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与路径

作者：郭俊华 卢京宇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12-07  浏览次数： 8368次

【摘　要】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是促进城乡要素融合、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农户收入、变“输血”为“造血”的重要途径，对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程，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两者有效衔接为背景，分析产业扶贫中的问题与经验，总结出全国各地探索产业兴旺的“生态 ”“文化 ”“旅游 ”“金融 ”“互联网 ”五大模式，通过用好“两只手”、“三产”融合、“四化”发展、“五方”联动、加强顶层设计和创新产业发展机制等优化对策，以巩固和拓展产业扶贫成果，实现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的转变，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关键词】产业兴旺；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1]。2021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开端之年，“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用乡村振兴的办法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要借鉴脱贫攻坚的方法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开发工作不容懈怠。产业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是农民增收的坚实保障和建设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1”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加强产业扶贫项目规划，引导和推动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2”这些重要论述皆表明了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起着关键作用。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3这一重要讲话再次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产业兴旺是指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通过挖掘区位优势，立足资源禀赋，整合市场资源，联结政府、农户、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主体，调整乡村传统产业结构，在农村地区形成一批现代化的集聚、共生协同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进而带动群众增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2015年11月，脱贫攻坚战拉开序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大战略基本目标统一，战略举措互补[2]。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最关键的衔接点，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的核心。在乡村振兴的“五个振兴”中，产业振兴置于首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从发展走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整合城乡要素、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覆盖领域最大、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全面完成脱贫任务最有效的方式。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接续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3]。产业扶贫作为“五个一批”4和“十大工程”5中的首要任务，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理论探讨层面，学术界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产业扶贫的研究大致分为：一是产业扶贫的困境及解决路径。许汉文(2017)认为在产业扶贫项目责任连带的前提下，扶贫资源被更希望通过扶贫项目获得扶贫资金的小企业“弱者吸纳”，“由弱带弱”的扶贫效果不佳[4]。何毅(2019)分析了产业扶贫中精英俘获困境的两重治理，即选择性治理的“俘获”精英和反控制的精英“俘获”，指出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规模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分化为精英捕获提供社会基础，运动式治理与扶贫开发的悖论、条块分割管理分别为精英捕获提供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5]。袁树卓等(2019)认为部分干部基于政绩考量选择价值链低端的传统产业作为扶贫项目，高级生产要素在乡村难以集聚，摆脱要素集聚困境要从加强要素供给入手；在市场主导下的部分经营主体为换取产业扶贫资金谋取自身发展而参与扶贫活动，追求“单利共生”而非“互利共生”，导致产业与扶贫“脱嵌”，避免要素共生困境须从强化制度出发[6]。刘明月和汪三贵(2020)认为产业扶贫项目同质化现象严重，多以种养业为主，产业链条短，很难实现产业间的深度融合，要加快发展特色加工、休闲旅游等新产业[7]。二是产业扶贫模式的梳理和分类。林万龙等(2018)将产业扶贫的模式分为产业发展带动模式、救济式帮扶模式和瞄准式帮扶模式，通过调研数据得出，产业发展带动帮扶精准性有待提高，救济式帮扶不利于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相反瞄准式帮扶更适用于愿意通过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有利于促进贫困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应成为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8]。曾庆捷(2019)依据产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和土地利用方式两项标准，划分出村营市场主体、企业承包制和企业示范经营制三种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村营市场主体的稳定性和公益性强，但对基层干部的素质能力要求高；企业承包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企业示范经营形式灵活，有利于提高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但后两者都面临企业、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9]。朱红根等(2021)将产业扶贫政策分为“授渔”和“授鱼”模式，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证实了“授渔”式产业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更优[10]。三是产业扶贫机制。郭为(2015)认为农业扶贫长效机制的建立，要从发展农资市场、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建设一二三产业服务圈等多方面入手[11]。刘建生和陈鑫(2017)认为高效的产业扶贫机制是通过村两委将政府的政策、信息、资金等要素，贫困户的资本、土地等要素，企业的技术、管理等要素进行整合匹配、相互作用的过程[12]。刘杨(2020)从政策生态的视角出发，提出产业扶贫中心工作压力机制应以政策对象反馈为重心，产业扶贫中心工作长效机制要求中心工作和常规治理相融互促[13]。陈天祥和魏国华(2021)对政府主导、企业主导、混合模式下的产业扶贫困境作出解释，提出构建政府、市场与农户的常态化利益联结机制是突破产业扶贫困局的关键[14]。

