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农民弱势群体消极政治心理的制度思考

作者：李秀明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6 月  发布时间：2015-11-23  浏览次数： 321次

【摘　要】 政治心理作为特定时期内人们对政治生活形成的一种自发的、潜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对政治体制具有特殊的意义。政治体制的稳定需要民众政治心理的支撑， 政治体制的转型需要社会政治心理的调适相伴。化解农民弱势群体的消极政治心理， 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作为改革开放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 农民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消极性。为此， 采取必要措施优化其政治心理， 有利于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所面临的问题， 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比较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最终让更多的农民弱势群体早日走出困境。

【关键词】 农民弱势群体；政治心理；政治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为我国在21 世纪进一步发展注入了不竭的生机与活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 弱势群体问题日益突显，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学术界也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迄今为止， 大多是对贫困弱势群体生活、就业、社会保障、开发扶贫等方面的关注， 而从政治心理方面对弱势群体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过程中， 政府主要采用直接的宏观调控政策， 以及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的经济援助， 却忽略了对弱势群体政治心理的优化， 忽略了对弱势群体政治心理状况的研究， 尤其是对其政治心理中消极方面的化解。经济援助对解决弱势群体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从某种角度讲， 来自社会的关怀、同情、引导等心理救助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物质层面的作用。本文着重探讨农民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问题。

一、农民弱势群体消极政治心理的表现

(一) 迷信、政治怀旧心理

农村生活和农业常常容易受自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市场经济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农民的命运， 因此他们便求助于神灵的保佑。文化水平低、盲从等因素致使迷信在不少农村地区泛滥， 这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也对农村的政治健康发展不利。迷信和科学是不相容的， 在政治生活中迷信的人很难适应现代政治的要求。此外， 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心理上的不平衡， 就容易产生怀念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人人平等“吃大锅饭”的政治心理。如果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以前， 这种政治怀旧心理就更加明显。他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持不支持的态度， 甚至产生排斥的政治心理。这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二) 政治参与的功利和依赖心理

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一致性， 有时会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生活于小农经济条件下， 农民不可能一下子根除传统的积习， 具体表现在: 参与政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有组织的活动往往是被动的， 总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来替自己说话并保护自己， 等等。

(三) 倾向于依赖家族、宗族的政治心理

宗法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色， 解放后家族政治退出历史舞台， 但家族观念仍没根除。农民自主经营后， 一家一户感到力量弱小， 为求得帮助便把希望转移到族人的联合中， 这就使宗族观念有所抬头。在对待选举、参与管理方面， 不少地方受宗族势力的影响， 大家族左右选举， 同族人受到优待。当然， 这种宗族影响比旧的宗族势力影响弱小得多， 但在农村政治中仍不容忽视。

(四) 反权威的逆反心理

农民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后， 基层政权组织和村组织失去了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基层组织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转变管理职能， 以服务百姓为宗旨， 从而赢得群众拥护。但由于各种原因， 基层组织没有也很难做出这样的转变。因此， 农民逐渐滋生出对公共行政组织的离心倾向，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农村有一定程度的泛滥。这种反权威心理不仅使执行政府的政策受阻， 而且也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五) 仇富心态

仇富心态实际上是一种对待财富的不正常心态， 认为“富人”夺占了大多数人的财富， 是“为富不仁”。实际上这是一种嫉妒心理在作祟， 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改革开放前， 中国实行的是平均主义， 贫富悬殊不大；改革开放后， 经过30年的奋斗， 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分配问题上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农民弱势群体的失衡心理、落差心理、攀比心理， 使生活水平本来己经得到较大改善的人们同样产生不满足感， 感到分配不公， 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近年来的多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 几乎每个社会群体， 尤其是农民弱势群体， 认为自己的境遇不如其他社会群体， 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我国一部分老百姓心目中， 我国的富翁中不少人是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种心理随着近年来不断被揭露出来的巨贪的增多而逐步增强， 并随着新闻媒介对各种畸形的、无规则经济现象的炒作而不断加剧。这种心理的蔓延， 必然使农民弱势群体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甚至怨恨， 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二、农民弱势群体消极政治心理原因初探

(一) 收入差距的拉大

改革开放使农村经济从长期停滞走向蓬勃发展， 使农民弱势群体政治心理开始向良性发展。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大。2001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 年扩大到3. 11：1， 2003 年扩大到3. 23：1，而2007 年继续扩大为3.33：1。如果把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和城镇居民享受的福利也考虑进去并将其货币化， 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6 ：1。近五年来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加薪约一倍，城市居民也相应增加了收入， 而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少。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土地抛荒、粗放经营、生产性支出减少、消费水平下降、人口盲流等现象已经在农村有些地方出现。对于陷入贫困的农民而言， 他们对于自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地位并不十分在意， 只要能够过上一种粗茶淡饭、清贫、宁静和安全的生活就谢天谢地了。但是， 在一些地方， 贫困农民连这种最低限度的生存愿望也得不到切实保障。在这种背景下， 加上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心理蜕变和更新的影响和制约， 农民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呈现出一定的消极性。

(二) 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城市与农村各自独立的社会福利政策。由于城市占有政府直接投入更为丰富的福利资源， 因此其福利水平明显高于农村。目前， 我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的“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基本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体制内成员， 并没有完全覆盖体制外成员，尤其是没有完全顾及广大农民弱势群体。由于农民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 已经进城的农民工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在这种二元福利结构社会背景下，农民弱势群体在心理方面难免会出现自卑、依赖、仇富、反社会等消极政治心理。

