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视角下中国城乡差距的时空分异研究

作者：庄晋财 李　玥 庄子悦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03-08  浏览次数： 3543次

【摘　要】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发展”向“发展与和谐并举”转变，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更加全面地掌握我国不平衡发展的现状，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中国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化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空间聚集效应显著，东部地区为低城乡差距省份聚集区而西部地区为高城乡差距省份聚集区，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的阶梯式递增趋势；从人的全面发展各要素的城乡差距时间演化来看，改革新阶段城乡居民无论是“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还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都呈现缩小趋势，其中“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缩小速度最快；从各区域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演化来看，各区域城乡差距呈波动式收敛趋势，整体时间演化趋于平衡。

【关键词】城乡差距；人的全面发展；空间分布；时间演化

一、问题提出

自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我国进入改革的新阶段^[1]。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主题由“发展”转向“发展与和谐并举”，更加注重解决因片面追求总量增长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如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失衡、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差距过大、关注效率过多而公平不足等。从微观层次上看，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从宏观层次上看，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缩小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改革新阶段由“发展”向“和谐”过渡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按照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从城乡无差别到城乡之间的利益对抗，再到城乡利益的融合统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决定这一过程的是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同时提出，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最终目标，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考察中国城乡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对这种不平衡动态的连续观察与跟踪。那么，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我们知道，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它的每一个个体都得到全面发展，并且它本身的发展就建立在每个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缩小，必须反映在人的全面发展差距的缩小上。因此，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差距来考察中国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揭示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合作化、财政资源倾斜分配和要素流动管制等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推动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迅速建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传统农业国转变为初步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与此相伴生的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在不停向工业贡献资金与要素的过程中逐渐停滞，城乡差距形成并走向固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因此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84年后连续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从确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及剩余产品拥有权等方面，给农民赋权，借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世纪后的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后连续17年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开启了改革新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反哺农业。人们意识到，对农业与农村的忽视，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停滞，并将大量人口排除在发展之外。

对于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居民收入的角度，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动态测度。一些学者以经济集聚地区为范围，研究我国各经济带和省际城乡差距的演化特征，发现中国长江经济带、川渝城市群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由西向东差距逐渐缩小的空间特征^[3]，中原城市群的城乡差距状态呈现由南向北的“倒U型”趋势，认为这种趋势的形成与区域城乡经济结构有关^[4]。而中国部分省际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带呈现出相似特征，即经济欠发达的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这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区域差异特征，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除了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化特征，部分学者试图从教育资源、人力资本、政策偏向等角度出发，解释形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他们认为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不均等，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并导致收入差距与劳动质量的恶性循环。而教育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对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均等性造成影响。不同的政策偏向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效应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等。也有学者们认为中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与收入差距存在恶性循环，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代表城乡差距的各个方面，城乡居民个人的发展差距更应该受到重视。以上研究虽然对中国城乡教育投入差距、政策偏向差距进行了描述，但仍局限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全面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关注较少。

从城乡居民全面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国城乡差距的整体现状如何？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其城乡差距的变化是否具有不同的特征？本研究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构建城乡差距的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发展差距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试图结合实际背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城乡差距进行动态测度，探索不同空间特征的可能影响因素。

三、理论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一）人的全面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1.人的全面发展与城乡差距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城乡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并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6]688。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由于分工的存在使“每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6]688，社会生产的发展没有达到能够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水平。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仍不能完全满足全体成员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分工虽然使社会生产更加高效，但造成了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这种分化最为主要的表现则是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最高目的，要求通过“消除旧的分工”^[7]243来实现。而消灭旧的分工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消除城乡分离造成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因此当下中国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最终的落脚点便是实现城乡劳动者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平衡。从我国经济发展与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同样能够找到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的规律，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变化。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城乡融合进一步推进的大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城乡差距中城乡“人的全面发展”的差距。

2.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自身的全面的本质”^[7]37。人的发展无疑应该包括人的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本质的发展。马克思从三个方面把握人的本质，即生存需求、劳动与社会关系。首先，作为人的本质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的，是人能够为了生存需求而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须的生活资料”^[6]519。其次，为了得到满足生存需求的生活资料，人必须劳动，但人类的劳动是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类劳动这种生命活动的性质，在于它“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6]162，从而使人类的发展与动物显著地区别开来。最后，劳动的出现拓展了人的需要，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建立。马克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需要的增加“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6]223。最早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一社会关系，在需求增加导致劳动增加的双重推力下，在劳动过程中会衍生出许多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因此，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也是人作为个体得以发展的一个标志。

综上所述，从人的本质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可以归结为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其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人的生存需要是自然的最基础的需要，而为满足生存需要，人必须进行生产活动以生产满足生存的物质资料。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人的精神、智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需要，马克思将这种需要称为“讲究的需要”^[6]229。另外，人类的繁衍产生了家庭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经济交往与社会交往，使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个体逐渐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并通过社会分工、法律规范等方式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需要、劳动与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就构成了人的本质内涵。

