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与革命

作者：米格代尔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8-03-11  浏览次数： 6708次

内容简介

本书先提出框架理论再用碎片化的史料来论证，不是严格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主要论述的问题是：社会变革的原因之一产生于比农民更强大的外部阶级，由此导致农民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这一方面削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个人约束关系。另一方面，它们还破坏了农民的收支平衡，导致了家庭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

米格代尔，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国家观，重新界定了国家概念并打破了国家和社会的界限并将二者的互动纳入分析，提出了国家社会相互赋权（mutual empowerment）和相互形构（mutual transformation）的概念，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录

中译本序

作者自序

致谢

导论：农民为什么变革

第一编 内向力量的历史统治

第一章 地主和农民

第二章 控制松散的农村

第三章 生存机制

第二编 支点转移：外向型力量的挑战

第四章 压力下的农村

第五章 摆脱压力

第三编 外向型力量的胜利

第六章 谁冒变革之险

第七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

第四编 政治与革命

第八章 新的政治社会

第九章 农民革命

第十章 结论：日趋缩小的世界

附录一：对外联系量表

附录二：引用地区名

附录三：参考文献目录

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之路——评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

曲用心

【摘　要】农村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三农”问题，已成为现代化的颈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以一种冷冰冰但却是理性的学术品格，为我们撩开农村社会的面纱。米格代尔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许不无启发。

【关键词】保守；压力；传统社会；现代化

一、保守：封闭的内核

亚里斯多德说，一切人都是政治人，人天生就有过政治生活的倾向；亚当·斯密说，一切人都是经济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这两种论断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人是开放的，也是理性的。应该说，这种判断还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但是，到了农村社会，特别是传统的农村社会里（米格代尔称之为内向型社会），上述两种论断的普遍性就显得有点不太准确了。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亚洲、美洲还是非洲等，农民大都是非理性的，且大部分是不思进取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农民是保守的。

“保守”是农村社会的内核，并以此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

农民为什么保守？米格代尔的研究发现：在农民的眼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外部的开放世界，一个是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社会。外部的开放世界，对于农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着极大的风险、非常不安全的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贪官的腐败与掠夺，存在着奸商的狡诈与盘剥，每当农民与外部的开放世界发生联系，这种种事情就会反复发生。种种经验告诉农民，只有躲开外部社会才能获得安全，农民便一步步边缘化，以躲避不能预测的不知哪天便会突如其来的种种危险。因为外部大社会奉行一种对农民不公平的制度，而旧制度对农民则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因此，农民的“保守”，农民的边缘化不过是农民自我保护心态的一种外部表现。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模式，造就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而历代农民起义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口号：“均贫富。”可见，平均主义在农民心里根深蒂固。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等自然基础之上的，农民对彼此之间的经济收入了如指掌，互相可以预测对方的收入与支出，不可能有人突然富有。这是农民平均主义心理得以产生的温床。但米格代尔认为，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制度对农民提供了保护。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如果有人突然富了起来，一定是与外部世界发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威胁。

在传统农村那种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是一定要解除这种威胁的，具体的办法就是让富起来的人破财。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每当荒年，或者大革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里，农民总是热衷于“吃大户”，形形色色的阿Q总是钟情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这些个阿Q嘴上嘟囔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心理还要嫌“吴妈的脚太大”。

破财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举行仪式繁杂、名目繁多的庆典，总之，是把多余的财富挥霍掉。只有这样，才可使农村社会重新平稳运行。同时，破财也是乡绅获得声望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只有在条件很差、日子很穷的情况下，农民才是节俭的。相互间请客送礼也是维持内部团结的方法。如果有人胆敢违犯这些行为规则，农民就要制裁。嘲笑、恶语中伤以及拒绝合作劳动等，这些都是通常的制裁办法。

农民也是很狡黠的，不仅常常在经济上分析得失，在政治上也时常算计。米格代尔说，农民可以接受很少几盒香烟或几块肥皂作为对县议员候选人投票的交换条件。农民认为，不论谁当选，都与自己的关系不大，因而，农民们理直气壮地接受在他们看来这些可以触摸到的实惠。直到今天，我们的基层选举还或多或少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二、压力：瓦解的条件

在奔向现代化的大潮中，很多的改革家、政治家都想使内向型的传统农村社会尽快转向外向型的现代农村社会。在这里，米格代尔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化的转变条件。

首先，要有一个突破口。在任何一个传统的农村社会里，总是不乏外部扩张者。而在这些扩张者里面总是能找到一个到几个人既拥有资源又拥有声望，他们能够抵御来自乡民的“制裁”，不在乎乡民的嘲笑和恶语。于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农民义无反顾地奔向外面开放的社会，融入现代化的大潮。问题是，寥寥数人跨入现代主流社会，尽管有了开始，但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的转变，关键是大部分农民如何走出内向型的传统农村社会。

其次，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一个发育完全的运转平衡的传统农村社会想从内部瓦解是很难的，惟一的办法是从外部攻破。米格代尔认为，是外部社会的持续压力，推动内向型农村社会走向瓦解。大部分村民是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之下被迫走向外部社会的。米格代尔认为，这些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人口增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加剧。

2.政府税收和中间商的盘剥，迫使农民进入外部市场，变卖产品兑换现金。

3.廉价工业品大批量进入农村迫使手工业者破产。

4.一些有声望的乡绅在外部世界成功之后，融入到外部社会，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承担保护社区农民的义务，社区内部规则和组织受到破坏，农民在社区内部再也不能得到安全。

