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研究——以湖南省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陈益元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7-12  浏览次数： 6514次

【摘　要】为实现土地改革重构乡村社会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乡村社会各阶级思想和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思想、组织动员。结合不同群体的要求和诉求，采取了多层面、多途径、多方式的动员路径和区别对待的差异化动员策略。这样，乡村社会被动员起来，农民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乡村政治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的革命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社会重建的根本目标。革命性改造的关键，是乡村社会的重组和重构。要实现乡村社会的重组和重构，中国共产党就要以非常规的策略、途径和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充分、全面、立体式政治动员。

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政治动员问题，有学者分析了政治动员与国家构建的关联1，有学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能力、成效和结构、模式问题2，还有学者结合特定地区、事件和仪式分析政治动员的技术和方略问题3。这些研究，注意到乡村政治动员的一般性特征和微观运作机制，但大多从国家权力、政权建设的角度加以总结和考察，对政治动员语境下乡村社会各阶级、阶层思想动态和行为策略较为忽视。研究框架上，宏观静态层面研究多，县乡村微观研究多，华北地区实证研究多；动态过程考察少，以省为中心的考察成果少，中南新区考察少。因此，以省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关照到不同县、乡、村之间的多重复杂情况，从而克服县、乡、村个案研究视域受限的束缚。动态过程的考察，有助于克服宏大叙事的空虚感，与微观叙事的片面性。以湖南新区为考察对象4，能丰富我们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区乡村政治动员多重面相的认知。

政治动员是国家、政党等动员主体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权威，进行特定指向政治参与行为的过程。政治动员涉及动员的环境、动员的主体和客体、动员的方式和手段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为迫切和关键的问题是革命如何走入乡村，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动员和组织问题。乡村政治动员的过程，是“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也是“人们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与行为模式的过程”5。为此，中国共产党既要“通过广泛的面对面接触”推进自己的纲领，以达到“获取资源”的目标6，又要考虑和兼顾传统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网络的制约和限制。

土改前，湖南各地的土地占有不均，但并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现象。土地分布不平衡，但又相对分散。地主、富农占有半数左右的土地，但规模、数量不是很大7，细碎化的个体小农仍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革命前乡村村民之间的分化，主要是围绕土地经营、生产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1。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财富、权势、声望等一致性的相对封闭、内生、半自治的村落社区。社会关系上，人们眼里只有以财富为标准的富人与穷人之分和以道德为标准的好人与坏人之分，“贫富矛盾被血缘群体所掩盖”2，农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3。在如此境况下，革命如何走入乡村？如何发动农民？成为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最大难题。

一、乡村政治动员的语境

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消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革命大变革，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上的地权变更，还要深深触动、冲击和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甚至亲缘社会基础上的传统伦理情感以及相应的是非观念”4。要实现这样重大的社会、观念重构，决定了乡村政治动员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乡村政治动员能否顺利进行，一方面取决于动员客体能否接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思想和主张，另一方面则要考察动员主体是否有切实可行的策略、路径和手段。

首先，我们分析动员客体的情况。土地改革运动中，贫雇农是中国共产党掀起乡村社会变动的骨干和关键性力量，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但是，湖南新区的特点，农民传统的观念和意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一）贫雇农的思想和行为

解放之初，贫雇农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长期处于传统社会文化网络影响之下，为生存求生计，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直面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时，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1.喜悦与担忧并存

很多贫雇农要求自由解放，知道共产党来了是有利于自己的。有的说：“我们只望共产党来，因为十六年（指民国时期）成立农协时俺晓得共产党只维护穷人的”5。有的群情激奋6，认为“土地改革法是穷人翻身的印把子”7，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有的贫雇农甚至有“出一口气，报一报仇”的思想和行为。斗争中，部分群众只注重报私仇，没有上升为阶级仇恨。常德县皇帝庙乡二村贫农张××在斗争地主张××时8，非常激愤，诉出张××的罪恶事实，并把张××打了几个耳光。可是，在斗争其他的地主时，他便躲在会场的角落里，不出面斗争了，因为他只受过张××的害9。还有的对土改不信任，说“共产党打富济贫、富国不富家”，对土改分田不管怎么宣传也不相信，以为斗出的果实要归政府，不会分给穷人1。有的农民怕国民党来，不愿斗争。二村中农邓××在斗争地主张××时，对贫农张××说“你要留一线，国民党来了，张××有狠人，你活得成吗？斗出来的东西，你也分不到，何必呢”2。