3.人的全面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本文从需求、劳动、社会关系三方面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解构，将全面发展的主体落实到个人层面，从而使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城乡差距。

（1）人类需求的发展。

图1 人的本质及其内涵的逻辑关系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7]79，因此生存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丰富，首先表现为物质需要的丰富。这种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人的货币需求的增长代表了物质需要的丰富。其次，生产发展带来产品的丰富，人们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食品消费，还产生出购买衣物、书籍、电影等“做出新的享受”的需要。综上所述，人的需要的发展应当从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两方面考察。结合我国实际，目前我国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因此从人的生存物质资料占所消费的所有物质资料的比重来考察生存需要发展的城乡差距更为准确。而恩格尔系数也正是一项普遍被认可的用于测度生存需要满足程度的指标^[8]。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生存需求之外的“新的享受”更加多样化，如看电影、旅游、看书等文化享受的丰富。单从某一方面来对比城乡居民在享受需要方面的发展差异难免有失代表性，而包括所有的享受项目一方面会使评价复杂化，另一方面会受到现有数据的限制^[9]。也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人所进行的各种享受的消费基本上需要通过货币交换来完成，在社会与市场能够提供的商品总量与种类的前提下，人手持货币数量也即人的收入越多，能够满足自身享受需要的能力就越强。地域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可以通过人均消费水平反映，消费水平越高的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越丰富。因此本文拟选取恩格尔系数、人均收入、消费水平作为衡量人类需求发展的指标。

（2）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

马克思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因此，劳动能力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人的体力即人的健康状况的提升和寿命的延长，还表现为人的智力也即对生产工具的运用和社会关系的管理能力。虽然人的智力难以衡量，但教育是实现人的智力发展的主要方式，“使人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7]162。因此教育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人的总体智力发展越成熟。同时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为能力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还受到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发展条件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由此可见对于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程度的评判应当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人发展自身所做的努力，二是生活环境为他的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在体力劳动的发展方面，必要的保健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能力，而公共医疗事业的构建为人的身体健康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脑力劳动发展方面，人对自身智力发展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对科教文化方面的支出，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区域的智力劳动发展整体情况，千人大学生数是表征区域智力发展整体情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综合以上考虑，本文以人均保健支出、千人医生数、人均文教支出和千人大学生数作为衡量指标。

（3）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223，个人的需求往往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简单的社会关系首先起源于繁衍，血缘关系的存在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得以发展，并顺应生产发展的需要顺延出地缘、朋友等社会交往；人的复杂社会关系首先起源于分工和交换，这是最初始的经济交往——“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人参与社会分工的程度越高，并且人的经济交换越频繁，就表明经济交往的发展越高。综合来讲，社会关系的衡量应当从分工与交往的视角出发，考察人类的社会分工程度与社会交往、经济交往的发展。其中商品交易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经济交往方式^[10]，而人的工资收入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参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交往方面，人际网络越广的个体，其用于维护关系网络而支出的通讯费用也越广^[11]。因此本文拟选取工资收入占比、人均通讯支出和人均商品交易额作为等指标衡量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基于人的全面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评价体系。为求取省际城乡总差距时避免主观因素对总体差距值的影响，并且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需要考虑各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在选取方法赋权时排除了专家打分法。本文采用的熵值法能够根据数据的变化程度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充分考虑了各项指标的动态变化。指标计算方法及权重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3—2017年全国与各个省份的指标数据，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差距。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3—2017）《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2009）《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9—2017）、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等。部分统计缺失数据从《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级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中摘取。各涉及人均数的指标皆以城乡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以表示城市与乡村为其居民提供各项发展机会的区域差异。

四、中国城乡差距的时空演化

（一）中国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布

为探求以人的全面发展度量的城乡差距的区域差异程度和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选取2003—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求取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以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聚集程度及区域差异程度。

表1 中国城乡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城乡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抽取2003、2008、2012及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OpenGeoda软件测算了省际城乡总体差距的莫兰指数及相关参数，以判断中国城乡差距的区域属性值是否与其相邻位置的属性值存在相关关系，也即区域聚集程度，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由计算结果可知，Z值在P值小于0.01和0.05的置信水平下高于临界值1.96，表明城乡差距的区域分布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由此判断我国城乡差距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显著；并且4个年份的莫兰指数全部为正，表明城乡差距的空间依赖性为正向相关，也即相同水平城乡差距的单元在空间上呈现聚集形状，高城乡差距与低城乡差距单元之间有明显的空间分化，而非相互分散或随机分布；另外，由莫兰指数随时间变化越来越接近0的趋势可知，我国城乡差距的空间依赖性在近年来有所减弱。为探究城乡差距的聚集区域及空间相关状况，绘制空间聚集Lisa图以便进一步分析^①。

