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驱动：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基于鲁中L村的案例分析

作者：聂继凯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12）  发布时间：2021-01-19  浏览次数： 1856次

【摘　要】本文以鲁中L村为案例支撑，结合已有理论启发对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做一探索性回应。研究发现宗族网络及其动态调整的乡村文化空间，流动的个体与叙事性群体的乡村文化主体，关系嵌入、规则叠加与二元信任的乡村文化行动等情境向量在约束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同时也蕴含了一条惯性之力、自主之力、干预之力三力驱动的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即在兼具守旧与稳定双重特性的惯性之力，以共约自建构为内核的自主之力，以外源“否定”激发见长的干预之力分别以合法性、组织化与秩序，村民主体性、自发行动与时间，强力嵌入、微观融合和适时、适势调整单独支撑乡村文化振兴的同时，也以三力聚合的方式（具备系统性，包含独立、整合、跃升要旨，内嵌情境、互动与创新策略）为乡村文化振兴添加了更为强大的整体性助力。

【关键词】乡村文化；乡村振兴；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宗族网络；文化空间；

一、引言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与根脉”[1]，“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成为了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备条件，怎样繁荣发展便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急需破解的问题。面对当前文化衰落[2]、文化危机[3]、文化功能失灵[4]等不同程度的乡村文化内卷和弱化问题，理论研究给出了三条突围路径：其一，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即以“场域嵌入”的思路借助“挖掘、整合、扬弃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推进“乡村物理空间、虚拟空间与制度空间的结合”[5]，最终在“重塑农耕文明现代尊严”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6]，可见新旧二元文化的包容型增进构成了此条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立基点；其二，乡村文化自觉，即通过“自我文化意识觉醒”“让处于文化场域中的人能够发挥其主体地位和自主选择文化转型方向”来实现文化整体性自发生长与转型[7]，以文化整体性或“元文化”替换新旧文化二元划分的思维来扭转“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遭遇的‘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8]，可见连续统式的文化本体自主发生是此条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发力点；其三，外力干预下的乡村文化重塑，即借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9]、供给侧改革[10]、社会组织参与[11]等新生力量为乡村文化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不断重塑乡村文化过程中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再生产，可见外生力量的合理、有序干预并激活内生力量成为了此条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核心逻辑。

三条路径各有侧重，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各自独特的理论指导，这是已有研究“化整为零和逐一深究”解题思路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也启迪了一条重要的后续研究进路，即在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系统过程的约束条件下，包含“化零为整与综合解析”意蕴的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何以发生?正如费孝通所言“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12]（P.4）。总之，综合考量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及现实实践所需，系统观照乡村文化振兴的时机已然到来。此外，乡村文化兼具具体与抽象特性，内在规定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要求——既需要规范铺陈与推演，也需要经验支撑与验证，所以选择、剖析乡村文化融入的具象乡村日常生活并据此升格抽象认知，既有助于兼顾乡村文化的具体性与抽象性，也增益了研究过程与结论的科学性，在方法上也弥补了已有研究过分倚重规范分析缺乏必要经验论证的短板。

二、案例来源及其资料搜集

文化冲突与融合既是文化转型的重要表现也是文化振兴的动力和起点，选择能够切实、生动、深刻反映这些文化活动的案例将有助于系统探讨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及其预设研究目标的实现，为此选择了位于鲁中腹地的自然村落L村。居民约200户，典型的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和丘陵地貌造就了L村以山楂、桃、杏、栗子等经济林木为主，小麦、玉米粮食作物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结构。L村距县城30分钟车程，西南约160公里处为孔孟之乡济宁，西北约70公里处为历史上道教盛极一时的齐国古都所在地淄博，成为“礼”、“道”文化接触、碰撞与融会的文化互动地带。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趋于白热化：传统文化依旧在L村发挥实质且重要作用，例如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尊崇“礼道”并以所系宗族为载体展开诉求表达与风险规避；“现代性”强势嵌入L村并与传统文化展开互动，例如“民主-家长”、“市场-关系”、“法律-风俗”在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摩擦、对抗与调和。总之，多维文化构成了当前L村文化的“矛盾统一体”复合情境，为探究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提供了绝佳观察场域。

