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

作者：高文勇 尹奎杰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1-12-12  浏览次数： 2422次

【摘　要】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样态，是催生各民族守望相助“石榴籽”效应的实践载体。精准治理构成对城市社区民族之间互融共生逻辑结构的深度整合，是对民族互嵌社区多元性与一体化、民族性与社会性、特质性与共生性内在本质的精准研判。民族互嵌社区治理主体、场域情境、公共服务内在构成要素的有序衔接以及制度体系、空间资源、智能技术保障性条件的靶向重构，是实现各民族主体深度互嵌的结构要素，构成新时代民族关系的“整体图景”。

【关键词】民族互嵌社区;互融共生;价值认同;精准治理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一）文献回顾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国内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以CSSCI期刊为统计源，选取“民族互嵌”“民族互嵌社区”“互嵌社区”“多民族互嵌”等主题词进行检索，时间为2010—2020年，初步得到文献260篇，剔除主持人语、动态信息、报纸等非学术性期刊论文，最终以237篇为分析样本，利用Cite Space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

1.发文趋势

文献发文趋势反映出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总体研究态势，根据检索到的237篇文献样本，可以绘制出国内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总体趋势图（参见图1），通过分析图1可以看出，2010年—2014年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理论研究处于初始阶段。2014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由于民族互嵌被纳入发展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国家战略，2014—2016年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理论研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于2016年达到第一个最高点。2016—2020年，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理论研究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并于2019年再次呈现理论研究的高潮。

2.文献来源

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相关理论研究，得到了一批学术期刊的支持（参见表1）。《贵州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及《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民族类学术期刊开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社会学等专栏支持民族互嵌社区相关理论的研究。此外，综合类的期刊如《中国行政管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贵州社会科学》、《人民论坛》等综合类期刊，通过专题形式不断深化民族互嵌社区的相关理论研究。

表1民族互嵌社区相关理论研究的主要期刊来源表

3.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反映出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热点问题以及研究态势。节点越大，词频越高，反映出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焦点问题。图2展示了民族互嵌社区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得出“民族互嵌”“民族互嵌式社区”“社会结构”“互嵌式社区”“民族关系”构成了关键词共现的图谱中心度的前5位，关键词在共现图谱的中心度，反映出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学术前沿的态势。

图2民族互嵌社区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4.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为了对民族互嵌社区研究热点问题的内容进一步细化，运用Citespace形成了2015—2020年民族互嵌社区关键词时区图谱（参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2015年形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研究的热点，通过民族互嵌社区关键词时区图谱可以看出2015年的学术研究侧重于民族互嵌社区核心概念范畴的阐释以及民族互嵌社区基础理论的建构。2016—2018年，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学理研究逐步精细化，侧重于从治理视角研究民族互嵌的具体问题、功能以及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2019—2020年，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基本的框架体系，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凸显，形成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社会结构与社区治理为核心内容的研究“谱系”。通过梳理民族互嵌社区学术研究的关键词，可以从逻辑结构上展现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术前沿态势。

图3民族互嵌社区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二）问题的提出

民族互嵌社区是新时代“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共同体的实践新样态。现代化城市社区空间结构的扩容以及功能的集聚，构成了民族互嵌社区的现实基础。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学理性分析，学者从外在形式首先明确了“混居”不是“互嵌”，理解民族互嵌社区需从“空间关系”与“精神关系”的双重维度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的本质特征：其一，在空间分布特征上是“各民族交错而居”的嵌入样态；其二，在精神属性上是各民族情感交融的共同体[2]。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依托社区空间场域实现互嵌，形成城市社区居民模式的新样态。“互嵌式”的空间场域结构包含“双重”逻辑关系即民族之间由地域关系而产生的空间关系以及心理和情感方面产生“我者”对“他者”的认同[3]。通过对于民族互嵌社区本质的学理性分析，民族互嵌不仅是社区公共场域空间的“混居”，更是以情感纽带为中心的价值的认同和情感的归属。这构成“混居”与“互嵌”根本性的不同。民族互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对民族主体关系认知的新理念。学者从民族“互嵌”内在逻辑揭示出民族主体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手足相亲”的关系，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行为一致、观念共通、情感共鸣、文化共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文化贯通和凝聚的，“文化共同体演进的历程”经历了自在-自为-自觉的过程，“自在重在自然天成，自为重在群我的主体能动”，自觉是群我主体“自觉与他觉”更高境界的思考[5]。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没有形成与“民族互嵌型社区”相对应的概念范畴，是以“城市居住空间与民族关系”作为研究的主线，形成了“人类生态学、生态社会学、因素生态学派、空间功能主义”不同学派，对西方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6]。

