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视阈中的清代山东运河城市民间坊刻———以聊城书庄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杨轶男　张弘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理论学刊》 2012 年6 月  发布时间：2015-11-22  浏览次数： 317次

【摘　要】明清之际，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新兴的山东运河城市成为北方经济繁荣之区。运河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使其成为孕育市民文化的摇篮。市民文化作为运河城市民间坊刻发展的直接催化剂和重要文化土壤，直接影响着坊刻本的定位和内容生产；同时，市民文化的商业属性也决定了坊刻本的商业化与产业化运作，使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而坊刻本反过来又对市民文化具有接收整合功能，担负着通俗文化传播和市民文化建构的重任。市民文化与山东运河城市的民间坊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

【关键词】清代；山东运河城市；聊城；民间坊刻；市民文化

明清之际，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和漕运的兴起，带动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社会变迁及运河沿岸城市的崛起，临清、济宁、聊城、德州等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大运河的通达也使南北异质文化在山东运河区域融汇交流，形成了融都市文化、市井文化、商业文化、民俗风情文化于一体的包容、开放的运河文化。这既为运河城市民间坊刻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又成为民间坊刻勃兴的直接催化剂和重要文化土壤。清代聊城的民间坊刻在北方城市可谓独树一帜。清代前期，书业德等四大书庄在聊城相继开业;乾嘉以后，聊城“城内大小书坊已达三四十家，……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坊刻中心之一”［1］( P531) 。植根于市民文化土壤的民间书坊及其刻本主要承载了市民阶层的文化诉求，成为市民意识的重要载体；同时，坊刻本对市民文化又具有接收整合和引领功能，在市民文化建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市民文化的勃兴与民间书坊的崛起

大运河的全线通航，将长江下游流域的商业文明传送到北方农耕文明的区域内，使山东运河地区的物资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由此，这一闭塞之地变成了开放之区，成为颇具经济活力的区域。山东运河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吸引了众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谋生；运河交通的便利，则诱使大量外地客商来此谋利———这就使商人和市民的数量急剧膨胀，为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明中叶后，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人们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已趋于奢靡，而运河的畅通给山东运河城市的居民带来了这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文献记载，东昌府(今山东聊城) 向来“务织啬”、“服食朴素”，嘉靖年间“生齿日繁，盖藏露积”，隆庆后则是“人仰机而食，暇则置酒征歌连日夜不休”［2］(P2366) 。运河城市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已大异于离运河稍远的州县。繁庶的商业和物质文化让山东运河城市成为相对自由的所在，从而就在专制政体之下衍生出一个局部的游离于主流价值观念之外的市民社会。运河城市市民社会的崛起和运河城市开放性、包容性的特质，使其成为孕育市民文化的摇篮。市民阶层在精神文化层面有着特定的需求，加之南风北渐和晚明人文新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各种享乐、奢靡的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伴随运河而来的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更使戏曲曲艺、通俗小说等娱乐消费蓬勃兴起，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四壁墨记有大量关于戏班、戏曲演出等方面的资料，是聊城市民文化繁荣的见证。戏曲曲艺等的流行也带动了坊刻曲本和说唱本的刊刻流通。代表市民自娱自乐的文化精神日渐形成，市民精神不断张扬，市民文化走向兴盛。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读物、小说、戏曲等市民文学大量涌现，取代士大夫文学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小说更成为市民文学的主流，有些明清小说“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市民的新形象及运河城市的风俗习惯”［3］，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和价值取向。例如以山东运河地区为背景的《金瓶梅》等就带有明显的市民文化的痕迹，《三言二拍》也有部分内容反映了山东运河城市市民文化的风貌。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是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心下移的一种重要显现。市民文化的勃兴为民间书坊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直接刺激了聊城刻书业的繁荣。清代“全盛时期，全城书坊每年刻印的图书年销量不下二三十万部”［1］( P531)。《老残游记》就曾写到聊城的一家木板书行，其掌柜不无得意地向老残介绍说: “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板，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4］( P46) 从中可看出书庄的经营情况。有些书庄颇具规模，如书业德在山西太原、祁县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和代销处，临街五间门面，后院百余间房舍，职工百余人，书板千余种，图书行销全国大部分地区。书庄一年四季都很忙，每年腊月到次年正月为销售极旺期，各地学塾新春开馆需大批书籍，外商争先恐后赶到聊城，装书运书的木船、骡车、毛驴车、骆驼队络绎不绝。

