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视域下民族村镇的振兴及其联动规划——以武陵山地区为例

作者：陈彧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1-12-19  浏览次数： 7475次

【摘　要】民族村镇不仅是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空间载体，更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民族“三交”）这个历史过程的深刻印记。长期以来，民族村镇更多的是以自身民族的特色文化为基础而构建的发展路径，这造成了民族村镇同质化发展十分严重。如何破解这个难题，需要以系统观念，从民族“三交”的视角挖掘民族村镇中蕴涵的深刻历史内涵，从宏观整体的角度设计民族村镇的振兴路径。笔者以武陵山地区民族村镇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民族村镇发展与“三交”的关联，分析目前民族村镇发展的问题，从文化线路的视角提出民族村镇区域联动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村镇；乡村振兴；武陵山区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民族村镇以各民族自身特色资源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旅游开发建设，在一段时期对其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开发实践中，民族村镇的同质化现象也十分严重[1]。另外，学术界更多的也是以某个区域村寨为案例，缺乏宏观的整体性研究，因此也难以以整体系统性的视角来支撑民族村镇的发展实践。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民族村镇的理解更多的是停留在现状所呈现的静态信息，未能厘清“三交”与民族村镇发展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民族村镇不仅是某一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空间场所。从民族“三交”视角来看，民族村镇其实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下的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因此，将民族村镇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大格局下去思考其独特性，既能突破民族村镇同质化发展的瓶颈，体现其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的特色；更能通过发掘民族村镇所蕴含的民族“三交”的历史信息，体现其承载的中华民族“一体”的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对民族村镇发展与“三交”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以整体性视角提出民族村镇的振兴路径。武陵山地区是古代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是汉族、土家族、苗寨、侗族等民族人口迁徙、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重要民族走廊[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村镇，而民族村镇本身就蕴涵着这个历史过程所遗存的各种印记。因此，以武陵山地区的多民族村镇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目前对民族村镇发展的研究更多的是以民族文化资源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缺乏以系统观念指导的民族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李忠斌提出“固本扩边”理论，提出要抓住“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这一根本问题，同时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主体的各种利益表达，提高其参与特色村寨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近年，理论界开始更加重视从区域联动的角度，更系统性的对村镇类遗产进行保护。例如，单霁翔提出现在遗产保护趋势正在从保护“文物”向“文化遗产”保护过渡[3]。在此基础上，俞孔坚等人指出现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从单一因素保护向混合因素保护过渡，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保护[4]。特别是世界遗产组织提出“文化路线”的概念，很多学者开始思考过去对单一古建筑的保护如何纳入更宏观的“线路”视角范围下进行系统性保护与传承[5]。总之，目前对民族村镇发展的研究缺乏与“三交”关系的系统性梳理，因而也未能以宏观整体的视角审视民族村镇发展的路径。笔者以武陵山地区为研究区域，系统梳理武陵山地区民族村镇发展与“三交”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路线的视角，提出武陵山地区民族村镇的振兴路径。

一、“三交”贯穿整个武陵山民族村镇发展的历史过程

秦汉时期是武陵山区民族村镇的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该地区大部分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自然原始状态，漫长的诸侯争霸过程中也不断将外界先进生产力注入，在一些军事要冲地带催生了本地区早期军事城镇的形成[6]。秦汉时期，随着政局的稳定，农耕文明随着中原人口的迁徙而进入，使得一些地区脱离刀耕火种的阶段，步入农耕社会；这时因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开始聚集，形成原始的村落；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该时期村落建筑形态则多以为原始的巢居、穴居及早期干栏、地面建筑为主[7]。

唐宋时期是武陵山民族村镇的发展时期。该时期中原商业文化沿沅江、澧江、清江、乌江不断深入武陵山区，使得四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兴起了一批具有工商业性质的村镇。但同时，在自然条件更为复杂的武陵山上游区域，仍长时间实行羁縻土司之制，与外界交往交流仍有极大的限制，村镇发展缓慢。但土司制度的确立，使当地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贡赋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生产力的进步，这为下一步村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8]。

明清时期，尤其是“改土归流”后，制度上破除了土蛮割据的限制；再加之以盐道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文化不断深入武陵山上游腹地，沿着盐道兴起了一大批繁华的工商业村镇，这个时期武陵山地区的人口、经济、文化与内地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整体上融入全国的发展[9]。

