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可以说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并且，这一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而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建党100周年；民主；法治；治理

2019年国庆期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一文。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发表的这篇文章中，通过回顾中国历史，深刻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以及明末农民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等历史教训，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习近平深刻总结了“四个不容易”，认为这既是历史难题，也是时代课题。破解“四个不容易”，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1]显然，习近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寻求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以及治国理政7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是怎样进行路径选择，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子，“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来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宿命？通过重新回顾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运用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尝试对这一问题作出以下回答：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而进行的实践探索以及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成功执政的历史经验，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政治发展路径。下面，本文将分别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不同的视角对此加以论述。

一、从民主、法治到治理：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实践探索

“历史周期率”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现象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缘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在这里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与当时的重庆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延安的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社会和谐，他感觉在这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同时，由于他熟知中国历代王朝盛衰更替的历史事实，所以又心怀忧虑，于是非常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了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难题。面对黄炎培的这种深切期望，毛泽东信心百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实际上，就在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进入北平这段时间，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这一话题。他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3]1949年3月23日，就在中共中央将要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可以说，当时毛泽东反复提及的“进京赶考”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执政初心。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一直都对革命队伍中的腐败问题极其重视，尤其是高度注意防止党在夺取政权后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再次重演。为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止发动和领导了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民主”实践。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在探索民主建设的道路上出现了重大失误，结果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大民主”实践最终演变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严重后果。但必须承认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那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民群众真正开始当家作主，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通过民主道路来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历史难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革”时期我们党在民主探索过程中遭受的沉痛历史教训，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其主题思想就是：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要扩大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用民主和法制建构“好的制度”，才能提高党和国家的权威和能力，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5]可见，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党在民主建设问题上的深刻教训，才得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的重要认识，这在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付出了巨大努力，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而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进一步把“法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从而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实践探索中实现了“民主 法治”的历史性进步。

然而，历史总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进的。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又开始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党内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和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治稳定局面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化解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系列治理难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要求，准确把握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情况，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并在党的十七大正式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列入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深刻警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切实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与此同时，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而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而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的时代命题。紧接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于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便成为当前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实践充分表明，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不断变化的时空环境，与时俱进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取得重大成果，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由此可见，及时化解改革进程中的治理困境，着力推进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根本上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取得的又一重要宝贵经验。因此，从历史维度看，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又迈出了坚实可靠的一步，走出了一条“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基本路径，在摆脱历史周期率宿命的伟大进程中，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一步。