二、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坊刻本定位与内容生产

植根于市民文化土壤的坊刻本带有极深的市民文化的烙印。坊刻本作为一种反映机制，其生成状态和发展趋势往往取决于市民文化的具体形态；而市民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又直接影响坊刻本的定位和内容生产。山东运河城市市民文化的特色资源影响着坊刻本的内容生产，以面向民间大众的通俗读本为主，如小说、童蒙读物、实用性通俗读物等，它们契合了民众的口味，给坊刻业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市民文化最大的特质是以娱情性、消遣性和休闲性为旨归，因此，反映世态人情的作品自然会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文人创作观念随之发生了变化，开始面向市民创作通俗文艺作品，体现出世俗化、平民化的格调。书坊主、文人的审美及价值选择与受众的趣味和需求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了一个以通俗化为特征的精神休闲的空间。坊刻本成为市民情感和意识的重要载体，呈现出与官刻本和私刻本不同的文化风貌。

清代聊城坊刻图书的构成主要包括: ( 1) 通俗文艺读物。书业德设有专门的“小说板库”，小说类书板有200 余种，占其所有书板的五分之一。宝兴堂的小说类书籍最富盛名，较著名的版本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绣像本《红楼梦》曾列于全国书目中。《巧合奇冤》是小本鼓词小说，文句通俗，多杂土语，妇孺可解，故事内容曲折离奇，流行于下层社会，并为江湖说书艺人传播鬻唱。诚善堂、善成堂还出版当地人编撰的“善书”，如《宣讲宝铭》、《宣讲金鉴》等。此外，儿唱本、歌本等“小花页”也被广泛刻印。宝兴堂印有大量“小花页”，如《包公铡陈世美》、《水漫金山寺》等；三合堂则以印“小花页”为主，书板约200 多种，如《玉堂春》、《逛东昌》、《小两口捉臭虫》等。( 2) 文教科举类书籍。由于聊城等地大众教育的普及，书坊刻印的私学童蒙教材剧增。书业德专设有“启蒙书板”，较具特色的是《山西杂字》，易念易懂。有益堂的启蒙书书板计500 余种，数十万块。《老残游记》写东昌府一书坊主向老残介绍: “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4］( P46) 官刻和私刻很少涉及童蒙读物，此乃民间坊刻的特色。书院、官学教材是儒家经典，科举考试也指定专门著作。为逐利，书商纷纷刻售“坊选”等经史读本、举业时文，坊刻科考书籍广泛流通，走俏士林。书业德设有专门的“经史板库”［5］( P89) ；善成堂刻印了大量“闱墨”，有闱书板百余种，如《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山东闱墨》等;今聊城运河文化博物馆尚陈列有《四书备旨》、《监本诗经》等。《老残游记》第七回提到书铺主人向老残推荐的所谓“讲正经学问的”书，如《崇辨堂墨选》、《目耕斋》、《八铭塾钞》等［4］( P46) 。值得一提的是，书坊所刻文教科举类用书，即使是难懂的四书五经，也属于浅显的释义，适合普通人群和一般的举子看。( 3) 日常实用类书籍。包括各类“通书”，如农书、医书、百科全书等。书业德设有专门的“医、杂板库”，其中医书有《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上百种，此外还有术数、画谱、棋谱等书板，另有许多商书以及程图路引等。商书的出版反映了聊城商业经济背景下商人的文化诉求，其功效“不在六经四子书下”［6］( P292) 。有益堂还独有理发业技术书《净发须知》、《冷发烫知》。这类日常生活用书在民间有着广泛的需求。坊刻本的上述内容构成，体现出坊刻本所特有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娱乐性、通俗性特质，带有很深的市民文化烙印。另外，市民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也决定了坊刻本形式上的平民化格调。小说、戏曲类书籍在装帧设计风格上大都灵活多样，如附加各种插图、广告以增加图书的通俗性和趣味性，带动图书的销量。宝兴堂刻印的《红楼梦》即为绣像本；百家名著及诗文集也别具特色，与官刻本的刻板风格不同，一般多有加工，如附上插图、增印注疏，以迎合大众口味。有藏友保存有书业德刻印的几本书，在每种书的第一本封面印有一朱红方章，上书“书业德自在江浙苏闽拣选古今书籍发兑”［7］。产品介绍、经营方法都已日臻完备，不失为一种灵活的广告形式。坊刻本的装帧设计风格与市民文化的通俗性、娱乐性的特质是十分契合的。