2.传统观念的制约

下乡干部中，有的对贫雇农有模糊、错误的观点。认为贫雇农太穷苦，口无食，身无衣，走路无雨伞和雨鞋，不好发动，革不起命。有的说，贫雇农太老实，不会写，不会讲，记性又差。有的以贫雇农家不卫生，空气、光线不好等，抵抗深入、发动和依靠贫雇农3。这样，不少乡村政治动员出现了十分冷清的局面。嘉禾县高棠乡，工作组进村三、四天，空气冷冷清清。为改变这种局面，下乡干部深入宣传，召开农民协会干部四十多人开会进行政治动员。可是，贫雇农却不大理睬，很不热心。尽管受了几十年的压迫，过着非常贫苦的日子，可多数还看不到自己生活的苦痛根源，表现出满不在乎的神气4。在益阳县，工作队土改发动异常艰难。很多贫雇农并没有“阶级”、“剥削”的观念，还在坚守他们祖辈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动员时，工作组干部问：你为什么要给他们（指地主）干活？雇农答：他们给我钱。是我自愿的。工作组问：那你怎么不让他给你干活？雇农答：因为我没有钱5。这种种画面，鲜活地呈现了乡村政治动员在乡村社会的真实遭际和难题所在。

3.宗族和地域观念的影响

宗族和地域观念对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影响，是有的贫雇农单纯从地缘、宗派、命运和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乡村社会秩序和性质。常德专区澧县五区花圃乡工作队干部到杨姓屋场去了解杨姓地主时，都说这地主很好，只有戴姓地主罪恶就大。有的贫雇农对温情掩盖下地主阶级的剥削缺乏正确的阶级判断。有的只恨乡保长而不恨地主，贫农陈××就说：“地主剥削，我们都不痛心，就是那些狗乡保长抓壮丁，就恼火得很”6。在湘潭县，许多贫雇农不明白剥削的本质，认为租佃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无偿分田有悖于乡村伦理7。有的贫雇农不从阶级立场出发，而是从自身利益考量的角度认识地主，认为“剥削自己的地主是坏蛋，剥削别人地主是劳动地主”8。有的对党的土改政策认识不够，没有主人翁的思想。在平江县一区，一地主把土改时分给了农民的耕牛、农具、蚊帐等生产和生活用品要回去，农民还不敢不给9。这种种状况，说明要让贫雇农自己通过斗争地主来实现当家作主，大部分还没有思想准备。

4.经济算计的局限

首先，是乡村政治动员很难引起贫雇农思想上的共鸣。在长沙地区，很多贫雇农厌烦参加各种动员会议，迫切要求分田、分粮食，说“准备好肥料就等分田，结果一场空”10。在平江县石塘乡，有的村召开雇贫农小组会只有几户代表参加，妇女根本发动不起来1。

其次，是贫雇农认为政治动员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有的想生产，但又有政治上的顾虑。有的认为土改动员太过繁琐，希望走捷径。群众要求“赶快分好田地好生产”2，干部急于完成任务走近路，地主则希望匆忙搞完土改快过关。生产阶段到来后，有的贫雇农积极分子“想回家生产，不太安心于工作”3。而有的则认为，如果把田种好，多收一些谷子，土改时就要多做一些田亩计算，如果收获少，土改就可占便宜，所以，宁可少种少收。

再次，是贫雇农片面考虑自身利益，要求突破上层政策的限制。有的贫农对党土改中的阶级政策不满，说，“不动富农，穷人翻身翻半边”，“不动富农的田，还是换汤不换药”，“不动富农，为什么要称共产党？”有的贫雇农认为，现在如果不动，将来则要大动，说，“现在打击面不要太大，先搞地主再搞富农”。长沙合丰乡农会主席说：“毛主席何必这么麻烦呢，一次分掉不就算了？”浏阳县忠安乡的贫农说：“将富农提拔为富农成分，我们就可以分田了”4。

上述状况，足以显示政治动员中作为党依靠力量的贫雇农阶级，基于自身思想状况和利益考量，并不总是与党同心，站在同一条线上。他们考虑、思量较多的，还是乡村政治运动会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冲击？他们能从运动中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要解决的关键和首要问题。