二、从民主、法治到治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统一的逻辑体现

如上所述，从抗战胜利前夕的延安时期开始直到今天，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辛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找到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一可行路径，创造性地解决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者有机统一的问题，实现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的成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难题，首先必须开启民主建设。而在启动民主化之后，执政党还要能够有效驾驭民主化进程，又必须进一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形成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化体系。在此基础上，执政党还必须将民主法治建设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保证民主法治建设能够保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这样一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便可以反过来为民主与法治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然而，这里的基本前提就是执政党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按照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民主与法治显然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标志着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但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经验一再表明，即便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法制框架基本确立，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这样的国家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因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需要通过一定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即有效性来支持和巩固。如果国家政权的治理能力长期处于低效甚至无效，必然反过来拖累其政治发展进程，致使其政治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相反，如果一定时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绩效即有效性得到显著提升，就会迅速地增加和累积政治合法性资源，从而维护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长期实践中走出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一可行路径，正是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近年来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提出的国家治理“三支柱说”，恰好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2014年11月18日，在参加母校康奈尔大学150周年华诞时举办的一次圆桌聚会上，当代著名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再次强调所谓的国家治理“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在他看来，如果说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唯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6]福山这里所讲的国家能力，也就是指国家的有效治理。实际上，在此之前不久的2014年6月6日，福山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就已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他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他认为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同样，印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际就确立了民主制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而不可近赏。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而与此相反，福山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7]尽管福山对中国现行体制始终抱有某种成见，但他也客观地承认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的有效治理对于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我们看来，福山的所谓国家治理“三支柱说”，其中第一支柱便是国家能力，从而形成对政治有效性的支撑；而民主和法治作为另外两大支柱，体现的则是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撑。只有当这三大支柱有机结合而形成整体合力，也就是把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实现国家的善治。所以，福山的所谓“三支柱说”与我们所讲的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有机统一的理论完全是一脉相通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世界上一些民主国家出现民主衰退的现实也充分表明，民主与法治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有效治理的支持。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不少西方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他们发现，近些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出现的民主衰退，其主要原因往往是糟糕的治理。例如，拉里·戴蒙德在《民主因何而退潮？》一文中，就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那些发生民主崩溃的国家大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多数是贫困的或收入中等偏下的国家；政治不稳定和暴力水平较高，并被阶级、种族等界线深深割裂；行政权力被严重滥用。在他看来，决定新兴脆弱的民主命运的是国内治理不善、腐败和滥用权力猖獗，以及极端的不平等。因此，戴蒙德强调，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糟糕的治理。^[8]又如，斯蒂芬·海哥德和罗伯特·考夫曼也认为，在众多可能对民主衰退产生影响的因素中，最为首要的原因是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因而，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广泛认同，原因在于它是实现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无疑会影响公民对民主的满意度，同时也削弱了公民对民主的支持。^[9]同样，亚伯拉罕·迪辛、汉娜·迪辛和鲁文·哈桑等人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不管是老牌民主国家还是新兴民主国家，都必须解决好自己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如果未能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有效打击腐败和犯罪、保障自由和法治，民众终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可能寻求其他治理形式。^[10]以上这些论述表明：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广泛认同，原因在于它是实现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则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糟糕的治理。

而与上述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国内学者林尚立在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状况时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必然与这个国家的政治能够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不仅在原发内生性的现代化国家是如此，在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成功发展的背后逻辑也是如此。他特别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的成功发展，与其将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保持政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有效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还强调：也正是基于政治有效性对政治合法性具有巨大反作用的深刻认识，所以“文革”结束后，为了彻底结束国家的混乱局面，重新推动国家的建设和成长，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新确立起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重新增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使失效的政治重新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而面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国家力量在其中所起到的有效作用，事实再次证明，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是中国国家成长的关键。^[11]

从政治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政治学研究以权力为核心，注重解决权力由何而来、权力为谁服务等基本问题，这就涉及政治学的两个重大命题：一是如何提高执政的有效性，二是如何增强执政的合法性。这两个重大命题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同时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张力。从这个角度看，执政党的执政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是否善于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能否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因此，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者便构成一对基本概念，共同用来评价一定的政治系统。^[12]但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主要是评价性的”^[13]。从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看，任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合法性是有效性的必要前提，而有效性对于合法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世界各国的变化发展中都普遍存在。不过，有效性对合法性具有特别突出的反作用这一点，对于东方国家来说表现得尤其明显。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注意到了东方国家的中央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曾经写道：“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及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因此，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14]这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的特殊条件所决定，因而国家政权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而正是由于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影响，较之于西方国家而言，现时代东方国家的政治有效性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反作用仍然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因而一切权力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就是要把“权为民所赋”与“权为民所用”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执政实践中便具体地体现为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问题上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也正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民主与法治建设，来获得和确立其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执政党自身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来巩固和增强其执政有效性。从总体上看，这两方面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又表现于其中某一方面，从而显现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过，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以哪一方面为侧重点，都离不开另一方面的支持与配合，否则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就会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导致系统的崩溃和瓦解。所以说，就同一政治系统而言，从短期来看，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可以表现出一定的优先次序和不同的侧重点；但从长期来看，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系统内部，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兵独进、片面发展，而只能是双方的互动共进和均衡发展。也正因为如此，进入新世纪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便开始注重应对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治理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决策，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同时，着力化解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复杂治理难题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由此通过政治有效性的累积进而增强和巩固了政治合法性，从而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的有机统一，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内在统一的必然逻辑。