资料搜集来源以L村为核心，适当涉及距其不足500米的两个邻村Y村和J村，资料搜集渠道包括村务文献、现场观察、实地访谈等，资料搜集方法涵盖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等，多样化的资料搜集来源、渠道与方法为后续深度、饱和解析提供了稳健的“三角测量”证据链，[13]（P.92-115）同时也提升了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基于调查前期对三村的了解，具体调查对象采用立意抽样方法选取。资料收集团队中有L村核心家族“原住民”，有利的“守门人”条件满足了若能够选择家乡开展访谈和田野调查可能是再合适不过的理想要求。[14]总之，从资料搜集方法、程序、来源及访谈者的情景融入等方面来看，资料搜集工作科学、合理，原始资料可信、有效。

三、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嵌入情境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P.603），所以只有理清乡村文化的既有情境才能窥见乡村文化的来龙去脉，才能真正透析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在“来”与“去”中的链接功能。

（一）乡村文化空间——宗族网络及其动态调整

空间是乡村文化活动的基本载体，[16]在当前L村以土地为典型代表的实体空间已然稳定与固化的前提下，由宗族关系建构的宗族网络虚拟空间及其动态调整对实体空间乃至整体空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构成了当前L村空间领域的核心特质。

宗族网络的横向“中心-边缘”结构。L村宗族主要由聂姓、张姓、孙姓、高姓、逯姓、赵姓、宋姓七大宗族构成，各宗族禀赋与影响力差异明显——禀赋主要体现在各宗族人口基数及其“能人”数量上，影响力体现在宗族后续发展力及其对村务决策的影响上，其中尤以聂姓与张姓禀赋及影响力最大，在此基础上各宗族借助血缘与婚姻实现了各宗族间关系的链接，最终形成了目前L村“中心-边缘”结构特点明显的宗族网络。同时，目前L村宗族网络在两个层面上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特点：以聂姓宗族为核心的L村宗族网络结构和以N1聂姓家族为核心的聂姓宗族网络结构。其中N1家族（如表1所示）成为了这两个网络的交叉点，同时N1家族也全面、典型地反映了“中心-边缘”结构特征——N1家族以其人口基数、“能人”数量、宗族关系、发展潜力等综合实力占据聂姓宗族网络及L村宗族网络核心地位。此外，N1家族内部也在传统“辈分”体系为主、经济实力等因素为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N11为核心的家族“中心-边缘”网络结构。

表1N1家族核心成员基本信息

注释：（1）N11至N14分别是N1家族中的长子、次子、三子与四子，此外还有四位亲姐妹（其中次女嫁入L村张姓宗族的核心家族），即N1家族源于一个10人的家庭，截止2019年12月，原先的单个家庭已然演化为一个包括3代人、25个家庭共计74人的庞大家族网络，且规模仍在扩张；（2）L村党委核心成员，为L村及周边村提供医疗服务；（3）L村党委核心成员，已于2017年辞去村长职务，结束了其30余年的村长职务；（4）高中毕业，复员军人；（5）其亲妹嫁入L村张姓宗族；（6）其亲妹嫁入J村刘姓宗族，亲表兄弟为L村高姓宗族重要成员，亲表妹嫁入L村逯姓宗族；（7）“干父子”关系；（8）“干父子”关系。

宗族网络的纵向“金字塔等级”结构。路径依赖下的“辈分”宗族秩序是L村宗族网络纵向“金字塔等级”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并潜移默化渗透至L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图1所示N1家族中某一成员订婚宴请时各参与人员的空间座次，明显反映了宗族/家族网络依据“辈分”次序形成的“金字塔等级”结构——院落坐北朝南，“东房”、“西房”、“东屋”、“西屋”、“南屋”对应的权责等级依次降低，席位编号对应的权责等级由1至7逐次递减，参与人员的座次顺序为：首先，聂姓人员以宗族辈分大小为依据坐席1；其次，其它宗族核心成员和L村关键人员按各自辈分坐席2；再次，N1族族长（表1中的N11）坐席位3主位，本席其它位置坐订婚者男方母系代表、订婚者女方男性代表；N11妻子坐席位4主位，本席其余位置坐订婚者女方女性成员；席位5和7分别坐订婚者男方姑母、姨母；村民帮工坐席位6。总之，严格、清晰、有序的席位、座次安排是对宗族网络等级体系的精准化空间表达。