通过梳理有关文献发现，当前学界对产业扶贫的研究重点有产业扶贫困境、产业扶贫模式、产业扶贫机制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多从单一学科背景出发，对乡村产业模式的研究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足，关于乡村各要素与产业发展相关性的研究较少，各地具体实践探索的理论概括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对我国产业扶贫的模式选择与经验等进行总结梳理，为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的产业振兴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成效

(一)产业带动主体由政府主导逐渐演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并重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产业扶贫依次经历了基础夯实、起步探索、雏形确立、加速推进、精准施策五个阶段[15]。产业扶贫的前四个阶段，在政府主导下，依靠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在产业扶贫第五阶段，市场机制逐渐趋于成熟，因而政府选定产业项目时愈发重视市场在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和龙头企业对农户发展的带动作用，全面推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带农工程。作为产业发展领头军的龙头企业和具有天然益贫性的农民合作社凭借较高的技术、资金、管理、抗风险与对市场的把控能力，在“政府 龙头企业 农户”与“政府 合作社 农户”模式下，通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基本构建成功带动了一大批群众就业。2013—2020年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从88.4万家增加到224.1万家，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家庭农场数量从7.23万家增加到100万余家(见表1)。截至2020年12月，全国832个已摘帽贫困县的县级以上带贫龙头企业达1.44万家，平均每县17家，农民合作社数量达到71.9万家，平均每县864家，72.6%的脱贫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紧密利益联结关系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成功地带动更多集社员、经营者与股东身份于一体的农户脱贫致富。同时，龙头企业、高校、金融机构等多方社会组织力量融入农村，推动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的集聚、共生，逐渐激发产业振兴主体活力。乡村产业带动主体逐渐从政府主导改变为市场主导、企业带动，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并重，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精准对接。

表1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

(二)产业发展方式由“输血式扶贫”的短期效应向“造血式振兴”的长期稳定转变

扶贫开发工作不是单方面的“输血”，我国扶贫工作从慈善救济到开发、综合开发，再到精准扶贫，从捐物资、发资金、送种子到建学校、教技术，再到发展特色产业，各级政府在选择产业项目时，考虑标准逐渐从“短期利高”过渡到“长期利好”，注重短期效应与长期发展结合，体现了我国扶贫从“输血”到“造血”、以“输血”来“造血”的决心。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区别于以往物质扶贫的方式，政府更注重特色产业对乡村发展的作用，农村实现持续造血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村群众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发展特色产业是转变群众思想观念，提升其内生动力的最有效方式，产业特色化、差异化是未来乡村产业发展的趋势。截至2020年底，全国832个已摘帽贫困县组建各类产业扶贫技术专家组4 100余个，招募特聘农技员4 000余人。在政策支持与专家指导下，不断建立适宜各地农村发展的食用菌、烟草、中药材、茶叶、花卉等特色产业基地，农业功能持续扩展，从单一化种植到与旅游、文化、生态、互联网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扩大再生产，变“被动扶贫输血”为“主动振兴造血”。原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参与特色产业发展的贫困户占比超92%，得到产业扶持的贫困户占比达72%，2020年产业帮扶政策贫困户覆盖比为98.9%，特色产业发展为农村持续造血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农民收入来源从传统种养收入扩展到工资、租金、保底分红及资产收益分红等。2013年到2020年仅8年时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 079元增加到12 588元，年增长率约11.6%，提前实现比2010年收入翻一番目标(见图1)。

图1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2013—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三)产业发展渠道由以财政扶贫为主逐渐朝多元化发展