（二）中农的态度和思量

中农，大多数属于自耕农范畴，他们自身的财力和能力都比贫雇农强。中农生活通常可以自给自足，为了使生活过得更好些，他们起早贪黑在田里操作，按时按节焚香、烧纸、敬菩萨，从多方面寻找发财的道路。中农生产上一般都是勤劳耕作的。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在自己的田里耕作，从不会有消极怠工的表现。有的还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从事自己田地以外的生产。有的佃入少量田地耕种。有的兼营小商小贩生意，以此来弥补生活开支。在有的乡村，这种耕作以外的收入，通常占到总收入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5。

这种经济、生活和能力状况，决定了中农土改中必然会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思量。有的中农听天由命，徘徊在十字路口，无所措手足，说“要我们怎么搞就怎么搞算了”。有的发牢骚说：“解放也好，不解放也好，我们横直是做工，一样的吃饭”6。有的中农不关心政治，只担心党的政策公道与否。湘阴县义合乡一个中农说：“我这个垸子土改无田分，负担公道就行了”。一个富裕中农说：“土改也好，不土改也好，反正靠年成”7。还有的中农得过且过，紧张徘徊。长沙地区有的富农不敢请工、借贷，说“搞得碗饭吃算哒！”“分了田再搞吧”，怕分青苗，顾虑重重8。这种彷徨、迷茫、冷漠和怀疑的态度和行为，给土改工作队的政治动员造成了极大的难题，也是中农作为自耕农自身利益考量的结果。不配合，相信自然力和自身能力的态度和信念，以及要求合理负担等诉求，反映了他们在当下条件下理性、自我的一面，也是政治动员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再者，土改发动后，中农自身财力、经济社会地位状况的差别，也决定了中农各阶层面临土改会有不同的思想和心态。田地中等以上的中农，大多袖手旁观，有的怕土改改到自己头上来1。在分配时，中农由于分田希望不大，因此大多主张只分地主的衣服和好的用具2，以便更好、更快地加快自身的发展。在土地分配时，佃中农怕抽出好田，中、富农怕均产3。所有这些态度和主张，呈现出即使是同一个阶层，经济地位的差异、自身条件的不同，也决定了政治动员不能采取同一的策略和路径。

再来考察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主体的情况。总的来看，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难题。

首先，不少农民积极分子、动员干部，对尚未发动起来的群众片面排斥。从一个乡的范围看，大村的雇贫农排斥小村的雇贫农，大姓的雇贫农排斥小姓的雇贫农，本地的雇贫农排斥外来户的雇贫农。从农民内部看，中农对雇贫农排斥。积极农民对于尚未发动起来、因有顾虑而表现尚不积极的雇贫农排斥。除此之外，还有少数正派农民对于感染旧社会遗留习气，以及为生活所迫，曾有某些污点和有点不良嗜好的雇贫农排斥4。

其次，有的动员干部联系群众好，但政治动员的手段、办法不多。有的能现身说法以苦引苦，却缺乏深入教育，从政治政策层面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办法。有的干部思想上骄傲自满，三查工作（指“查敌人、查翻身、查力量”）做得不彻底、不深入，忽视了农民阶级觉悟的提高。有的在政治动员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关门的倾向。浏阳县长衣乡工作干部唐××，片面强调农协组织的纯洁性，将两个大组180个农协会员经洗刷余下18人，仅占原有数的十分之一5，严重影响着此后政治动员的展开。

再次，有的动员干部思想发动很差，组织人数不多。教育方式上，偏重于经济诱动，缺乏完整、系统的阶级教育；满足于开大会和形式上的大轰大擂，没有从思想上发动群众。组织路线和领导成分上，方法不对，路径有误。访贫问苦没有深入发动贫雇农，对中农关门，限制中农入会。没有开展面对面的讲理斗争，思想发动不够，没有形成广大群众性的运动。有的乡村，老年发动较好，轰动了一部分青年，而妇女则基本没有发动6。

二、乡村政治动员的展开和效应

土地改革不只是使“农民取得土地”，更为关键的是要组织农民，教育农民，做到党“取得农民”7。湖南上述客体和主体方面存在着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和局面，决定了政治动员如不采取正确路径和有效方式，是难以掀起农村社会变动的。要实现土地改革重构农村社会的目的，必须在内容、路径和方式等方面，有创新性的举措。