图1订婚中的院落结构及其席位安排

注：（1）“厦子”是农村平房屋檐的接长部分，平顶，一般有柱支撑，起走廊和阳台作用，避免下雨时淋到屋门，也便于雨天来往于各屋。图中线段断开的部分为门口。

横纵交织的宗族网络形成了L村鲜明的空间特质（土地上表现为聂姓家族占有较多和较优片区），且这一特质并非僵化不变而是通过灵活的动态调整实现了时间轴上的持续演进：一方面体现在宗族网络吸纳依附市场力量崛起的个体，例如图1中1位非宗族/家族核心成员以L村“关键人物”身份坐席2——此人依靠农产品仓储、物流和买卖积累财富并在L村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宗族网络内部的自我调整，例如N12提前辞职后的村长/书记职务变动所反映的宗族关系变化——N12因身体原因在距任期满2年前提出辞职，经村党委同意由当时担任村委成员的逯姓人员暂代，但任职1年后其以工作无法开展为由主动请辞（实质是难以带动L村整个宗族网络的有效运转），之后又经村党委同意由另一位村委成员聂姓人员暂代并平稳过渡至正式选举，最后经村民选举由另一位聂姓人员担任村长/书记职位，整个过程反映了“中心-边缘”和“金字塔等级”宗族网络对关键事件的决定性影响，即当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宗族网络会以稳固的结构化功能抚平“震荡”。

（二）乡村文化主体——流动的个体与叙事性群体

作为乡村文化的生产主体，村民概况直接决定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路径及其可能性，近年来L村人口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如下重大变化：流动的个体与叙事性群体。

L村流动个体概况如下：1．总体上看L村出现人口净流失，体现在L村20周岁至45周岁户籍人口外流（以下简称A群体），截至2019年12月份此群体共计57人（仅统计男性成员，L村目前婚姻实践中此年龄段的女性村民要么因“出嫁”不会对本村人口再生产产生影响，要么随丈夫户籍流动而流动），其中户籍外迁人口19人，户籍留存的38人中24人在县城购房；2．户籍外迁人口分布广泛，省内11人分布于济南、青岛、淄博、潍坊、东营、临沂、日照等地，省外8人分布于北京、上海、南京、无锡、扬州、南昌、西安，19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其中17人接受过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3．户籍留存人口中的36人依靠城市就业获得主要收入，剩余2人中一人以本村及周边农产品从事农业物流，另一人自建小型作坊从事机床零件加工，38人均兼顾农业生产且都未接受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4.45周岁及以上人员（以下简称B人群）户籍无变动；5.A人群中的户籍迁出人员限于节假日探亲短期流动，A人群中的户籍留村人员因兼顾农业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农事周期性流动，B人群则因参与子女生育护理形成了非常规性流动（离村次数少，但不计农事与农时的长时间外留现象）。

人口流动塑造着离多聚少的日常生活，并因此松动了宗族网络的聚合力，消解了熟人社会赖以形成的聚多离少的时空共同体，在熟悉与流动的纠葛中L村社会群体特性已突破“熟人社会”[17]（P.11-19）、“半熟人社会”[18]或“陌生人社会”[19]的单面刻画，更多的体现为三者融合基础上的多面深描，在此前提下以“语言交流-社会建构”二元互动论为切入点[20]，分类考察、比较归纳了如表2所示的L村熟人、半熟人、陌生人三类人群的具体表征，提炼出了“叙事性群体”这一全面揭示L村当前社会群体特性的概念，即一种以村民共同叙事为媒介努力反映、巩固、维持、改善与创造共同体生活体验（生活共享）的社会群体，其群体认同更具包容性、更具广泛性。