综合中西方有关研究成果，学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学术成就，但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在研究上需进一步细化拓展，具体表现为：其一，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宏大叙事”的研究阶段，重点突出了对于民族互嵌社区的理论架构以及意义研究；其二，关于民族互嵌社区的学术研究以抽象思辨为主，重点突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民族互嵌社区的内在逻辑，而关于实践运行精细化内容研究却相对较少。民族互嵌社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的实践样态，现代化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与细化，要求民族互嵌社区实现“精准治理”。基于此，本文以“精准治理”为理论视角，解构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以期能够将“宏大叙事”的理论内容精细化、具体化，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课题有所裨益。

二、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内涵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是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延展，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性思考，从概念逻辑上厘清普通社区与民族互嵌社区的异同，则是成为精准治理的逻辑前提。现代城市社区功能集聚与细化构成了民族互嵌社区的基础条件。民族互嵌社区反映的是各民族交错而居的空间分布格局上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关系状态，是“空间属性和精神属性”所共同“铸造”的共同体居住模式新样态[7]。综合民族互嵌社区的概念范畴，融合精准治理的理论内容，可以得出，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是指在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各民族主体协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精准识别民族互嵌社区的场域情境，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定位，提升各民族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理解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内涵，就需要细化概念范畴的具体内涵，把握民族互嵌社区与普通社区的本质不同，如此才能对精致治理的核心内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精准理解民族互嵌社区“多元性”与“一体化”的内在逻辑

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在共同场域空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实样态，理解民族互嵌社区不能单从场域空间构成要素本身去理解，更需要从不同民族主体互存共生的历史“全部图景”去追本溯源。只有从历史的镜鉴中去深入剖析民族互嵌的内在根由，才能深刻把握民族主体关系的“精神血脉”。民族互嵌不是空间场域的“机械”集聚，也不是生存空间的“混居”。“一体”强调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认同。“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这三重文化的多元一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5]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精神纽带”。多元强调各民族的文化特质的丰富性，正是各民族自身的多元性主体特点，才使得各民族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休戚相关的共生系统’，‘主体的文化价值及族际共享共生’的双重诉求”[8]，以及共同铸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二）精准分析民族互嵌社区“民族性”与“社会性”的表征

腾尼斯认为社区是“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的社会共同体。社区外在形式体现为公共场域空间的共同体生活，内在是一种稳定价值秩序的社会形态。民族社区是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它与一般社区相区别的表征即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属性[9]。民族互嵌社区是民族社区更高层次发展的居住模式，是现代化生产对于多民族空间场域结构的重塑。民族性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体的“地域、人群、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社区文化和意识”[9]的理性考察。而社会性的表征体现为，现代化生产方式是民族互嵌社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客观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现代化生产方式重构了人们的共同生存空间，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深度关联。历史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关联，表征着一定历史时代主体的生存发展状态[10]。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铸牢”了各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11]。因此，民族互嵌社区是系统化的嵌套结构体系，不是“1 1”的机械相加，是社会性结构要素与民族性价值认同的深度互嵌，是价值秩序由矛盾冲突到认同内化的结构性张力逐渐弥合的过程样态。精准把握民族互嵌社区“民族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内涵，才能深刻把握民族互嵌的“原初意旨”，将抽象思辨的概念范畴运用到靶向互嵌的实践之中。