（一）思想发动：乡村政治动员的关键

湖南省委要求，土改政治动员必须将“深入的思想发动”放在首位，思想发动不能让干部和少数农民积极分子包办代替，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1。思想发动的关键是动员干部要“深入群众“进行思想动员。深入群众，就是“把工作深入到贫雇农当中去，深入到那些不容易发动的各色群众中去，深入到群众思想中去，深入到落后村庄去”。这样，就能既依靠贫雇农骨干力量，又能扩大动员规模，还能把党的影响力“深入到落后村庄去”2，渗透到“农村每乡、每村、每屋”3。

思想发动，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从而使其“自觉、自愿与自动”4地参加到土改运动中去。为扭转前述贫雇农、中农阶级的各种不利于土改运动开展的思想和行为，湖南各地动员干部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启发和教育：（1）启发贫雇农的阶级仇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贫雇农诉苦找穷根，追溯地主罪恶的根源，认识到土地是谁的，谁养活谁的问题；（2）进行政策教育，让农民分清敌、友、我，认识到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翻身的道理；（3）贯彻民主、专政教育，宣扬“天下农民是一家”，必须对地主进行管制；（4）进行由己及国的前途教育5。从农民要保护翻身果实的要求出发，引导他们认识到只有爱祖国、爱共产党，才能保护现实利益。只有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劳动增产、发家致富。

湖南各地的思想发动，始终贯穿“由浅到深，由近及远”的原则。从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当下的迫切要求出发，逐步启发提高，达到“从认识某一个具体的恶霸或地主给予自己的痛苦，提高到认识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罪恶上去”6，从自己的翻身要求提高到全体农民的翻身要求，从当前的切身利益看到长远的利害。从各地情况看，思想发动主要采用三个有效办法。一是根据农民的既有经验，从他们经历过的事实去启发，以解决动员难以起步的问题。二是根据农民的切身经验去发动，以解决动员客体的担忧和顾虑。三是根据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去发动，解决动员接地气、连民心的问题。

思想发动的方式，一是贯彻对比教育。启发农民诉苦挖根，算剥削帐，算地主发家史，查地主各种阴谋破坏史，想过去比现在看将来。二是实行个别发动，思想串连。三是层层发动，实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针对性原则7。

为壮大声威，各地采取了多种途径、不同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发动。

1951年湖南省第二期土改中，各县乡普遍召开农民、青年、妇女、民兵和文教等各界代表会和群众会，进行思想发动。数以万计的文字材料，土改课本发到农民手中，广播、黑板报、剧团和宣传队等宣传工具，被充分调动起来。在长沙县，各种力量（如小学教师、知识分子、民间艺人），采用了各种形式（文字、图画、戏剧、活报、歌谣、快板、布告法令等），利用各种场合（集镇、村庄、要道及集会地方），召集各种会议，反复进行宣传8。在湘潭县，各区乡组织土改宣传队，运用打花鼓的形式，将本乡本土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排成戏演给农民看，农民看了以后就有当场诉起苦来的。二区丁家乡组织小学教员用连环画形式把地主的罪恶画出来写出来，到处张贴。从前该乡开会只到三四百人，以后就到了四千多人9。在湖南边穷地区的双峰县、武冈县，农民自主意识不强的局面也被打开了。动员干部组织宣传员，运用墙报、标语、广播筒等形式，在农民群众中开展“谁养活谁”的讨论和诉苦串连活动1。有的在土改宣传中印发了农民听得懂、容易接受的标语和口号，如“田土穷人开，山林穷人栽”，“铁树要开花，土地要回家”，“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等2。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思想发动，发现、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农民翻身的思想意识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增强。

（二）组织发动：乡村政治动员的保证

思想发动，解决的是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问题。思想发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和组织发动互相配合，互相推动，如此才能达到重组和重构乡村社会的目的。

与华北等老解放区不同，这些地区解放前就已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意识和阶级觉悟已有较高的水平，社会组织和党的力量都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湖南是一个和平解放的新解放区，无论是革命力量积聚程度，还是农民的觉悟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别。加上湖南地权占有集中而又有分散的特点，以及传统权势力量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等因素，导致了乡村政治动员必须在组织发动上有新的创新。土改之初，湖南很多乡村原有组织很不纯洁，保甲长力量仍旧遗留，农民协会组织混杂，有的领导权甚至不在贫雇农和中农手中3。在此境况下，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组织发动，就必须采取新的举措和有效措施。

