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研究

作者：李晓红 刘　东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11-05  浏览次数： 2196次

【摘　要】民族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后阶段的工作重点，为化解脱贫攻坚中的“软”约束，缩小发展差距，有必要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当前农村贫困家庭母亲的角色问题，主要表现为角色认知不足或有偏、角色缺位和角色实践非理性；而在脱贫攻坚中，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具有四个方面的非均衡性。对此，应改善公共支持的均衡性、提高专家话语建构的可及性、补贴农村贫困家庭母亲的市场话语建构需求以及探索解决母亲角色显性缺位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呈现两个典型现象：一是深度贫困地区成为“硬骨头”，二是随着扶贫“硬”资源投入力度的不断加码，脱贫攻坚的“软约束”却越来越明显，其表现之一是农村孩子在教育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即使考上一本高校，毕业时也难免面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无奈与苦涩，这也直接影响了教育扶贫的效果。从微观层面看，“贵”表明其职业成就较高。除了学业成就等智力、人力资本因素外，性格等情商因素和家庭氛围等文化资本因素也是影响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在情商的培育、家庭文化资本建构过程中，母亲的角色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农村贫困家庭中的母亲角色扮演问题也就成为脱贫攻坚阶段需要克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软约束”问题。

贫困家庭的母亲角色问题也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G.L.Greif通过对38位子女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母亲进行跟踪观察后发现：在强调努力工作、责任、教育重要性的传统价值观中成长起来是这些母亲们的共同特征；[1]Woods.E.R对实验组中的91名年轻母亲进行育儿指导和行为干预，并与51名不进行干预的年轻母亲进行对照，追踪结果显示，指导和干预能够显著改善母亲角色问题，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2]L.S.Beeber认为贫困增加了母亲的压力，负面生活事件的增多、慢性压力增大以及与伴侣的冲突等因素，可能导致贫困家庭母亲的心理疾病，成为农村母亲普遍的心理健康威胁，这些情况使未成年子女面临语言、社交、情感发展迟缓的风险，[3]V Mudavanhu强调贫困家庭中女性在财产所有权、决策和政策制定方面处于边缘地位及其不利影响，[4]这与Jiggins的观点一致。[5]在扶贫研究中，王爱君从农村女性贫困视角出发，认为母亲角色弱化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6]宣璐强调母亲角色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示范功能，认为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失败，增加了子女在以后的各种社会竞争中落败的概率，以及跳出贫困陷阱的难度；[7]赵峰认为西部贫困地区应优先开发女性人力资本，因为其“晕轮效应”在家庭收益中，表现为子女受教育程度提高、社会性发展，从而有利于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8]马文武的实证研究表明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并且贫困代际传递概率基本呈上升趋势。[9]也有少量研究聚焦民族地区贫困家庭的母亲作用问题，比如，宋凤宁认为解决民族地区女童的社会性发展问题，应“教育母亲”；[10]肖跃探讨了藏族母亲素质与女童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11]杨洲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依附地位，将会在下一代中遗传；[12]王翠丽等以宁夏固原市7所农村小学的学生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母亲角色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显著影响。[13]

母亲角色等“软约束”的影响越来越大，针对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本文拟在简要探讨贫困家庭母亲角色问题及其公共支持特征的基础上，总结贵州的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二、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问题及公共支持特征

（一）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称职的母亲都经历了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在与子女的交互和陪伴中完成母亲的角色实践。而在农村贫困家庭中，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意识不强往往是造成当前母亲角色问题的根源。具体来讲，在当前的脱贫攻坚进程中，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母亲的角色问题，集中地表现为角色认知不足或有偏、角色缺位和角色实践非理性三个方面。

首先，角色认知不足或有偏。对农村大多数年轻的母亲而言，角色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没有角色认知意识，认为不需要为做母亲进行知识、经济、体能和心理的准备；认知不足，认为只要让孩子不挨饿、不受冻就尽到了母亲的职责；认知困难，在社会转型中，从各种媒体以及身边观察到各种各样的母亲形象，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母亲；认知有偏则有各种表现，比如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智力教育，忽视道德教育；重视经济保障，疏于日常交流和心理保障等。上述认知问题，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主要表现为角色缺位与角色实践非理性。

其次，角色缺位（包括显性缺位与隐性缺位）。显性缺位就是母亲长期不与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在一起生活，是一种完全缺位。农村留守儿童就是母亲角色长期缺位的典型表现。隐性缺位则是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在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却没有能够真正起到母亲的作用。隐性缺位是一种“部分”缺位——从物理属性来看，母亲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从功能属性来看，则除了空间距离意义上的陪伴以外，母亲的其他作用缺位，没有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社会化成长环境。比如一些全职母亲，沉迷麻将，对孩子完全实施“放羊式”的管理；再比如一些陪读母亲，除了给孩子做饭洗衣以外，不能提供其他任何陪护，以致一些陪读孩子的成绩还不如住宿学生；不能正确引导孩子，比如对于上网问题的处理。从角色认知的角度看，没有认知意识或者认知不足，容易引起角色缺位。

