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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研究

作者:李 周  责任编辑:许家秀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21-12-12  浏览次数: 1122

【摘 要】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人依附于自然、人自立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逻辑递进的层次论述人类与自然间关系的演化规律,并总结了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所出现的人们协同共享的端倪。第二部分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包括基于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纳入生态价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国统一的政策制度体系的全域发展,各个产业、城市乡村和中国世界的融合发展,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公平和效率的耦合发展。第三部分讨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包括理论上维护均衡和打破均衡的关系、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关系、需求和欲望的关系,制度上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政策上产权界定与产权流动的关系、优化发展环境和改善分配状况的关系、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全域发展;协同共享;产业融合;产权耦合;共同富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成立至今的70多年里,先后完成了建设初步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消除绝对贫困和建成小康社会三大任务,今后30年的主要任务是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本文研究中国共同富裕战略的背景和依据。富裕生活一直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目标,但迄今为止,人们尚不清楚如何由家庭富裕走向社区富裕、地区富裕、国家富裕,如何由熟人互助共同体走向陌生人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演化进程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对今后30年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研究,必须把这一问题放在人类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化过程中去认识和思考,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实施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以及对需要处理好的主要关系的基本策略。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规律

人与自然的关系会经历依附、自立、和谐3个时代。其中,依附时代极为漫长,要以百万年计;自立时代则较为短暂,大致以万年计;和谐时代目前只能看到一点端倪,但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共同富裕战略的实质是向和谐时代迈进。

(一)依附

人依附于自然的时代具有3个特征:一是人的需求依赖于自然,二是群体集种植、饲养与采集、狩猎于一体,三是个人集各种生产技能于一身。

1. 人的需求依赖于自然

人类的祖先和其他物种一样完全依附于自然。20世纪末,人类化石考古有重大发现:1992-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低地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地猿(始祖亚种)化石,1998年在同一地方发现距今520万-580万年的地猿亚种(祖先亚种)化石,2000年在非洲肯尼亚的土根山区发现距今600万年前的原初人(土根种)化石(谷合稔,2016)。在600万年里,人类几乎都处在依附于自然的采集和狩猎时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2009)。

2. 群体集种植、饲养与采集、狩猎于一体

人类是唯一主动与自然分离的物种。人与自然分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所做的考古研究发现,栽植稻的出现并没有造成野生稻的消失1。这两类稻谷长期存在于同一个文化层中,说明当时人类活动集栽培稻的种植和野生稻的采集于一体,依靠栽培稻的种植解决野生稻供给随着人口增多变得越来越有限的问题。山羊、绵羊的碎骨片和野生羚羊的碎骨片混合在同一个文化层及两者占比发生变化的考古发现2表明,人类活动集饲养和狩猎于一体,饲养对食物的贡献逐渐提高。人类集种植、饲养和采集、狩猎于一体的时代要比人类进行单一种植、饲养的时代长得多。

3. 个人集各种生产技能于一身

人类进化伊始,最主要的活动是获取食物。在可获得的食物量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形下,群体成员的最好选择是:每个人都集各种劳动技能于一身,都从事栽植、饲养和采摘、狩猎等活动,而不作明确分工,专攻某种技能。

(二)自立

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最大不同是追求自立,以自己生产的食物替代自然提供的食物,以自己打造的人工生态系统替代自然生态系统,逐渐摆脱对自然的依附。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分化、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化以及城镇和乡村的分化。

1. 人与自然的分化

人类实现自立的关键因素是学会用火。自然界的火3会把很多动植物烧成灰烬,也会把一些可用作食物的野生动植物(例如羚羊、兔子以及稻、麦、粟)烧至熟食的状态。这些被火烧熟的食物更易咀嚼、更加可口,这一特性是食用它们的动物都能体验到的,但唯有人类试图保持这种体验。人类不仅在100多万年前至50万年前探索出了把余火作为火种加以保存的经验,而且根据摩擦生热的感受探索出钻木取火的技能4。人类掌握了用火技能,就以熟食为主了。人类从易于消化的熟食中获得了更多营养,减少了疾病;食物在高温中所形成的200多种新的化合物,加快了人类体质、内脏、大脑、骨骼等的进化,使人类机体和智力得到显著提升。熟食的食用使人类的咀嚼器官逐渐萎缩,牙床变小,口腔内发音器官的活动范围逐渐变大,这为人类语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5。人类的智力提升、器官进化和语言形成都是学会用火技能带来的。

人类用火促进牧草更新,用火去除土地上的植被然后耕作,开辟了新的食物来源;用火烤矫正弓箭、木矛的器身,提高了猎杀的精准性;用火驱赶凶兽,维护了人类种群增长的稳定性;用火取暖,减少了维持生存的能耗;围着篝火分享食物和各自的故事,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人类的这些行为变化也都是在学会用火技能以后发生的5。

所以,学会用火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能,是人类开始从本质上不同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开始有能力自立的最重要标志。

2. 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分化

人类增强自立能力的关键因素是分工。自然界里的其他物种也有分工。例如蜜蜂,成员有蜂王、工蜂、雄蜂3种,工蜂又分为哺育幼虫的保育蜂、建造和维护蜂巢的筑巢蜂和采集食物的采蜜蜂。然而,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不断深化分工的物种。人类为了抵御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聚集在一起生活和劳作,形成了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头领的管理能力很弱,聚集在一起劳作的生产效率损失较大,所以,氏族公社的劳动生产率很低。随着个体能力的提高,人类抵御各种风险所需的群体规模逐步变小;群体规模的缩小降低了管理难度,减少了共同劳动造成的效率损失。于是,一方面,群体规模由氏族分化为家族、家庭6;另一方面,群体内部出现分工,例如做饭等家务劳动的主体以女性劳动力为主,种地或放牧等外部劳作的主体以男性劳动力为主。人类感受到了分工的好处,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服务业的分工。在手工业部门,有的成为建造房屋的木匠、瓦匠等,有的成为制作农具、生活用具和奢侈品的铁匠、金匠等;在服务业部门,有的从商、有的从医、有的从教,有的从艺,等等。

3. 城镇和乡村的分化

人类提高自立水平的关键因素是交换。劳动分工的拓展需要建立在交换劳动的基础上,于是出现了市场。市场最初出现在农业发达地区,被称为集市。它的主要职能是满足劳动者互通有无的需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各种需求的拓展,促使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数量不断增多。工业和贸易形成了显著的规模经济,工序分工又能极大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手工业者以及商贩集聚到了城镇。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城邦的兴起。

(三)共生

人类是一个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超越自己的物种。这种超越不仅表现为自生能力的提高,还表现为共生能力的提高。最初的共生对象限于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熟人,此时人与其他物种的行为方式还没有本质差异。针对这种共生的局限性,出现了利益相关者追求共生的实践,跨越了血缘、亲缘、地缘的束缚。针对共生实践中偏重于当期利益的局限性,又出现了统筹当期和长期利益、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特别是追求权利与责任对称的共生实践。人类朝这个方向演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并且已经出现了一点端倪,最终目标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同体。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演化过程,对这种演化应保持极大的耐心,而不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1. 劳动力由个体分工拓展到地区分工

