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互通与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

作者：葛　玲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18-07-17  浏览次数： 2288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根据地为对象的地域研究成为海内外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近十余年来，随着基层档案的开放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以中国革命为对象的地域历史研究逐渐走出根据地史的范畴，其中尤以50年代中国研究的兴起为代表。

如果以史料和方法的运用来区分，近年来的中共地域史研究大体呈现三种进路，即口述史料为主的研究、民间文献为主的研究以及档案资料为主的研究。三种研究进路又分别对应口述史、社会史以及实证史学的传统。从已有的研究看，以上三种进路尽管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且风格迥异，却也并非毫无共通之处，比如不约而同的底层视角以及对历史复杂性的探寻等。但遗憾的是，虽然有着殊途同归的学术追求，三种进路在具体研究中却没有太多交集，甚至出现了史料运用的壁垒。这种情形无疑会影响地域史研究的深化。为此，笔者拟在简要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多类型史料的互通与深化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可能。

以口述史料为基础的中共地域史研究并非肇端于历史学界，而是得益于孙立平和郭于华等社会学者的努力。90年代初，他们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搜集计划”在陕北和华北等地搜集了大量口述史资料，并对以土改为核心的村庄革命进程作出深度透视。他们的学术关怀是倾听以往革命研究中较少引起关注的“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进而为土改以来的农村社会生活及其变化提供一套系统的民间文本。高王凌对土改“倒霉者”生活世界的揭示和对农民“反行为”的研究以及贺萧对集体化时代陕北农村妇女记忆的研究，在史料运用的类型上均可归入此类。

无论“倾听底层”还是展现“倒霉者”的生活，口述史的介入都打破了传统革命史研究的自上而下视角，有助于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审视革命之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如在讨论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时，传统研究多强调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投身革命的情形。但孙立平和郭于华等人在口述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并非所有农民都会受到革命感召力的影响，骥村农民就有与革命者做生意的记忆（1）。这种情形在其他学者的档案资料研究中亦得到验证（2）。由此展现的历史复杂性，显然要比以往的单调叙事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亦如李金铮所言，农民对土地改革的拥护与参军并不完全统一，传统研究在凸显土改动员农民参军的正面作用的同时，忽略了他们的犹豫和挣扎，遮蔽了革命遭遇的困难与障碍（3）。

毋庸讳言，口述资料对从底层视角透视革命的多样性至为关键，但不足也相当鲜明。首先，多数的革命口述史研究都将口述访谈作为核心史料基础，档案资料仅属参考甚至无足轻重，但问题是不少口述史的研究者经常会遭遇类似“无事件境”的困局（4）。贺萧也发现，女劳模在回顾过往时所用的语言恰恰是她们回忆的那个时代所用的语言，记忆/口述已经被历史所刻画（5）。这样的口述史研究显然无法完整反映历史的真实。其次，仅仅依据口述史料的研究也很难展现较为宏阔的历史面貌。如有学者就在最近的反思中指出，口述史研究虽然可以在微观层面观察权力与技术的博弈，却无力观照博弈背后的制度及文化因素，更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和组织形态何以形成，而这些恰恰构成了共产主义文明的核心（6）。因此，口述史料在中共地域史研究中虽大有可为，却不可过分夸大其影响，否则就走向了另外的极端。

中共地域史研究的第二种进路是以民间文献为主的研究，这种思路主要受到社会史及历史人类学的影响。早年以根据地为核心的区域史研究，就是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研究的重要实践。近年来以民间文献为主的革命研究，则主要有华北地区的社会史和华南地区的历史人类学两种范式。

作为根据地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华北地区的社会史研究者自90年代起即在华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搜集了较为可观的民间历史文献（7），对革命年代华北地区的社会变迁作了不少深入讨论。近十余年来，这种思路又被运用到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其中以山西大学为主的社会史研究群体，搜集了大量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基层档案资料，内容涉及村庄基层行政组织和村民生产生活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等。

华南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虽然素以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研究为主，近年也有不少研究开始讨论革命的话题，如饶伟新从生态与族群的视角分析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8）、刘永华关于民间造反故事及传说和革命动员之关系的分析（9）、张侃借助民间宗教科仪文书对革命年代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研究（1）等。上述研究虽然仍显分散，但大多承袭了历史人类学的传统，注意挖掘民间文献中的革命印迹。这种方式也给其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启示，如应星和孟庆延等人的中央苏区研究，就特别注意对方志谱牒等民间文献的运用（2）。

