，其重要标志是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完成和新农村建设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2005年年底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中国农村进入后税费时代。2005年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农村发展战略，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2005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排出了新农村建设的时间表，从2006年起，国家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建立农村义务教育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力度，2007年全面免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学杂费，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最近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这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不仅调整了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使农村政治形势和政治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并竞选村委会成员面对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乡镇政府在指导村委会选举中的性别偏好发生变化。

19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管理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支持，除了计划生育工作需要、毛泽东时代的制度惯性以外，当时征收税费还没有成为农村的主要工作。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以及村级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催粮缴款，税费收取取代了计划生育而成为农村的“天下第一难事”，乡村两级干部衡量一个村官的标准，最直接的标准是能不能将该收的款项收上来。正如笔者以前所研究的那样，在收取税费是最大的“硬道理”的时候，乡村两级在村委会治理权力配置方面有很明确的性别偏好——收取税费更为有力的男性。乡村两级组织利用自己的主流地位，通过对政策信息的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略、选举程序的运作，使选举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确保重点问题——税费收取—优先解决，而将妇女进村委的问题作为非重要问题而置于“不决策”“不动员”的状态。（2）农村妇女进村委遇到很大的阻力。以S市为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村的妇女干部纷纷落选，半数以上的村委会成为“和尚班子”。其重要原因就是“收费女的做不了”，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全市553个村，只有209名女性进入村两委会，其中344个村没有妇女干部。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能发生了转变，从繁杂的农业税费征收事务中解脱出来，由“对上服务，对下要钱”向“对上要钱，对下服务”转变；由于没有税费征收的压力，在村委会选举中，乡镇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控制”到“服务”，主要是制定和监督执行选举的游戏规则，协调选举中出现的摩擦，处理选举中出现的违规问题。在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问题上，乡镇一级政府由于利益而产生的性别偏好逐渐淡化，从原来的消极转变为中立甚至积极推动妇女参与。2005年S市村“两委”换届选举，笔者走访了该市7个镇的乡镇领导，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7个镇的领导对推动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态度都是积极的。以郝镇为例，该镇组织委员说“为了搞好这次选举，镇上一个村安排一个驻村乡干部做选举指导员。上月27日举办了一天培训班，要求这次换届选举每个村要有一名女干部，‘海选’时，要求村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可以提男的，也可以提女的，同时专门把妇女委员做一个推荐栏，以确保有女干部候选人。若现有班子成员中没有女干部，这次要推荐，矮子中选将军也要选一个出来，若实在选不出来，也要把妇女委员的名额空出来，三个月后再补选，那时还选不出来，就从女候选人得票比较高的人中采取组织考察办法，先确定一名妇女做计生专干，镇聘村用，进行培养。”

2.村级组织对妇女进入村委会持保留态度。

与乡镇政府态度的转变形成明显差异，村级组织对妇女进村委的态度并不积极。因为利益格局的改变，农村妇女进村委，对乡镇政府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与村原两委干部或其他的乡村政治家竞争稀缺的政治权力资源，要求分享村庄治理的话语权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妇女进村委加剧了以男性主导的乡村社会权力配置的竞争，在村庄利益关系中加入了性别平等的内容。特别是税费改革以后，对村干部的能力要求发生了改变，农村税费改革以前，村委会干部要完成乡镇催粮交款的任务，因此担任村委会干部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狠”，依凭强势能收得上税费，二是有钱，有垫付税费的经济实力。税费改革以后，村干部为村民服务的要求提高，而对力量强势及经济实力的要求下降，从和谐社会建设和协调农村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及纠纷来看，农村工作需要妇女干部的要求更突出。这就使得原来阻止妇女进村委的“客观”理由不复存在，为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使村庄政治家们增加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从2005年的选举经验以及新一届选举的情况分析来看，农村妇女进村委主要阻力不在乡镇一级，而在村级组织。