三、市民文化与坊刻本的商业化、产业化运作

从富商巨贾到贩夫走卒，构成了运河城市市民文化的主体。市民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性文化，市民文化的商业属性决定了聊城坊刻图书的商业化运作。如同南方坊刻业发达的城市一样，清代聊城的坊刻业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书坊实行市场化运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出版、印刷、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成为把运河城市文化与商业运作模式巧妙嫁接在一起的一项文化产业。聊城坊刻图书的商业化运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图书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书坊在选择印制图书时，注意挑选好的版本。有益堂多选精勘善本为底本；书业德光绪二十六年( 1900)刻《国语》，封面注有“天圣明道本”，足见对版本的重视［8］( P684) 。在写样雕刻方面，较大书坊通常都聘请堂邑写样和雕刻能手，如书业德出版的《前四史》、《史记菁华录》，宝兴堂的《神农本草经》、《昭明文选》等，都出自著名写样先生刘凤藻的手笔。书坊对刻版印刷中的每道工序都严加管理。书业德在纸张、印刷、装订方面都十分讲究，校对上更是精益求精，专设“校勘先生五六名，雕刻工人七八个”，负责校对改补工作，所以书业德的图书错字极少，“雕板精良，字画清晰”［5］( P85) 。二是注重产品选题和品种创新，迎合市民文化消费趋向。书商通常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不断传刻新书、出版畅销书以吸引读者、扩大销量。有的书系书业德首次刊刻，如同治四年( 1865) 所刻《字学举隅》乃是最早版本，以后的版本有同治十年刻本、同治十一年金陵状元阁刻本、光绪元年( 1875) 刻本、光绪十六年榆荫书屋刻本等。有的书虽不是初刻，但在当年或第二年就刻，如道光二十七年( 1847) 所刻《巧搭分品》，有道光二十六年李揆一序和道光二十七年阳湖庄士彦序，说明此书最早是在二十七年付刻，而书业德即便不是首刻，则刻书亦只是略晚，成书当年就已付刻。再就是对畅销书一书多刻。书业德《奎壁诗经》、《奎壁书经》、《礼记易读》、《史记菁华录》等书都是数次刊刻，《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在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九年间四次刊刻；宝兴堂《古唐诗合解》、《幼学须知句解》有两个版本。品种创新方面，以“四书”为例，善成堂刻印《奎壁四书》、《四书章句集注》等，书业德则出有《大字四书》、《四书讲义》等，有益堂除刻印《四书备旨》、《四书图奇》等外，还别出心裁地在每页顶端增印字典，称《字典四书》。三是因时制宜，不断满足社会需要。宝兴堂和有益堂在科举兴盛时刻印一些“闱墨”等，而在废除科举后大量刻印了经济、策论、史地、自然类的书籍，以顺应形势的变化。在书籍形式和版式设计上，追求多变风格，以迎合市民口味，其中插图的运用即是显例。小说书籍多附有插图，如《三国志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诗经备旨》中也有部分附图，《三字经》、《千家诗》同样附刊有人物故事图像。书籍装帧方面也很讲究。善成堂最讲装璜美观，甚至连启蒙读物都“莫不精美”［5］( P96) 。另外，注重书籍刻印的时效性。善成堂抢印“闱墨”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每遇开考，山东闱墨就由济南分号搜集材料，送聊城刻印；顺天闱墨、直隶闱墨则由北京天成堂印好页子，通过运河运到聊城加工成书后，与山东闱墨一起运往济宁、北京批销”［5］( P91－92) 。这样的高效率成就了善成堂的竞争优势。四是注重广告效应。书业德的书有的在书衣题签有“东昌书业德记精选洋板书籍发兑”［8］( P685) ，很具广告意识。宝兴堂《小学纂注》封面题曰: “督学使者颁行，重订小学纂注，光绪戊戌年增刻，东昌宝兴堂梓。增朱子年谱，附忠经孝经。”宝兴堂《礼记易读》封面亦有广告语: “校正一字无讹。”又有识语: “善本流传所以嘉惠后学也，近日射利翻刻帝虎鸟焉讹字满纸，但求放利而行，不顾遗害甚大，愿为父师者严防赝本为要属”［8］( P1062) 。在占有市场方面，书坊还采用开设分号的方式进行市场扩张。“书业德在太原、祁县、忻县、介休、平遥及山东济南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和代销处，大量推销其书”［5］( P86) 。在经营上，为降低市场风险，书坊还借助市场调配出版资源。除自板自印成书外( 称“府书”，多为小部头) ，对于市场销路较窄的大部头书籍，则主要通过运河从南方购来印好的书页装订成书销售( 称“南书”) ［9］。在管理手段上，书坊实行计件管理，按件付酬，销售旺季实行双工资、“双加双”、“夜宴”等灵活加薪的管理办法［5］( P106) 。另外，坊刻业还出现了以下值得关注的现象: 来自堂邑农村的大量刻工成为书坊的外加工人员，以至于刻字及插图手艺成为这一带农民的家庭副业；印书业则有了经纪人制度，“揽头”即经纪人负责与书坊接洽，揽下活后分头交给刻工，从中抽取佣金；行业内出现较大书坊收买倒闭书坊旧板、挖掉原字号的“购改”现象［5］( P104) ；刻书行业还出现了“帮”或“班”等行会组织———这些都是聊城坊刻业高度商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体现。此外，运河水运之便使得聊城书庄业的外向化水平较高，生产所需的原料要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产品则还要依赖外地市场。具体而言，聊城书坊刻书所需原料以及购进的“南书”书页通过运河，由南京、苏州、福建等地输入，图书产品则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远销全国各地。这既是聊城书坊较高水平商业化、产业化的具体体现，也是运河城市坊刻业的突出特点。可以说，清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坊刻业已成为依托运河交通、运河商业和市民文化等资源而发展起来的重要文化产业，而坊刻本的商业化运作反过来又促进了市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加快了市民文化传播的速度与效率。