表2 莫兰指数及相关参数

注：Moran’sI表示城乡差距空间相关性的正负性；E（I）为期望值；Z（I）表示城乡差距的空间聚集程度；当Z（I）大于1.96，则存在空间聚集；P（I）表示空间聚集程度的显著性。

从空间聚集Lisa图的输出结果看，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中国整体城乡差距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分化聚集。首先，各年份的Lisa图均显示西藏、新疆、云南、贵州、甘肃等省份为显著HH区，也即“高—高”城乡差距区域，表明高城乡差距的省份集中分布于中国的西部地区。而显著LL区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表明东部省份总体城乡差距呈“低—低”聚集状态。高城乡差距与低城乡差距省份在不同空间上的聚集便形成了分化状态，而位于中部地区的省份由于与西部省份和东部省份在空间上均相邻，便形成了或分散、或显著“高—低”的空间分布形态。其次，显著聚集区域面积及单元数量随时间增长而逐渐减少，至2017年各省城乡差距值大部分处于非显著区域，与表2中莫兰指数逐渐降低的趋势相同，表明中国总体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化聚集情况趋于缓和。

2.城乡差距的空间聚集分布

为此使用Geoda地图软件绘制中国城乡差距2003—2017年的空间等分图，将城乡差距划分为4类，以便更加直观地展现各省际城乡差距的空间变动状况^②。南沙群岛、澳门、香港、台湾因数据不完全不纳入本次研究中，但为保证地图完整性的同时避免软件对其自动赋值，将以上4个地区的指标值设为0并归为一类。

结果显示，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中国城乡差距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增的阶梯形走势。差距较高的省份主要聚集在西部地区，2003—2008年的分布图中，西部地区除四川、青海、宁夏偶尔变动为中等差距区域，其余地区均处于高城乡差距等级。2012年开始西部地区的高级城乡差距省份有所减少，四川、青海、甘肃和陕西均成为中等城乡差距省份，表明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总体来说，西部地区依旧属于高差距类型。2003—2017年，中部省份“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值变动相对来说并不明显，总体始终处于中等差距类型；东部地区尤其是渤海以南的沿海省份均保持在低水平，属于低差距类型，表明改革新阶段东部省份“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较为均衡，发展与和谐的改革在东部地区更为见效。此外，东北三省的总体城乡差距由2003年的较低城差距值逐渐演化为2017年的高差距值，在整体东部省份中变化较为特殊。

（二）中国城乡差距的时间演化

1.人的全面发展中各要素的城乡差距演化趋势

从表3中可以看到，在“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方面，各区域的城乡差距都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表明我国改革新阶段以来对城乡平衡发展的政策促进效果显著。其中，“人的需要的发展”的城乡差距初始值最低但收缩幅度较小，以年均0.052的速度从2003年的3.39的整体水平缩小至2017年的2.66；“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初始值最高但收缩幅度较快，以年均0.352的速度从2003年的9.75的整体水平缩小至2017年的4.29；“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城乡差距初始值居中，收缩幅度也较慢，以年均0.088的速度从2003年的4.47缩小至2017年的3.14。城乡差距的初始值及最终值呈“人的需要的发展”小于“人的劳动发展”也小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态势，收敛速度方面则为“人的需要的发展”小于“人的社会关系发展”也小于“人的劳动发展”。

2.各区域城乡差距的时间演化趋势

为更直观了解中国城乡差距演化的空间差异，本文选取2003—2017年的区域及全国城乡差距面板数据，绘制了中国城乡差距的区域演化趋势图（图2）。从图中看出，西部地区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各发展要素的城乡差距表征线都位于其他区域表征线上方，中部次之，东部地区均位于最下方，演化趋势基本趋于收敛，再次验证了前述的区域聚集结果。其中，不同发展要素的城乡差距所对应的区域演化趋势也有所不同：

表3 各发展要素的城乡差距演化

图2 中国各区域城乡差距时间演化走势图

（1）在“人的需要的发展”的城乡差距方面，各区域的演化趋势趋同，2003—2008年下降趋势不明显，2009年普遍出现城乡差距峰值之后下降幅度明显增大，各区域“人的需要的发展”的城乡差距开始趋于收敛。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的差距值变动与西部地区趋于一致，当西部地区的差距值较高时，全国的差距值同样较高；当西部地区的差距值趋向东部和中部差距值时，全国的差距值呈现同步趋向。由此可知，在需要的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对全国水平的拉动影响较大。（2）在“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方面，西部地区的缩小趋势明显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2003—2008年间西部与中部呈现陡峭式下降，2009年之后普遍呈波动式下降，区域之间的收敛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2016年开始，东部地区“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已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值在0.18～0.07。东北三省的城乡差距逐年扩大，由2003年的低差距区域转为2017年的高差距区域。因此，东部区域出现城乡差距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东北三省的极端值影响。（3）在“人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城乡差距方面，各区域演化趋势先趋异再趋同，同时各个区域的差距值波动幅度都较大，呈现波动式下降的特点，各个区域差距值的收敛趋势并不显著。（4）“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方面，演化特征与劳动的城乡差距相似，西部地区的初始值较大，但始终保持较快的下降趋势，中部与东部地区呈波动型下降，速度较慢，区域间的差距值趋于收敛。

