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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与社会变迁:基于湘西澎湖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作者:伍 磊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20-10-18  浏览次数: 80

摘 要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高速公路与当下少数民族村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性更为紧密。文章通过分析吉茶高速公路影响下湖南花垣苗族村落澎湖村所发生的社会、文化、生计、流动等变化,揭示了高速公路的嵌入给当地苗族村落带来了自上而下的“改变”及传统苗族社会自下而上的文化适应与整合,表明我国传统少数民族村落正处于从地域性社会到移民性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

关键词高速公路;社会变迁;苗族村落


一、高速公路的文化内涵

人类是自然界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为了生存及满足生活中各种所需,人类创造的各类器具塑造出了“人工”环境[1](P4)。在传统的文化研究中,文化更多地指涉“非物”的抽象性研究。实际上,但凡与人发生关联的“物”都可被视为文化研究对象。物的研究有着与抽象的“非物”文化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道路兼具社会性与物理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与移动性[2](P24)。高速公路作为道路的一种,它是人类通过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积累修建而成,具有客观的物理结构,是一种人为的物质存在形式。同时,正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及时代政治经济需求的“投射”,亦具有社会性。我国交通部门将高速公路定义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3](P5),它作为现代技术的产物,充分体现了“速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

高速公路非自然存在于世,为人类智慧与技术的人造之物。在一般观念中,高速公路是简单的道路,其具体构成单元很少成为道路文化研究中的分析对象。高速公路从其材料的生产到销售,再到修建与使用,它的物质属性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涵义。首先,从它原材料构成来说,路面、桥墩、护栏、绿化带、提示标志等,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些具体、繁多的物质单元在建筑学、美学的综合交织之下,通过技术加工、合成,从各种原始物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物质形式。高速公路路面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多为沥青混凝土或水泥混凝土,这些建筑材料从其制作到运输,都是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将这些物质性的单元进行了各种工序的处理,最终修筑成为高速公路,充分体现了高速公路的物质性。其次,它的这种物质性对通过的地方社会是一种新的景观,其路基对聚落社会的割裂、山林田地的占用、河流溪水的切断,改变了地方社会的物理空间布局。

作为人类所造之物,高速公路具有社会属性。高速公路虽具有物质属性,但为人类技术重新“制作”的产物,是为满足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现实所需的道路,因而具有社会性[4](P153)。高速公路为人所建、为人所用,具有“丰富”的文化功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怀特(LeslieA.White)的文化系统分析中,他认为其下有三个亚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与思想意识系统),最为重要且基础的是技术系统,它将人与自然这两种物质系统连接起来,是理解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关键,对文化系统的整体性具有决定力量[5](P364,P366)。某一种技术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段的社会适应之后再被用于实践,而一定的社会秩序也被相应的技术分布加以巩固[6](P44)。

高速公路具有道路的一般属性,但有别于其它道路。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只在互通处有进出口,主要流动对象只能是汽车,人与物则通过汽车这一载体进行流动。与其他交通基础设施不同的是,高速公路上的人与物的流动性比一般公路要大,而相对于飞机与高铁而言,它的时空压缩张力则不及。当前,主要依靠飞机与高铁出行的人群集中于社会的中上层,普通家庭和低收入人群则多为选择普通铁路或大巴外出,一系列的社会阶层关系随之发生。从积极的角度去看,高速公路推动了全球化与时空压缩的速度,拉动了地方经济,对国家的土地资源、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从消极的方面来反思,高速公路打乱了原先固有的自然、社会、文化格局,民族文化与生态资源发生了不同层面的变化。

二、澎湖村社会变迁之路

(一)澎湖村概况

澎湖村作为一个传统苗族村落,位于湖南省湘西州麻栗场镇。根据2018年澎湖村村委统计资料显示,全村人口为189户,767人,均为苗族,共5个村民小组,语言为苗语(湘西方言)与客话(西南官话湘西方言),田姓为村中大姓。该村落所处海拔高度为500-600米之间,村落四周有高山,为丘陵地形。澎湖村2012年投入使用的吉茶高速公路(吉首至花垣)花垣东互通处,此高速公路属于国家8条西部公路大通道长沙至重庆公路通道中的一段,是G65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南省“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7](P47)。该段高速公路是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的进一步扩大,旨在加快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推动地方经济及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此段高速公路处于吉首市至花垣县的319国道中间地段,其线路基本沿民国时期的湘川公路修建。自从花垣东互通处设于此村之后,澎湖村原有的交通位置从国道沿线村落转变为现在的高速公路进出口村,大量社会经济资源涌入该村,村落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进行了相应的文化调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澎湖村在获得高速公路经济红利的同时,村落社会文化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嬗变。