总体而言，秦汉时期农耕文化进入武陵山地区，促进了其自然经济向农业社会的转型，形成了早期的村落；唐宋时期商业文化的进入则带动了四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工商业村镇的形成；清代的改土归流，以及资本主义萌芽，促使整个武陵山地区以盐道为桥梁，将整个各民族村镇纳入了全国经济网络之中。可见，武陵山区民族村镇的形成、发展、兴盛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三交”贯穿在整个民族村镇的发展过程中。

二、“三交”是民族村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民族村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学视角看，村镇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生产力发展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所决定。武陵山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并非是封闭性的，是与外界不断的“三交”中逐渐进步的，这也直接决定了其村镇发展的程度。

1.“三交”促进了劳动力的提升。

武陵山区劳动力人口除了本地的自然增长之外，作为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重要的民族走廊，历史上历经了多次外来人口浪潮。秦汉时期一方面是战乱迁入，另一方面，黔中郡和武陵郡的建立，为北方人口的迁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宋开始有大量中原人口迁入武陵山地区，以唐开元时期的施州、辰州为例，分别增长了81.8%、40.3%。宋代，土家族地区人口结构特点表现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达到61.2%。元末至清中期“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在武陵山地区落地生根；例如，清雍正时期相较于明朝，施南府、永顺县和务川县的人口增长了60.8%和59.1、49.5%[10]。这些说明，武陵山地区与外界人口的不断流动交往，大幅度的提升了本地区的人口数量，为生产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2.“三交”带动了资本的积累。

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土司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和贡赋经济为主的状态，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主要是具有军事政治功能的土司城，商品经济的缺失无法形成民间资本，自然也无法支撑商业城镇的形成；改土归流之后，武陵山区融入全国发展整体中，这使得一方面，全国各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本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并长期扎根经营；另一方面，本地人也逐渐融入这种商业文化，通过本地特色产品的经营也完成了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11]；这些商人的经营活动大量集中到具有交通优势的地方，为商业村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三交”推进了技术的进步。

明清之前，武陵山大多数地区农业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该地区生产工具落后，民间多使用石木工具，铁制农具只在部分地区使用。至明代，外来移民屯田范围内的地区，由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入，武陵山地区开始向精耕细作农业转变；尤其是清代“改土归流”后，其农业生产工具、灌溉技术、生产技术均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方面，早期武陵山地区的手工业技术水平较低；而“改土归流”后，外来移民中的手工业者向当地带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当地手工业的水平[11]。

综上，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武陵山区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提升，是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武陵山民族村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民族村镇保留了见证“三交”的历史印记

民族村镇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形成和发展，最终使武陵山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这集中体现在各民族人口的融合、社会经济的融合、文化的融合。民族村镇作为“三交”的载体，在此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印记。

1.民族村镇人口的交融。

武陵山地区早期先民主要是巴人后裔土家族、从江淮一带落脚于湘西的苗族、与古代“僚人”有关的侗族和仡佬族，这构成现今武陵山少数民族的主体。汉族入山的时间较后，早期多是从中原避战而来，至宋代起，中央政权开始有意识的移民，至清代改土归流，则有大规模的汉族进入。因此，经过历史上的多次人口浪潮的冲击，武陵山地区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12]。具体说来，即一些小的村镇仍然保留相对单一民族的文化特色，而规模较大的城镇则更多的是多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形成了小聚居保持传承多元民族文化特色，大散居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

2.民族村镇社会经济的交融。

明清时期，武陵山地区盐道的贯通使该地区整体上与中原地区的商业文化融合。这些商业文化深刻影响了武陵山民族村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态，形成了以盐运为特色的商业文化体系。这些社会经济生活交融的印记则大量保存于盐运文化遗迹之中。

一是基础设施。连通武陵山地区和外界的古盐道包含了水路和陆路两大体系，为方便商品的运输，政府、民间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以古道、古桥、码头、关隘、闸坝为代表的盐道设施网络，这些基础设施与民族村镇共同组成了古代武陵山地区交通体系[13]。

