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政治逻辑

作者：徐晨光 王小萍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湖湘论坛》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01-21  浏览次数： 1419次

【摘　要】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层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关乎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在中国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下，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崇高的政治使命。从现实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面临着农村社会发展的碎片化、农村党员群众的分散化、农村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这样的内外部环境，这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空间的萎缩化、基层群众工作的复杂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弱化。应从强化组织意识、优化组织结构、建强组织队伍、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升组织力，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堡垒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政治逻辑；组织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也曾强调道：“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1]《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指出，农村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定位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肩负着党的政策宣传、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社会治理等重要职责；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筑牢党在农村的根基，将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引导农民“富口袋”“富脑袋”，带领农民群众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等重要功能；从党的组织结构来看，党的组织机构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是党的“神经末梢”，是基础中的基础，其功能作用的发挥，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关乎党的肌体健康与执政安全。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既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提升组织建设质量的时代要求，更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需要。为更好地发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作用，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需要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党定位、政治使命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现实困境来进行思考，以完善党的基层组织结构和制度化水平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政治逻辑就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层堡垒，提升组织力是党建国家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崇高的政治使命，应从强化组织意识、优化组织结构、建强组织队伍、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进行调适，不断提升其组织力，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一、基层堡垒：现代国家建构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党定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国家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政治先于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先有政治而后才有国家，国家是政治生活的载体，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现代国家的建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国家，而现代国家与政党又是紧密相连的。从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人类社会走过古代社会、城邦、帝制、封建制等前现代国家时代的政权组织形式之后，现代国家开始在西欧兴起。国家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离开现代国家，现代世界的生活便失去了基本的依托。约瑟夫·R.斯特雷耶认为现代国家的产生包括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时间上持续和空间上固定存在的政治单元的出现；二是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的发展；三是对需要做最终裁决的权威的认同以及这一权威应获得其臣民最基本的忠诚。^[2]简单地说，国家产生的关键在于一个群体在一定地区持久形成组织联合的模式——政治单元，并且拥有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这些政治制度的声誉和权威得到维护。现代国家的建设主要有三个层面：民族、民主和民生。民族—国家、民主—国家、民生—国家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三重面向，政治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构成要素，现代国家是作为政治权力的集中体现。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在传统中华帝国崩塌之后开始的，帝国政治的遗产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主要表现在帝国的瓦解带来的权威解构和政治失序，导致现代国家建构的支撑力量迟迟得不到有效建立。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历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1840年，“天朝上国”的国门被强行打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与世界其它国家和随之而来的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逐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历史的发展证明，无论是农民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国积贫积弱，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3]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了指导思想。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基本特点在于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肃的组织纪律，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宣传动员群众能力。

农民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没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4]“城市中心论”依然在当时占有主导地位。1927年9月，毛泽东成功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将革命的队伍带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条正确道路的指引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乡村地区有序建立党组织，并逐步建立起各级农会、妇女组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并且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序地彻底地解决了农村中的土地问题，逐步真正实现农村社会安定有序与农民安居乐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开始了真正独立的现代国家建构之路。

在中国以党建国的国家建构逻辑中，政党处于国家建构的中心位置。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之下，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国家政权建设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关于国家构建的理论研究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有学者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与之相契合，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也经历了个性鲜明的发展阶段，即在争鸣中初创、在探索中发展、在实践中深入三个阶段。”^[5]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组织设置，虽然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所肩负的具体使命有所不同，但在整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的团结动员农村群众，发动农村群众参与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政治使命始终不可动摇。

因此，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层堡垒，这是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建设体系中的基本定位，是实至名归和毋庸置疑的。正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存在及其作用发挥，才改变了中国农民传统的像一个一个“马铃薯”一样的“原子化”状态，使农民不再以分散化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是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将农村群众和党组织像抱团的“石榴籽”一样紧密凝聚在一起，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基于农村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党建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中，必须不断加强党在农村的组织设置与组织建设；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基层堡垒的政党定位，肩负着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功能与使命，稳固基层堡垒的作用，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效果的基础与关键。

二、提升组织力：党建国家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使命

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党建国家也是国家与政党关系的一种形式。有学者进行分析认为，在西方，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现代政党，政党在国家制度中运行，可以称之为“国家建党”；而在中国，则是先有现代政党，后有现代国家，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国家是党缔造的，可以称之为“党建国家”。^[6]有学者认为，“政党主导”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政治逻辑^[7]，也有学者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论”^[8]，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是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9]。从中国的政治发展与国家建构来看，党建国家无疑是对中国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最有力的解释。在中国以党建国、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之下，农村地区是政党执政关键环节。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农村是国民党等各种反动势力统治的薄弱环节，从而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及建立各类党的外围组织，达到壮大军队、团结民众的效果，最终实现革命的胜利。对此，亨廷顿也曾指出：“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10]因此，在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中，以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体系治国理政，有效进行社会整合、促进政治发展、建构现代国家是党的政治使命。