表2 L村社会群体特性的叙事性表达

注释：（1）不包括两个在村中生活的村民；（2）突出表现在A类人群、B类人群与A类人群子女之间。

（三）乡村文化活动——关系嵌入、规则叠加与二元信任

行为或活动是乡村文化产生的直接来源，而这些行动或活动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累积性，并以历史连续统的方式深深浸染着过往的历史，引导着将来的历史，哪怕后者是对前者的革命（这种革命也是历史性的革命），L村的乡村文化活动亦然如此，并体现出鲜明的关系嵌入、规则叠加和二元信任特征。

血亲、封闭、差序的关系结构深深地嵌入到了L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图2是L村邻村Y村一次丧葬事件中参与成员的关系网络图，涉及到了L村聂姓宗族和逯姓宗族，反映出如下重要信息：一是没有出现与逝者或核心成员非血（姻）亲或地缘关系的节点，说明关系类型以血（姻）亲关系为主且具有较高的封闭性；二是整个网络及其子网络以血（姻）亲强度（图中节点间连线的数值标度，数值越大血/姻亲度越大）为依据形成了“逝者-子女-家族成员/孙女/外甥（女）-宗族成员-其它成员”逐级递减的显著梯度（其中的“其他成员”特指Y村本村的帮工），这不仅再次强调了关系结构的血（姻）亲性还强调了关系强度的差序性。

图2丧葬中主要参与者的关系网络

规定性、权威性、灵活性、合法性与自主性五重叠加的行动规则，这在N1家族订婚事件中表现明显：首先，整个订婚流程严格遵照“习俗”流程，按照“说媒”、“相面”、“相亲”、“商定彩礼”、“定日”、“定亲”、“回礼”七个步骤先后完成；其次，结合子女要求将“相亲”和“定亲”合二为一，简化“回礼”，调整“批八字，定日子”确定的具体日期，体现了规则执行的灵活性；再次，N11以族长身份参与整个订婚过程，订婚当事家庭基本处于家族支持下的“照章办事”状态；复次，“定日”环节结束后相关信息会经家族-宗族网络迅速传递，时日一到包括家族、宗族、村民帮工在内的相关人员自愿、自主、按时上门协助；最后，订婚流程的繁琐、严苛要求，关键人物威权式的全程参与，家族、宗族和村民的广泛、自愿、自主参与形成了合力，这股合力以“社会整体性”隐喻不断从外部赋予订婚以充足、强大、严肃的民间习俗合法性（与国家法律合法性相得益彰），正如订婚者男方父亲所言“在我们这就是这样啊!那个本本（结婚证）刚（很，当地方言程度副词的最高级）重要，这个过场（过程）也刚重要!反正我们认得就是这个礼道，不走这个过场说不过去（不行）”。

基于“你-我”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二元信任结构构成了当前L村村民行动的信任基础，具体表现如下：1．基于血亲或生活紧密度“你-我”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自己人-外人”信任结构的划分——首先判断“我”的血亲或生活范围，然后判定“你”如果在这个范围内与“我”的距离（血亲典型体现为L村村民的“五服”认知，生活紧密度的典型体现是邻里关系），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与“我”的距离（血亲和生活紧密度的典型体现分别是“出五服”、“远亲”等），并据此形成多样化的“自己人-外人”信任关系；2．基于虚实“你-我”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世俗-仪式”信任结构划分——首先判定“你”的实体性，若为实体即为“世俗”信任关系（例如前述的“自己人-外人”信任关系），若为“虚体”（例如“神”“祖先”“鬼”）即抽象化、程式化为对“神明”敬祭“仪式”的信任，前述丧葬事件中参与者对“送丧”流程及时间的严苛遵守，逝者用品的谨慎处理都体现了村民对“神明世界”存在及其对“世俗”仍有重要影响信念的坚信，这构成了村民信任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3．基于事件与体验“你-我”主体间性基础上的“此时-彼时”信任结构划分——首先确定信任发生的具体“事件”及“我”的现时“生活体验”（对生活的整体性理解或感悟），然后据此确定“你”在具体“事件”中处于“我”现时“生活体验”中的位置，即因脱离还是进入了“我”的现时“生活体验”而成为了“彼时”或“此时”的信任，这种关系赋予了前述“自己人-外人”“世俗-仪式”信任结构极强的动态性和相对性，其典型体现在L村人际关系的持续调整以及“神明”敬祭礼仪的个体性和群体性动态选择上。