四、坊刻本的传播与市民文化的建构

清代聊城坊刻业是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和市民文化勃兴的体现，带有市民文化的深刻烙印；同时，坊刻本在运河城市大众文化传播和市民文化建构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娱乐为市民文化提供了台场传播和刊刻传播两条传播途径。以戏曲的传播为例，清代聊城戏曲演出很盛行，商帮会馆、庙宇、茶馆等都是演出的场所，戏曲的流传除了通过演出供观众欣赏外，还通过曲本的刊刻印行供读者阅读。在大众传播媒介还很单一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书籍的付梓刻印来传播文化信息是主要的渠道。书坊集图书的刻印、出版、销售于一体，从原来的借阅传抄转为商品流通，传播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当时的官刻与私刻主要面向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刻印的多为传统典籍，而坊刻主要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以小说的刊刻与传播为例，“运河城市民间书坊的勃兴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10］。书坊主从策划选题、约集文稿、付梓刻印到市场销售，充分参与到图书流通各环节中。市民化了的文人“或创作或评点或作序或参与小说的校勘出版，或与书贾合作，对于小说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1］。聊城通俗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是笔记小说《聊摄丛谈》、章回小说《水火双珠记》、“善书”《宣讲宝铭》等。书坊主与文人为迎合市民口味而着意于通俗作品的创作和刊刻，拓展了坊刻本的文化内涵，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流通中起到了枢纽的作用。传播链条上的接受者，从文人、商贾到下层市民，形成了庞大的读者群和稳定的图书消费市场。从书业德等书坊专门辟有一定规模的“小说板库”来看，小说文本在当时确实已拥有大量的受众和较广阔的市场。书商、文人的价值取向与受众的趣味需求形成良性互动，共同营造出浓厚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促进了通俗文化的传播流布。