基于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结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必须有效地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农村与农民问题，二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一方面，从农村与农民问题来看，自1840年以来，农民始终在中国人口总量中占到一个非常大的比重，虽然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但是农村地区面积大、地域广，是广大农民的栖身之所。对于广大农民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是其最后的退路，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难以生存下来，那么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到农村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对于城市建设与发展而言，广大农民群众进城务工，缓解了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为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可以说农民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农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在得到不断发展、农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同时，农民群众负担重、增收难的问题，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问题，农村社会传统乡村人情逐渐淡漠，农村空心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断涌现。有学者就认为，“农村空心化加剧，对农村经济、公共服务、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不仅严重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的良性发展，也给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11]针对这些问题，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经济投入、政策扶持和智力支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等等，都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基层战斗堡垒。另一方面，从党的组织建设来看，组织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来看，政党有自身的纲领与指导思想，有组织体系与组织构架，有政党纪律等，从而构成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而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按照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组织起来的政党，严格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对此，列宁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列宁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12]高度的组织性既是对党员和党组织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有一般政党的特征，更有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构架，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严谨、层级清晰的组织框架体系。具体而言，就是逐渐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农村（社区）的五级组织构架，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将党组织建设到农村各个村、城市各个社区。村级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的设立，极大地提升政党对于社会资源的吸纳能力、对于基层群众的组织动员能力、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能力。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有利于提升其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切实发挥其作为基层堡垒的功能和作用；又有利于通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达到有效凝聚农民群众、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党建国家政治逻辑下有效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和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必然选择。

学术界对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视角：一是外部动员的视角，即认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指基层党组织进行有效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13]；二是内部整合的视角，即认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指组织内部各要素整合的能力^[14]；三则认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外部动员”与“内部整合”的统一^[15]。现在一般倾向于第三种理解，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包括外部动员与内部整合两个维度，是指有效进行政党内部整合和动员基层群众的能力，具体职责功能又包括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等等。从党建国家的理论逻辑出发，政党引导国家社会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嵌入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既实现了党组织向基层的延伸，进一步筑牢了党的基层堡垒；又有效加强了执政党对于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提升了党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有其独特内涵：一方面，它要求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的组织力，比如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提高发展党员的质量，吸纳优秀的农民入党，建强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也要有能力识别不合格党员，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的战斗力、凝聚力；另一方面，它要求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力，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做好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组织动员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密切联系群众，融入到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和生活情况，及时反映群众所需所想，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组织力。

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党建国家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使命。一方面，它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党性质与政党特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与力量源泉，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组织和发动群众，就离不开密切联系群众和服务发展群众。同时，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具有崇高使命的“使命型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质决定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因此，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与政党特质决定的。另一方面，农村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础，能否有效赢得社会、凝聚农民群众的力量，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的有效组织和领导，关乎党的执政安全的巩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举措，是提升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基础工程，更是党建国家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崇高政治使命。必须将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上升到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进行认识，将组织力提升贯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全过程。

三、碎片化与复杂化：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现实困境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也被视为其生命力，不断提升其组织力意义重大。从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百年来党的建设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各项工作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农村的角度来看，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群众的经济水平提高，相应的各方面要求也有所改变，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也存在着诸如少数党员干部思想懈怠、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的改变，给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带来挑战的同时，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一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碎片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空间的萎缩化。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村群众的流动性很小，作为社会个体的农民大多是世代居住在某一村庄，同一村庄可能又是同一宗族。相较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此时传统的宗族势力已经被打碎，并且失去了在农村社会的绝对影响力，但是，农村社会的广大农民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处于同质化状态，相互之间非常熟悉，“沾亲带故”的情况非常明显，相互交往过程中讲情面、讲关系，习惯于依托熟人关系开展生活与生产，相互帮助、共渡难关，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习惯于寻求村委会、村党支部的帮助，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享有极大的权威。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社会，农村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传统的“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转型。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正在逐渐变成“无主体的熟人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提速，农民群众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文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民群众对于熟人关系网络的依托逐渐减弱，在生产与生活中彼此间的熟悉程度也在淡化，农民对农村的地方性共识和主体意识逐渐丧失，相应的在生产生活中对于基层党组织的依赖也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向自身所生活的家庭“回归”。一方面，他们更加关注家庭生活，关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生活，更少关注农村集体生活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之中，遇到困难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帮助，而不是寻求来自基层党组织的帮助。农民群众逐渐向家庭“回归”的过程，是农村社会不断“碎片化”“个体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不断弱化的过程。同时，在碎片化的农村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被打碎，其个人自主意识不断生长，更加强调和追求个人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少数人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基层党组织进行对抗。在农民群众逐渐走出农村的过程中，农民群众的思想日益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与文化不断传入农村社会，一些农村地区“宗教热”现象明显，少数基层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理想信念丧失，甚至侵占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降低了农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感。有的村支书甚至直接在村委会办公室搞迷信活动，导致人民群众的极度不满。少数农民群众受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沼，不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社会发展的“碎片化”，使得在农村社会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萎缩。