首先，是各级领导亲自带头，采取“大员上前线”、“就地去指挥”的指导方针。为纠正一轰而起的浮躁作风，保证乡村组织动员的有序性和有力性。省委要求各地要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以上的乡起示范带头深入的作用。在此政策指导下，各地县级以上负责干部人人出马，“大员上前线”。“上前线”，就是到土改第一线，下沉基层了解实情。各地高级干部不仅深入到县、区，还下沉到乡、村，深入到贫、雇农家中，以“深入一点，创造经验”，指导其他地区4。“就地去指挥”，就是县以上干部身临土改战地，真切了解，洞察战情，就地指导5，以帮助下级干部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加强领导。省领导金明、郭森、谢华等同志，均下去参加了土改或进行了巡视工作。各地专县负责干部，也纷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其次，是实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的联动，深入访贫问苦，重新整顿农民队伍。

结合湖南新区的特点，原有组织不可能完全依靠，也不能一脚踢开。因此，全省各地乡村对原有组织的领导成份，进行了慎重了解、斟酌甄别、去坏留好的工作。土改开始，为建立阶级感情，首先把土改的依靠力量贫雇农发动组织起来，动员干部深入到贫雇农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保持阶级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动员干部发动农民反复进行查霸补火和反霸的斗争，坚决粉碎地主阶级的欺骗、包围和封锁活动6。为壮大农民阶级队伍，动员干部始终坚持环环串连方法，工作队发动根子（根子是指常年劳动、为人正派、苦大仇深、联系群众和无地少地的贫雇农7），根子串连贫雇农，达到以贫串贫，由点到面，重点突破，四面开花，波浪式前进的动员效果8。

再次，组织发动起来后，动员干部根据不同乡村的工作基础与实际情况，通过运动和斗争的考验，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健全农民协会组织，形成一支坚强有力的农民队伍。据醴陵县第2期70个土改乡的统计，通过思想发动和组织动员，参加贫雇农小组的贫雇农达总数的56.3%，农会会员达人口总数的40%，女农协会员达会员总数的40%，安天、自卑、命运、情面、宗族、地域等思想和观念，有了根本的改变1。

（三）差异化动员：乡村政治动员的有效策略

如前所述，土改之初，贫雇农和中农阶级属性不同，经济社会地位有差别，他们各自的思想状态和行为选择差异很大。因此，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要取得实效，对不同阶级采取差异化、区别对待的动员策略就显得十分必要。

1.对贫雇农的动员

贫雇农是土地改革运动的依靠对象和力量。土改前夕，省委就指出，土改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动和组织贫雇农，并使之成为土改的核心力量2。但是，新区干部素质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贫雇农思想的顾虑，都决定了政治动员会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动员策略。

土改初期，很多入乡干部急于求成，发动贫雇农很不充分、很不彻底。在有的区乡，动员对象局限于乡村干部、农民代表和少数积极分子的小圈子。这种大轰大擂不深入群众、不倾听贫雇农心声的做法，限制了政治动员的深入和发展。有的入乡干部认为，访贫问苦就是找茅屋，入乡后根本不依靠、发挥贫雇农代表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结果很难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平江妇女干部楚××，在一区重点乡孤立访问三天，访问了52个茅屋子，没有发动一个贫雇农，也没有发现问题。湘阴有的干部单纯访贫问苦，有的访到地主屋里，有的个别访问妇女，使妇女怀疑，躲开工作组3。常德县皇帝庙乡土改工作干部仅3人，为完成任务，急于求成，扎根不深。由中农陈××介绍几个根子，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以后，由他们串联贫雇农29人，再由这些人去喊人开会，很少访贫问苦、以苦引苦。所谓串联，就是喊开会，没有从农民思想上进行发动4。

要扭转这种局面，就有必要针对贫雇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当下需要和长远期待出发，采取贴切、妥当的动员策略。为此，全省各地采取了形式不一、针对性强的动员策略。

首先，动员具体化、实际化。针对特定对象，有针对性地讲解土改理由和目的。对贫雇农，重点讲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实现“千年土地回老家”，强调“分田发家，勤劳致富”5的道理。

其次，攻心洗脑，充分发挥思想动员的作用。土改初期，贫雇农一般存在着怕误工，怕不会写算当不了家，怕地主报复变天，撕不开面皮的思想和行为。为破解、打掉这些顾虑，入乡干部先启发贫雇农根子诉苦，在诉苦中根据其思想发展的情况，及时引导其认识到穷的根源，再算剥削账使其认识到地主阶级的罪恶。诉苦运动中，以苦引苦，由小型诉苦到大会诉苦，以典型带动一般，由诉个别地主的苦引向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恨6。在嘉禾县高棠乡，工作队每个干部交一个贫雇农做知心朋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强调同劳动。通过与贫雇农同劳动，逐渐建立起阶级情感，取得他们的信任，打掉了他们的疑虑7，这样，局面很快打开了。