人类历史上,国家(或地区)之间出现过无数次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国家(或地区)内部出现过无数次由活不下去的弱者发起的革命(或造反)。然而,战争和革命的主要作用是角色转换,对人类演化并没有显著的贡献。人类演化截然不同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内部个体分工拓展到外部地区分工,并借助于地区分工范围的扩大,将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将各地区的比较劣势尽量规避掉,由此带来的贸易总量的增长和交易半径的增大,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地区之间的交通体系建设和车站、码头、仓库等的建设,极大程度地强化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利益相关者的福祉。

2. 人与人的和谐共享

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的家庭、宗族和社区,基于文化、语言、历史的民族、族群和地区、国家,会对人与人的和谐共享施加一系列影响。但是,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主要是技术和制度的优胜劣汰,而不是人的优胜劣汰。世界各国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死亡率和平均寿命等差异逐渐缩小的趋势表明,人类决不会朝着“强者置弱者于死地”的方向演化。这是因为,人类不仅有维护自身权利和机会的行为,还有维护他人权利和机会的行为;不仅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还有向与自己无关的弱势群体让渡利益的行为。人类的这些特性会使竞争互利与和谐共享相结合的尺度由社区扩大到地区、国家直至全球。现在总体上处于竞争互利时代,和谐共享虽然只能看到一点端倪,但会随着时间推移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实施共同富裕战略的实质是朝着和谐共享时代迈进。

其他物种也有和谐共享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局限在群落内部,而人类的和谐共享范围是不断拓展的;其他物种的和谐共享依靠的是遗传下来的本能,人类的和谐共享依靠的是共同认同和遵守的制度。这是笔者认为人类有能力在竞争互利与和谐共享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理由。

3. 人与自然的和谐

地球上的物种灭绝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无法应对气候的急剧变化,二是同自然的冲突恶化到无法协调的地步。人类同样面临这两方面的挑战。这是因为,人类自立于自然具有二重性:在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极大开发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局面,赞同并愿意参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行动的人会越来越多。倘若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即便单干独享,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但这不是唯一选择,更不是最优选择。单干独享只能发挥局部优势,协同共享可以发挥总体优势,所以,与单干独享相比,协同共享的改进空间更大,也更有效。协同共享并不是空想,现实中已经出现了有关实践探索。虽然至今仅出现一点苗头,但弥足珍贵。只要沿着这条线索演化,终将会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格局。

(四)协同共享的端倪

以协同共享的方式提供和得到服务,是近几十年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公共品或服务方式增多和服务覆盖范围扩大,而绝不是对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否定。它们的出现,是为消费者得到服务增加了新的机会和新的选择,而绝不是对现有的商品化服务方式的否定。正如公共汽车和共享小汽车,虽然数量增多甚至使用范围能实现全覆盖,但仍然不可能完全替代便利性更好的私人汽车。同时应看到,尽管它们同商品化服务相比存在一些不足,但仍会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主动选择。例如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它就存在以下不足:缺乏课堂中同学间、师生间互相感染和及时互动的气氛;教学模式单一,难以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以结构化的知识传授为主,不适合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倡导主动学习,不适合学习主动性弱的学生。但是,它给社会上始终存在的自学者群体带来了极大便利。协同共享可以减少单位服务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显然是值得支持的活动。事实也是如此,例如美国和韩国,城市管理部门为多人乘坐的私人汽车设置专门的快车道,以鼓励消费者拼车。协同共享已经出现了端倪,从长远看,它现有的不足会随着继起的创新逐渐得到克服,它的适用范围会随着继起的创新不断扩大。

1. 教育方面的协同共享

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是同时间和地点固化的面对面教育方式相联系的。教育资源稀缺性的化解,可以从发展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隔空教育入手。为此,先后出现了以语言方式传授知识的广播教育和以录像方式传授知识的电视教育。其中,广播授课化解了授课地点固化的约束,电视授课缩小了隔空授课和面对面授课之间的差异。近些年出现的互联网教育,则化解了授课时间固化的约束。其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实践是慕课的推出。

慕课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打破国界藩篱。慕课基于全人类教育公平的理念,将世界各地的优质课程(覆盖幼儿园到大学各个层次)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全世界优质课程资源的协同共享。二是听课时间、地点和内容完全由听课者决定。慕课通过课件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实现一对一教育,使用者只需联网和注册即可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化解了课程参与人数、听课时间、听课地点、课程内容的约束。三是持续快速提升课程质量。慕课平台把具有相同学科背景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开展教学合作,最大限度地实现课程内容的系统简洁、丰富连贯和快速更新。为了达到预期教学效果,慕课由最优秀的教师对课程的目标、知识块、作业、测试等课程结构展开针对性设计。课程每个单元的每个知识块都有相应的习题,每道习题的答案都被做成一段视频。学生在平台上分享学习经验,组织者根据学生反馈改进课程内容。四是尽量降低教育成本。慕课借助于互联网使增加教育供给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课程部分是免费的,部分收取考试认证费,并以教师个人名义给学习合格者颁发课程证书,解决了因支付能力不足无法获得教育的问题。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于2012年建立的ed X是一个非营利的慕课平台,这一平台涵盖30个学科、近1500门课程,由90多所大学共同监管。从该网站下载和分享课程素材的学生已超过23亿人次,学生来自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该平台提供微学位认证、职业认证和X系列认证3种认证项目。其中,微学位认证项目为硕士研究生提供顶尖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学生采用这种学习方式可降低获得学位的成本;职业认证项目为从业人员提供他们所需的课程,使他们掌握所需的专业技能;X系列认证项目为各类专业人士提供世界著名学者或顶尖大学开发的课程,以提升他们对本专业的认知。斯坦福大学于2012年牵头建设的免费慕课平台Coursera开设了20000多门课程,拥有4个已获认可的学位认证,合作大学近150所,吸引了全球2500万名学习者。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时间和资金有限的学习者提供便利。例如,学生申请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完成周期为24~36个月,费用低于2.2万美元(车延、张小山,2017)。

2. 经济方面的协同共享

共享经济是由马科斯·费尔逊和琼·斯潘思于1978年提出来的。其要点是:第三方(商业机构、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通过创建信息交流平台,为陌生人之间分享物品、知识和经验或为企业、创新项目筹集资金提供支持(Felson and Spaeth,1978)。陌生人之间分享观点或信息始于2000年,这一年出现了各种网络虚拟社区。“共享经济”模式始于2010年前后。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去中介化,生产者直接向用户提供服务或产品,不再由商业机构转手;另一方面,再中介化,将生产者接入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的前端为生产者提供交易所需的场地、资金等,它的后端为生产者寻找客户,使生产者专注于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共享经济的主要作用是减少不必要的流通环节和交易费用。其发展规模随着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的提高而扩大。