3.结果分析

（1）改革新阶段中国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布差异有所改善。从空间分布看，中国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增趋势，“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从2003年至今，始终是西部地区差距值大于中部地区也大于东部地区，表明内陆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的城乡差距仍旧需要给予更多关注。从城乡差距各区域变化状况来看，无论是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各发展要素的差距，西部地区的下降趋势都要明显快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表明改革新阶段以来，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在全面发展方面的差距问题得到更大程度的缓解，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改革目标逐见成效。（2）“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趋同。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其呈现由东向西的阶梯式递增趋势。究其原因，马克思认为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也即生产力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表现——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关系将会出现由融合走向分离，最终再次融合的趋势，即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临界值后，城乡差距将会随经济的持续发展逐渐缩小。可见，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大多省份始终属于低城乡差距的聚集区域，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递减，经济发展稍为落后的中部总体城乡差距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为高城乡差距的聚集区域。并且，2003年以前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03年东北三省还属于低城乡差距区域，但随着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变缓，东北三省已由最初的低城乡差距区域变为与西部地区持平的高城乡差距地区。并且，有研究表明2008年以前的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仅为东部地区的1/4，而2010年开始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迅速增长[12]。因此在“人的需要的发展”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方面，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下降速度从2010年开始明显加快。东北三省与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变化，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即地理位置因素并不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的主要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动力。

（3）教育发展在缩小“人的全面发展”城乡差距中具有重要作用。从“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时间走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时间走势看，两者差距值的整体变化方向、变化速度与收敛趋势基本相似。由熵值法的赋权结果可以看出，“人的劳动能力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解释力高于“人的需要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表明“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城乡差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影响较大。而对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教育程度的权重甚至远远高于文化、健康等其他指标的权重之和，可以说，教育程度的差距变化将会通过左右“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差距而影响整体城乡差距的走势。区域教育水平的平衡，可以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摆脱“现代分工造成的片面性”的机会，从而能够提升自身的智力发展。事实上，改革新阶段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在劳动能力方面的差距快速下降，正是得益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除2001年提出的“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与“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西部地区自身的人力资本造血能力，使得其农村居民获取劳动能力提升机会的成本更低，从而推动了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劳动能力发展差距的快速缩小。并且，2008年实施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招生协作计划”面向中西部省份拓宽了天津、上海、山东等11个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得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大程度上惠及中西部地区，从而平衡了地区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差距问题在“人的劳动能力发展”方面的区域平衡。

五、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通过对我国城乡差距的时空分布特征测算与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空间聚集效应显著，东部地区为低城乡差距省份聚集区而西部地区为高城乡差距省份聚集区，整体呈现由东向西的阶梯式递增趋势；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各要素的城乡差距时间演化来看，改革新阶段城乡居民无论是“人的需要的发展”“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还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都呈现缩小趋势；三是从各区域人的全面发展的城乡差距演化来看，各区域城乡差距初始值差异明显，但进入改革新阶段城乡差距的区域差异呈波动式收敛趋势，整体时间演化趋于平衡。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更加关注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问题

对于全面发展的平衡，可以通过促进其生产力水平和人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自然消解城乡居民全面发展的不平衡；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城乡差距较大地区农民获取发展劳动能力的机会。一方面能够使城乡居民劳动能力的发展差距缩小，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农村吸收和转化技术的能力，使得技术进步对城乡居民的全面发展差距的影响由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影响；最后，扭转西部及东北三省地方政府的城市投资偏向，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差距的区域平衡首先要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平衡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在本文的验证结果表明，区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人的城市化的推进将会缩小城乡差距。因此，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生产力发展。并且，要促进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注重“人的城市化”而非“土地的城市化”，从而通过要素与劳动力在西部城市的聚集，实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自然推进城乡高差距地区居民的全面发展的平衡。

（三）更加注重城乡居民劳动能力的平衡发展及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高等学校等教育资源大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进一步增加了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因此应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投资力度，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能够获取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高的教育质量，以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劳动能力的发展。并且，对于农民的教育亦即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劳动力的农内转移[13]，使得农村的农业发展同样获得正向的外部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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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明忠，罗琦，陈江华.农业分工、资源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农业产业内转移[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13–20.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未在文中汇报空间聚集Lisa图，备索。

②限于篇幅未在文中汇报空间分布图，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