再次，依靠先进带动后进，把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紧密结合起来。在长沙分区，入乡干部先组织发动，建立雇贫农小组，进行家庭诉苦。再召开小组会诉苦，屋场诉苦，村诉苦会，代表会诉苦发动，会后串连。土改干部在生活、感情上和雇贫农打成一片。许多人下去后主动背上米到雇贫农家中吃住，与农民共床共被、拾粪砍柴。这样，雇贫农感情得到激发，行为日益大胆、激进。临湘六区三合乡雇贫农代表杜××诉苦，感情激动，高喊“捉住他（逼害他的地主），杀了他”，“毛主席万岁”1。常德石马乡、温泉山乡，依靠村干与积极分子成立贫雇农小组，贯彻“讲历史、评工作”，培养提高骨干核心力量。再以骨干分到各组，个别拉苦串联。骨干带头贯彻“诉、比、挖、追”教育和“保田专政”2教育。在干部、骨干带动下，雇贫农纷纷参加各种组织，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最后，以串连贯穿政治动员的全过程。串连是组织串连和思想串连的有机结合，是土改中乡村政治动员“自始至终”的常用形式和方法。组织串连必须随着思想动员的扩大而扩大，并把它逐步伸向各方面群众中去3。其中，个别串连又是土改干部运用最多、效果最显著的串连方法。它是用个别结交的形式从政治上联系群众，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发动贫雇农阶级的动员方式。它能使动员干部发现和培养“真正斗争骨干”，又能使农民积极分子紧密、深入地联系群众，做到“个别与一般相结合，政治活动与组织活动相结合”4。

串连的具体路径是：开好根子会议，让他们自己讨论串连对象和条件，包括串连谁，如何串连，串连进来了如何教育，如何制定串连公约等；开好对象教育会。串连第一批进来了，便编成临时小组，进一步诉苦。然后，再讨论串连第二批；扎正根子后，让根子独立发展，生枝繁叶。由于根子与串连对象是“一路人”，互相“知己知彼”5，因此，根子串连的本领比下乡干部访贫问苦的本领高、效果大。

以武冈为例，可以从一个更为具象的层面揭示串连过程中动员干部—根子—贫雇农—普通农民四者的互动以及乡村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在武冈县，土改工作队进乡后，深入到贫雇农的每家每户，从帮助劳动、谈家常入手，了解情况，物色根子对象。然后，从侧面了解历史情况。根子觉悟后，运用根子串连其它贫雇农，启发他们诉苦、谈家史，以苦引苦。再由这些人去串连其他人，象“滚雪球一样慢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贫雇农串连完后，就启发他们“算剥削帐，挖受苦根，搞清楚到底谁养活谁”6，使他们懂得：地主阶级是剥削农民的罪魁祸首，土地是剥削产生的总根源，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打倒地主，才能求翻身解放。然后再建立贫雇农小组，发动农会斗争，建立民兵、妇女等群团组织，壮大阶级队伍。这样，经由串连的发动、组织，乡村社会的口子被撕开了，一大批紧跟党走的新的政治精英成为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重构的主要依靠力量。

2.对中农的动员

如前所述，土改之初，中农作为自耕农，大多存在着担心、漠然和彷徨的心态和行为。中央虽已明确中农是土改运动团结的对象和力量，但是，运动的惯性，地方干部行为的偏颇，严重影响着他们政治参与的动力和热情。

土改初期，很多地方片面强调依靠贫雇农，对中农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照不够。临湘县革固乡吸收中农加入农民协会时，采取贫雇农小组会上贫雇农提名，小组通过，再经贫雇农代表会审查批准的方式。这样，中农加入农民协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该乡37个乡政、农协委员中，只有5个中农，还没安排具体工作。很多决定不通过农协会讨论，而由贫雇农决定，中农只能跟着走。中农反映：“雇贫农开会我们没有到过，划阶级不要参加，做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对于乡村事务，他们都说：“我们没意见，你们要怎办就怎办”1。邵阳三区石马江乡只注重对中农思想上的发动，而对他们经济利益照顾不够。因此，中农对贫雇农甚至对政府“有些离心离德”2。