（三）精准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特质性”与“共生性”的统一

民族互嵌社区是“一种新型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建构模式”，“不追求结构的同化”，而是体现“社会结构的多向性、主体性与平等性”[12]。结构同化的理念没有准确把握民族主体“特质性”与“共生性”的辩证关系。“特质性”与“共生性”是民族互嵌社区的“一体两面”，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在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过程中，民族的特质性表现为在共同的社区场域空间，虽然“脱离”了以往血缘、地缘的“乡土空间”，在社区的交往融合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民族主体物质精神需求的结构性张力。但是民族特质反映出各民族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是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在民族互嵌社区中如何将多元民族主体个体化、差异性的碎片信息进行解构和重构，是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关键问题。特质性的精准把握是民族互嵌社区调适矛盾与冲突，实现内化与融合的关键所在。民族互嵌社区是民族主体特质性差异要素内在联动而产生的“共生系统”，“其起源不是事先预成的，而是生命本能的内在需求‘刺激’的选择”[13]。民族互嵌社区的共生性是以“特质性”为基础，失去“特质性”的精准把握，“共生性”也将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性土壤”。共生性是从历史流变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中把握民族互嵌价值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互嵌社区构成现代化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的基本单元，共生性的精准把握就是要实现特质性差异化、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深度融合，将其纳入社区空间场域的“共生系统”，实现民族主体差异化特质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中由最大“变量”向最大“增量”的转换。民族互嵌既是民族主体自觉融合的空间重构，又是过程性交往互动的实践形态。民族互嵌社区的空间场域，是以多元民族主体特质为基础形成的“千房同蒂、千子如一”的共生系统。精准把握民族互嵌社区“特质性”与“共生性”的内在逻辑，才能实现民族互嵌社区场域空间结构的重塑和价值秩序的重构，使各民族主体像“石榴籽”一样血脉相通，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

三、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构成要素

（一）民族互嵌社区治理主体的精准定位

民族互嵌治理主体的精准定位，需从学理上厘清各民族主体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向“主体间”关系时代转向的理论依据。民族互嵌社区是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单元，是平等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空间载体。民族互嵌体现出平等主体自觉融合的过程样态，是打破民族区隔“壁垒”，实现民族主体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式。民族互嵌社区的各民族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主客体关系是治理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一种“身份”的差别，参与客体是被动选择适应的过程。主体间民族关系克服了“主客体”关系的认知局限，强调“任何一个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联性、平等性和互容性”[4]。民族互嵌社区治理主体的精准定位是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模式、运作逻辑、价值秩序重塑的前提和基础。互嵌本身就是对社区各民族“多元”主体的尊重，是主体间民族关系内在本质的体现。民族主体间关系从内在逻辑上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民族互嵌空间场域的证成，反映出多民族主体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互嵌过程的自觉性。主体间民族关系反映出各民族主体在公共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关系，是对新时代“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本质内涵的深刻解读。主体间民族关系的精准定位应从3个层面理解。其一，主体间民族关系反映出民族互嵌社区共建主体的参与性。民族互嵌社区要改变以往“‘支援与受援’‘发达与落后’‘施惠与感恩’等单向度的惯性思维”[4]，形成各民族主体对于共有“家园”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新理念。其二，主体间民族关系反映出民族互嵌社区共治机制的联动性。多民族互嵌于共同的场域空间，不再是“主-客”之分的被动参与者，而是置身于社区治理的结构体系之中，以主体的关联互动形成互融共生的协同共治模式。其三，主体间民族关系反映出民族互嵌社区共享模式的自觉性。“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彼此承认、互惠互利、彼此平等”[14]，这反映出各民族主体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身份”的认同性和目标的一致性。