村级组织对妇女进村委的消极态度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缓和了农村干群对立的尖锐矛盾，使农村村级组织从收取税费的矛盾旋涡中脱身出来，使村委会不再是汲取农村资源的抽水机，而成为国家资金投向农村的一个重要的配置站点，农村工作较以前好做了，村两委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扩大了，因而很多村庄政治家当村干部的意愿更强烈了，农村精英参与村委会竞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90年代后期，由于收税费的工作难度很大，因此农村很多精英并不愿意当村干部，特别是在穷村、乱村，要乡镇做大量的动员工作才有人愿意出头。现在当村干部，手中有资源、工作主要是为村民做好事，原村两委干部在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现在形势好转，不仅原来的村委会干部一般都想留任，在野的精英也跃跃欲试。郝镇组织委员吴同志介绍说：“今年农村选举比往届竞争更为激烈，如红花村就有26人想当村干部，只能选4个。现在座谈时没有人说不想当村干部，只是说万一选掉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空前激烈，使在任或在野的乡村政治治家们，不希望原来被边缘化或者被排斥在村级权力结构之外的妇女来分这一杯羹。

案例1余镇吝华书记说：“这次选举为了提高妇女参政比例，专门设了一个妇女委员职位，给选举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余镇39个村，原来有17个村有妇女干部，还有两个村主任是女的。这次选举明文规定每个村要选一名女干部，有不少的村，只有4个干部职数，有5个职数的又都是合并村，而现有的干部至少就有8人，如果不设妇女委员，选上谁是谁，现在专门设一个女干部职位，就意味着男干部要多下一个，所以有很多男同志心理不平衡，说这是‘重视了妇女，牺牲了男性’。有相当多的男性认为，绝大多数女干部工作能力、水平、经历都比男同志差，差的还要确保，好坏要选出一个女的，担心女的选上了不能胜任工作。”

案例2马镇女书记王芳：“这次村级换届选举，市里下达的妇女参选要求达到三个30%比例和实行妇女委员职位保留制的政策，体现了对女干部的重视，内心很高兴，但现实情况很不乐观。马坪镇原有24个村，合并后只剩下14个村，减少了10个村。原来只有3名女村干部。这次选举，尽管乡镇党委的文件做了明确规定，动员时也强调了每个村要确保一名女干部，但从目前张榜公布的海推出来的候选人来看，女性仍然只有3个，一个新的女性候选人也没有，能竭力保住这三名不落选就不错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王芳书记分析了几点原因：“村级合并面大，合并村本身干部就至少有8名，而这次只能选3—5人，竞争力太大，一下子要推选出女的来难度大，现有的干部竭力想保住自己，其余再优秀的女性，也会一概持排斥态度；……驻村干部对这次换届的目标是：成功、合法、稳定。这次选举，很多在任的干部就要落选，工作难度大，怕出现上访告状，都很追求程序，所以驻村干部大都把平稳放在第一位，对女性三分之一比例不重视，关注的是怎样减少矛盾？稳定支配驻村干部思想。我作为镇党委一把手，不能不顾及这些因素。现在一是缺乏好苗子，二是有很多村支书说，女的不能做事，不愿意选女的，男性就消化不了，不愿让女的再来挤占社会资源。……”因此，村级组织在选举前的组织工作中，或者对妇女进村委采取“不动员”、“不决策”的做法，或者通过变更选举程序、劝退等办法，将妇女排挤在村级权力结构之外。

其次，税费改革前，很多村干部为完成任务，垫付了不少资金，税费改革后，不能向村民收钱了，偿还这些欠款成为遗留问题，如果原村干部们被选掉，这笔钱就更难要回，因此原村干部在利益问题面前结成同盟，互相支持，争取再次当选。

二、政策、社会与组织：资源环境的变化

这里的资源环境主要是指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

1.政策资源比以前更丰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妇女进村两委的数量急剧下降的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妇联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重视。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在村委会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200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也进一步强调“要保证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合法权益，使女性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占有适当名额”。在2002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全国有5个省（河南、湖北、湖南、西藏、甘肃）在选举办法中规定，村委会成员至少要有一名妇女。2003年国家民政部借助福特基金的支持，在天津塘沽进行了“提高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的促进政策与实践”的政策创新示范项目。湖南省妇联于2001年1月1日开始启动“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项目，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通过实施项目、开展调查研究、进行个案分析，对新形势下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途径进行了积极探讨。2005年，湖北省妇联为确保农村女性当选村委会成员，在全省推广了“设岗定位”经验，促成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在《关于做好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及村民委员会候选人中的妇女要有30%的比例，以确保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个妇女名额”，被称为“3个30%和一个确保”。此外，近年来全国不少的省市自治区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采取了女干部比例制度，也起到了影响很大的示范作用。保护妇女的民主参与权利，支持妇女参与公共治理的政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总的看来，党和国家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政策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力度，一些局部的制度创新在实践中证明是成功的。