数据显示，多数省份约70%的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培育和壮大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渠道从以财政扶贫为主，逐渐趋于多元化。金融担保打开产业发展新渠道，在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支持下，着力打造“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中心”。2018年陕西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1 471.5亿元，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与服务模式，组织300多名金融精英通过挂职、驻村帮扶等方式，在安康、汉中、商洛等市深度贫困地区指导贫困群众，帮助36.9万人脱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扶贫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产业技术顾问组实现对接，通过“技术 农户 企业”模式，在专家的技术指导下，建设了省级以上农业科技示范基地13个、星创天地59个，带动26个贫困县共4 056个贫困村发展。2019年3 000多名农技员在22个扶贫任务重的省份指导贫困群众科学种养，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要素跨域流通，产业转移、车间工厂、合作产业园、劳务协作平台等东西部扶贫项目吸纳大批农户就业，东西部扶贫交易市场、产销体系的构建，打通西部地区价值3 900亿元的4万多种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电商平台打通产业振兴的“最后一公里”。2019年开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注册供应商近3 000家、采购商近800家，达成交易意向近亿元7。随着信息进村、“互联网 ”农产品出城等工程的推进，电商企业与农户实现产销对接，农特产品线上销售量稳步上升。

三、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产业模式选择与经验

从扶贫主体带动来看，传统的产业扶贫模式分为基层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带动三种模式。基层组织带动模式是在具备较强扶贫带动能力的基层干部带领下，运用村集体盈余和项目资金，以“党支部 农户”“村委会 龙头企业 农户”方式，带动本村贫困群众脱贫。合作社带动模式是通过能人大户的指导，引导建档立卡户在合作社投资入股，以“合作社 农户”“合作社 党支部 农户”方式，带动贫困群众脱贫。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是通过龙头企业和强劲产业领头，在企业管理下，以“龙头企业 农户”、“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方式，带动贫困群众脱贫[16]。

从扶贫对象扶持来看，传统的产业扶贫模式分为家庭式产业扶贫模式、企业式产业开发与集体式产业开发扶贫模式。家庭式产业扶贫模式以“公司 代理 农户”为主，是典型的“输血式扶贫”，扶贫项目一般为手工业、种养殖业，贫困户用扶贫补助购买原材料，公司通过订单，委托贫困家庭“代理加工”，实现产销有效对接。企业式产业开发扶贫模式以“股份制 农户”“扶贫工厂 农户”为主，贵州省毕节市万头黄牛繁育基地就是成功的“股份制 农户”模式，农户将牛犊作为股份，与企业签订保险协议，企业负责规模化繁育，使农户有效地规避了黄牛在培育、销售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在“扶贫工厂 农户”模式下，企业出资建立村镇代加工厂，吸纳贫困户就业。集体式产业开发扶贫模式以“村集体 合作社 农户”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吸纳农户加入，定期指导农户学习种养殖技术，运用扶贫资金建设特色种养殖基地，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各级政府把产业兴旺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依靠当地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比较优势，结合农村产业实际，围绕可持续特色产业，聚集专业能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重点主体，整合扶农资金和扶贫政策，在传统产业扶贫模式的基础上，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与产业扶贫结合，探索形成了多元化、多模式的产业新路径。通过对全国各地产业扶贫模式的综合分析与经验借鉴，总结出新时代乡村产业兴旺的五大实践模式，正是传统产业扶贫模式的具体化和升级版。

(一)“生态 ”产业模式

“生态 ”模式，是指将生态资源开发与扶贫工作相结合，以生态振兴为中心，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提高区域自身发展能力，带动贫困群众融入生态产业链，使生态产业成为区域支柱性产业，生态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该模式以“生态 村集体 贫困户”方式为主，扶贫举措主要有光伏发电扶贫、水电开发扶贫、生态旅游开发等。光伏发电适用于光照充足的区域，依托政府、光能公司和贫困户资金投入，在住户房顶、村集体用地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光伏发电产权归农户所有。水电开发适用于水能丰富的沿河流域，水电水利工程在防洪减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户收入。河北省南皮县小集村的“渔光互补”模式最为典型，2017年南皮县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取缔污染严重的砖瓦窑，在废弃砖瓦窑坑塘里养鱼养虾，坑塘上建起光伏电站，水中养鱼，水上发电，贫困户每年能得到3 000元的光伏收益。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在实施生态工程时，共选聘110多万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全国生态扶贫共带动三百多万贫困群众脱贫。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模式的特点为：①适用于生态资源较为丰富的农村地区，在深入调研分析区域生态禀赋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后，合理规划、科学开发太阳能、水能、风能、土地等自然资源，因地制宜选择光伏发电、水电开发、生态旅游等可持续产业项目。②生态与脱贫紧密相连，延伸产业链，拓展功能链，不断深挖绿色产业潜力，通过对产业的实时跟踪监测和生态影响评价，不断创新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实现扶贫开发与能源结构优化的统筹融合，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③实施生态公益就业，吸纳边缘贫困户从事生态护林员、草原管理员、护边员等生态公益岗位，实现稳定脱贫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 ”产业模式