（二）民族互嵌社区场域情境的精准建构

民族互嵌社区是多民族主体在空间场域上所形成的共同体新样态。德国社会学家裴迪南·滕尼斯将社区的本质概括为“共同体”，是社区内在的物质载体、文化景观、供给资源等要素形成民族互嵌公共场域空间的“整体布景”。民族互嵌社区场域情境的精准识别，能够实现各民族主体在行为逻辑、共识选择、价值共享上自觉与社区空间结构相融合，以实现民族互嵌社区工具属性与价值属性的衔接统一。社区公共场域空间是现代化城市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腹地”，是实现民族互嵌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结构化支撑。民族场域情境的精准识别，能够有效克服传统社区“居民需求差异大、组织化程度低、集体决策不易达成，政府‘包办一切’”[15]的梗阻现象，实现各民族主体对于共同生活场域的认可和支持。民族互嵌社区场域情境的精准识别，需从3个方面着手努力。其一，场域空间与惯习行为的精准统一。场域空间是指“由不同社会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建立的社会实践空间”的组织化结构体系；惯性行为是指“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性情倾向心理外化为社会行为”的原因机制[15]。各民族所形成的惯习行为逻辑的特质性是由地缘结构塑造形成，内在特殊的人文、地理要素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不同民族主体。民族互嵌社区场域情境的精准识别，不仅是传统社区“硬件”要素的精心布展，更是要结合社区民族构成主体的惯习行为逻辑，重构社区适于民族交往融合的组织结构关系。其二，情境解构与场域互嵌的精准耦合。“人作为客体，在社会互动中为情景所驱使，且宏观环境只有经过具体情景才能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16]情境与场域的融合互嵌构成了共同体生活的全部内容。各民族主体是在社区空间场域的情境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境内容与形式同与各民族主体认知相衔接，成为民族“互嵌”与民族“混居”相区别的表征之一。民族互嵌需将各民族主体置于社区场域情境的结构体系之中，通过解构各民族主体的特质属性，建构社区情境的规则体系，从而实现规则体系与场域空间结构的耦合。情境结构是虚拟规则体系的布局，场域建构是实体空间要素的设置，二者的耦合互嵌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石榴籽效应”。其三，意义建构与民族叙事的精准融合。民族互嵌社区场域空间的精准建构，从宏观上要精准识别社区内各民族主体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从微观上要对社会空间场域的构成要素进行“价值投射”，形成各民族主体所共同认可接纳的“意义符号”。通过社区场域空间的意义建构，形成社区场域空间组织结构关系特有的民族叙事方式，增强各民族主体对互嵌社区价值的认可和情感的归属。

（三）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识别

公共服务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公共服务的复杂性来自于自身结构、参与方关系、供给方式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17]。现代化城市社区功能的集聚以及空间结构的聚合，是民族互嵌社区的现实基础。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城市社区功能集聚的重要表征，必然要求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治理，以实现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是以社区居民需求为价值判断依据，由需求识别系统、方案设计系统、服务生产系统、过程控制系统、效果评价系统构成的精准服务体系[18]。各民族由于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原有的地缘“情结”和文化“情感”使得生存空间由“独立性”向“公共性”转变。公共服务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催化剂”，也是公共场域空间实现互动融合的媒介。如何实现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促使民族主体的精准互嵌，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把握需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民族主体需求的精准识别。供给与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的统一共同形成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平衡性发展。民族互嵌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定位，需要对多元民族主体的需求进行精准识别。由于各民族主体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环境关系的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群体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要求“公共服务供给改进转变为服务供给与需求管理双轮驱动”[19]模式。服务供给与需求管理共同形成了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体系。民族主体需求的精准识别需从民族主体形成的“乡土逻辑”探究价值理念的“真实自我”。从内源性主体特征识别各民族主体的价值需求是民族互嵌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定位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的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改变了以往“政府为单一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是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共同行动、耦合结构和资源共享”[20]。民族互嵌实现了以往“主客体”民族关系向“主体间”民族关系的转变，是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

四、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保障条件

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价值功能不断聚合发展，为民族互嵌社区提供了现实基础条件。民族互嵌社区不仅需要解决多民族“上楼”问题，而且承载着各民族深入融合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目标。多民族“集聚”社区公共场域空间，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差异性以及物质精神需求的多元性，与社区人力、物力、财力的有限性形成了结构性张力。如何实现有限资源与多元需求的精准对接？如何实现民族互嵌的精准化、精细化？民族互嵌社区精准化治理需要哪些保障性条件来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制度体系-空间资源-智能技术构成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保障条件，是贯穿于民族互嵌全过程的“融合剂”，不断推进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