最后一个表现是角色实践非理性。这一般是因为角色有偏以及认知困难导致。典型的表现有：对子女过于溺爱，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对孩子期望过高，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比如高考不计成本进行投入；对孩子过于严格，动不动就棍棒上身；情绪化，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意对待子女等。

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来自存在母亲角色问题家庭的孩子，其情商和家庭文化资本较低，可能在成年以后的社会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成为低收入群体中的一员。而最坏的后果则是贫困的代际传递没有被阻断，成为“贫二代”。也正是因为如此，重视贫困家庭中的母亲角色支持，被认为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途径，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脱贫攻坚的共识。

（二）当前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支持的非均衡特征

一是脱贫攻坚任务与目标的经济属性决定了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的非均衡性。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中国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一目标中的“现行标准”是指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标准，很显然，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标准。顶层设计对脱贫标准经济属性的规定，决定了相应的脱贫攻坚措施主要瞄准经济收入的增加，而非其他方面的改善。因此，对应于孩子对母亲角色的要求，则相应地决定了相应的公共支持会优先响应母亲角色中的“经济收入”要求，而非“陪伴、沟通、教化和共同成长”需求。

二是脱贫攻坚具体措施与项目安排决定了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的整体非均衡性。2013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按照“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进行具体部署和实施推进。以贵州省来看，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以后，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具体化为“坚决打赢四场硬仗”，即基础设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以及教育、医疗和住房“三保障”硬仗。很显然，四场硬仗瞄准的都是典型的经济贫困致因：基础设施瞄准改善生产和交易条件；产业扶贫重点培育贫困地区的自身造血能力，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问题，其实质是改变贫困人口的生产资料和环境；教育扶贫解决“因学致贫、返贫”的经济支持问题，医疗扶贫瞄准“因病致贫、返贫”的经济困境，住房保障解决“建房贷款”的经济负债问题。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以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增强贫困地区经济实力为目标，而非瞄准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进行公共支持，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和项目安排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在整体上具有非均衡性。

三是专项脱贫行动中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支持的非均衡性。贫困家庭中，母亲角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扶贫实践的共识，因此，发达国家如美国，很早就开始了扶贫救助中的母亲角色干预与支持，最典型的就是以贫困家庭主妇为主要对象的社区支持计划。中国也非常重视对贫困家庭女性的公共支持，从1989年实施“春蕾计划”以来，陆续启动了“母亲水窖”“母亲健康快车”“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以及“巾帼脱贫行动”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是：瞄准农村贫困女性（女童）、强调对贫困家庭女性（女童）的个体帮扶，主要从健康、教育、就业三个领域提升女性个体的发展能力。所以，总体上，这些项目强调农村贫困女性（女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经济实现能力的提升与实现。一个例外是于2000年开始实施的“母婴平安120工程”，是少见的瞄准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扶贫项目。该项目主要致力于实现贫困家庭母亲“生育0风险”的扶贫目标，是对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早期的公共支撑，不涉及顺利分娩以后的公共支持。因此，总体来看，对农村贫困女性（女童）的公共支持，虽然有项目涉及对母亲角色的支持，但是与支持“个体实现”的其他项目相比，数量少，具有总体分布上的非均衡性；从支持母亲角色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支持孕期到分娩这一特定阶段的生命存续性，少有支持母亲育儿的角色需求，具有支持内容上的非均衡性。

三、支持母亲角色的主要实践——来自贵州22个县的观察

2018年5～8月，本文课题组就此问题对贵州22个县展开调研，概括来看，贵州对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涵盖了母亲角色引导、塑造和理性实践等方面，既有瞄准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的精准施策，又有面向贫困人口整体的普遍措施。