3. 社会方面的协同共享

经过40多年的稳定快速增长,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

一是具有乘数效应7的基础设施升级。其中,最突出的是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路网建设。假设一条公路原长1000公里,平均纵向坡度为4°,一年通行的汽车为100万辆次。科研人员实测结果表明,纵向坡度为0时,汽车行驶100公里的油耗量为8.45升;路面纵向坡度每增加1°,行驶100公里的油耗量增加2.27升(周荣贵、邢惠臣,1993)。按上述数据计算,这条公路通行的汽车的年油耗总量为1.753亿升。如果以高速公路替代这条公路,高速公路以修隧道和架桥梁等方式使公路平均纵向坡度下降至2°,里程缩短至900公里,则通行这条高速公路的同样数量汽车的年油耗总量将减少到1.169亿升,节油0.584亿升,节油率为33.31%。由此可见,公路的升级具有减少油耗量的显著效果。高速铁路也能以架桥梁和挖隧道等方式使线路更直、更平,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可见,公路设施这一公共物品的改进,一方面能消除拥挤对共享的制约,提高共享的程度;另一方面能减少车辆磨损和降低能耗。

二是公共物品对私有品的替代。例如互联网平台上书籍等数字化文化产品对纸质书籍等有形文化产品的替代、无线通信网络对有线通信网络的替代,消除了有形文化产品难以共享和通信线路拥挤对国民共享通信服务的制约,提高了共享水平。

三是共享性服务需求快速扩张。进入21世纪以来,国民的旅游需求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上升。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观赏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和生态景观。旅游需求的快速上升带来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快速上升,而文化和生态服务是典型的可以共享的公共物品。

4. 小结

无论是慕课体系的完善和书籍等文化产品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还是具有乘数效应的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共享性服务需求的快速扩张,它们的经济实质都是使增加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至几乎为零的状态。这些变化既增强了教育资源、文化产品和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也改善了共享的条件、节约了资源和能源。从发展趋势看,具有共享性的技术、组织、制度的创新以及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会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

当代人对物质产品短缺的印象深刻,一直把增加物质产品生产作为最主要的任务。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无法共享的私有品,因而,形成了站在个人、集团、国家乃至当代人立场上思考和评价各种问题的习惯,以致基于实际行为抽象而成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乃至现代经济学理论都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事实上这也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秉持的认知。从个人视角看,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从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视角看,由此造成自然资源耗竭和生态系统恶化、损害他人利益乃至后代人利益的行为,是需要加以纠正的非理性行为。

人类迈过物质产品短缺时代后,最主要的问题将由短缺转变为冗余。此种情况下的最主要任务是:依托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和消费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控制人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消除生产和消费的冗余。人们不仅需要提高各自的竞争能力,还需要开展共担共享共赢的合作。人类历史发生由逐渐缩小合作共享规模转向逐步扩大合作共享规模的否定之否定,是发展阶段跃迁后的必然选择。此时,现有认知和理论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了,客观上需要以国家作为个人的代表,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作为各国的协商平台,制定和实施将生产、生活和生态融为一体,兼顾自己和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全球发展战略或规划方案。

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从共有制转向私有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但它绝不会亘古不变。从私有制走向私有共有互补共存,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第一阶段的共有是维持人类生存繁衍的被动适应,第二阶段的共有是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选择。第二,保障人的温饱的食物需求、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其他物质产品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服务需求,是3个显著不同的需求层次,同它们相对应的是温饱、小康和富裕3个不同时代。第三,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小康社会,下一步要围绕共同富裕制定战略规划。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全面推进具有共享性的技术、组织、制度的创新,全面提升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全面增强具有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特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开展并完成经济理论创新。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

(一)全域发展

全域发展,包括所有人的发展和所有空间的发展,强调的是发展的普遍性。全域发展概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市场不统一、核算不完善、政策不公平等造成的发展差距,使所有人和所有空间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进而把所有人和所有空间内生的发展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全域发展概念的提出具有三方面作用。一是消除人设屏障。模糊城乡边界、工农边界和脑力与体力劳动者边界,突出国家的整体性;强化全体国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弱化国民把自己归属于各个利益集团(城市、乡村、工业、农业、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意识。二是推进实践创新。全域发展与中国过去的发展实践的最大不同,就是从点的发展(例如四个经济特区)、线的发展(例如长江经济带)、面的发展(例如长三角城市群)走向整体发展(全部国土),把所有空间的比较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产业体系比较优势显著的空间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商贸体系比较优势显著的空间以第三产业为主,生态体系比较优势显著的空间以生态服务为主,并不是所有空间都进行资源开发。全域发展目标的确立,将会推动体制机制、产业政策等方面以及社会发展、生态保护等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三是推进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较广泛应用的二元经济理论、发展极理论、雁形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发展经济学分析范式,已经不足以诠释全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等新现象,客观上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而全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丰富素材,会有力地推动理论创新。

空间发展差距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资源禀赋不同造成的差距。各个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然而,这一差异引起的发展差距可以通过要素流动加以消除。要保证要素流动真正消除空间资源禀赋差异所造成的发展差距,必须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核算劳动力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未把劳动力生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非物质产品纳入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是现实中缺乏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要消除由此造成的发展差距,必须构建生态服务价值实现机制,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奠定基础。三是政策待遇不同造成的差距。长期以来,中国对各个空间或各个产业实行的是差异化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实现国家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造成了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发展差距。要消除这部分发展差距,必须构建一套公平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

1.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空间发展差距的消除,需要劳动力、企业(或社区)、市场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这是学界已有的共识。学界的相关分歧主要在于应该由谁来主导。其中,强调应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学者提出了反哺理论,简略地说,就是政府财政资金支出重点转向薄弱环节。强调应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学者认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消除人为设置的各种影响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最基本、最适宜和最有效的策略。它的实质是要使本地相对丰富的要素流向其他地区、相对稀缺的要素流入本地区,从而消除资源禀赋对空间发展差距的影响。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创建公平竞争的宏观政策环境,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全国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二是消除行政分割对市场功能的伤害,把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粮食生产为例,由于地域辽阔,中国粮食生产的常态是部分省(区、市)增产和部分省(区、市)减产并存。有了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就会形成地区间丰歉调节的流通格局;倘若没有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而由各省(区、市)各自承受区域内粮食产量波动的全部后果,全国储粮总量就要高出1倍以上,仓容等方面的支出就要高出3~4倍。三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有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就更便于同国际市场相连接,能更充分地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具体来说,依靠要素的双向流动,逐渐提高各个空间的要素配置均衡程度,并把这一程度作为衡量全域发展变化的一个指标;依靠技术、制度和组织创新的全域推动,逐步缩小地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差异,并把这一差异作为衡量全域发展变化的另一个指标。