“文化 ”模式，是指将文化资源开发与扶贫工作相结合，以文化振兴为灵魂，带动群众融入文化产业链，使文化产业成为区域支柱性产业，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该模式以“文化产品 企业 贫困户”“文化 旅游 贫困户”等方式为主，举措主要有非遗扶贫、民间特色文化扶贫等。在非遗扶贫项目下，湖南省花垣县苗绣手艺人勇于创新，在传统工艺的基础加上现代设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融，凭借自己的一针一线，谱绣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不仅增加了收入，更起到“扶志”与“扶智”作用。开发民间特色文化产业，建立文化产业基地，弘扬工艺陶瓷、戏剧表演、书法美术、茶酒饮食等各种地域文化，对保护传统文化传承和引导民间文化产业发展有重大意义。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贫困群众在专业的文化培训下，唱民歌、学曲艺、做剪纸、敲腰鼓、作农民画，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品牌，走出一条独具民风特色的扶贫之路。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模式的特点为：①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地方发展一般脱贫产业难度大，但是其丰富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山地文化与陶瓷、篾编、剪纸、纺织等特色工艺是这些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文化转变为产业是这些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投资见效快、投入产出比高、农户参与度高等优点。②文化与扶贫相融合，创新地方文化，多形式全方位落实文化产业帮扶政策。从文化内涵发掘商业价值，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打造乡村文化品牌，把有形的特色文化产品与无形的民间手艺、传承文化等转变为农户手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让农村群众吃上“文化饭”。③激发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引导农户参与到特色文化产业链之中，改变群众“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荣誉感和成就感，促使群众自发、自觉投入致富之路。

(三)“旅游 ”产业模式

“旅游 ”模式，是指将旅游资源开发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带动群众融入旅游产业链，使旅游产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该模式以“景区 贫困村”“特色农产品 旅企 贫困户”等方式为主，举措主要有红色旅游扶贫、自然景观旅游扶贫、人文景观旅游扶贫、民宿发展扶贫等。秦巴山区是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作为天然的“自然工厂”，旅游业成为山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四川省广安市等地开发多种扶贫模式，依托川东民俗文化、嘉陵江景观和独特人文景观等特色资源，修建旅游公路，辐射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打造出百个特色避暑村和旅游商品扶贫村[17]。作为革命老区脱贫典型的江西省赣南苏区红色旅游扶贫模式，以老区生态、红色文化、古村建筑等吸引游客，贫困户借助红色旅游平台销售脐橙、油茶等当地特色产品，激发了老区群众的革命精神和满足感[18]。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模式的特点为：①依据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当地旅游政策，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体育休闲、人文旅游等品质性旅游项目，让群众参与其中，同时不断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网络等，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开放度，增强其市场意识。②发动农户参与当地旅游发展，依托旅游扶贫协会与旅游开发公司，围绕本地乡村特有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对农村地区进行精品景区建设、旅游商品开发，对农户进行旅游服务、经营管理、农家乐餐饮、民宿等培训，协调好农户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民房变民宿，群众变导游，风景变钱景。③发挥乡村旅游产业造血能力强、辐射带动范围广的优势，带动农村特色民宿、餐饮、手工业、游乐、康养产业等行业发展，对农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