和口述史料为主的研究类似，民间文献为主的研究的史料基础主要是藏于乡间的基层档案资料或方志谱牒和民间文书等。史料来源的特殊性也使他们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同样会特别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不过与口述史料为主的研究略有差异的是，民间文献为主的研究因其史料获取的不同而更加多元。比如迄今为止的根据地史研究，虽然也受到社会史研究传统的影响，但其核心史料都是公开或未公开的官方档案资料；山西的集体化研究以藏于民间的村庄档案资料为主；华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则更多地使用族谱、碑刻、文书等民间文献。

单就史料来源而论，民间文献为主的研究很难坚持自下而上的视角。以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研究为例，无论《阶级成分登记表》还是村庄内部的账簿文书，本身都带有深深的政治烙印，是特定政治运动的产物，其内容虽可揭示土地改革后的乡村阶级变动，却很难完整反映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历时性变化。与被时代“刻画”的口述史料相同，革命年代的乡村史资料也有个政治化的生产过程。以此为据的研究，所展现的很可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被政治所刻画的底层，而非最初设想中的底层样貌。即便是素以民间文献为主的华南研究，在讨论50年代的乡村变革时，也无法不以官方档案为基础（3）。

中共地域史研究的第三种进路是以档案资料为主的研究。这种研究受到实证史学传统的影响，以50年代的县域研究为代表。县域研究的兴起既得益于党史研究视野的下沉，也与基层档案史料的开放有关，因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对地方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和利用。

多数的县域研究者都有从底层视角理解50年代中国的学术关怀。虽没有刻意贯彻自下而上的视角，但史料的特殊性仍然让县域研究有更多空间展现革命大潮中的底层命运。但与一般档案资料不同的是，县级档案的最大特色是本身内含的“上”“下”贯通逻辑。以笔者搜集的县级档案为例，既有来自中央以及省、地、市下发至县的各类指示或规定，也有乡镇、公社落实上级政策的汇报和情况反映，甚至也有以村为对象的调查报告。资料本身的多重视角，大大拓展了县域研究的广度。

如果从地域史研究的视角衡量，当下的县域研究同样存在困境。首先是如何实现跨地域的问题。由于县域研究的主要史料就是县级档案，因而决定了多数的研究只能是“县域”研究，难以实现跨县域的地域研究。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行政区划不止于县一级，还有省、地两级，只关注县域显然是不够的。如笔者研究的皖西北稻改就并非县域行为，而是区域性政策，如果没有县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将很难评估稻改在各县造成的差异性影响何以产生（4）。在影响农民行为的各种因素中，除了行政力量，还有地域传统文化的因素，这些都不是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因此，以档案为主的地域史研究，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如何走出县域的困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史研究。县域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避免成为宏观政治史研究的地方版。相关学者指出，区域史研究不能成为既定的国家史叙事的地方版，否则以什么为界，都不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5）。从既有的研究现状看，为数不少的县域研究确实陷入了大历史叙事的困局。

经由以上的简短讨论不难发现，三种进路的地域史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和问题。笔者以为，要克服上述局限并推动地域史研究的深入开展，首先要破除学科间的壁垒与史料运用的界限，实现口述访谈、民间文献和档案资料的互通互证。因为无论何种进路的地域史研究，都要以史料的合理运用为基础。因此，史料的充分挖掘和多元运用，应当成为深化地域史研究的重要前提。

遗憾的是，以往的多数中共地域史研究，在不同类型史料的互通运用方面尚无明显体现。如果将口述访谈归入民间文献的类别，中共地域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鸿沟主要存在于民间文献和官方档案之间。在历史人类学或社会史学者看来，1949年以来的官方档案有着强烈的政治建构色彩，因此应慎用或少用官方档案。实际上，这样的自省也已成为档案研究者的共识。在基层档案逐渐开放的背景下，地域史研究的困难不再是史料短缺，而是如何鉴别和使用浩如烟海的地方档案。因为除了政治刻画带来的真实性问题，大量的地方档案还存在着同质化的问题。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研究者排斥档案的理由，政治泛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决定了官方档案仍是了解革命中国最核心的史料。

实际上，中共革命对底层社会的重构，不仅改变了其权力结构体系，也改变了其在历史中的位置和研究者了解历史的可能方式。如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广受重视的碑刻、谱牒、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在革命中国的地域史研究中就难得一见。即使现在被大量发现的工分账簿，也并不具有纯粹的民间性质。因此，在革命中国的地域史研究中，除了口述访谈，官方档案就是最核心的文本史料。没有这类史料的支撑，要展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地方史进程，实在难以想象。