四、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发生之力

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是一条集惯性之力、自主之力、干预之力复合作用的乡村文化再生产路径，这不仅源于已有“新旧二元文化的包容型增进”“乡村文化自觉”与“外力干预下的乡村文化重塑”细分研究的脉络推演，更源于空间、主体、行动等现实情境的实践启发，所以未来乡村文化振兴发生的广阔想象与可能性空间也离不开“三力”的合力支持。

（一）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发生的惯性之力

如L村“情境”所展示的那样，现在与未来都深深的扎根于过去，即使出现“革命性”的“不连续”，这种“不连续”也是基于已有历史的“不连续”，总之L村的情境实践说明当某种文化相对“完成了”之后往往会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方式锁定演进路径稳定存续下去，坚韧地保留着超脱时代的内在基因，且无时无刻以一种隐形的力量影响着、支配着村民的意识和行为，有时甚至不惜以极端方式固守其特性，这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例如L村“宗族网络”之力，不仅显著影响了村民居住院落的空间布局（如图1），还以更为坚挺的延续性、更为深刻的塑造力作用于L村村民的“按辈而行”“大小有别”等行为规则与“血浓于水”“祖先崇拜”等精神信仰的形成与调试过程。

可见，“守旧-稳定”构成了惯性之力的双重特征：无论是村民对宗族网络及其运行规则的高度认同与自觉遵守，订婚与丧葬事件中村民对传统婚丧嫁娶复杂程序的有序恪守，习俗体系中村民对旧有敬祭“神明”严苛仪式的执着坚守，还是村民互助中延续至今的“礼尚往来”对等性“亏欠”等，一方面体现了惯性之力的负面“守旧”特性（封闭与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也表明正是这些极具韧性的“法古”“礼”“道”积蓄了乡村文化在实践与时间变迁中着力谋求稳定“自留存”的努力，而这恰恰是乡村文化间性形成的基本条件，即确保了此文化是乡村文化而非城市文化，此文化是中国的乡村文化而非它国的乡村文化。

剔除负面影响，挖掘、借鉴有益经验成为了惯性之力发挥功效的重要方式，其中“合法性”、“组织化”与“秩序”的启发意义尤为明显：1．“合民意”与“合法律”构成了L村大小事务有效开展的基础条件，也构成了合法性的具体维度，正如前述订婚事件所反映的，习俗合法性与国家法律合法性在功能上实为相得益彰而非对立冲突，所以乡村文化振兴政策不应是悬置、抽象的文件符号，而应是具体、生动民意的合法性表达，这是乡村文化振兴真正赢得民心的内核与基础；2．组织化是村民利益有效表达与实现的基本方式，诚如L村宗族网络或关系网络的运行，尽管存在严重依赖血（姻）亲、高封闭性等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实然起到了将原子化村民关联、凝结在一起的组织化功能（家族、宗族、村，甚至跨村），并切实发挥了表达与实现村民利益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组织化实际上构成了宗族网络的本质要义，这亦应成为后续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遵循；3．无论是“中心-边缘”结构、“金字塔等级”结构、“血亲强度梯度”结构，还是“五重叠加的行动规则”实质反映了L村村民通过建构秩序以提高可控力、降低不确定性进而实现趋利避害目标的努力——规避风险、获取收益、可控预期成为了L村村民建构各类秩序结构与规则的逻辑起点与归宿，这一实践经验说明因地制宜地通过承继、调整与创新等措施建构一套契合村民有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心理、行为秩序体系将有助于乡村文化振兴目标的实现。