（一）产业扶贫中的母亲角色引导与塑造

产业扶贫一直是中国扶贫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发展产业，增加就业，是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根本之举。对部分贫困地区而言，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产业比发展产业本身更重要。调研发现，多数贫困县都能依据本县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结合技术、市场和人才支持，发展本县的特色品牌产业。六盘水市钟山区为巩固深化“锦绣计划”等妇女脱贫攻坚品牌，针对贫困妇女、绣娘开展刺绣、蜡染、民族服装服饰、手工编织等民族手工艺制作培训，目前已在多个乡镇开展十期以上培训，实现全区内贫困妇女全覆盖。从总体来看，钟山区在产业扶贫中引导与塑造母亲角色的措施可以概括为政府助力拓展发展空间、妇女夜校开展培训、构建文化交流平台三大方面。其中，政府致力于将“锦绣坊”等企业的销售渠道打通，鼓励有接单能力的绣娘与企业商户签订单，通过妇女手工业帮扶，贫困妇女能就近、就便从事“锦绣计划”妇女特色手工制品，实现居家灵活就业创业；举办妇女夜校，聘请“党校教师、巾帼志愿宣讲员、民族技艺专家、本土致富带头人”等，开展相应领域的教学活动，同时做好扶贫政策法规宣传、妇女儿童知识普及，并结合妇女群众培训需求，调整、丰富课程设置，确保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培训服务功能；在文化平台打造方面，以“锦绣坊”、妇女创业基地为依托，以参加市区举办的“凉都十佳绣娘”评比大赛、“凉都绣品展”等活动为资源，为妇女搭建展示才艺、传承文化的平台，提高妇女特色手工产业影响力。晴隆县在扶贫过程开展的农村贫困妇女“雨露计划·三女”培育行动、贫困村致富带头人“能人培养”行动，也是在产业扶贫中引导和塑造母亲角色的典型措施，扶贫部门承担贫困家庭妇女在发展产业中产生的培训费用；并在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中，要求5名村级负责人中，至少要有1名妇女；鼓励自主创业就业，以县为单位对贫困群众自主就业、创业的，给予扶贫小额贷款、创业贷款、妇女创业贷款等金融产品支持。很显然，在产业扶贫中嵌入对母亲角色的引导和塑造，是提升农村女性经济能力的副产品，支持了母亲角色中的经济维度。

（二）教育扶贫中的母亲角色缺位替补尝试

女性对于母亲角色的认知和实践需要一个转变或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将母亲缺位家庭幼年子女的监管和照顾置于空白。贵州贫困地区在扶贫过程中通过教育扶贫，对母亲的角色缺位进行替补尝试。台江县出台的《贫困家庭儿童发展计划》，扩大了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婴幼儿营养改善试点范围，以低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为重点，预防儿童营养不良和贫血；做好与大病保险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衔接，进一步提高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血友病等重大疾病救治费用保障水平；建立健全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制度，重点加强对留守儿童和孤儿、残疾儿童、自闭症儿童的心理辅导，加强留守儿童关爱，实施“标准化留守儿童之家”“蒲公英留守儿童之家”项目，开展县级“留守儿童之家”创建，建立“党政、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体系，实现监测、监护、教育、救护全覆盖；加强学前教育资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预防和控制儿童意外伤害，净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维护学生安全和校园稳定。可以说是全方位为贫困家庭子女的发展提供支持。晴隆县扶贫办和教育局实施的“雨露计划·圆梦行动”，对建档立卡（低保）贫困家庭子女和农村孤儿实行扶贫特惠政策资助，做到应助尽助，其中，通过实施“雨露计划·圆梦行动”，对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二本（含）以上大学的，扶贫部门一次性给予每生交通补助费和过渡期生活补助。六盘水市鼓励初、高中毕业后未继续学业的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与省内职业学校对接沟通，办好精准扶贫班，提高就业率，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

可以看出，教育扶贫对学生的发展支持措施，对于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贫困家庭子女的社会化发展角度来看，母亲角色的作用仍然必不可少。

（三）营造社会氛围引导母亲角色的理性塑造和实践

贫困户思维的转换以及农村女性对母亲角色的认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引导转变的必要步骤，调研县在营造社会氛围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教育引导。六盘水市开展的“小手牵大手”转观念活动，要求制定扶贫政策进校园工作方案，把扶贫政策宣传转变为校园文化宣传，在班会课、黑板报、思想品德课上进行教育引导，树立学生正确人生观，形成“小手牵大手”助力脱贫攻坚良好局面，转变贫困家庭等靠要思想，以纯洁的幼小心灵去感化唯利的利己主义心态。多个县市区要求每个村都要开设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进行扶贫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文化、法律和国防知识宣传教育，树立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尊老爱幼、诚实笃信、脱贫典型、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钟山区在创建文明村镇工作中加强道德讲堂建设，通过道德讲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苦干实干的优良传统，激发贫困户通过自己双手致富的信念和斗志。荔波县针对争当“贫困户”“等着别人送小康”“越扶越贫、越扶越懒”等问题，组织开展“三有、三无”（有感恩之心、有脱贫之志、有增收之行，反之则为“三无”）评选活动，以求形成“要发展、争脱贫”的良好氛围。

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修订完善符合当地特色、经村民协商认可的村规民约，引导贫困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倡导勤俭互助、维护村庄环境卫生，坚决纠正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不赡养老人、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培养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真正激发出持久的脱贫致富动力。通过村规民约、法治教育、社会曝光等方式，推进法治扶贫到村到户到人。贵定县开展的“志智双扶·感恩奋进”思想扶贫行动中，注重培育道德模范、树好脱贫光荣典型，把挖掘、推荐、评议、宣传的过程，作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过程，引领树立“明礼知耻、崇德向善”的价值导向。