为改变这种状况，土改动员干部从思想、经济和政治方面入手，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和举措徘徊的行为状态。

首先，针对他们怀疑、彷徨的状态以及过去某些动员干部的偏颇行为，坚决执行保护中农、照顾原耕的政策，使得他们对政策有底，心中有数。醴陵县委就强调，土改政策制定必须为“广大群众所习惯，能解决广大群众的问题，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规定，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农民之间的任何借贷关系，都要“打条子”（意思是反对任意剥夺），向中农保证“谁种谁收”3的政策底线，这样，乡村社会的紧张关系才得到缓解，中农参与土改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

其次，进行有针对性、导向性的算账教育，坚定他们参加土改有利的信心。算账，侧重于强调分田有利于节省劳动力、增加收入和所有权归自己的方面。在有的乡村，动员干部明确提出，“租田变自田，一亩抵两亩”，“分了田，人工省了一半，收入多了一倍”4。这种中农利益兴奋点的调动，有所侧重的宣传方法，逐步解除了中农参加土改经济上的担忧。

再次，培养典型，进行中贫农一家的阶级教育，重点突破，带动一般。邵阳三区石马江乡，有的村培养了直接受国民党与土匪迫害的中农，在大会上诉苦，对比两个党、两个政府。通过诉苦，他说：“地主过去当家，中农受害，样样吃亏，现在翻身了，愿意跟穷兄弟走”，这样，带动了几个中农诉苦。在此基础上，再普遍进行一系列的阶级教育，动员干部与他们一块商量复查，开展斗争。通过斗争，发现中农积极分子，吸收其参加农会领导。这样，中农就在觉悟的基础上，团结与组织起来，农民阵营也得到了巩固和壮大。经发动，全乡80%以上的中农参加了各种组织5。

前面我们以湖南省土改运动为中心，实证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走入乡村进程中乡村政治动员面临的语境，采取的方针策略和实现的方式途径。湖南省的个案显示，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并不是国家权力单向度下移的过程，也不是凯歌行进、一蹴而就实现的。它能否成功、怎样实现，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各阶级思想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和实际考量，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的有效的思想动员、组织动员和差异化的动员策略。

乡村政治动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并正确对待乡村社会基础的问题。革命走入乡村并掀起农村社会变动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结果，具有典型的建构性特征。但是，湖南新区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必须紧密结合乡村社会的实情。无论是思想动员、组织动员，还是差异化动员策略，都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也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政策、途径和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重组和重构能够顺利实现，与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成功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0，（4）.

[2]张宏卿.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J].开放时代，2013（4）.

[3]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J].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4]张建涛.建国初期中共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原因探析[J].改革与开放，2010，（6）.

[5]王健.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新解放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方法（1949—1952）——以沪郊土地改革为视角的观察[D].华东师范大学，2011.

[6]黎见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

注释：

1相关论述，参阅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张宏卿：《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2相关研究成果，参阅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张建涛：《建国初期中共强大政治动员能力原因探析》，《改革与开放》2010年第6期。

3有关研究成果，参阅龙妙求：《湘潭县土改中的群众动员》，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王健：《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新解放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方法（1949-1952）——以沪郊土地改革为视角的观察》，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黎见春：《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普选运动中政治动员的意义阐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段颖惠：《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思想政治动员活动研究——以河南省扶沟县土改展览会为例》，《人民论坛（中旬刊）》2013年第8期；李军全：《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4月号，www.cuhk.edu/ics/21c.

4湖南作为新解放区，历史上虽有农民运动高涨的经历，但和北方老解放区相比，无论是农民的觉悟程度、革命力量的积淀程度，还是乡村组织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距。参阅陈益元：《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

5 S.N.艾森斯塔德著，陈育国、张旅平译：《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6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7湖南总的地权分布特点是：第一、不同地区，土地占有情况不同，从集中程度看，湖区最为集中，丘陵次之，山区较为分散。第二、个别地区土地虽有集中，但作为全省主要地区的丘陵、山区，土地占有则较为分散。湖区土地占有集中，山区、丘陵土地占有分散。占人口9%的地主和富农占有55%以上的土地，占人口69%的中农和贫农占有31%的土地，占人口10%的雇农，几乎完全没有土地。参见湖南土地改革展览筹备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后的湖南农村》，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1953年，第17页。