(三)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它一方面自豪地宣告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 注重人的群体价值， 对于推进人类社会向着高度理想化的道德社会迈进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另一方面它又从各个方面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进行了无情剥夺， 在观念上用一种普遍道德规范否定了人的个体存在， 因而造就了一个顺民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主体意识是残缺不全的。

三、化解农民弱势群体消极政治心理的理性路径

“政治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 它受到经济关系、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 从根本上讲， 它是由人们的经济关系及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1] 当前农民弱势群体之所以弱，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分享到改革转型的收益较少， 另一方面在于他们承担了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大部分成本，面临着生存危机。正视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问题， 关心、扶助农民弱势群体使其摆脱困扰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又是促进农民弱势群体政治心态更新并构筑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心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积极发挥政府职能

著名学者何清涟在他的书中写道: “从根本上来说， 弱势阶层处境的恶化， 对政府而言是具有危机性质的社会问题……不管怎样， 政府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社会经济效率的问题， 它所肩负的责任比这要复杂得多。因此， 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政府不但应该割断政府权力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还必须在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 设计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调整目前这种状态， 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2]他强调了政府在调整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出: “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 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 [3] 温总理对责任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 把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弱势群体置于政府积极责任之下，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体现了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追求，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神圣职责。具体来说， 当前要不断加强和完善政府的整合机制、疏导机制和保障机制。

(二) 建立、完善对农民弱势群体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

1. 加强对农民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

卢梭说过， 环境的力量始终倾向于破坏平等，惟其如此， 法律的力量就应该始终倾向于维护平等。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对维护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因此， 对农民弱势群体最强有力的保护就是法律保护。只有把以维护公平为宗旨的法律作为武器， 农民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才能免受强者的侵犯和大众的漠视。具体来说， 就是要在实践中做到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有充足的资金保障， 加大对法律救助人力资源的开发， 建立有关法律救助的法律保障体系。

2. 加强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心理救助政治心理的好恶决定着政治行为的倾向， 民心的向背影响着政策的成败。因此，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民心所向， 注意农民弱势群体的心理需求， 切实加强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心理救助。首先， 优化农民弱势群体的心理素质；其次， 预防、矫正其不良心理行为；第三， 培养农民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 优化其政治心理。

(三) 在全社会形成对农民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氛围

所谓人文关怀， 指的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等。目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社会生产力持续提高， 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迫切性已经在我国若干地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新技术革命的机遇、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等都对人文关怀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 人文关怀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方向，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声誉。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国际研讨会上， 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建议， 全社会应进一步采取措施， 让贫困者有尊严地获得帮助， 使他们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4]。这体现了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和本质的“以人文本”理念， 一切以人为目的， 而不是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

当然， 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讲竞争， 不竞争就不能发展。但竞争应当是公平的， 每个竞争者都应在竞争中遵守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统一的原则， 不能损公肥私， 不能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危害公众。有竞争必然就有优胜劣汰， 就必然在分配上拉大差距， 甚至给一部分人的生活造成困难， 也势必会造成人们在精神上、心理上的不平衡。但不应坐视这种现象， 而应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给予补救。这种补救不仅表现于一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还特别表现于对农民弱势群体的帮助， 对农民工、贫困农民的保护。对那些以卑劣手段从事“竞争”的行为， 对以非法手段、不人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进而损害农民弱势群体的行为， 如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 不仅要从道义上谴责， 而且要从法律上予以制裁。倡导对农民弱势群体给予社会主义“人文关怀”， 不仅有助于建立正常、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 有助于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完善， 而且有助于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给予农民弱势群体人文关怀还包括给予他们文化关怀。所谓文化关怀， 就是通过文化作品、宣传活动等文化形式对特定对象进行感染、熏陶和教育， 达到对特定对象生存状况的关注， 进而提升其精神生活质量，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文化关怀要与文化扶贫紧密结合起来。农民弱势群体经济上的贫困往往源于文化素质的低下， 文化扶贫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农民弱势群体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很少能进行文化消费；而远离文化氛围就不能感受到文化关怀。因此， 要根据农民弱势群体成员的特殊需要， 有目的地开展文化扶贫工作。通过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有针对性的主题文艺演出、文化作品创作、推出先进典型等各种形式， 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 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疏导其心理， 化解其不满情绪， 调整其不平衡心态， 使之形成并保持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文化关怀的关键是让农民弱势群体感受到心灵关怀和情感抚慰， 努力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形成健康、向上、奋进的积极心态。

(四) 加强政治文化建设， 提升农民弱势群体自身的政治主体意识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公民对政治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念的总和。一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一定的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构成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 从而影响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形成特定的政治主体意识[5] 。提升农民弱势群体的政治主体意识， 就是要从公民身份而不是臣民身份出发， 按照公民的角色规范， 使广大农民弱势群体能够明确认识并积极行使其权利， 承担其义务。通过中国特色政治文化建设， 使农民弱势群体真正树立起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 让农民弱势群体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增加对政治过程、政治生活的了解， 增强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自己的政治责任。具体来说， 在优化农民弱势群体政治心理时， 尤其要重视加强对社会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观念和政治习惯等的宣传、教育和灌输， 重视政治文化的社会影响， 努力加强和改进政治文化建设， 宣扬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念， 从而化解农民弱势群体的消极政治心理。

参考文献

[1] 刘松阳， 刘锋. 政治心理学[ M]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65.

[2] 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M] .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239- 240.

[3] 赵义. 和谐社会呼唤责任政府[J] . 南方窗， 2006(3) :3.

[4] 邱红杰. 让贫困者有尊严地得到帮助[N] . 新华每日电讯， 2002- 12- 14( 2) .

[5] (美) 阿尔蒙德.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