从农村贫困家庭角度施策，坚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把家风家训作为民风建设的基础工程，广泛开展“文明家庭”“诚信农民”“星级文明户”等创建评选活动，推进家训家规家风建设，弘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钟山区在巾帼扶贫行动中，计划2018年完成年内全区“两癌”妇女信息台账，实现全区“两癌”妇女年初慰问金全覆盖；做好“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救助金申报工作，全面完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4～65周岁妇女“两癌”资助；同时利用好妇女工作新媒体，强化文明发布阵地建设，在妇女之家、妇女夜校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妇联QQ等全媒体，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找好典型、抓准切入点，掀起对不孝顺、不干净、不卫生、不尽责等不良行为的舆论战；推进文明新风进社区、进农家。

贵州脱贫攻坚中的上述做法，总结来看，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优先支持母亲角色的经济能力提升。二是开始重视母亲角色的其他维度支持。包括母亲三观的塑造、专业育儿知识的导入、与孩子交流沟通技巧的培训、自身非经济行为的塑造等。三是支持方向的多维性。这些公共支持并非单向地瞄准母亲本人施策，而是多方向、多维度地支持母亲角色。包括通过孩子的行为对母亲角色的反向塑造、社会舆论引导、经济行为参与带来的改变等。其中，对母亲角色缺位的教育替代尝试，甚至可以说是“折射”方向的母亲角色支持。

很显然，上述支持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相较于贫困家庭孩子对母亲角色的需求，脱贫攻坚中对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需求，但是对于“社会化语境下的成长”需求，则无论从内容的覆盖面、还是支持的力度来看，都远远不够。

四、对策建议

根据农村贫困家庭孩子对母亲角色的需求，以及当前已经实施的公共支持情况，在脱贫攻坚中加强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公共支持，其思路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重点：

第一，改善公共支持的均衡性，从优先支持经济能力提升转向全方位支持母亲角色。目前的支持措施，高度契合脱贫攻坚目标的经济属性，优先支持提升农村母亲的经济能力。就角色功能的替代性而言，恰恰这一部分更具可替代性，而母亲的教化与养育功能不可替代。因此，应采取更多措施支持孩子对母亲角色的“社会化成长”需求。

第二，提高专家话语建构的可及性，缩小城乡母亲角色认知差距，引导理性的角色实践。在义务教育普及、外出务工成为共同经历、信息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村女性（女童）的母亲角色建构同时受到传统话语、后女性主义、专家话语和市场话语建构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更深的传统影响等，容易导致角色认知混乱或偏差，从而引起角色实践非理性。专家话语建构是角色认知的重要标准，因此，提高专家话语体系的可及性，对于改善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的认知不足或者认知偏差，逐步缩小城乡母亲角色的认知差异，意义重大。

第三，补贴农村贫困家庭母亲的市场话语建构需求，提高角色实践基本水准。越来越开放的农村使得农村母亲可以更加频繁地接触到市场信息，并作出行为反应。比如，课题组在贵州22个贫困县的调研表明：这些县都有着大量的陪读母亲。农村母亲放弃打工挣钱机会，专职陪读，是对多重话语体系下母亲角色社会建构的一种行为反应，由于是自主选择，因此，更多地体现了市场话语建构的特征。而城市母亲对市场话语建构的回应，则从孕期就开始，甚至存在过度回应的倾向——很多家庭表示不敢生小孩，因为养一个小孩太“贵”。在农村，我们不主张过度回应市场建构，农民也没有能力过度回应。但是，从丰满母亲角色的角度看，有必要制定母亲角色市场建构的最低标准，提供补贴，缩小城乡家庭教化的差距。

第四，探索解决母亲角色显性缺位的创新路径。在脱贫攻坚语境下，这实际上是要探索消除留守儿童现象的问题。[14]从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角度看，关键是怎么解决伴读家长的生活补助专项开支问题，以及获得这种资助需要完成的任务清单，以及相应的制度规则制定。

参考文献：

[1]Greif.G.L，Hrabowski F A，Maton K I.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of Academically Successful Sons：Familial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J].Children&Schools，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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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文武，杨少垒，韩文龙.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8（2）.

[10]宋凤宁，张琼.论少数民族地区女童的社会性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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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洲.母育模式困惑的文化视角分析——基于民族地区家庭教育现象引发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6（10）.

[13]王翠丽，李慧，李军.贫困民族地区儿童心理发展母亲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1（6）.

[14]李晓红.扶志扶智培育发展能力[N].贵州日报，2018-09-2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