(四)“金融 ”产业模式

“金融 ”模式，是指将金融资源与产业扶贫工作有效对接，金融要素嵌入乡村产业链，依托“杠杆效应”发挥金融在产业扶贫中的资金融通、风险管理、要素整合等作用，打通企业、政府和贫困群众之间的金融通道。该模式以“股份 合作社 贫困户”“银行 政府 贫困户”等方式为主，扶贫举措有富民农户贷、农银e管家等。2012年，贵州省六盘水市通过“三变 金融 扶贫”改革，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的“金融 合作社 边民 企业”模式是沿边地区独有的“靠边吃边”扶贫模式，边民组织成立边民互市专业互助组，利用当地口岸独特优势开展边境贸易、边境运输和边贸加工，金融机构根据边民的资金周转需求，制定特殊关税政策，发放边贸卡和边贸贷，带动了一批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的金融扶贫促进产业发展模式，首先明确资金使用范围，重点支持农产品种养殖与深加工、现代制药、物流、教育、旅游开发等产业；其次规范资金使用方式，按照企业吸纳搬迁户就业人数申请贷款贴息、确定贷款额度，激发企业扶贫活力，对自主创业搬迁户、劳工实行差异金融政策；最后加强资金账户管理，形成审计、监察、财政三部门联合的监督管理机制，成功带动一批异地搬迁户脱贫。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模式的特点为：①农户在政府与企业指导下，通过股份制经营方式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经营性资产让渡给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按股份获取收益，增加农户的资产性收入，在市场化机制下实现农户与经营主体的双赢。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地、钱”问题，盘活农村土地、资金等闲置资源，改善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农户与产业的利益联结，农户共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②根据农户资金需求特点，制定适合各类农户的利率优惠政策和金融产品，发挥地方政策性银行、信贷机构、资本市场等外源融资机构和农户出资、留存收入、折旧等内源资产在产业发展中的融资作用。③构建政府、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政银保机制，创新信贷模式，降低农户的授信门槛，完善风险担保机制，解决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在发展产业时融资难、风险大、还款期限与产业周期不相匹配等问题。

(五)“互联网 ”产业模式

“互联网 ”模式，是指将互联网资源与产业扶贫工作有效对接，以网络信息平台为媒介，依托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城乡互动为途径，以消费扶贫产品为纽带，拓宽农户与企业、顾客之间的产销渠道，促使群众增收的产业路径。该模式以“互联网 农牧企业 贫困户”“电商 商品 贫困户”等方式为主，措施主要有互联网养殖、电商扶贫、直播扶贫等。湖南省新邵县岱水村在深圳犇牛公司帮助下，改变传统养殖方式，建立智能养牛试验基地，贫困户认养牛犊，企业负责专业养殖，降低贫困户在养殖过程中的自然与市场风险，实现“手机养牛”。河北省魏县成功将“电商 种植合作社 梨农”组合起来，避免了以往瓜果蔬菜等的滞销积压问题，实现了魏县鸭梨的转型升级。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农产品大面积滞销现象，如云南昆明鲜花、湖北荆州螃蟹、陕西眉县猕猴桃等特产滞销。“直播 电商 消费”的新型扶贫帮助全国各地滞销农产品带货，地市干部也纷纷走进直播间，武汉市政府主导的一场直播扶贫便卖出数万公斤大米等农副产品，缓解了疫情对贫困群众增收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模式的特点为：①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农业，将农产品的种植、生产、加工、仓储、销售等各环节透明化、数据化，打造信息化现代农业产销体系，推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②互联网与扶贫相融合，依托网络、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利用“互联网 ”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市场灵活、资金周转快的优势，发挥其在农村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开展农村电子商务为抓手，打造仓储管理、网络营销体系，拉动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打通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货运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发展，增加农户获取市场信息的工具，帮助农户把资金、技术、管理带进来，将资源、产品、服务卖出去，打通产业兴旺的“最后一公里”。

综上所述，本文从不同的产业类型、组织方式、扶贫举措、典型案例等对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产业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上五种产业模式是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治理水平等条件而采取的各具成效的差异化模式，但各模式之间并非彼此孤立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统筹发展、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它们都兼顾了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可持续性好，带贫规模大，群众参与性强，其中“金融 ”“互联网 ”模式可复制性强，适合在全国推广；“生态 ”“文化 ”“旅游 ”模式适用于资源禀赋型农村地区。总之，要充分发挥农村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整合金融资源，利用互联网技术，以“三变改革”为契机，三产融合为要义，将产业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各模式之间的协同效应，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产业兴旺新模式、新业态。

四、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路径选择

(一)用好“两只手”是产业兴旺的重中之重

产业兴旺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调度好政府逻辑和市场行为之间的张力是产业振兴的关键。依托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解决集中性贫困问题，发挥好政府的引导服务功能，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制定高效、准确的市场帮扶政策，完善奖惩体系，对农户精准识别，避免“精英捕获”“弱者吸纳”“产业同质化”等现象发生。从农村供给侧结构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发展规律，通过购置扶贫服务引入市场力量[19]。振兴靠产业，产业靠市场，产业经营是市场行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市场化思维和主体责任，精准攻克个别发展难题，培育出适应市场变化和人民需求的乡村产业。要避免市场行为下的要素共生困境和要素集聚困境，在市场机制下对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实现生产要素集聚且共生，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三产”融合是产业兴旺的根本路径