二是碑刻。在这个古代交通体系的各个重要节点位置设置了的碑刻。这些数量可观的碑刻记录了交通沿线各类基础设施修建的详细情况，是古交通网络的文字记录，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17]。

三是商号。交通体系的建立，打通了商品货物的自由贸易的通道，发展了武陵山地区的经济，繁荣了一批民族村镇，村镇中各色商号即是这种繁荣的见证。至今，武陵山区还保存着诸如，思南周家盐号、龚滩半边仓盐仓等众多商号旧址遗迹。

四是会馆。全国各地商人的往来融入，将各地方特色的文化带入本地。明清时期，在武陵山各大贸易重镇开始出现诸如江西会馆、江南会馆、湖广会馆、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巴蜀会馆等。而且，一个村镇往往有多个会馆同时存在，这反映了当时武陵山地区多元文化和谐交融的场景[14]。古道、古桥、码头、关隘、闸坝、碑刻、商号、会馆等与民族村镇共同构成了古代武陵山区商品经济的流通网络，使得武陵山地区与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

3.民族村镇文化的交融。

民族村镇在文化上的交融体现在规划思想、建筑风格、民间艺术、精神思想价值的交融。这些文化的交融过程也为民族村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的印记。

一是民族村镇规划思想、建筑风格的融合。第一、城镇规划中的形胜思想。一是在选址中，充分融入传统堪舆学思想。无论是唐崖、永顺土司城还是一般性的普通村寨，其选址均符合中国传统堪舆学选址原理。二是在城镇规划中，融入《周礼》和《管子》思想。中国古代建城由《周礼》《管子》两大思想贯穿始终，武陵山地区城镇也同样受此影响。如唐崖土司城，中轴线、道路、功能区划等无一不体现出《周礼》所表达的思想；同时也因武陵山区复杂的地形，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管子》中“因天时，就地利”，即在模仿周礼制的同时，更强调了形胜的观念[15]。第二、建筑融入徽派风格。武陵山地区传统建筑风格是木质干栏式结构，即“吊脚楼”。但随着明清时期大量徽商的进入，也使得徽派建筑风格逐渐影响当地的传统建筑。其主要表现在：①风火墙的大量运用。风火墙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色。清中叶之后武陵山盐道上兴起的商业村镇，开始大量运用风火墙的设计风格；②屋檐出挑的复杂和精致化。武陵山地区传统民居挑檐一般采用结构简单、古朴的单挑出檐，但清中叶后开始受徽派华丽建筑风格的影响，大量出现结构复杂的双挑、三挑出檐，并且挑檐的雕饰精致化，成为装饰的重点。③天井的大量出现。天井是江南民居中常见的公共空间，用于通风采光、排水聚气。清中叶之后，天井开始大量出现在当地建筑中，并且与当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发展出山地型天井，即顺山势而建，运用多重结构，层层递进[14]。

二是民间艺术的交融。中原地区的艺术也随着不断的交流逐渐进入武陵山地区，与地方原生艺术形态交融，形成了兼具地方特色和外来优秀艺术文化精髓的民间艺术形态。戏曲方面，武陵山地区民间戏曲文化丰富，鄂西南戏（曲）、湘西阳戏等在长期的发展中融合了很多外来艺术文化的精髓，逐渐形成今日所呈现的形态。例如，土家族地方戏曲南曲，唱腔多杂有土家方言，其南路、北路、上路唱腔分别由楚调、秦腔、川梆子演化而成，此外还吸收了昆腔精髓。据考证，昆曲经典《桃花扇》与长阳南曲的起源与有着血缘关系，是长阳南曲形成的基础[16]。《容美纪游》记载，康熙四十三年，顾彩应邀游访容美土司，发现《桃花扇》在地处西南“万山丛中”的容美土司“盛演不衰”。改土归流后，容美土司艺人散落于民间，在民间的发展演化成为南曲形成的基础。诗词文学方面，武陵山地区诗词文学以容美田氏土司文学为代表。田氏土司能在诗词文学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除自身家族的艺术追求外，与外界汉地诗人的大量交流不无关系。《容美纪游》所述，容美土司虽地处万山之中，但从明代开始即加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形成诗社，每月固定时间相聚，一同交流[17]。可见，中原地区诗词艺术对武陵山地区的影响深远。在此过程中，不仅留下了戏剧、诗词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兴建的众多戏楼、戏园、亭台也为后世感受当时艺术的繁华留下印证。