2.村组撤并的带来社会关联结构的变化。

与农村税费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农村行政村组的撤并，为了降低村委会的运行成本，减少村委会干部职数，行政村合并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以S市为例，全市原有村委会553个，村组撤合并后全市共有376个建制村，换言之，原来的553个村中，有354个村合并，只有199个村没有变动。郝镇现有17个村，其中有12个村是合并后的行政村，只有5个村保留了原来的规模。行政村的合并扩大村委会管理的范围，同时也改变了村庄政治生活空间。同样对农村妇女进村委产生影响。

行政村合并以后，人口一般都增至3千人以上，辖地面积扩大至方圆数公里，原来的半熟人社会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熟人——半熟人——不熟人三个层次的村庄社会关联。半熟人社会是贺雪峰提出的一个概念，贺雪峰认为，由生产小队演变而成的村民小组（往往是由自然村构成），30~50户的范围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在行政村中，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共享一些公众人物，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由于村民之间不很熟悉，但他们与在任和历任村干部熟悉，就会导致“选来选去就是那几个人”的结果。（3）因此，在半熟人社会中的竞选，必须以一定的知名度作为基础，知名度标志着一个村民涉足村庄公共事物的多少和强度。如无一定知名度，不为村中成年村民所知，则很难成为正式候选人。（4）

村组合并以后，这种熟人、半熟人的社会关联结构发生改变。由于不熟人的进入，村民之间互不认识的现象很普遍，也不一定共享一些公众人物。对于农村妇女而言，由于血、地缘的关系的链条比男性要短，业缘关系的网络较男性小，也由于她们在公共领域抛头露面的机会少，缺乏知名度作为竞选的基础。笔者曾参加S市马村的妇女精英培训，马村由原峰村和河村合并而成，原峰村、河村各有自然村6个。马村已合并两年，但在培训会上，到会妇女精英各自熟悉未合并前本村的妇女，对新合并进来的村妇女相互都不认识。因此，村组合并后妇女如何成为扩大了的新政治空间中的公共人物，提高在村庄的知名度，是妇女参与竞选必须要考虑的工作。

3.姻亲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村委会选举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在选举中特别活跃和起作用的是地缘、血缘、业缘、朋友等关系。近年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由于集体意识和集团力量的逐渐弱化，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同宗）和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邻里（同组），团结和动员能力已逐渐不如从前，而姻亲关系所表现出的团结动员力量逐渐加强，这种现象不仅在我们的调查中得到反映，在近年学者们的研究也也得到证实。“而在今日农村现实生活中，姻亲的人际联系功能越来越强。精英往往是有强大的血缘、姻亲背景的村庄成员。”“总的来讲，在黛村，姻亲优于宗亲，宗亲优于近邻”（5）。姻亲在选举中表现出的能量，既反映了农村妇女地位提高，同时，相对妇女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纽带中没有优势的情况，姻亲关系则是妇女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是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可以依凭的一条动员渠道。特别是村组撤并后，将更多的姻亲关系纳入到同一个政治空间。姻亲关系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4.组织资源供给不足。

与以前政策法律以及地方政府对妇女组织在村委会竞选中的作用持含糊态度不同，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的选举制度创新中明确鼓励妇联提名候选人，对农村妇联组织推动和帮助妇女参与竞选持支持态度。妇联出面组织竞选的合法性得到肯定。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意味着农村妇女在村委会竞选中可以发挥组织优势。但农村村级妇代会组织虚置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个行政村往往只有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妇女主任（如果有的话），下面既没有委员也没有组织网络。妇女处于一种无组织的原子状态，实际上很难提供组织支持。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呈良好的势头。以行业、专业组织为纽带，以利益机制为动力，农村男性政治家们在选举中通过业缘关系，动员起“共同的个人利益”，而获得组织或群体的支持。由于农业的女性化以及妇女非农化的程度低于男性，男性参与经济合作组织的总体水平高于妇女，以女性为主体的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还有限，能够给妇女提供组织的支持也有限。