二是农村党员群众的分散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的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城市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使农民群众逐渐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大量农民得以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他们逐渐走进城市成为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有的在城市落户定居。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同时，农村也在逐渐走向“空心化”，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逐渐成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谋生，他们远离家乡，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只有过年才会回到农村，一部分则是直接定居城市。如何做好进城务工农民群众的工作，服务于他们的生产生活，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巨大挑战和任务。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有更便捷的生活条件、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高的收入，为了更好地谋生和提高生活水平，少数农村党员干部也加入到了进城务工经商的队伍之中。农村青年党员的流出，一是使得农村村级党组织的青年骨干流失，只剩下一些老党员来开展农村村级党组织的各项具体工作，导致村级党组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弱化；二是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党员成为了“流动党员”，农村党组织无法对他们进行及时有效的教育和管理，这些“流动党员”自身又无法做到及时有效地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情况和联系群众，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有学者就认为，“流动党员管理一直是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必须给予重点关注。如果对流动党员失管失察，就极易导致流动党员信念滑坡、行为失范。”^[16]农村群众与农村党员的双重流失，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即“人找组织难，组织找人难”，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各项工作的开展失去了青年党员骨干的支持，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更加举步维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更加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众在遇到困难时，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难以向家乡的村级党支部寻求帮助，而村级党支部对于分散到全国各地务工经商的村民群众具体情况掌握不清，难以进行有效的服务、组织和动员。在农民群众日益分散化的状态下，基层党组织开展各项具体工作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化，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农民群众接受各类信息的方式更便捷、速度更快，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四处传播，如何有效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考验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

三是农村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弱化。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各种资源逐渐得到开发，并衍生大量的经济利益。少数地方的一些宗族、家族势力逐渐抬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侵蚀农村集体利益，并且通过联姻、选举中拉票等方式，拉拢腐蚀村支两委，甚至派出代理人直接参与村支两委竞选，达到掌握村庄权力的目标，为自身的不法经济活动服务。少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放松对自身的党性修养与要求，逐渐丧失党性原则，甘愿沦为宗族势力与家族势力的附庸。家族势力与宗族势力侵蚀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及其政治功能。与此同时，一方面，少数农村地区的产业和经济飞速发展，少数农民群众为了个人经济利益，与村支两委的权威相抗衡。随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少数乡村能人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在农村社会享有极大权威，一些农民群众也愿意围绕在他们的周围，乡村能人开始对农村的公共事务进行干预。对此，贺雪峰就认为能人治村压制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破坏和消解村庄的公共性，垄断村庄公共资源的使用。^[17]另一方面，少数农村地区由于没有相应的村级产业与集体经济作为支持，村集体经济极度萎缩，村支两委对于如何带领农民群众实现经济振业、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缺乏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长此以往，部分农民群众对于如何有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丧失信心，对于农村村级党支部也逐渐丧失了信心。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农村党员干部学习能力不强、学习积极性不高，习惯于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以老思路应对新情况，习惯于“高人一等”，以命令式方式开展工作，缺乏应对复杂情况、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缺乏个人亲和力与人格魅力，难以得到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限制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发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新环境新要求，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存在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

四、制度化与再组织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基本路径

邓小平曾经鲜明地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新时代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实现党的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崇高政治使命。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完善自身组织结构，提升自身组织能力。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组织意识。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统领作用。一方面，从政党的一般属性来看，政党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有自身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纪律，政治性是政党的独特属性。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来看，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本原则。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旗帜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对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农村基层党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是基层堡垒，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发挥其领导农村政治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强化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党的组织意识。一是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把党的宗旨信念、纪律规矩等作为经常性教育学习的内容，引导农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性修养，时刻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学习教育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切实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广大农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二是要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塑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价值导向、政治教化、激励引导等功能，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激发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党员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作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抵制不良社会思潮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侵袭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在农村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党的红色基因，以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来塑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使能干事的敢干事、敢干事的能干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治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化村支两委的权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