2. 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随着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推进,新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会越来越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新的国民经济部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而不是另搞一套生态价值核算体系。从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角度开展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核算,就不是简单地选择几个参数,对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产生的生态效益做一个估算,而应按照同样的方法论,对纳入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核算。例如,对于一条公路,是根据它的实际运输量而不是它的理论运输量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生态服务的国民经济核算也应如此,应核算的是它实际发挥的作用,而不是理论上的作用,那些没有同经济系统发生任何对接的生态功能,并不在生态服务价值核算范围内。所以,开展这项工作,必须先廓清可以纳入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核算的内容,并把生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好。这些是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1)生态服务价值核算的内容。第一,私有品。主要指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或不减少的要求所生产的私有品,例如获得有机认证、绿色认证和可持续经营认证等的工业产品、农产品和药品等。第二,公共品。主要指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所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增量和利用生态服务所带来的价值增量,例如,通过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和采用人放天养等方式产生的生态服务增量,特别是利用生态景观发展生态旅游所带来的相应收益。第三,贡献品。主要指志愿者行为对减轻生态压力的贡献,例如城乡居民以公共汽车、共享单车、步行替代私人汽车、机动车出行所减少的碳排放量8。

(2)构建同经济核算相一致的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第一,核算一致性。为确保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ecosystem product,简称“GEP”)同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具有可比性,GEP应当是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即GEP核算要能满足一年核算一次的要求。第二,方法可比性。GEP和GDP的核算内容可以有较大不同,但核算方法必须具有可比性,使GEP核算可以对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活动的经济合理性作出评价,可对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方案优化给出建议。第三,价值可加性。量化生态系统生产力,是为实现生态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耦合创造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GEP与GDP必须具有可加性,要实现GDP和GEP加总量最大化对没有关联性的GDP和GEP各自最大化的替代。

(3)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监测体系。第一,建立主管部门负责遥感资料解析、城乡居民负责固定样地普查9和第三方专家负责随机抽查的三位一体的监测队伍;第二,确立易操作、低成本、全覆盖、重实用的监测方法;第三,构建符合工作量少、观察性强、波动性小等要求的指标体系;第四,制定和实施能满足全社会监督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3. 构建全国统一的政策制度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主线是:逐步破除工农分治和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逐步放松就业管制和户籍管制,通过生产要素流动逐步优化城乡和产业的微观资源配置,让全体国民和所有地区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为走向全域发展创造条件。然而,围绕国家宏观战略目标而采用的一系列瞄准点、线、面的发展策略,毕竟存在着厚此薄彼的问题。因此,既要肯定相关发展策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要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将构建全国统一的政策制度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公平原则配置公共资源,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域均等化,为提升全域发展能力创造条件。政府工作的重点应由干预微观资源配置和调整收入分配转向制定公平竞争的制度,为所有经济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企业的经济效益同企业家的技术选择和管理水平挂钩、劳动者的收入同他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努力程度挂钩的格局。上级政府不再采取厚此薄彼的策略,下级政府就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想方设法地争取上级政府的特殊政策上。

第二,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制度的全域对接。促进各个空间单元为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相互流动互相提供市场和服务,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策(制度)上保障它们的协调发展。

第三,保障各个空间单元的选择权。工作、生活在特定空间单元里的居民,最了解空间单元应该如何发展,所以,各级政府必须保障他们对发展方式的选择权。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做出选择提供一些能力建设的机会,例如参观学习,甚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可复制的且具有集中、集约、集群特征的成功发展模式,但决不能充当他们的决策者。

全域发展目前还只是一个准备追求的目标,但今后30年会表现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全域发展规划,顺势而为,一步一步地推进发展理念升级、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制度调整、工作方法改进,全面推进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和地区间、产业间的协同发展。

(二)融合发展

1. 相关产业融合

科学家最初并没有明确的分工。例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历史、伦理、文学、美学、物理、生物、心理、天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达·芬奇(1452-1519年)既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又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他在绘画、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光学、力学、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重要成果。然而,这只是极个别天才能够做出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必须术业有专攻。于是,科学分化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分化出了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一系列学科,等等。学者们围绕所在学科构建了一个个相互独立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形成了特定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格局。近几十年来,科学体系虽然仍在继续分化,但在寻找解决特定问题的实践中,学者们发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并认识到构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生物产业和石油开采业、矿物冶炼业的融合,就是其中的案例

在石油开采中,先开采上来的是含蜡率低、黏稠度低、能快速流动到井口的原油,剩下的是含蜡率高、粘稠度高、难以流动到井口的原油。对于后者,通常的做法是采取灌水措施促使这部分原油流动到井口,为此消耗了大量水资源。更适宜的措施是投放可分解蜡的基因工程菌。这些细菌在原油中边分解蜡边快速繁殖,使剩下原油的含蜡率降低从而能自流到井口10。冶炼业通常采用高温熔炼和药剂浸泡后提取两种方式。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细菌冶炼(或分解)法。例如,用氧化亚铁硫杆菌分解硫化铁、硫化铜、硫化锌等硫化物矿石中的硫。具体做法是:把矿石放到细菌培养液中,依靠细菌的不断繁殖和细菌所具有的把微小颗粒矿石中的硫排出体外、把金属留在体内的分解功能,完成萃取过程。每隔一段时间收集一次细菌尸体,略加处理就能得到纯度很高的金属。自然界中有不少能分解金属的菌种,有的能分解金、有的能分解铀、有的能分解镉,等等。细菌冶炼成本低、原料利用率高、产生的有毒废物少,是一种很有潜力的冶炼方式。但自然界的这些细菌繁殖慢、适应环境能力差,难以依靠它们推广细菌冶炼。于是,基因工程专家采用DNA重组技术改进这些细菌的遗传特性,提高它们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或是把分解基因转移到大肠杆菌和某些酵母菌中,使这些繁殖快、适应能力强的菌种具有分解金属的特性。有人预言,不出20年,基因工程菌将成为冶炼工业的主力军。

2. 城市乡村融合

从中国最近40多年的发展实践看,城乡边界有变模糊的现象,以致一些学者发出了“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的感叹。学者这句话的本意是城镇和乡村建设都不令人满意,但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在实地考察中的观察。学者实地考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路上行走,途中的景观对考察印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城市人工配置的森林(林带)、草地、湿地等主要聚集在道路两边,乡村建设的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也主要集聚在道路两边11,原有的“出了城区就是农田,农田消失就是城区”的城乡边界分明的印象越来越难以还原了。城乡总体差异的缩小通常是从它们的边界变化开始的,城乡融合程度会随着全域发展的推进逐渐提高。