三、双刃剑：市场环境分析

这里的市场环境主要是指政治市场（6）的环境。“在很一般的意义上，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表现出相同的特征，二者都是通过双边和多边的讨价还价来组织协调”（7）如果说村委会是一个“政治产权”的话，村委会选举则是对这个产权的竞争，选举的竞争过程构成了初级的政治市场。在这个初级政治市场上，乡村政治家们出售公共服务及承诺给选民，而选民为购买合意的公共服务支付选票。

近年来，农村形势有了更好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指导水平的提高、村民依法依规选举的水平提高、选举的制度创新水平的提高，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加大，拉选票（竞选活动）越来越被政治精英所采用、被村民所接受，候选人通过联谊、承诺、宣传等方式获得体制内外精英的支持和动员村民的选票。候选人与选民构成了政治市场的买方与卖方。候选人用政治承诺、治理能力和回报机制等产品与选民交换选票，村委会选举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初级的政治市场。以2005年S市的村委会选举为例：

案例3余镇吝华书记说：“今年的村级选举有很多新特点，这是农村税费彻底改革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海选”。现在不但不向农民要钱，反而给农民钱，现想当村干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光界河村，想当干部的对象可选五套班子出来，而且都还有竞争力，都比较强，至少有四个人可以做村支部书记人选，这是前所未有的，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前所未有。这个局面应该说是想当村干部的人造势造起来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竞选班子，有义务宣传员，宣传到位，包括正常和非正常的宣传。有的村民看到一些落后村因为选了一个好支书，给老百姓办事，村里有变化，而自己则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日打瞎，村里没变化，自己也吃了亏，所以感到自己的民主权利不能放弃，对这次选举也格外重视起来。现在好多人在家里等着选举，不出去打工。有个别村，在正式选举委员会还没成立之前，就有“地下选委会”，墩子村选举前就有3个“选举委员会”，都是自己拉的班子。这些情况出乎我的想象，原来我以为外出打工的人多，村民参选率不高，现在相反，越是复杂村、乱村、战斗力不强的村，参选率越高。”

政治市场的形成和选举的竞争性加大，这种政治市场环境对农村妇女进村委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通过政治市场的“自由”竞争，民意可以相对自主的表达、民主程度得到提高，从长远来看，给妇女进村委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短期内也将给妇女进入村级权力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既然是市场，就有市场“嫌贫爱富”的特点。作为初级政治市场的村委会选举，一方面提高了民众选择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与完全开放的经济自由市场类似，如果不作一定的限制，初级政治市场也有着明显的资源（或者资本）的偏好。正如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和谐的利益关系，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理性的选民在利益的权衡中，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竞选，其基本的目标取向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主要体现的是公共利益，追求的是公共理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民个人投票的意愿与公共利益（将妇女选进村委会的集体行动）存在差异，个人的利己行为并不能促进集体利益的自动实现。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由于“市场失灵”使妇女在村委会选举的竞争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其二，政治市场竞争经验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妇女参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策的支持，对于“政治”复杂性认识不足，不少的妇女精英对政治市场、市场竞争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S市的刘村原女村书记钟菊1999年通过选举当选为村主任，2002年“两票制”当选为村支书。是一个廉洁、正派的村干部，但在2005年选举中落选，她在访谈中说：“村第六届换届选举，驻我村负责指导选举的一位副镇长在选举前悄悄探我的口气：‘听说主任想搞村书记？你主政几年村里风平浪静，没人上访，这次选举，按照文件规定小村干部职数要由原来5人减为3人，镇上还是想让你继续搞，你看村里谁搞合适呢？’我信任上级，对这位副镇长谈心里话说：‘如果村民想要我继续稿，建议最好留我、村主任和会计。’没想到，这位领导将我的话告诉了村主任，村主任抓住我的话柄向另外2名副职挑拨说：‘钟菊早就把你们甩了，你们还跟着她干什么？’这等于把两名副职抛到我的对立面。选举前，他们派心腹或地痞上门一个个做村民的工作，他们做选民的工作把选票都精算到每户人头上，对有的村民，本村没有合适的人去做工作，甚至利用外村的亲戚朋友来做工作，要村民都不要投我的票。当时，他们拉选票，对村民承诺：个个湾里搞低保，对一些老党员、有声望的老人又是照相又是填表，共承诺了一百多人，凡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读书的，他们也承诺一律减一半的学费，其实是开空头支票，先买动人心投他们的票，结果他们选上后没有落实一个承诺。为了动员村民投他们的票，还利用各种手段，花1万多元钱请客，他们请回去北京、武汉、河南等地打工的100多名村民，凡回来的人，先请到餐馆吃喝一顿，来回的车费他们报销，有的按一天发100元钱发误工费。他们到处封官许愿，将来提拔你当民兵连长，给你什么好处等等。我好大意呀，我事先一点也没察觉到他们在背后搞的这些活动，他们拉选票也不显山露水，一切瞒着我进行，而我都蒙在鼓里，总认为这次选举我的优势很大，是不会出问题的。”钟菊落选后，村里的党员不服气，分别到市委组织部、民政局反映情况，后来，镇党委下文件，任命钟菊为村党支部副书记，但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非干部），实际上将钟菊排斥在村级权力结构之外。S市相同遭遇的还有一位女支书阮花，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落入竞争对手的陷阱，被淘汰出局。较之原来村级组织更多出于行政安排，进入初级政治市场中的村委会选举竞争更激烈，参与交易的群体或小集团更多，存在更大风险，因而妇女精英需要更多的历练机会。