三是精神思想的交融。早期武陵山地区民间信仰主要表现为对山水、树木及猛兽等自然神的崇拜。随着与外界不断的交流，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也深刻的融入当地人民的精神世界。这突出体现在民族村镇的各类文化、教育、宗教建筑的大量兴起。儒家文化融入本地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文庙、书院、义学、贡院等各类儒学建筑的大量兴起。尤其是清代中叶，武陵山地区兴起儒学、科考之风，使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如湘西苗疆地区，书院广泛分布于凤凰厅、永绥厅、乾州厅、保靖县、泸溪县；除官办书院外，民间还兴办了大量启蒙教育的义学馆[18]。这些书院广泛分布于武陵山的城镇和乡村。道家于东汉末年进入武陵山地区，清代则在民间大量兴起。如鹤峰建有社稷坛、先农坛、厉坛和城隍庙；来凤在乾隆年间也建有城隍庙、真武庙、社稷坛、先农坛等，武陵山其他地区皆为相似情况[19]。佛教在明清时期也发展迅速，大量佛教寺院兴盛于此时期。来凤境内则有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现存唯一的大型摩岩石窟仙佛寺[28]。儒道佛三家在武陵山地区传播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建筑遗产，不仅在艺术审美上具有极高价值，更是印证了武陵山地区人民在交往交流中，各民族在精神世界中的逐渐交融。

可见，武陵山区民族村镇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发展和兴盛，“三交”是民族村镇整个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武陵山地区以民族村镇为载体，完成了民族、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交融，使得武陵山区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民族交融视域下武陵山区民族村镇联动的规划路径

1.区域发展视角下民族村镇的整体性规划。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社会资本也不断进入，这对民族村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随着越来越多民族村镇进入开发序列，民族村镇的发展陷入了碎片化、同质化发展的瓶颈。例如，武陵山区近些年就出现了一大批“苗寨”“侗寨”“土家族村寨”等特色村寨。一些村寨在早期确实起到了保护、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商业化盈利导向正在使各个民族村寨的族群形象、民俗体验、商业服务等转向内容标准化、活动程式化，甚至文化去地方化。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相似的歌舞表演，相似的饮食，相似的居住环境，甚至是相似的旅游纪念品，参观者的旅游体验自然也毫无新意，各个村寨只是不同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的不同，无法感受到其人文风情的独特魅力。

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碎片化的发展思路上，即开发过程中视角仅仅停留在单一村镇及其现状资源的静态呈现，而忽视了其与外界的关联性和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这必然造成与相似事物的同质化竞争。究其根源在于对民族村镇的历史演变过程理解不深入，也不能从区域整体格局上看待整个村镇的发展历程，因而也就不能理解每个民族村镇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其独特性恰好就蕴含在这种整体性中。

具体的，这种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地理过程中所蕴含的空间整体性以及历史过程中所蕴含的时间整体性。

首先，空间整体性（地理过程）：即每个村镇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武陵山地区各个民族村镇实际上是随着经济通道的开通而发展兴盛的，村镇发展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沿交通进入本地区。在此过程中，一些村镇又因地理交通位置的独特性成为了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当展现民族村镇的独特性时，也必须将其纳入整体中，才可体现其在整体中的独特性。其次，时间整体性（历史过程）：每个民族村镇的人口、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上也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不断的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呈现到世人面前的各个民族村镇族群的、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的、艺术的、精神思想的独特性，是由其“三交”的历史过程决定的。如果我们只是静态展示各民族村镇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无法向他者说明其独特性的来源，这些遗产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当我们尊重其时间的整体性，用故事串联起整个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这些静态的陈列品将鲜活的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深入其中，了解到民族村镇的前世今生，感受其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破解民族村镇碎片化和同质化的发展瓶颈的根本路径在于：拓展武陵山区民族村镇地理过程的空间整体性以及挖掘其历史过程的时间整体性。具体的，在宏观上，以武陵山民族村镇整体为对象，依托文化路线，进行空间规划；微观上，依托“三交”历史过程的串联，使分散的村镇文化遗产形成整体。通过这种地理和历史上的整合，既形成了区域的联动发展，又为每一个民族村镇寻找到在整体中的独特地位。