(二)地方交通网络立体化

早在秦朝时期,湘西地区已为秦国边陲,设有邮驿,故驿道亦通于此地[8](P28)。古代湘川古驿道、湘黔古驿道均穿过今湘西地区,它们开始于楚国南下及苗族的内迁,在经过秦汉时期战争及之后各朝代的续建而逐渐成型[9](P34,P35)。湘西地区为山谷地理特征,陆路交通系统的发展也因此长期滞后。尽管如此,该地区河流支系发达,延伸至苗疆各处。湘西有着丰富的自然物资(木材、桐油、茶叶等),是苗疆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易地之一。发达的水上运输成为了湘西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主要交通空间。湘西地区的古道除邮驿系统之外,营道、苗道(羊肠小道)、民道与商道亦为常见,皆为不同社会集团权力之道。清朝乾嘉苗民起义前后,苗疆人民反抗失败,清政府在当地修筑驻守边营、汛,以钳制苗疆人民。由此,军营哨所之间形成了营道,客家人往返之道则成为了民道,苗区村寨之路为苗道,商贸之路为商道,最终形成了苗疆地区独特的交通网络。

民国时期,国内现代公路开始了迅速的发展。民国初期,国民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筑路与汽车新法,取代了传统的驿道。湖南省公路始修于民国二年(1913年)长沙至湘潭路(又称“军路”),民国十年(1921年)通车,历时九载,是我国公路之滥觞[10](P47)1934年,经过湘西境内公路的洛韶线澧宜段的常德酉阳线(常德—桃源—沅陵—古丈—保靖—里耶—(川)酉阳)开始筹建,共473.13公里[11](P103,P111)。抗日时期,国民党撤退至四川,短时间内(1933-1936年)修建了湘川公路,现今319国道就是原湘川公路,为三角坪茶洞段,从湘西泸溪三角坪(属沅陵县)迄建,经由泸溪、所里(今吉首)、排比(花垣排碧乡)、茶洞[12](P66)。

1956年,麻栗场镇率先于花垣地区修筑了通乡公路(麻栗场至吉卫)。[13](P64)319国道(湘川公路)对澎湖村的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真正改变本村交通网络的是吉茶高速公路进出口在村口的设立。2012年,吉茶高速公路正式开通,交通路线的多样化彻底改变了本村的交通出行。下表为澎湖村前往其他主要城镇所需的交通时间情况:


根据上表数据可知,高速公路在空间距离上并未真正缩短澎湖村与相应城市之间的路程距离。然而,高速公路行驶规则具有特殊性,汽车可单向不停地高速行驶,而国道路况则更为复杂,需双向行驶,交通灯、行驶速度等限制,所以高速公路能提供更为便捷、快速、舒适、安全的交通环境。



《湘西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008年—2016年)》[14](P406)(单位:公里)



2009年,湘西第一条高速公路常(德)吉(首)高速公路开通,直到2012年,吉茶高速公路开通之后,湘西州高速公路历程有了飞速发展,是改变地方快速交通网络的重要标志。

自吉茶高速公路花垣东出口设于澎湖村之后,道路网络变得更为立体化。目前,湘西地区唯一的机场湘西民用机场已于20187月开建,计划2021年通航,其位置位于花垣镇老天坪村,距澎湖村有6.2公里路程。该机场进场道路直接从澎湖村的吉茶高速公路花垣东互通处通向机场,全长4.998公里,另含匝道1.447公里[15]。该进场道路起点于湘西机场航站楼西南侧,经老天坪村、割落旗村、澎湖村左侧略坝水库,与改建的G319(G209)国道立交后终点接于吉茶高速公路花垣东互通处[16]。其次,2018年秀吉益高铁(秀山-吉首-益阳)筹备工作已启动,设有花垣站,具体位置目前设在澎湖村邻村尖岩村。同时,澎湖村外的319国道目前正在扩建之中,从原来的三级公路改建为二级公路[17],可适用于现在高速公路、未来机场路,甚至高铁站大量车辆的需求。