在这些压力之下，一般农民家庭普遍出现预算危机，比如传统的木匠、石匠、铁匠，传统的裁缝，传统的建筑师等等原来维持传统农村家庭以及传统农村社会运行的小农经济及手工行业，普遍被逼破产。因而，在这种预算危机之下，一般农民家庭不得不寻求克服危机的办法。于是乎，林林总总的办法被农民充分运用起来。开垦荒地、家族械斗、宗教教派之间的残杀等等，这些是传统的，也是最初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最终也不可能使传统农村走出封闭的循环。迁徙、移居、进城打工、面向市场组织生产、采用城里人新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一切可能的资源扩大对外界参与的途径等等，这些是现代的办法，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能走出封闭的循环。也只有这条途径，农村社会才能最终转变。

然而，转变之路却是布满荆棘、饱含艰辛的。

三、艰难：现代化途径

外部社会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农民一个一个破产，被迫走出传统社会。但是走出“传统”，并不意味着迈进“现代”。农民的现代化之路是艰难困苦的。农民们发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因为，外部世界并不是很痛快地接纳他们，他们陷入了一种困境。米格代尔说，从农民进城开始，农村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就有了非常多的关于现代化的血泪和辛酸。在进入外界社会以后，外界社会的不安全感仍继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折磨着农民，并对农村社会制度的性质产生巨大影响。农民发现，由于他们缺乏某些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大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惯例经常不能保证他们拥有完全操作这些组织和惯例的权力。

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也多多少少印证着米格代尔的理论。偶见报端的种种对农民不公平的待遇也印证着理论的魅力。米格代尔这位长期生活在发达的美国城市而非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论政治学家，对农民和农村有如此精准的了解也印衬了我们的肤浅。

米格代尔认为，腐败、垄断和社会结构不完善这三大因素是农村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持久障碍。这三大因素难以一时快速根除，从而持续着农民的不安全感，迫使农民保持低水平的预算，导致农民陷入绝境。更有道路不畅、市场渠道阻塞、税收超荷等，使农民无法摆脱生存型农业，农民持久边缘化，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便显得异常艰难。

一方面是压力，一方面又是拒绝，在传统内向型社会与现代化开放型社会之间，农民到底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农民会因生存空间的不断萎缩而去诉诸政府和社会吗？米格代尔说，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农民诉诸政府和社会，说明农民已具有现代法治意识，知道运用现代社会的法治工具去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多数情况是：农民对外界组织的重大决策只有很小的影响力。农民对下层官僚影响很小，更不用说对制定重大决策的官僚的影响了。因为与其他阶级相比，农民的组织能力低、农民所掌握的资源较少，缺乏建立组织所需要的知识。米格代尔还说，只要农民是分散的，不论农民的数量有多大，在社会上他们都不会获得平等的对话能力。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将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因为政府解决问题先是需要程序，接着是需要资金、需要技术等等，这就意味着，需要时间。农民社会的现代化之路既是被迫的，又是艰难困苦的。

四、农民：会不会革命？

面对着贪婪的官僚，忍受着中间商的盘剥，农民会不会发难呢？会不会“革命”？米格代尔认为，农民是否革命取决于三个因素：

1.政府不能创造秩序井然、切实可行的制度，农民的市场参与充满了危险和损失，因为在那里充斥着腐败、垄断和结构不完善。

2.农民因家庭经济危机而被迫不断参与扩大市场，从而闲散流民越聚越多。

3.拥有号召力的农民革命领袖和革命组织的出现。

在不存在这三个条件的地区，农民哪怕是再贫困，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都不会去革命。只有同时出现这三个条件，才存在着农民革命的可能性，但也并不一定农民就必然去革命。这是农民革命的一面。为了防止农民的革命，在我国历朝历代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农民的流动，我们的政府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而这种制度，在1978年以前，为稳定农村以及全社会，曾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但改革开放以后，因其成为农村社会现代化的障碍，已被政府在前几年停止。

其实，农民还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农民的反对革命一如农民的狡黠，农民在政治上的算计乃至反对革命，是以眼下看得见的切身利益为基础的。农民的政治行为基本上分为两类：激进革命的和反对革命的。墨西哥农民就曾经支持过残酷镇压革命的政权，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法国大革命的“恶”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由于实行红色恐怖，农民本身固有的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强化，为了抵制红色恐怖，法国农民曾一度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上。遗憾的是，米格代尔并没有就此展开充分的讨论。

五、理性：理论的魅力

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就能导致变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把社会的转型看成是一个资本积累过程。制度经济学家观察社会和解决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个人，而没有注意到个人所面临的社会和阶级的限制。大凡是经济学家，总爱谈市场，总爱谈市场背后的第三只手的神奇的力量，但是，经济学家往往不能预测重大的社会变化。米格代尔批评了经济学家这方面的无能，认为这是经济学及其经济学家的尴尬。

米格代尔的书，有一种冷冰冰的东西，单从字里行间里，好像看不出他在关心农民，只看见并感觉到他的理性，看见他在解析着什么。但当我们读过他的书后，则感觉到他确确实实在关怀着农民，并实实在在地关怀着人类。这就是理论的魅力。好的理论总是理性的，它告诉人们客观的事实及其根据，而把判断留给读者。

参考文献：

[1][美]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