（二）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发生的自主之力

自主之力的“自我发展”特性成为了消解惯性之力“守旧”内卷化的重要力量，即L村村民不是被动的、一味的适应“历史产物”，而是依据“情境-自我”二元互动积极主动的选择、适应、调整甚至革新这些“历史产物”以尽可能满足自身的主体性需要，具体体现在订婚事件中行动规则的“自主性”调试，二元信任中“此时-彼时”的权变型信任结构，宗族网络空间对新兴力量（“关键人物”）的吸纳，以及融入当前社会“流动性”特质的“叙事性群体”的形成等方面。

这些自主行为的发生和自主规则的形成不是源于自上而下的强力楔入，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共约自建构”，这不仅体现在前述“新情况-新文化”的文化生成逻辑中，例如订婚事件中相关规则的变更，更体现在“旧文化”内核的自主调整上，例如构成L村聂姓宗族网络“金字塔等级”结构基础的“辈分”因子的自主调整——N11是目前聂姓宗族的第二高辈分，但在事务处理中握有首要决定权，主要原因在于：传统“辈分”因素已难以单独应对当前L村出现的新情况，更具包容型的“影响力”则显露出更为强大的功能，这种调整不是N11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源自整个聂姓宗族长期实践基础上的共约自建构，即族人在日积月累中逐步形成了对N11个人能力的充分信任和依赖。

蕴含共约自建构的自主之力冲破了惯性之力的过度“路径依赖”，赋予了乡村文化极大可塑性，为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而“村民主体性”、“行为自发”与“时间”构成了其效力发挥的三大核心要素：1．“人民创造历史”同样适用于L村文化的生成，例如无论宗族网络的形成及其内部结构调整，村民行为规则的制定与重塑，还是信任的逐日累积与变迁都体现了村民在整个过程中的“建构”主体性角色，从文化功能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即满足村民需求是L村从物质至制度再至精神的整个文化系统存续的前提条件[21]（P.15-16）；2．村民自发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回应机遇与挑战，这种自发力量是意念、行动、信任等所有要素的聚合之力，强大、坚韧且具可持续性，突出体现在L村村民面对流动性冲击时努力自发构建的更具包容型的“叙事性群体”（见表2）——此群体依托已有L村文化对村民个体情感的深度浸染，以具体叙事为载体，结合现代通讯、交通等联动技术，突破实体地理局限，实现了虚拟空间（QQ群、微信群等）的自发拓展，并据此力图消弭户籍区别另立“乡愁”通约符号，努力营造个体流动与离散中的L村新群体认同；3．时间维度上L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累积的过程，难以发现一蹴而就的文化现象，例如L村重教文化的形成是三代人持续努力的结果（在表1中具象为自20世纪90现代开始N1家族形成了“家庭 家族”化的教育投入模式），所以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将时间维度纳入考量范围，尽可能规避因忽略时间要素引发的文化冒进与速成问题。

（三）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发生的干预之力

自主之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塑条件，但仍有尺度上的封闭性，即从更广的区域尺度或国家尺度来看村庄尺度的自主性发挥依然不同程度地受制于惯性之力的影响，这成为了以国家为主要代表的干预之力不得不或必须介入的原因。L村文化发展过程表明干预之力的介入是深刻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它打破了惯性之力与自主之力在某一层次上低水平、封闭式互动的困境，呈现向更高层次跃升的趋势，这典型的体现在调整城乡关系增加流动性，推进土地自由流转促进生产要素按个人能力聚集，落实义务教育及系列助学计划等干预之力对催生L村新空间（市场空间）、新主体（更高教育水平的村民）及新行动（契约行为）的形成上。

外源性成为了外力干预的重要特质并蕴含两层要义：首先，作为一种独立于惯性之力与自主之力的外生力量发挥作用，引入“否定”力量打破既有情境并创建新生情境是干预之力的鲜明特质，这决定了其实现过程遭遇摩擦或阻力的必然性；其次，干预之力的“否定”作用及遇到的阻力决定了其未来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成功、排斥或磨合，但常以多种状态综合纠葛的方式呈现。这两层要义具体体现在L村对待当地政府发起的丧葬移风易俗倡议的落实中：摩擦或阻力体现在“排斥”行为上，即L村对丧葬主体流程的完整保留；“磨合”体现在主要流程中具体事项的调整；“成功”体现在次要流程、相关礼仪的删减以及仪式铺张浪费的消除等方面。