其三，农村妇女精英对在竞选中需要运用竞争策略还缺乏认识，竞争策略的运用还不熟悉。对此笔者有专文论述（8），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其四，农村妇女为竞选所支付的经费有限。竞选需要经费，既然是政治市场，总是需要一定的正常交易成本，由于农村妇女的劳动往往是不计酬的家庭经济，这对经济资源（特别是货帀）不充足的农村妇女，显然是一个制约因素。特别是贿选的出现，更令参与竞选农村妇女感到困难和困惑。与初级政治市场的生长相应，需要建设和完善市场游戏规则以及培育公民对市场游戏规则的普遍认同。在后两者未能跟上政治市场发展步伐的情况下，市场的弱点就会出现，例如贿选。由于农村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越来越大，选举中贿选现象的也在滋长和蔓延。就全国而言，有学者研究认为，“贿选范围由过去的少数村转向多数村。”“在一些经济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地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的贿选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的乡镇的村委会主任甚至村党组织书记基本上是靠贿选当选的。”

四、结论与对策

从农村村委会选举的发展大势来看，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都有改善，妇女进村委获得更多的制度和政策资源的支持；尽管如此，妇女进入村级权力结构的原有的制约因素并未完全解除，同时又面临新出现的阻力。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各级地方政府、妇女组织以及妇女精英要有清醒的认识，提前做好应对环境变化的准备工作，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改善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资源环境，注重对村级干部和村民、特别是男性干部和男性村民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教育。加大对支持农村妇女进村委的政策宣传。以前农村妇女争取平等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妇女方面，并且以妇联组织作为工作的主体，将妇女进村委的问题妇女化。实际上解决农村妇女在村治参与中的边缘化问题，需要男女共同的推动和参与，而且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男性村干部。

2.改善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制度环境，完善支持农村妇女进村委的具体政策措施，在比例制、职位保留制等制度基础上，还要进行问责制和惩戒性制度的建设。给农村妇女更多参与村级治理锻炼的机会，并从制度上给予她们试错的机会。

3.提高妇女参与政治市场竞争的能力，通过培训，提高妇女精英参与政治市场竞争的信心和能力，制定合法、有效的竞选策略和竞选组织，开展健康、活跃的竞选活动，为农村妇女精英在公共领域的活动提供舞台，扩大她们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发挥“小集团”的作用，通过妇女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的妇女社会组织、妇女经济组织，开展活动，形成“小集团”所共享的、具有性别意识的“社会规范”，为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提供组织支持。

注释：

[1]戴维斯·诺思：《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70页。

[2]刘筱红：《以力治理、性别偏好与女性参与：基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地位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刘筱红：《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3]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net.2007-03-02。

[5]王习明、贺雪峰、陈涛：《遭遇选举的乡村社会：荆门第四届村委会选举观察》，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

[6]Alan Peacock将政治市场分为三层结构：第一层为初级政治市场，主要是政治家出售政策给选民，而选民为购买合意的政策支付选票；第二层为政策供给市场，主要是官员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而政治家向官员提供预算；第三层为政策执行市场，主要是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选民向政府纳税。

[7]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8]参见刘筱红：《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竞选策略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