(1)经济融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商品性农产品在农产品总量中所占份额很小,广大乡村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由于前30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份额几乎没有增长,城乡经济往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乡村总体上仍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商品性农产品在农产品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时至今日,自给性农产品在农产品总量中所占份额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城乡经济分属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状况已经不再存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越来越多的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创业,城乡经济的融合实践变得越来越活跃了。从发展趋势看,城乡经济的高度融合和高质量融合,会是今后30年将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2)社会融合。改革开放前,城乡是相对独立的,以火车或长途汽车为交通工具进行城乡交往活动的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都很少。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农村家庭都有成员在城镇工作或生活,在城市购买房屋的乡村人口和在乡村建造或购买房屋的城镇人口都越来越多,初步形成了乡村人口关注城市发展和城镇人口关注乡村发展的格局。从发展趋势看,城乡社会的高度融合和高质量融合,也是今后30年将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3)文化融合。改革开放前,城市居民接受的是建立在法律、他律和自律基础上的现代诚信观,遵循的是陌生人社会的规则;乡村居民接受的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传统诚信观,遵循的是熟人社会的规则。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显著增强,血缘、亲缘、地缘的作用式微,乡村流传了数千年的形形色色的相互帮工已被商业外包全面替代,初步形成了城乡居民都接受现代诚信观的格局。从发展趋势看,城乡文化的高度融合和高质量融合,也是今后30年将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3. 中国世界融合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数量很多,经济总量很大,自我循环的条件相对较好。但是,仍然要扩大开放,直面世界、走向世界。要素流动的范围越大,经济可行性曲线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度会越高。随着要素的全世界流动,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要拓展为世界一体的市场体系。

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根据1933年人口分布图,以黑龙江瑷珲和云南腾冲为两点画了一条直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这条线也是中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它基本上同中国15英吋(381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的地理、气候状况迥异,东南部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西北部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鉴于当时中国的版图包括现在的蒙古国,胡焕庸在1987年又根据中国现在的版图和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做了重新计算。其中,东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42.9%,东部人口占总人口的94.4%;西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57.1%,而西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6%(胡焕庸,1987)。西北地区海拔不高、地势平坦、日照充足,但受水量过于稀缺的制约。一旦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成为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地,就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邓英淘(2001)认为,只要把西南地区的10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调到那里12,西北地区就能发生这种变化。

这件事付诸实践的主要困难是,若把水量汇集在高海拔地区,各个汇水区的水量都很有限;任凭水以自流方式汇集到低海拔地区,水量多了,但又无法自流到西北地区。邓英淘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调研,提出了以风电替代水电、将电力投资化整为零的提水方案以及输水渠道配套超长隧洞、大型桥涵和多头并进的输水方案,并把这一方案概括为“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升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24个字,解决了再造一个中国的关键问题(邓英淘,2010)。

循着这个逻辑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再造一个中国的另一个方案。它的两个要点是:主动扩大国内紧缺产品进口,用好国际市场;全面提高对外合作水平,用好国外资源。以大西线调水为契机再造一个中国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再造一个中国,决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要素从国内流动走向世界流动,从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走向利用各国比较优势,从各自发展走向融合发展。

(三)耦合发展

耦合起源于物理学。在物理学中,耦合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并用它们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关联程度来度量。若它们的关联程度很小,则属于松散耦合;若它们的关联程度很大,则属于紧密耦合。在经济学中,耦合是国家、部门、企业、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现象,可以用国际贸易结构和数量、直接和间接投入产出系数、经济效率损失(资源配置结果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距离)、消费者剩余等指标来度量。经济耦合的目标是,借助于依法调控的政府、遵守规则的企业和拥有充分信息的消费者三大经济活动主体的耦合,协调好竞争与合作、替代和互补、消费和积累、市场和政府等关系,克服或减少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由它们所引发的企业和消费者决策失灵,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都得到保障。

由于参与经济耦合的各个子系统相互适应和形成相依性需要时间,且一个子系统的调整会要求其他子系统作出连锁反应,所以经济耦合要尽量简洁。耦合既能得到系统生产率,也要付出耦合成本。适宜的耦合状态应在耦合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系统生产率之处,而决不是耦合程度越高越好。

人们容易观察到的是突变。例如,化学纤维对植物纤维的替代,钢铁、水泥、塑料对木材的替代,化肥对有机肥的替代,化学防治对生物防治的替代,提水灌溉对自流灌溉的替代,转基因技术对品种选优的替代。然而,突变在数百万年的历史长河中都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真正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是基于包容性耦合的演化,只是因为演化的改进很微弱、很缓慢,人们不容易观察到而已。包容性耦合是笔者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概括。很多学者认同中华文化的阴阳观,阐释了所有事物皆有正反、动静、表里等两个对立面且会相互转化的道理,却忽略了它所具有的包容性耦合的含义。阴阳互补成一体的太极图其实是包容性耦合之道的形象性诠释。现实中并没有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只讲私有不讲公有、只讲经济不讲生态的经济体,也没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只讲公有不讲私有、只讲生态不讲经济的经济体。学者们与其就公平效率、公有私有、生态经济进行选边站队的论战,不如静下心来探索使它们实现最优耦合的方法。

1. 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耦合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只有几个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农业发展问题。这一事实表明,农业发展决不是通过土地私有化就可以实现的。中国农地制度确实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然而,这种使中国农业保持了持续40多年稳定增长的农地制度安排,即便存在产权模糊的局限性,它的负面影响也是很有限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质,是用所有权共有与使用权私有相耦合的产权制度替代单一的集体产权制度。从40多年来的绩效看,同单一私有产权的土地制度相比,这种公私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的优势是:第一,农户间的土地调换较为容易。中国设施农业发展所呈现的“大棚一排排、一个个整齐划一”13,主要是农户相互调地的结果。而农户相互调地能成功开展,同公私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二,土地流转较为容易。中国的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快于东亚其他经济体,这同公私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也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三,农场土地集中连片经营和治理较为容易。笔者在韩国调查时发现,农户拥有的土地地块数为3~14块,这说明,土地买卖并不能解决土地集中连片经营问题。而中国能较为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同公私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目前以整村推进方式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治理,同这种公私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的关联性就更强了。

公私产权耦合不仅适用于农地,也适用于草地。中国草地分户承包除了模仿农区分地到户的经验外,还与认同哈丁提出的“共有地悲剧”假说有关。Hardin(1968)认为“共有地悲剧”可以用私有化来解决,即把共有草地分给牧户,由牧户自己承担过牧的后果,牧户就会自觉地限制牲畜数量,达到草畜平衡。哈丁提出的“共有地悲剧”假说对共有草地的产权改革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草地管理项目都热衷于共有草地私有化。然而,草地私有化并没有解决草地退化问题。人们重新审视哈丁的假说后发现,只考虑特定牧户拥有特定草地,却忽略草地必须达到较大规模方能协调草地产草量不稳定与畜群规模稳定间关系的要求,是草地私有化未能奏效的主要原因。面对草地私有化未能解决草地退化问题的事实,哈丁进一步指出,“共有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并非产权共有,而是没有管理(Hardin,1994)。

现实中可以奏效的做法是采用草地共有和牲畜放牧权私有耦合的产权制度。具体的做法是:社区成员共同讨论他们共有草地的可持续载畜量,然后根据这个可持续载畜量把牲畜放牧权分给各个牧户。这种公私产权耦合的草地制度与单一私有产权制度最大的不同是:以牲畜放牧权替代草地放牧权和恢复草地社区共管。