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三产难以发挥“1 1 1>3”的效应。开展多元化产业兴旺工作，将农业与二三产业结合起来，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内部重组融合，促进农业横向一体化经营，加深种养殖各环节联系密度，实现废弃物循环利用，培育生态农业、设施农业。通过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等主体，创新共享理念，组织引导土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要素与乡村产业融合，打破城乡壁垒，引导城市要素流向农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产业之间的集聚与联动、纵向一体化发展，使农业向二三产业自然延伸，二三产业向农业逆向渗透，形成发展合力，打造集旅游、电商、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园区。在三产融合过程中，同时要注意，一产找特色，贯彻实施新时代三农政策，坚持立足资源优势，发展适合本土的特色种养殖产业。二产提标准，农产品加工业要依托技术创新和规模优势，逐步提高生产化水平。三产增规模，依托城郊农业、旅游等产业，壮大乡村新型服务业，促进产业服务化。

(三)“四化”发展是产业兴旺的必然要求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统筹推进生产规模化、产业特色化、经营市场化、发展绿色化。一是规模化，产业布局由“散”向“集”转变，改变原先的分散型产业现状，扩大产业规模，种养殖集约化发展，形成产业链条集群。二是特色化，要坚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菜则菜、宜果则果、宜渔则渔，挖掘地方资源、掌握文化禀赋，依据气候特点，打造特色品牌，走适合本土的特色产业发展路径。三是市场化，增强农村群众市场意识，完善网络基础设施，依托信息化平台发挥电商优势，通过新媒体、电商平台宣传，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激发和引导市场需求，注重推动全产业链延伸，以市场化方式导入更多供应链资源。四是绿色化，产业兴旺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依据当地生态禀赋，发展可持续产业，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最大化。

(四)“五方”联动是产业兴旺的重要载体

“五方”联动是指在政府、龙头企业带领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为纽带，带动群众积极参与产业振兴工作中，有效破解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的无门路、无胆量，缺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20]。在产业兴旺工作中，集聚发挥政府、群众、社会各方力量的作用，对各主体科学赋权，编织多位一体共扶同帮集群网。政府和龙头企业带两端，在产业链两端，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种子、技术等产前服务，帮农户做好产后销售工作，政府推进制度引领，协调好各主体之间关系。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干中间，进行科学种养，完成产中工作。金融支持惠全链，保障产业链资金融通，充分体现金融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实现从原来农户的个体效益，到村集体的集体效益，再到企业的社会效益。

(五)加强顶层设计和创新产业发展机制是产业兴旺的制度核心

一是完善乡村资源产业化的制度规范。强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宅基地制度，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切实提高农村群众财产性收入。二是构建和完善产业风险防范机制，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方面对乡村产业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增强地方政府和企业兜底能力；构建防返贫机制，增强贫困户脱贫后不返贫的制度保障[21]。三是完善投融资机制，解决产业发展“资金”问题；完善区域统筹机制，解决产业发展“规模”问题；完善政策扶持机制，解决产业后期“保障”问题。四是健全政府、群众、村集体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资金跟穷人，穷人跟能人，能人跟项目，项目跟市场[22]。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逐渐加强各主体在产业振兴中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本地的特色产业，加快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坚持完善产业发展政策，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生产经营方式，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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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古川，曾福生.产业扶贫中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以湖南省宜章县的“四跟四走”经验为例[J].农村经济，2017(8):45-50.

注释：

1参见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2参见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清远市连江口镇连樟村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3(1)参见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4(2)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5(3)十大工程指产业脱贫工程、就业脱贫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生态保护脱贫工程、智力扶贫工程、社保兜底脱贫工程、健康脱贫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程、金融扶贫工程、社会脱贫工程。

6(4)《对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3919号提案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年9月20日。http://www.moa.gov.cn/gk/tzgg-1/tz/201909/t20190920-6328500，htm。

7(5)数据来源:《对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3919号提案的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年9月20日。http://www.moa.gov.cn/gk/tzgg-1/tz/201909/t2019092-063285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