L村的实践表明，实现干预之力的激发效能既需要强力嵌入，也需要微妙融合，还需要适时、适势的调整：1．当已有系统面对外力干预做出排斥性应激反应时，强力嵌入成为了干预之力发挥作用的必要手段，L村的实践经验表明法律、法规是较为成熟的强力嵌入手段，例如义务教育与L村村民在“适龄儿童、少年”与“家庭劳力”争夺中全面获胜的重要条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有效推行；2．强力嵌入提供了一种“在那”的状态，由“在那”向“成为”的转变还需要系统性的微妙融合，例如当L村“适龄儿童、少年”强制入学后面对请假、休学的软性抵抗时，从“光宗耀祖”和“学而优则仕”等观念入手与义务教育衔接成为化解软性抵抗的重要策略（尤其在L村宗族文化浓重的背景下），加之后续稀缺“大学生”在L村系统性的正面激励效应，彻底改变了L村村民的传统“劳力”观；3．强力嵌入和微妙融合解决了“入得了学”的问题，但“上得起学”需要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在20世界90年代当地小学、高中至大学仍需缴纳对农村家庭来讲不菲费用的前提下，一方面L村形成了“家庭 家族/宗族”的教育经费投入体系，另一方面国家也适时、适势出台、优化助学贷款等各项支持政策，内外合力之下L村重教文化最终稳定并巩固下来。

（四）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发生的三力聚合

惯性之力、自主之力与干预之力三力聚合作用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其中的“聚合”包含4个要点：1．聚合是以三力的独立性或间性为基础，如前所述惯性之力的“守旧-稳定”、自主之力的“共约自建构”、干预之力的“外源性”明确标示各自特质；2．三力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而是适度叠加的聚合存在，正是其中的叠加形成了三力之间和合、交互的核心支点，三力也正是在相互借力、转化、牵引等多种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了聚合相较于单独发力更为持久、更为稳定、更具活力的“整体性”结构、动能与效果，正如L村重教文化的形成既需要惯性之力“组织化”的支撑，也需要自主之力“村民主体性”的积极参与，还需要干预之力的“强力嵌入”；3．均衡与非均衡是三力聚合的两种基本状态，但具体是何种三力聚合结构则需要具体情境的介入，例如L村丧葬移风易俗初期倡议更需要干预之力的嵌入，中期调整更需要自主之力的支撑，后期巩固则更需要惯性之力的扶持；4．三力聚合是迁跃性的螺旋上升而非停滞性的层次固化循环，即三力在交互中通过自身及整体的不断重塑与革新推进聚合水平向更高水平持续演进，L村非宗族力量的形成、个体流动及其衍生的叙事性群体、行动规则的调整、信任结构的二元权变性等各种新文化元素、形态或特性的出现都昭示了这一螺旋上升力量的现实功能。

系统性构成了三力聚合最为显著的特征，并包含“部分-整体”、“单一-多元”、“静态-动态”、“有界-融合”等多维度、多向量、多层次的征象集成，前述L村文化空间的“宗族网络与动态调整”，主体的“流动性个体与叙事性群体”，行动的“关系嵌入、规则叠加与二元信任”无不反映着这些具体、繁多的征象，并实质性的从简化、割裂的功用角度“反转性”地反映了L村乡村文化的系统性。

乡村文化振兴必须依附这种系统性，更需要推动这种系统性实现的“情境”、“互动”与“创新”要素的支撑：1．文化来源于实践，实践又根植于情境，诚如L村正是基于其具体情境的长期实践才形成了前述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所以乡村文化振兴首先是一个情景化的过程，然后才是一个超情景化的过程；2．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三力的非线性互动而非简单的线性组合，所以聚合是三力关系排斥、疏离、磨合甚至冲突的蜕变，也正是基于这种多样、复杂的非线性互动才能真正锤炼出乡村文化聚合化的良性系统，L村宗族网络调整、叙事性群体建构、五重叠加的行动规则等无不反映了这一内在启示；3．惯性之力的重新理解、自主之力的自发行动、干预之力的有效介入以及三力的多样化聚合无不蕴含着创新，创新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能性、可行性、持续性与前进性提供了核心支撑，这深刻体现在L村包含“虚拟空间”的叙事性群体建构、包含新兴市场力量的宗族网络调整等新文化要素的生成实践中。