8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9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0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11吴毅：《理想抑或常态：农地配置探索的世纪之摆——理解20世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史的一个视角》，《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2《接近解放时农民的思想与动态》（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13《石马乡、温泉山乡三个社会改革运动对农民的发动组织与对地主阶级的打击》（1951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3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15为遵守学术规范，档案中凡是涉及到具体人名的地方，都用××代替，特此说明。

16《常德县皇帝庙乡贫雇农阶层情况的研究和发动贫雇农的问题》（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17《接近解放时农民的思想与动态》（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18《常德县皇帝庙乡贫雇农阶层情况的研究和发动贫雇农的问题》（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19《长沙专区土改检查报告》（1951年3月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20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1953年版，第324页。

21刘许生、廖翔如：《湖南土地改革风云之一：一张土地房产证背后的“土改1950”》，《国土资源导刊》2009年第10期。

22《常德专区澧县五区花圃乡调研工作组双减运动材料》（1953年4月1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6。

23龙妙求：《湘潭县土改中的群众动员》（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8年，第7页。

24《常德专区澧县五区花圃乡调研工作组双减运动材料》（1953年4月1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6。

25何军新：《阶级划分与建国初期湖南农村社会心态分析》，《求索》2009年第6期。

26《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第二、三期土改运动综合报告》（1951年3月3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27《长沙分区第二期土改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3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28《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第二、三期土改运动综合报告》（1951年3月3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29《长沙分区第二期土改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3月5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3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第105页。

31《对石马乡、温泉山乡中农典型户的分析》（1952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33。

32《接近解放时农民的思想与动态》（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3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第107页。

34《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第二、三期土改运动综合报告》（1951年3月3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35《湘潭县土改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年10月），湘潭县档案馆藏，档号：36-1-15。

36《常德县皇帝庙乡贫雇农阶层情况的研究和发动贫雇农的问题》（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37《石马乡、温泉山乡三个社会改革运动对农民的发动组织与对地主阶级的打击》（1951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33。

38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514页。

39《长沙分区第二期土改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3月5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40《石马乡、温泉山乡三个社会改革运动对农民的发动组织与对地主阶级的打击》（1951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33。

41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170页。

42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湖南省委文件汇编》（1949-1951），1960年版，第191页。

43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42页。

44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105页。

45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下册，1953年版，第1013页。

46《常宁县土改工作总结布置》（1951年9月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64。

47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下册，第758页。

48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下册，第1014页。

49《争取今冬明春正确完成全县的土地改革》（1950年11月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5。

50《从湘潭县土地改革运动初期对发动贫雇农的一点体验》（1950年9月），湘潭县档案馆藏，号：36-1-15。

51湖南省双峰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双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52王碧峰、李万青主编：《新湖南之初》，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53陈益元：《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1949-1957）——以湖南省为研究个案》，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9、84页。

54《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的指示》，《长江日报》1952年2月8日，第1版。

55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281页。

56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下册，第780页。

57《常宁县土改工作总结布置》（1951年11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64。

58醴陵八年伟大成就展览会编：《醴陵八年》，1957年，第25-26页。

59《醴陵第二期土改初步总结》（1952年3月12日），醴陵县档案馆藏，档号：4-2-45。

60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湖南省委文件汇编》（1949-1951），第187页。

61《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目前土改运动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62《常德县皇帝庙乡贫雇农阶层情况的研究和发动贫雇农的问题》（1952年3月16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174。

63周湜：《建国后湖南农会的演变及其对湖南农村社会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7年，第10页。

64《中共长沙地委关于目前土改运动的综合报告》（1950年12月15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65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325页。

66《长沙分区第二期土改中的几个问题》（1951年3月5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67《石马乡、温泉山乡三个社会改革运动对农民的发动组织与对地主阶级的打击》（1951年12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33。

68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45页。

69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44页。

70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续辑上册，第328页。

71王碧峰、李万青主编：《新湖南之初》，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

72《长沙专区土改检查报告》（1951年3月1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44。

73《邵阳三区石马江乡土改复查运动总结》（1951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95。

74《工作简报》（1950年12月13日），醴陵县档案馆藏，档号：33-2-12。

75周湜：《建国后湖南农会的演变及其对湖南农村社会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7年，第10页。

76《邵阳三区石马江乡土改复查运动总结》（1951年11月29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号：145-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