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庆期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一文，深刻指出：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他认为这既是历史难题，也是时代课题。只有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显然，习近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寻求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以及治国理政7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是怎样进行路径选择，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来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宿命？我们尝试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从民主、法治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实践探索

　　“历史周期率”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现象的经验总结。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非常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了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难题。毛泽东信心百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将要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之际，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可以说，当时毛泽东反复提及这一话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初心。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一直都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问题极其重视，尤其是高度注意防止党在夺取政权后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再次重演。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发动和领导了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民主”实践。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在探索民主建设的道路上出现了重大失误，结果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大民主”实践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但必须承认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那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民群众真正开始当家作主，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通过民主道路来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难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我们党在民主探索过程中遭受的沉痛历史教训，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明确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要扩大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用民主和法制建构“好的制度”，才能提高党和国家的权威和能力，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可见，邓小平正是通过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得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的重要认识，这在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而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进一步把“法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从而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实践探索中实现了“民主 法治”的历史性进步。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又开始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党内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和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了化解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而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而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于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便成为当前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实践充分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取得重大成果，及时化解改革进程中的治理困境，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取得的又一重要宝贵经验。从历史维度看，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一步，走出了一条“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基本路径。

　　从民主、法治到治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统一的逻辑体现

　　历史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开启民主建设。而在启动民主化之后，执政党要能够有效驾驭民主化进程，同时必须进一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形成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化体系。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还必须将民主法治建设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保证民主法治建设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有效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便可以反过来为民主与法治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然而，这里的基本前提就是执政党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按照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民主与法治显然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但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经验一再表明，即便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制框架基本确立，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这样的国家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因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一定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即有效性来支持和巩固。如果国家政权的治理能力长期处于低效甚至无效状态，必然反过来拖累其政治发展进程，致使其政治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相反，如果一定时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即有效性得到显著提升，就会迅速地增加和累积政治合法性资源。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长期实践中开创出“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一可行的路径，正是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年来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提出的国家治理“三支柱说”，恰好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福山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强调所谓的国家治理“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在他看来，如果说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从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唯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所谓国家治理“三支柱说”，其中第一支柱便是国家能力，从而形成对政治有效性的支撑；而民主和法治作为另外两大支柱，体现的则是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只有当这三大支柱有机结合而形成整体合力，也就是把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实现国家的善治。所以，福山的所谓“三支柱说”与我们所讲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统一的理论是一脉相通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世界上一些民主国家出现民主衰退的现实也充分表明，民主与法治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有效治理的支持。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他们发现，近些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出现的民主衰退，其主要原因往往是糟糕的治理。拉里·戴蒙德认为，那些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大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决定新兴脆弱的民主命运的是国内治理不善、腐败和滥用权力猖獗，以及极端的不平等。他特别强调，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糟糕的治理。斯蒂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也认为，在众多可能对民主衰退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最为首要的原因是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亚伯拉罕·迪辛、汉娜·迪辛和鲁文·哈桑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不管是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解决好自己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如果未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有效打击腐败和犯罪，保障自由和法治，民众终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可能寻求其他治理形式。

　　而与上述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国内学者林尚立在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状况时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成功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他还强调指出：也正是基于政治有效性对政治合法性具有巨大反作用的深刻认识，所以“文革”结束后，为了彻底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重新推动国家的建设和成长，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确立起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重新增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使失效的政治重新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家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有效作用，事实再次证明，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实现国家成长的关键因素。

　　从政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政治学研究以权力为核心，注重解决权力由何而来、权力为谁服务等基本问题，这就涉及政治学的两个重大命题：一是如何提高执政的有效性，二是如何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这两个重大命题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同时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张力。因此，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者便构成一对基本概念，共同用来评价一定的政治系统。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看，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合法性是有效性的必要前提，而有效性对于合法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世界各国的变化发展中都普遍存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问题上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也正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民主与法治建设，来获得和确立其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执政党自身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来巩固和增强其执政有效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走出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一政治发展路径，正是充分体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内在统一的必然逻辑。

　　新时代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迫切要求

　　今天，治理效能已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便成为执政党当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而走出的这条“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

　　1.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

　　科学执政要求正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规律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科学执政要求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科学执政还要在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上狠下功夫。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的自觉意识，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2.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本质要求。

　　民主执政就是要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相统一并加以制度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思想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上，即“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的有机统一。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向人民群众负责。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此，只有在广泛有效的监督之下，政府才不会懈怠，才能有效遏制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

　　3.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坚持依法治国，党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因此，党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执政党带头遵守宪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有利于确立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同时，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权力。党的领导干部要做到依法用权，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把握好权力边界，还要善于用法治的方式处理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综上所述，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宿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这是一条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