2.文化路线视角下武陵山民族村镇的空间整体规划。

目前，文化线路遗产逐渐受到重视。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大型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范畴。这就为“文化线路”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奠定和确立了地位。《宪章》指出，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代表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一定时间内国家、地区内部或国家、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不断的交流，并代表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20]。

在历史的长河中，武陵山区民族村镇在不断开辟的交通路线上与外界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自身的发展繁荣。尤其是改土归流以来，以盐道为代表的交通通道的开辟，使得武陵山区的民族村镇破除了过去的壁垒，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如今以沅江、资江、清江、乌江四大水系为主干道，酉水、辰水、氵舞水等支流为次干道，辅之以陆路而串联起整个武陵山区的川盐古道，正是《文化路线宪章》中所定义的，是这个地区不同民族人口商业、技术、人文不断的相互交流与互惠的文化线路遗产。因此，武陵山地区民族村镇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对单一村镇的点状开发，而是要充分挖掘民族村镇所承载的“三交”信息，依托其交通轴线所形成的文化线路，结合盐道的经济文化交往史、移民路线的交融史等历史过程进行宏大历史叙事，以系统观念进行区域整体联动开发。通过其空间整体性，破解同质化的内部竞争；在整体上形成规模集聚效应，旅游路线上更体现出整体宏大历史叙事感。

3.“三交”视角下武陵山民族村镇文化遗产的整体串联。

宏观整体规划将众多民族村镇连成整体后，微观村镇规划如何与之衔接，这仍然需要以“三交”历史过程为主线，将散落在民族村镇各个角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串联，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故事本底，活化文化遗产。具体来说，要重点对盐道的交通遗迹（古河道、古驿道、古桥址、古纤道、古堰坝、古渡口、古碑刻、会馆等）、建筑遗迹（古建筑、宗祠家庙、古书院、古寺、古观、古庙、古塔等）以及诗歌、文学、戏曲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梳理。挖掘其中的“三交”历史内涵，可以依托盐道文化遗产来还原其经济社会的交融过程；依托其诗歌、文学、戏曲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展现其艺术文化生活的交融；文庙、寺庙、道观等文化建筑则是展现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

总之，以民族村镇为载体，通过梳理各类分散的文化遗产的关联性，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场景的串联和再现，为参观者展示一个个民族村镇生动的“三交”历史过程，既使游客有深度参与的体验，又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饶勇，林雪琼.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中的同质化竞争困境及其成因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12）.

[2]李忠斌，李军，文晓国.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J].民族研究，2016（1）.

[3]李泽新，陈俐伽，周宏庆.基于线性文化遗产的蜀道保护模式研究——以剑门蜀道为例[J].中国名城，2016（4）.

[4]刘雪丽，李泽新，杨琬铮，陈璐，高燕妮.论聚落交通遗产的活化利用——以茶马古道历史古镇上里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8（11）.

[5]戴湘毅，李为，刘家明.中国文化线路的现状、特征及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园林，2016，32（9）.

[6]周婷.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7]邓必海.试论湘西民族集镇的形成和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

[8]赵逵.川盐古道的形成与线路分布[J].中国三峡，2014（10）.

[9]罗运胜.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0]段超.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J].中国农史，2000（1）.

[11]段超.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J].中国农史，1998（3）.

[12]费孝通.武陵行（上）[J].瞭望周刊，1992（3）.

[13]邓军.文化线路视阈下川黔古盐道遗产体系与协同保护[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32（6）.

[14]赵逵.川盐古道上的盐业会馆[J].中国三峡，2014（10）.

[15]雷宇.世界文化遗产“唐崖土司城址”艺术生境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7）.

[16]陈琼，杨容.《桃花扇》在容美土司的发展与嬗变[J].美育学刊，2014（1）.

[17]柏俊才，赵星.明清之际容美土司文学及其文化互动[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3）.

[18]曾思思.清代湘西苗疆书院及其现代启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19]柏贵喜.试论道教对土家族的影响[J].民族论坛，1992（3）.

[20]莫晸.文化线路视域下的清江流域商路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