五结语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必然构成，乡村文化振兴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以鲁中L村为案例支撑，深度剖析了情境在空间、主体与行动上的表现，具体来看：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宗族网络主导性，在横向上呈现“中心-边缘”结构，纵向上呈现“金字塔等级”结构，同时以内外联动调整的方式维持着这一网络空间的留存和持续演进[22][23]，并产生了如最新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影响，即依附宗族网络的宗族势力依旧对包括乡村文化振兴在内的村务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24][25][26]；主体表现出较之空间更为剧烈的变动，体现在村民冲破土地“捆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引起了村民群体样态的重大变化，即形成了一种基于共同叙事兼具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混合特征的叙事性群体；行动的表现更为复杂，尽管人口流动带来了宗族关系的松动，但目前来看宗族网络衍生的血亲、封闭、差序关系梯度结构依然主导着村民的日常生活，兼具规定性、权威性、灵活性、合法性与自主性五重叠加特性的行动规则蕴含着新旧力量的碰撞，此外行动所嵌入的信任结构也远非“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所能涵盖[27]，而是表现出了基于“你-我”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多维、动态二元信任——“血亲与生活紧密度”维度上的“自己人-他人”信任结构、“虚实”维度上的“世俗-礼仪”信任结构、“实践与体验”维度上的“此时-彼时”信任结构，并因“实践与体验”的变动性赋予了这些信任结构本身及之间的转化与权变性。

上述情境在设置了乡村文化振兴限制条件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原发基础与广阔的想象空间，正是在此基础上蕴含、启发了惯性之力、自主之力、干预之力三力驱动的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惯性之力以历史产物的方式规约、启迪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未来路径，并以“守旧”与“稳定”的双重特性作用于乡村文化——守旧使得文化发展趋于内卷化，稳定则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间性，剔除不利因素的惯性之力依旧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来自“合法性”、“组织化”与“秩序”的宝贵实践经验；自主之力以自下而上“共约自建构”的强大内驱力对冲着惯性之力引发的过度路径依赖，并在充分发挥“村民主体性”、“行为自发”与“时间”综合作用的基础上借助选择、适应、调整甚至革新等具体方略应对“历史产物”，赋予了乡村文化振兴以更大的可塑性与可能性；干预之力则以外源性特质借助“否定”杠杆打破惯性之力与自主之力之间可能存在的村庄尺度上的低水平、封闭式互动困境，助推两者不断跃升至更高层次的互动，这些功能的实现依附于“强力嵌入”、“微观融合”和“适时、适势调整”的具体支撑；内含“独立、整合、跃升”特质的三力聚合借助系统性进一步协同、整合、倍增了三力效能，并以内嵌的“情境”、“互动”与“创新”予以具体落实，最终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整体性力量。

以上即为基于三力驱动的复合型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发生情境与机理，并以尽可能详实的材料予以佐证，然而研究的简化取向依旧潜藏了如下风险：1．无论案例如何详尽，单案例终究是以降维现实复杂性为代价，也难以覆盖全中国的状况；2．尽管对“情境”、“三力”进行了刻画，然而建构初始研究框架的研究偏向使得解析难以入木三分，例如涉及的宗族网络空间生成及其演化机理，叙事性群体的运行逻辑，信任结构的动态调整，新旧力量在关系场域中的较量及其对关系结构与行动规则的影响，三力及其聚合的内在交互机理等内容的分析尚属浅薄。所以，案例饱和（或跨案例研究）或数理统计可作为后续研究方法上的改善，相关问题的单列、深入、系统研究应成为后续研究内容上的推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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