以牲畜放牧权替代草地放牧权的优势是:第一,有利于监管,因为了解社区牲畜数量变化要比明晰社区草地质量变化更为简单;第二,有利于保护弱者,因为把牧户与牧户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转换成了牧户同社区集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从而极大地制约了牧户随意扩大畜群规模的行为;第三,牲畜放牧权流转要比草地放牧权流转更灵活,因为畜群的可分性显著强于草地的可分性;第四,有利于保持草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消除过度围栏14导致的草地生态系统破碎化问题;第五,有利于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草地实际载畜量和可持续载畜量间的差额就是需要削减的牲畜放牧权。政府(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将拟削减的牲畜放牧权买下并不再使用,草地可持续经营的资源压力进而生态压力就消除了。以这个方式解决草地生态系统恶化问题,需要投向草地的生态补偿资金是非常清晰的。草地社区共管是建立社区内和社区间合作与协商机制的基础,是满足草地权属稳定性和牧户放牧地有弹性这两个要求的基础,也是确保牧户行为不损害其他牧户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基础。要维护好这些基础,一定不能忽略草地共同管理这个环节。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耦合的土地制度同样适用于湿地、森林。政府应该重视农民自主开展的这一制度创新,并推动它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

从理论上讲,公私产权最优耦合同产权排他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有关,其中,产权排他成本包括产权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维护成本指维护产权收益的成本,受资源专用性程度、所有者行为能力和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内部协调成本指产权所有者做出行动决策的成本。产权归私人所有时,内部协调成本为零;产权归社会全体成员共有时,内部协调成本趋于最大。公私产权最优耦合可以由产权排他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之和最小化来表达。

提出以下两个假设:第一,一片森林或草地、湿地的利用人数为m,产权排他成本函数和产权内部协调成本函数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利用人数为1m时,产权保护成本1C较低,产权内部协调成本2C较高;利用人数为3m时,产权内部协调成本3C较低,产权保护成本4C较高;第二,这两个函数均具有严格凸性,产权配置总成本函数(=产权排他成本函数 产权内部协调成本函数)在导数为0的点(5C)上,产权排他成本和产权内部协调成本之和最小。在这一点上,产权保护和产权协调达到最佳耦合的状态,此时,森林或草地、湿地的利用人数为2m。


图1 公私产权最优耦合图解

产权排他成本和内部协调成本的影响因素有认知、制度和技术等。其中,共同体内部的认知趋同、制度改进,会降低内部协调成本,使图1中的产权内部协调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在新的均衡条件下,产权排他程度降低,产权主体增多,形成成员数量更多的共同体。而技术进步会降低产权排他成本,使图1中的产权保护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在新的均衡条件下,产权排他程度提高,产权主体减少,形成成员数量更少的共同体。

图1的含义是:除了纯粹私有化和纯粹共有化外,还有很多种公私耦合的产权组合方式。究竟对应采用什么组合方式,要根据特定的资源展开具体分析。

2.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耦合

虽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都可以独自发挥作用,并给对方施加正面影响,但是,提高它们的耦合程度是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和强化它们给对方施加正面影响的重要措施。和经济系统这个快变量相比,生态系统是个慢变量,所以,它们的耦合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系统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已经指出,生物科学的发展滞后于力学、物理学的发展,是造成工业发展快于农业的主要原因15。当生物科学的发展赶上了力学、物理学,农业发展会逐渐赶上工业的发展。生物科学的发展赶上力学、物理学既是生物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得更快的结果,更是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拓展的结果。正是这种拓展,使生物科学研究进入了分子层面,进入了全生命周期模拟层面,进入了同地球外部连接的层面,例如太空育种。同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既是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水平提高的结果,更是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拓展的结果。其中,可再生、分布式能源体系的形成,实现了能流的去中心化;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创新,实现了物流的去中心化;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支付手段智能化,实现了资金流的去中心化。正是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引发了经济系统去中心化,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耦合的条件才得以改善。所以,扩大经济系统去中心化的范围,提高去中心化的程度,使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耦合得越来越好,是进入新时代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3. 公平和效率的耦合

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提出公平效率耦合的方法论,而不是作出公平效率孰轻孰重的判断。所谓公平效率耦合,就是使效率改进和公平改进达到边际平衡,使效率的提高足以弥补公平的损失,公平的改进不会造成略多一点的效率损失。公平效率耦合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是今后30年应该得到应用的一个经济学概念。

1986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微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自己的发展不妨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发展,自己的发展不妨碍自己后人的发展;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本国(或地区)的发展不妨碍他国(或地区)的发展,本代的发展不妨碍他代的发展。要在宏观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好本国(或地区)目标和他国(或地区)目标的耦合、当代人目标和后代人目标的耦合,即本国(或地区)利益的提高不以损害他国(或地区)利益为代价,当代人利益的改进不以损害后代人利益为代价。只有这些耦合理念成为政府、社区和企业、个人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才有可能实现具有发展普遍性的代内公平和具有发展持续性的代际公平。毋庸讳言,提出跨越血缘、跨越利益相关者、跨越国界的理念和遵循目标耦合的原则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使宏观层面的耦合可以在微观层面落地,这是今后30年需要深化研究的课题,也是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新目标和新任务。

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

人类社会变迁的速率是逐渐加快的,从最初的以万年计、以千年计缩短到以百年计、以十年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3年里,经济目标的选项从“多快好省”经由“又快又好”和“又好又快”转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完成了从贫困走向温饱、从温饱走向小康的任务。并要在今后30年从小康走向富裕;要在做优物质产品再生产的基础上做强生态产品再生产,使它们成为反映国家竞争力缺一不可的两个维度,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而要完成这些新任务,必须处理好理论、制度、政策方面的若干关系。

(一)理论上的若干关系

1. 维护均衡和打破均衡的关系

从理论和逻辑上来说,均衡发展可以使整个经济运行处于理想状态,避免产品和产能过剩;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发展可以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来实现。然而,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机会是不一样的,它们有走向均衡的趋势,却不可能时刻处于均衡状态。从实践看,发展中的短板是从不均衡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要素的所有者要根据不均衡状况决定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向。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正是在要素流动及其边际效益递减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趋向均衡发展的。倘若资源配置真的能以计划方式达到均衡状态,无需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反而会使各个市场主体变得无所适从。所以,各级管理人员需要用均衡理论来评估发展状况,但不能用它来控制发展过程。此外,维护均衡有可能保护落后。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需要依靠颠覆性创新来打破均衡,在淘汰落后的情形下形成新的均衡,实现经济体系的螺旋式上升。所以,要保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维护均衡和打破均衡的关系。

2. 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关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见效很快、效果持续时间较短的快变量,另一类是见效较慢、效果持续时间较长的慢变量。例如,资源开发是快变量,技术研发是慢变量;招商引资是快变量,人才培养是慢变量;农业土地转换成建设用地实现土地增值是快变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土地增值是慢变量;政策是快变量,法律是慢变量。