从传播内容上看，以市民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成为书坊传播的主要内容。清代聊城市民文化是伴随着坊刻业的发展而壮大的，其最大特点是通俗性，贴近市民生活。在传统文化价值观里，市民文化往往被视为小道末技，难登大雅之堂，故而也通常被官刻和私刻排斥在外。而坊刻刻印的一些为儒家文化和官刻私刻所不屑的图书，使通俗文化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对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当然，清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市民文化不仅具有通俗、娱乐等特性，还具有追求世俗功名等特质，这突出表现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科举考试自由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与市民文化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核是相契合的，且为市民提高社会地位提供了机会。因此，市民通常对此并不排斥，反而乐于参与。清代科举按照儒家经典应试，所以社会对此类书籍的需求量很大。科举应试成功者的“闱墨”，是应试士人们争相摹拟学习的范本，开考时很是畅销。前述聊城坊铺对“四书”等儒家经典的刻印，对儒家文化的传播颇有裨益；而“闱墨”的刻印流布，对士人掌握应试技巧、提高应试水平大有帮助。在有清一代山东所出的六名科举文状元中，籍贯在聊城、济宁的有四位［12］( P1009－1013)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清代山东运河城市坊刻本的传播与市民文化的构建，对山东民间浓厚读书风气的形成，对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功不可没。

坊刻图书生产流通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可加快大众文化的传播速度。图书只有进入到商业市场中，才能被大量生产、出售、消费，知识才能得以广泛而迅速的传播。书坊的商业化运作加快了文化产品的产出和流通，刺激了社会受众的文化接受。而且书坊把市场因素引入图书的生产流通过程，不仅反馈了受众的市场需求，也间接引领了文本接受的市场需求。书籍的刊刻与接受形成活跃的良性互动关系，极大地提高了通俗文化的传播效率。

根据传播生态学理论，传播生态包括传播内生态、传播外生态和传播新生态。就传播内生态而言，书坊作为传播者，面向市场商业化经营，加快了产品的产出和流通传播；书坊主和文人在流通传播中起到了枢纽的作用；传播接受者主要是文人、商贾和下层市民，形成了庞大而稳定的图书消费市场；书坊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市民通俗文化，其平民性品格使其易于将价值理想借助传媒迅速推广；文人创作、书坊刊刻与受众的趣味需求相互契合，促进了坊刻本的传播流布。就传播外生态来说，清代山东运河城市坊刻本的传播有着优越的传播外环境，市民社会形态为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书坊的发展和商业化运作；市民文化的勃兴与书坊通俗读物的刊刻与传播形成良性互动，不断为市民文化注入新鲜元素；运河城市交通地理环境的优越和图书销售网络的发达，加大了图书传播的力度，拓展了书籍传播的空间。就传播新生态来看，则是形成了积极的受众市场效应，并出现翻刻原书、刊刻选本、续书等后续效应。当地编撰的“善书”《宣讲宝铭》，其内容即取自书坊刊刻的民间故事，并从一些刊刻流传的笔记小说中选编了部分篇章，如《聊斋》中的《仇大娘》、《张诚》、《菱角》等篇；而《聊斋志异》、《夜谭随录》等志怪小说刊刻后，聊城本地也创作出相近的笔记小说《聊摄丛谈》，并由文英堂刊刻出版，被誉为“聊城的聊斋”［13］( P129) 。在传播技术上，聊城先进的刻版插图技艺、彩色套印技术等，促进了坊刻本的大众接受和广泛传播。总之，聊城坊刻图书的普泛化、书籍传播的市场化、产品接受的大众化，为市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以坊刻本为载体的市民文化内核，经传递、扩展、深化，形成了具有山东运河城市地域色彩的文化特点，造就了该地区的文化环境，并逐渐在其间形成一种图书意识，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增殖效应。如此，大众文化的审美情趣通过坊刻图书这一传媒迅速辐射，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强化着文化意义，起到了对市民文化的改造、促进和引领作用。另外，坊刻本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还促成了运河城市思想文化观念和世风的嬗变，使市民意识更为浓厚。《金瓶梅》、《聊摄丛谈》等小说，《玉堂春》、《陈三两爬堂》等“小花页”，这类通俗读本经过刊刻和广泛流传，反过来又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丰富了市民文化的内涵；而坊刻的平民化属性，使文化从文人的书斋走向社会，从封闭的藏书楼走向民间，向着面向平民的通俗文化扩展。市民文化由此便具有了开放、交流、进步等新特质，从而建构出更为成熟的市民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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