(三)快速流动的人、物与信息

澎湖村的人群流动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本村村民的日常外出及外来人口的日常进入。澎湖村村民日常出行的主要目的为赶场、下县城或走亲戚等,出行方式以乘坐城乡公交车为主。赶场是当地社会人群互动与聚集、物资与信息交换最为集中的物质交换空间,赶场间隔为五天一次,麻栗场每逢农历一和六的日子赶场。此外,村中不同年龄段的村民的出行地点、频率和目的有一定的差异性。年轻村民更倾向于去花垣县城,可在县城逛街、购物、唱歌、看电影等。年龄为50岁以上的村民则更多地选择去麻栗场赶场,很少下花垣县城。吉首市为湘西州行政中心城市,对于村民而言,下吉首需要30元交通费用,用时1小时30分钟左右,而去花垣县城则仅需5元公交费,用时30分钟。鉴于交通费与时间的考虑,村民们更倾向于前往县城购物。在年轻村民的消费认知中,吉首市有的商品,花垣县城与麻栗场镇也有。同时,当下网上购物及物流非常便捷,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在手机上购买商品。

村落外来人口的流动主要集中在村口国道及驾考中心。201510月,湘西州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湘西驾考中心)在澎湖村国道旁边正式投入使用,其占地293亩,是湘西州内唯一的驾照考场。近10来年,随着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汽车消费不断升温,湘西州及周边报考驾照的学员人数一直呈现逐渐攀升的趋势,因而此驾考中心的人流量非常之大。根据调查得知,每天在此参加驾照考试的外来人员主要来于湘西州及湖南、贵州三省交界乡镇,人流量大致为每天300人次左右,一年约为10万人次。当地村民介绍,外地考试人员(非花垣本地人)基本上都住在驾考中心里面的宾馆,一个标间为三人间,一个床铺100元,包三餐,而在村口村民经营的宾馆留宿的考试人员则多为花垣本地人。虽然澎湖村驾考中心有大量人口流动,但由于驾考中心的住宿与餐饮都为投资方自主营业,外来考试人员必须住在驾考中心,所以对于澎湖村的餐饮住宿行业的推动力不大。与此同时,各种工程队、经济发展产业(新科村月亮谷乡村旅游园、各鱼村梓鑫玫瑰产业园)出现在澎湖村或周边村落,随之而来的外来流动人口(工程队施工人员、经济产业聘用人员、游客、本地参观人员)也成为了澎湖村习以为常的人口流动常态。澎湖村外出务工村民在面对村里这些新的经济变化时,有一部分村民逐渐选择就地择业,村落返乡人口数量逐年递增。

物的流动是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物品交换的重要表现,目前,澎湖村所在镇麻栗场镇有门店的物流公司为中国邮政、顺丰快递及农村淘宝,它们均提供免费取包裹服务,仅中国邮政负责将包裹送到村里。其他物流公司的包裹都寄存于麻栗场镇上一个药店,包裹无论大小,1件需要收取3元取件费。对于澎湖村村民,邮寄包裹都需去镇上办理,中国邮政快递最便宜,顺丰则最快。与城市物流服务系统相比,澎湖村的物流虽有不足,但日益便利,也反映了村民的网络消费生活变得更为丰富。目前,村中有杂货店5家,销售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同时,每天有23辆流动商贩驾驶小货车进入村中销售肉类、蔬菜、水果等食品,基本满足了村里村民的日常食用物资需求。麻栗场每逢一、六赶场,澎湖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乘坐城乡公交车或私家运营面包车去场上购买大多数生活物品。此外,以淘宝、京东等为主的互联网销售平台成为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购物方式,成为了村内社会物品流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澎湖村的物流网体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互联网与物联网的迅速发展,是高速公路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建设与发展的结果。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时代,对信息的更快掌控意味着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力及社会资源。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推进了乡村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澎湖村有湘西州唯一的驾考中心,网络服务基础设施是驾考中心重要的通讯条件之一,因而通讯基站和互联网线路铺设惠及于本村及邻近村落。对于网络运营商而言,澎湖村及周边大量人口流动对网络的使用需求是更快铺设光缆、搭建基站的利益基础。澎湖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移动互联网技术逐渐在整个村落迅速发展,互联网信息传播与互动成为了村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澎湖村村民微信空间中,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如村组群、家庭群、家族群、同学群、工作群、苗鼓队群等成为了村落社区互动的新空间,信息交流方式具有即时性、便捷性,让人际关系、群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维护与延续。