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真实性和同质化的问题不存在。毋庸讳言，在5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氛围下，档案资料的真实性确实需要存疑，比如“大跃进”时期的各种地方档案就要仔细鉴别。此外，同质化是地方档案的又一弊端。如何在诸多同质化的档案中筛选出最契合研究需要的史料，并对其进行充分的鉴别考证，是研究者首先要修炼的功夫。以笔者的研究体验来看，这个问题没有特殊捷径，只能依靠不同史料的相互印证。此处所说的不同史料，不仅包括不同档案文本间的相互印证，也包括不同类型史料间的印证。比如口述史料和档案文本的互证，就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对当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来说，口述访谈在史料印证中的重要性尤为重要。由于研究时代的差异，历史人类学研究倚重的谱牒碑刻等文献，在革命中国的地域史研究中几乎是空白。对中共地域史研究来说，最可贵的民间文献就是口述访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访谈对象的口述记忆虽然会存在细节上的谬误，但在和档案资料的对比分析中并不难鉴别。同时，对于地域史研究来说，口述访谈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史料的互证方面，更有助于研究视角的转换。多种进路的地域史研究，都有从底层审视革命的诉求。虽然地方档案中的各类调查报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底层气息，但这样的展示无疑是经过筛选和建构的。要真正讨论革命之于社会的影响以及个体在革命中的心路历程，还是要借助口述访谈。对当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来说，口述史料的搜集和运用已经迫在眉睫。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革命亲历者的一代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伴随他们而去的将是再难复原的历史记忆。鼓励和扶持口述史料的搜集，尽可能留存革命的民间记忆，应成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口述访谈可以展现底层视角并佐证档案文本，其他类型的民间文献也有类似作用。虽然诸如碑刻等传统民间文献难得一见，却并不意味着革命中国的地方就没有民间文献。从文献生产的角度判断，一切非官方的文件都可称为民间文献，个人日记、个体参与政治的记录以及私人通信等都可归入此范畴。围绕这些主题，学界已经开始了搜集整理工作，如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就出版了十余卷的民间历史文献，复旦大学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也存有不少私人通信。这些散见的民间文献，虽然不能成为地域史研究的核心史料基础，但仍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史料加以引用，如沙文汉、陈修良的工作笔记就对浙江的地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

此外，视野和方法的拓展也是深化地域史研究的迫切要求。地域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性，在形塑地域文化特征的诸多因素中，地理环境当然不容忽视。因此，在中共地域史研究中，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和声音（口述）虽然仍是核心材料，地理环境等物质材料同样应该成为研究者的史料基础。比如对中央苏区的研究，如果没有实地调查的体验，就很难理解苏区何以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当下的中共地域史研究，虽然已经非常重视地方性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但多数时候仍是从书斋到书斋，缺少对地理环境等各种物质史料的挖掘和运用。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需要明白地域史研究不是单纯书斋里的学问，需要深入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展示出符合地方历史情境的革命进程。

注释：

[1]孙立平：《序：倾听“被革命卷入者”的心灵》，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2]如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62页。

[3]李金铮：《“理”、“利”、“力”：农民参军与中共土地改革之关系考（1946—1949）——以冀中、北岳、冀南三个地区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93期，2016年9月。

[4]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586页。

[5][美]贺萧：《重获新生：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妇女劳动模范的产生》，游鉴明等主编：《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贺萧关于此问题更为详尽的讨论，亦可参见[美]贺萧著，张赟译：《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

[6]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

[7]魏宏运等：《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8]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9]刘永华：《造反故事与闽西土地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10]张侃：《1949年的政权替代、宗教纪年与政治意涵——以温州东源村白氏道士科仪文书为例》，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7辑，人间出版社，2017年，第140—159页。

[11]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孟庆延：《苏区革命与地方社会：查田运动之发轫新探》，《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12]张侃、谢丹琳：《模糊身份与弹性纠偏：1950—1954年福建省龙岩县的华侨土改》，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5辑，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134—160页。

[13]如皖西北地区的稻改实践就是一例。参见葛玲：《稻改、粮食减产与饥荒——以皖西北地区为中心》，《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

[14]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页。

[15]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沙文汉工作笔记》《陈修良工作笔记》，东方出版中心，2015—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