以再组织化为重点，优化组织结构。党的力量在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关键是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再组织化”，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一般而言，农村村级党支部的设置采取以村为单位，设置党支部，但是随着农村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单纯依靠以村为单位设置党支部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可以做相应的调整。一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类乡镇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为农民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因此，顺应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应当着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在各类乡镇企业中设立基层党支部，将党支部建在田间地头、产业链上，做到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员，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基层组织，使群众时刻能够找到党员，使党员时刻能找到党组织。二是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对传统的以村为单位的农村党支部设置方式进行优化调整，一方面，在外出务工的党员与群众集中的地方设置流动党支部，负责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负责对外出务工农民群众的联系与服务，并且建立流出地与流入地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衔接机制，使其常态化长效化；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行政村设立党支部的同时，应当根据村民及党员的居住特点，设立若干的党小组，设立党小组长，将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和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做细做实，提升农村村级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的能力。

以人才建设为重点，建强组织队伍。马克思、恩格斯曾强调：“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必须重视农村党员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对软弱涣散的村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选。要扩大党支部书记的选拔范围，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对村党支部进行改选，将年富力强、敢于担当的青年党员纳入到村支两委中去，提高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探索从乡镇干部、县区干部中选拔青年党员骨干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支持和引导村级党支部建设，树立村党支部应有的权威。二是加强外部人才引进。乡村的发展与村级党支部建设都离不开人才。应当加强外部人才引进的政策扶持，吸引大学生回乡参加家乡建设、吸收乡村能人回家乡投资、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选派优秀机关企业单位的年轻党员骨干到村党支部任职，充实村级党支部队伍。三是加强农村内部人才的培养。积极培养选拔优秀农村青年加入农村村级党支部，为村级党支部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加强村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尤其是要注重提高推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培养一批既懂党务又懂农业的优秀干部，发挥其在引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四是营造关心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文化氛围。基层党员干部收入低、压力大、工作任务重，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干部在农村的收入远远赶不上外出务工的收入。对此，应当加强对农村党员的关怀力度，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党员要积极进行关心和帮扶，营造关心农村党员干部、支持农村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的良好氛围。五是加强对不合格农村党员的处理。农村党员干部的个人行为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必须着力疏浚党员出口，加大对农村地区不合格党员的清理处罚力度，坚决将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保证农村党员队伍的清正纯洁。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队伍的建设，对于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塑造村级党支部权威，团结和动员农民群众意义重大。

以制度建设为中轴，完善制度保障。邓小平曾讲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执政能力建设是与党自身建设相关的一个永恒话题，而制度建构的能力是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中轴。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一是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的激励机制。组织使党的力量倍增，激励使人的力量倍增。一些农村党员上升空间狭窄、收入不高，长此以往，导致心理失衡，出现消极倦怠的情绪，甚至走向腐败堕落的深渊，难以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甚至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着力建立党员干部进行正向激励的长效机制，采取定向招聘等方式畅通农村优秀党员的发展渠道，适当提升农村党员的基本补助，加强对农村党员的表彰激励，使其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支部工作与乡村建设中去。建立农村党员干部激励机制，拓宽农村党员干部能上能下的渠道。二是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的监督问责机制。一些经济稍发达的农村地区，村级党支部的经济管理权限大、经手资金额度大，必须强化对农村党员干部的监督问责机制，明确人民群众在农村党员干部中进行监督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大数据、新媒体等在农村党员干部监督中的作用，对于违反党纪国法、胡乱决策等行为应当进行严格的监督问责，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党组织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三是强化农村党员干部的工作执行机制。马克思曾旗帜鲜明地强调道：“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村级党支部各项具体任务十分繁重，如何有效地提升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必须建立工作执行机制，提升村级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任务的执行力，确保及时将党的创新理论传达到位，将党的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执行到位。对于农民群众的困难、诉求、疑惑，及时予以解决，暂时无法解决的则及时进行反馈。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扎牢制度体系的笼子，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14-1-15（1）.

[2][美]约瑟夫·R.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M].华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57.

[5]叶娟丽，黄华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回顾与反思[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6-95.

[6]肖存良.从全能主义政党到高质量政党建设——新中国七十年政党建设历程的政治学考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20-26.

[7]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110.

[8]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6，31.

[9]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J].政治学研究，2019（3）：13-22.

[10][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96-397.

[11]范东君.农村空心化挑战及其化解之道[N].光明日报，2015-06-03（13）.

[1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1

[13]黄海清.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初探[J].党建研究，2018（2）：36-38.

[14]徐丙祥.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思考[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4）：25-32.

[15]高振岗.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提升组织力的理论探源与实践路向[J].探索，2018（2）：101-106.

[16]韩强.论加强新时代流动党员队伍管理[J].学习论坛，2020（3）：23-28.

[17]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2）：1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