（一）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制度体系

精准治理需要以制度体系细化民族互嵌社区组织管理架构的具体内容，规范社区内部的运作逻辑，增强制度调适冲突与行为规制的作用。制度属于抽象性的规范体系，制度供给与规范对象的契合才能实现制度供给的精准化。当前民族互嵌社区制度体系的供给过程中，出现了“碎片化”“模式化”的现象，造成制度只是“上墙”“空转”的尴尬。由于制度供给的不均衡性所引发的治理困局主要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不一致所导致的滞后效应”[21]，导致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理性认知”与“制度规范”出现了结构性张力“缝隙”，造成制度不能精准落地执行。精准有效的制度供给体现为“质”和“量”的双重维度：第一，在量的层面，是已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设置；第二，在质的层面，制度供给同时具备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22]。民族互嵌社区的精准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补，才能实现各民族主体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的深度互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生产、生活以及交往中无意识的行为规则，包括价值理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正式制度是通过国家权力制定以及乡、镇、村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等成文规范[23]。民族互嵌不是民族交流融合的“权宜之策”，需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与各民族主体行为逻辑的深度契合，才能实现民族互嵌社区的“善治”。按照精准制度供给的“量”和“质”的双重标准来考量，结合民族互嵌社区的现实情境，需全面审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重构与再造的具体内容。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性集中体现为风俗习惯、生活习俗引发的行为逻辑的不同，不同民族主体呈现的不同文化传统，集中体现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合理安排，民族互嵌社区制度体系的精准供给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努力：第一，注重非正式制度的识别。民族互嵌社区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民族主体的多元性，需精准识别不同民族主体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非制度性规则内容，通过提取、吸纳、内化其中的合理性要素，建构民族互嵌社区空间场域的共同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第二，注重正式制度的重构。民族互嵌社区治理主体与传统的普通社区具有质的不同，不能将传统社区的制度体系套用到民族互嵌社区之中。正式制度的建构要充分激发不同民族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将社区各民族主体所共同确认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纳入到民族互嵌社区的正式制度内容之中，以正规化的制度内容实现各民族主体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价值选择、行为逻辑、目标追求的一致性。第三，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迁移转化。各少数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习惯法体系”，扎根于心中，渗透到婚姻家庭、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调节民族各种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24]。民族互嵌使得原有的地缘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制度的精准供给需对各民族主体原有非正式制度的内容进行批判性扬弃，将其合理性内容纳入正式制度体系之中，实现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化，促进各民族主体对互嵌社区制度体系的接纳与认可。

（二）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空间资源

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生存空间场域的重构，也是地缘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的重塑。民族互嵌社区是传统空间场域结构关系的重构，如何实现空间结构的资源布局，促使民族互嵌社区“演绎发展为健全、完整的生活空间体系及差异化的生活空间质量体系”[25]，这构成资源精准配置的价值目标。民族互嵌社区场域空间的重构反映出资源的耦合过程中空间配置体系，呈现出民族互嵌社区结构功能的“整体景观”。

1.资源配置是民族互嵌过程的现实反映。

社区资源包含丰富的内容，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互嵌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各民族主体对于公共资源“输入”和“输出”的过程。民族互嵌社区要坚持“社区资源配置的空间耦合原则，即不同类型的社区应有对应类型的社区资源，进行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26]，实现资源要素与各民族主体的需求相契合，增进民族之间的情感归属。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由于“公共性设施在市场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下，突显出不同等级--类型社会区域内的资源品质和空间配置的结构性短缺”[25]。

2.资源共享是民族融合的现实表征。

各民族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以资源的共享为物质载体。民族互嵌社区不同于其他普通社区，空间资源与民族主体需求的契合度是资源共享的前提和基础。资源配置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资源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靶向对接的过程。民族互嵌社区资源配置过程中需深入分析各民族主体的特质，明确资源配置的具体指向。