毋庸讳言,在消除贫困和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为尽快实现目标,形成了追逐快变量的偏好,以致现实中过度重视资源开发、招商引资、农地非农化等的行为较多。今后30年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强化技术研发、提升人力资本、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法律体系等慢变量上。例如,精心研发使用者愿意为知识产权付费的技术,而不再推广那些没有政府补贴就无人采用的技术。

任何研发机构都不可能始终走在技术、制度、组织创新的最前沿,任何地区乃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抓住所有颠覆性创新的机会,所以,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在借鉴其他机构、地区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把它们的慢变量转换为自己的快变量。

由此可见,要保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快变量和慢变量的关系。

3. 需求和欲望的关系

需求和欲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需求是有边界的,并可以做不同的选择,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有寻找最优解的方法;欲望是没有边界的,既难以把它度量清楚,也没有优化它的方法。需求是可以研究的科学问题,欲望则不是,所以,必须把两者明确区分开。例如,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可以通过扶贫、救济等措施加以消除,营养过剩造成的疾病可以通过培训等措施加以避免;吃遍全国乃至世界所有山珍海味以及汽车、住房多多益善的欲望必须想方设法地消除,否则,资源和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会随着欲望的扩张变得越来越大。

其实,不仅食物需求具有恩格尔系数的性质,其他物质产品的需求也具有恩格尔系数的性质,这是物质产品生产会逐渐趋于零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总供给的增长必须拓展到非物质产品和服务需求层面,例如教育、文化艺术和生态服务需求等。非物质产品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可以共享,所以,随着需求层次的提升,独享的经济形态将会拓展到共享的经济形态。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社会将在经验、理智和科学的共同作用下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二)制度上的若干关系

1. 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社会科学探索和意识形态论争在边界上有一些重叠,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关联性,但两者毕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例如,何为适宜社会经济发展的产权结构属于社会科学探索,判定共有产权私有产权孰优孰劣则属于意识形态论争。它们显然是有一些关联的两件事情。

氏族公社的解体是产权私有的起点。家庭私有制对氏族公社共有制的替代确实使劳动效率得到了提高,但物质产品短缺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消除。大多数实行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处于物质产品短缺状态,部分实行公有制的国家因没有解决物质产品短缺问题而先后转型,这充分说明产权制度并不是解决物质产品短缺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物质产品短缺问题的解决,除了产权制度外,劳动分工的深化、比较优势的发挥、技术制度的创新、企业组织的改善、竞争体制的形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退一万步说,即便只讨论产权制度,也要探讨公私产权的耦合,而不是做出公有私有的取舍。历史经验证明,社会科学探索若受到意识形态论争的抑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丧失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同世界的关联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30年,这一关联程度会随着中国发展模式和其他发展模式协同与耦合能力的增强而显著提高。中国学者应弱化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探索有助于提高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普适性的理论与方法,为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更健康的竞争和更有效的合作、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认同作出贡献。

2. 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一般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做事情必须顺应事情本身的要求,这是强调一般性的主要理由,也是识别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基本准则。特殊性指国情民情及由此形成的特有认知。方针政策不考虑特殊性,其结果有可能同目标南辕北辙,这是强调特殊性的主要理由。例如,人口密度小、资本雄厚的经济体适合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人口密度大、资本稀缺的经济体适合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再如,对于修建和维护多个社区共享的灌溉体系,中国形成了以族长间协商方式决定具体方案的历史遗产,有些国家形成了以居民投票方式决定具体方案的历史遗产。不同国家居民由此形成的特有认知,会对国家治理方式的形成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人们包括很多学者更关注现实世界中成功实践的主要原因。然而,能够观察到的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是同该国的国情民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有认知相关联的。只有弄清它们成功实践的一般含义,并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情及特有认知进行再创新,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忽略这些特色差异,简单地模仿其他国家的成功实践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同理,虽然本土的成功实践具有更强的可复制性,但其他地区仍然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再创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全球化水平的提高,特色之间的包容性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将特有认知转换为一般认知,是今后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

3.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从短期看有可能出现波折,但从长期看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全球化的水平越高,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性越强,由此增加的附加价值越大,耗用的能量也会越多。消费量大、单位重量附加价值小的产品,更是如此。这里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是指边际收益增加和边际能耗增加的关系,不能只考虑经济收益而无视能耗以及碳排放量。对于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所需商品选择通过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来获得,在能耗和碳排放量上的差别不会很大;而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所需商品选择通过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来获得,在能耗和碳排放量上的差别会很大,更需要遵循商品的边际成本减量和边际能耗增量平衡的原则。其中,商品边际成本减量是指本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生产的可比性商品的成本减量,而可比性商品是指经过商品质量系数调节的等效用商品。

从微观层面看,消费者可接受的商品价格同他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以由商品价格来决定国际贸易量的大小,政府不宜干预;从宏观层面看,完全由市场决定所造成的能耗及碳排放量的增加,会对可持续发展施加负面影响。所以,协调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是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管理问题。

(三)政策上的若干关系

1. 产权界定与产权流动的关系

国内有些学者把产权界定到个人且保持永久不变当作产权制度的核心,并希望国家在相关法律中尽快做出这样的规定。其实,任何产权界定至多能够做到在开展这一事项的特定年份和状态下公平与适宜。这种对应于特定时间及状态的公平与适宜,会随着时间推移和状态调整或多或少地变得有些不公平与不适宜,所以,产权界定不宜永久不变16。由此产生的问题可以用产权流动的办法来解决,而不宜采用若干年后对产权进行重新界定的办法来消除。因此,必须处理好产权界定和产权流动的关系。

简略地说,两者的关系是:第一,产权界定是产权流动的基础。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就不会有充分的产权流动,更不会有公平的产权流动。第二,产权流动是解决由时间和状态变化引起的产权安排不适宜问题的具体措施。讲究公平的产权界定需要的是稳定性,追求效率的产权最优配置需要的是灵活性,由此引起的偏差可以通过产权流动来协调17。产权如果没有充分的流动,如果不能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就实现不了最优配置。所以,只有产权界定而没有产权流动,产权界定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第三,产权界定和产权流动都是保障公平的手段。一个保护公平且追求效率的产权制度,既要以稳定的产权界定激发每个人的恒心,又要以持续的产权流动激发每个人的雄心;既要维护根据特定年份和特定状态等因素作出产权界定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又要保护以产权流动优化产权配置这种实际上的公平;既要以市场主导的产权流动促进代内公平,又要以法律主导的产权流动促进代际公平,例如以征收遗产税的方式调整产权分配,保障每代人在起始点上的公平。