(四)“多元”的生计方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了国内社会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逐渐从地域性社会向移民性社会发生着转变[18](P6),道路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快了农村社会传统的以农为主的生计方式的转变及社会转型。高速公路进出口进入澎湖村之后,大量人员的流动和便利的交通环境成为该村落的主要特点。村民的生计也在这种新环境中发生调适,并表现出多元化。

湘西苗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其文化信息系统根据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建构了相适应的文化事实与农耕方式[19]。澎湖村处于海拔500600米之间,为低温寒区,其积温较少,传统水稻种植只适合一年种植一季(每年4月插秧,8月收稻谷)。现今,村中每家农户基本上有3亩左右的水田,然而仅够自家日常所用。村中平均每亩水稻种植日常支出总费用为300元左右,用于购买农药、化肥、犁田机柴油等。收入方面,每亩水稻可得到国家农业补助200元,粮食产量500斤。按照当地2019年大米市场价3元每斤计算,一亩水田所产粮食总收入为1500元。最终,如果不算一亩水田67个工的人力成本,一年的粮食纯创收为1400元。村民认为,种植水稻所需人工成本与支出要比实际粮食收入高,因而很多人倾向于外出打工,而不愿继续在家种田。村中大多数外出务工的村民高中毕业之后,与亲友结伴前往江浙一带外出务工数年,50多岁之后再选择回村。在村中产业经济结构中,种植养殖产业逐渐增多。20162017年,村人均收入达4000多元。2017年—2018年,有养鱼7户,面积共60多亩,红心猕猴桃和茶叶产业基地130亩,成立了家庭牧场和合作社。尽管如此,外出务工工资待遇在4000元—8000元之间,工作内容与日常生活比较稳定,因而大多数中青年村民倾向于外出打工。

湘西驾考中心给村落带来了大量人口流动,形成了驾考中心经济圈。湘西驾考中心,所征用的田土大多数为澎湖村村民所有,坡地多,水田少。田土被征用之后,村民虽得到了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他们永久性地失去了部分生产资料,他们的农业生产从基本依赖变为部分依赖。驾考中心是目前湘西州唯一的驾考中心,一位非花垣县驾考人员要经历从参加考试到最后取证的整个过程,所需费用(不含报名费4000元)一般为5000元左右(交通、食宿等)。该驾考中心内设宾馆,专门为外地考试人员提供吃住,价格为100元三人间,含早餐与晚餐。一般很多来这考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考试人员都会选择在这里住,以便第二天按时参加路考。同时,选择在此宾馆住的考试人员也能优先获得练车的机会。驾考中心在发展初期承诺从澎湖村中雇用一些村民,解决就地择业的问题。然而,根据实地调查,目前澎湖村村民在里面做安全员(驾考师傅)的人数为2人(工资约4000元),宾馆清洁人员2人(工资约1500元),保安1名(工资约2000元),驾考中心没有兑现解决本村部分村民就业问题的承诺,而是将更多的工作职位逐渐分给驾考中心内部人员的熟人。在驾考中心之外的澎湖村国道两旁,这几年陆续修建了私人楼房,开设饭店、小宾馆,形成了澎湖村住宿饮食经营区。澎湖村的住宿饮食经营空间以高速公路进出口与国道交汇处为起点,再至驾考中心与国道交汇处,总距离约为360米,餐馆7家、宾馆8家、汽车维修店1家、村卫生所1家,烧烤店1家,钢结构加工厂1家,大多建于高速公路进出口。