3.资源功能是催生“石榴籽”效应的“酵母”。

资源功能则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功能。资源的自然功能是由资源本身的物质属性决定，而资源的社会功能是体现为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资源被赋予的人文价值。资源功能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于社会“人”的需求。民族互嵌社区的资源配置，一方面是从自然属性的层面，实现有限资源在空间场域格局中效能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是社会属性的层面，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价值意蕴“投射”其中，展现民族融合的“历史图景”，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昭示。资源功能的深度挖掘，赋予共同体的情感内容，使其转变为催生民族团结“石榴籽”效应的“酵母”。

（三）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智能技术

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载体的智能技术，通过自身的计算逻辑，引发了人们生存空间“数据革命”。智能技术能够将公共空间的零散“非结构性”信息进行数据关联，形成“数据集”，通过算法逻辑、深度学习实现数据的重构，形成公共场域空间的“技术画像”。智能技术为破解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人力、物力、财力的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实现精细化治理提供了保障。

1.智能技术实现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结构的扁平化

民族互嵌社区涉及关系更加复杂，传统社区垂直化行政管理模式，遇到问题层层上报，社区管理者更多是业主和上级政府的“传声筒”，反映的问题也往往在传递过程中被演化为“数据报表”而被“失真和滞后”。民族互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化传统、价值选择由矛盾冲突到认可内化的过程，如何快速化解民族互嵌社区的内部矛盾成为关键。智能技术融入民族互嵌社区，能够有效实现民族互嵌社区组织管理的扁平化样态，通过数据链条能够将各民族互嵌过程的问题形成“技术画像”贯通互嵌的全过程。

2.民族互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民族互嵌是各民族主体在共同的社区场域空间以共同的价值选择和情感认同为基础，形成的团结互助的“石榴籽”社会共同体形态。在互嵌过程中，智能技术能够有效采集各民族主体的多元需求，通过零散的“非结构性”信息的聚类分析，能够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财力解决互嵌过程的“刚性”需求。同时智能技术能够动态化反馈各民族主体的相对“模糊化”长远性的精神需求，通过动态“瞬时数据”的收集映射到社区的“远景”规划之中，如建立民族特色资源数据库、民族文化传统数据展示平台、民族传统节日数据宣传栏，实现民族多元需求与社区服务在互嵌的过程中的精准对接。

3.以“智慧社区”来推进民族互嵌治理的现代化

民族互嵌的“智慧”社区是一种基于智能技术的精准化治理模式，是传统管理模式的“迭代”创新，实现智慧养老、智慧综治、智慧医疗、智慧物业、智慧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智慧社区”通过数据交互，破除社区治理“信息孤岛”的蔽障，消弭社区潜在、突发的“微”问题。这是智能化、精准化的技术维度需进一步解决的对象，又是打破固化、闭合结构观的现实缘由[27]。民族互嵌社区社会关系结构的复杂性，要求智能技术对于各民族互嵌过程的表征信息进行整体的数据汇总，以此来推进公共决策的智能化。以现代算法为核心的技术，推进了“公共政策议程的数据化、电子化、智能化、中立化”，实现了技术分析与价值考量的统一，“保障公共政策以公共性维系为价值前提”[28]。“智慧社区”以智能技术为依托，实现民族互嵌由“管理”向“治理”，由“粗放”向“精准”变革，催生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石榴籽”效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结语

城市社区功能集聚与细化是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时代诉求。各民族主体在社区公共场域空间实现精准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催生各民族守望相助“石榴籽”效应的重要举措。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视域，以精准治理为切入点，厘清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以期能够为新时代民族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些许理论借鉴：其一，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理论内涵、构成要素和保障条件的内容解读，是“宏大叙事”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延伸与细化，能够从具体内容细化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全部图景”。其二，民族互嵌社区的精准治理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时代命题的理论阐释，以“精准治理”的理论视角，实现对民族互嵌的结构性内容进行精细化分析。其三，民族互嵌社区的精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时代民族关系的具体延展。精准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的“三重维度”阐释各民族主体精准互嵌的结构性内容，有利于提升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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