2. 优化发展环境和改善分配状况的关系

优化发展环境和改善分配状况的关系是:前者旨在把蛋糕尽可能做大,这是政府第一层面的责任,它对国家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后者旨在把蛋糕尽可能分好,这是政府第二层面的责任,它对国家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政府不宜直接干预微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在优化宏观发展环境方面负有重大职责,并能作出重大贡献。在优化宏观发展环境方面,政府负有三方面责任:一是保护合法产权,使所有市场主体具有稳定的预期,依法制止和打击各种谋取非法产权的行为,使所有市场主体都守法经营;二是维护公平竞争,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充分竞争的局面,依法制止和打击各种扰乱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使任何市场主体都无法以垄断或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谋取利益;三是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为所有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提供便利的、具有共享性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政府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方面负有重大职责,并能在三个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第一,完善税收制度体系。一方面依法向高收入者征税,另一方面给低收入者适当补贴,以缩小国民的收入差距。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家庭为抵御各种可能风险的基本单位,家庭经济剩余必然主要用来生儿育女、存粮攒钱和购置不动产。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家庭就可以依靠社会的力量抵御其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家庭的经济剩余除了购买各种保险外,主要用来投资和改善生活。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标志。第三,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一个完整的分配体系包括讲求效率的市场分配、讲求公平的政府分配和讲求责任的社会分配。基于效率的市场分配原则不能受到冲击,它的结果需要进行调节,但政府不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唯一主体。为了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必须改善社会组织的发育环境,为先富起来的人履行社会责任创造条件。

3. 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可以概述如下:第一,政策是法律的基础。法律的制定通常有一个政策试探的先行过程,法律的条文大多同曾经实施过的成功政策相关联。第二,法律是政策的法定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且可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政策,会被按照国家立法程序进行精选、提炼、丰富和完善,进而上升为法律。第三,政策是法律的必要补充。法律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为了确保其极为严密且长期有效,法律的出台必须极为谨慎。尚不具备立法条件的法律,需要用政策作为补充。政策具有灵活性,可以用试错的方式不断完善。所以,在法治社会中,政策也是不可或缺的。第四,法律的作用范围会逐渐扩大,政策的作用范围会逐渐缩小。这是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社会法治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五,法律和政策有诸多不同。法律是权利和义务都界限得非常清晰的行为规则,政策通常只给出行为方向而不给出行为规则。法律强调的是强制性和统一性,法律一经颁布生效,同它相违背的政策就失效了,新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政策强调的是指导性和针对性,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纲领性、原则性和方向性文件,一旦协调任务完成就失效了。法律用来体现国家意志,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政策用来解决特定问题,例如消除产能冗余或短缺,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律是完全公开的,政策不一定完全公开,甚至不公开。

经过数十年的法治建设,很多长期行之有效的政策条文已被凝练成法律,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完善的法律体系,客观上具备了依法治国的条件。今后30年要不断强化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守法经营的格局。以法律治理替代政策治理的实质,是让所有市场主体根据相同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根据相同的信号形成稳定的预期,清除各种钻政策空子的机会主义行为。推进这种替代的理由是:第一,对于微观资源配置,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不宜进行随意性的干预。第二,对于常规时期的市场波动,仍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不宜成为应对市场变化的主体。第三,政府可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根据这些信息出台的政策即便有正和博弈的结果,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会或多或少地造成市场扭曲。对于异常出现的市场特殊波动,国家必须及时出台强有力的政策进行干预。这也是国家必须承担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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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ardin, G.,1968,“The Tragedy ofthe Commons”,

Science,162:1243-1248.

注释:

(1)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硅酸体(植物硅酸体比孢粉更易保存,不易随风传播)是不一样的。严文明和马尼士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应用硅酸体测定技术和碳十四测年技术,在遗址距今13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野生稻,栽培稻最早出现在距今约11000年的文化层中,但这个文化层中仍有大量野生稻(吴小红、陈铁梅,1999)。

(2)考古学家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遗址分层采集了一万多片碎羊骨片,并采用DNA技术测定了每一块碎骨片的年份。结果表明,在下部地层中,绵羊和山羊碎骨片的占比稳定在6%,其他为野生羚羊的骨片;而在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靠上地层,绵羊和山羊碎骨片的占比猛增到80%,而野生羚羊的骨片占比降至20%(吴小红、陈铁梅,1999)。

(3)自然界的火指雷电、火山爆发等因素引起的物质燃烧,以及低燃点物质在其内部生物、物理或化学过程中积聚热量造成的自燃。

(4)2019年,笔者在访问肯尼亚的马赛人部落时观看到马赛人的钻木取火表演。两个人用一根直径1厘米左右的木棍压在3~4厘米宽的木板上交替地快速旋转,木板在2-3分钟内就达到了燃点。

(5)资料来源:《世界历史》第1集《人类历史的开端——石器时代的人们》的解说词,https://www.jianshu.com/p/9c8dc5444b3c。

(6)中国农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再次出现了换工、帮工行为。由于不能让熟人干得太累、吃得太差、约束太严,劳动效率并不高,实际费用却不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这些活动被外部陌生人承接了。由于商业性劳务外包的劳动效率和作业质量高,实际费用并不高,所以,农民与熟人换工或请熟人帮工普遍转变为进行商业性劳务外包。

(7)公共物品改进具有乘数效应,私有品改进没有乘数效应。例如,缩短从A城到B城的时间可以从改善机场到城区的交通网络、消除进出城的拥堵入手,也可以从改进飞机性能、提高飞行速度入手。前者使所有坐飞机的人都缩短了时间,具有乘数效应;后者使坐上改进飞机的人缩短了时间,没有乘数效应。

(8)这些活动也能够实现共赢。例如,为了鼓励市民成为减碳志愿者,一些企业根据市民的积分提供奖品,例如剩余的电影票、戏票等,既消除了冗余度,又靠对影院、戏院的消费带动获得收益。

(9)参与普查的城乡居民需要接受一些简单的培训,他们通过手机APP把调查结果传送到国家平台。基于居民调查可以得到同一天的生态服务变化,而基于专业队伍调查只能得到若干年内的生态服务变化。

(10)美国通用电力公司经过DNA重组培养出一种可高速清除海面石油污染的基因工程菌,解决了消除石油污染的难题。

(11)笔者在乡村调查中发现,以买地等方式在集镇范围或路边新建房屋、购买在这些地方所新建的房屋(几乎都是质量较好的楼房)的农户越来越多。在部分位于集镇的村庄,外来户数已占村庄总户数的50%。

(12)西南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每年流出境外的水资源达6000亿平方米,是黄河年径流量的10倍多。

(13)其他经济体的设施农业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4)围栏是消除草地产权纠纷的特殊措施,而不是界定草地产权的一般措施。把这种特殊措施当作一般措施来运用,必然造成过度围栏问题。

(15)“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1)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2)特别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资料来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861-1863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

(16)迈过温饱和小康两个台阶后,以固化产权的方式保护弱势群体的必要性基本消失了。今后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产权流动的公平性,依靠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维护产权流动的安全性,尽量不要以固化产权的办法来保护产权。

(17)以农地产权安排为例,改革之初是以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替代单一共有的产权制度;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进,出现了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私(法律上的短期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