与其他村落相比,高速公路进出口的嵌入与澎湖村村民生计的变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尤其在餐饮住宿业,公路经济成为该村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突显的形式。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十来户在村口国道两旁有着“优先”的发展机遇,而大多数村民则依然在外务工。尽管高速公路进出口“经济圈”得以形成与发展,但对于村民来说,新经济类型对村落的发展并未产生互惠互利的效果。这种经济圈限于少数人,仅为村中家庭经济基础好的农户能获取道路经济中的部分红利。在高速公路进出口的影响之下,邻村的湘西机场与花垣高铁站已在建设之中,澎湖村将由原来一个普通的国道沿线苗族村落逐渐变为一个交通中心小镇,村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着新的转变。在这样的交通辐射力之下,附近苗族村落也将受到不同层面的影响。

(五)“失序”的村落社会

2012年,澎湖村花垣东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为本村发生社会巨变之“源”。最为显著的变化则是,澎湖村成为了工程项目之中心村。在过去8年,澎湖村经历了及正在经历以下工程项目:湘西州驾驶证考试中心(20132015年)、湘西机场建设工程(20172020年)、湘西机场进场路建设工程(20172020年)、大湘西天然气管道支干线项目(花垣—怀化段)(20172019年)、花垣县五龙冲水库集中供水工程(20172018年)、澎湖村机耕道建设工程(2018年)、国道G319/G209二级公路改扩建工程(20182019年)。上述大小工程项目均占用了村民的田土,村落中充满着诸多纷争。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挖土机、运渣车时常挖断或压坏村里的自来水管道、农田灌溉沟渠,村民的日常生活用水及农业生产灌溉用水出现经常性的断水,引发了村民与工程队之间的矛盾。自然环境方面,由于大型工程项目连绵不断地出现在村中,空气与噪音污染成为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相关途径和方式向上反映。同时,工程项目的开展占用了村民大量的田土,由此引发了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施工单位之间的地权纠纷、补偿纠纷、路权纠纷等问题。湘西机场设于澎湖村周边村老天坪村,从高速公路出口到机场的机场进场路穿过澎湖村,共约5公里。2018年,当地县政府已决定,县政府将对澎湖村进行重新规划与发展,以便之后机场周边服务设施的建设,现在不再为村民新批土地修建房屋,对于澎湖村的“美好”未来,村民心中充满了憧憬与迷惘。

澎湖村是乡村都市化的一个案例,它是建立在现代交通发展之上的一种社会结果。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的乡村都市化进程是中国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缩影,乡村都市化向内陆地区的发展是乡村社会的交通网络不断改进和完善的结果。在内陆地区的乡村都市化过程中,更需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旅游业发展来推动乡村都市化进程。如此,乡村社会才能避免发展的“遭遇”而褪去其原有的乡村原貌及族群文化,这也是当下国家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结语

通过对澎湖村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吉茶高速公路花垣东出口设于澎湖村之后,其村落社会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是全面的。它不是简单的“交通红利”,其后有更多关于人、物与信息的多向流动,社会资源的整合及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构,对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农村人口转移并非一定是指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可以是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变[20],而高速公路带来的综合交通网、物联网及互联网解决了物理空间及心理空间上的距离。高速公路所突破的地域限制比普通公路更为显著,对澎湖村的影响更为深远。澎湖村作为全国高速公路出入口少数民族村落之一,其社会变迁是现代高速公路出入口重塑地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案例。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然而乡村发展仍偏重于地方经济发展。对于地方普通民众而言,由于生态与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并未达到高度一致,因此,环境保护、城镇整体规划、古迹文物、古村落、民族传统文化等相关保护措施往往被地方忽视,而美国高速公路建设受阻的社会现象可为国内高速公路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乡村发展需要了解当地社会文化,应既能发展经济,又能将当地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

道路研究需要在社会和自然两大系统学科框架和理论之中进行思考,方能全面地了解某一道路的意涵[21](P78)。而国家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工作应从地方民族文化及生态环境的长远利益发展出发,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将道路的价值充分体现。国家在不同时期有着特定的政治环境,高速公路的修筑背景、作用与意义需进行多维的思考,亦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高速公路发展经验,反思我国目前正在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避免在建设中和建成之后出现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促进乡村都市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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