三、新时代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日渐突出，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便成为执政党面临的紧迫任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统一体内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治理问题凸显致使政治有效性的地位迅即上升，民主、法治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今天，治理效能已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因此，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便成为执政党当前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看，如果说民主和法治的着力点在于解决合法性问题，而治理的着力点在于解决有效性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而走出的这条“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说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并且，这一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而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

（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政治有效性的地位凸显，治理问题成为执政党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既需要政治合法性的依托，也需要政治有效性的支撑，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乏政治合法性为依托，政治有效性便不能存在。反之，如果缺乏政治有效性的支撑，政治合法性也难以巩固。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一般而言，在夺取和建立政权之初，政治合法性问题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执政党开始都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大厦”奠定基础。而当政权一旦确立之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地位便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有效性的增强，才能为政治合法性积累资源，从而巩固其合法性。反之，如果有效性长期不足或持续亏损，将会导致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流失，终将动摇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最终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统一体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静止不变，而只能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

如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由于改革进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并且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从而使治理的重要性日显突出。尤其是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严重污染和破坏社会政治生态，造成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大量流失，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都面临着巨大挑战。正是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随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应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发展的转折点、改革的深水区，党中央带领全体人民展开了前所未有、力度空前的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而后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紧接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便迅速将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议程，于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便成为执政党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为此，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内容来看，在总体要求之后，首先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可见，新的时代发展对于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有着极为紧迫的要求。而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者之间，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科学执政是前提，民主执政是关键，依法执政是保障。由于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的，因此，只有围绕人民利益，才能很好地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者的有机统一。

1．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

科学执政要求正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以科学的理论、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这就要科学制定和实施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科学设计、组织、开展各项执政活动。在当代中国，科学执政尤其要体现在切实抓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上，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大力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努力使我们作出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科学执政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科学执政的组织依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的成熟定型程度，取决于制度的优越性能否充分展现。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基本规律。制度是否科学，体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和领导水平的提升。我们只有切实正视党在体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弊端，激发活力，才能完成好为民执政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15]

科学执政不仅要求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在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上狠下功夫。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70多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制度优势，而制度优势彰显的背后则是中国共产党超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6]提高制度执行力，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制度执行的重要性，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的自觉意识，自觉维护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同时，还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严格监督是确保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坚决纠正制度执行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确保制度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本质要求

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进一步提出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一重要思想。他认为：“权力观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17]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就是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

民主执政就是要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把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相统一并加以制度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思想，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上，即“权为民所赋”和“权为民所用”的有机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政治认识的升华，突破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凝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精髓。^[18]

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向人民群众负责。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形成了压倒性的局面，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腐败问题在有些地方和领域之所以得不到根本有效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领导者的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仍然有可能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因此，只有在广泛有效的监督之下，政府才不会懈怠，才能有效遏制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所以，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

3．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要坚持依法治国，党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因此，党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宪法要求各政党必须维护宪法尊严、遵守宪法和保证宪法实施，各政党当然首先包括执政党。这是因为，执政党带头遵守宪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有利于确立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

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权力。有权不能任性。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习近平强调，用权一定要依法。他说，依法治国，最重要也是依法治权，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此，党的领导干部要做到依法用权，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把握好权力边界，还要善于用法治方式处理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综上所述，自从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话中首次提出破解历史周期率这一难题，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夺取全国政权，接着建立新中国并成功执政70余年的实践探索，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宿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这是一条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求是》，2019年第19期。

[2]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3]张志平：《难忘的岁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6]张友谊：《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政治学三巨擘圆桌纪实》，观察者网，2014年12月12日。

[7][美]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8]拉里·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9]Guillermo Cordero and Pablo Simon，“Economic Crisis and Supportfor Democracy i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9，No.2，2016，pp.305-325．

[10]Abraham Diskin，Hanna Diskin and ReuvenY.Hazan，“Why Democracies Collapse：The Reasons for Democratic Failure and Succes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6，No.3，2005，pp.291-309．

[11][12]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13][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5页。

[15]包心鉴：《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索》，2004年第6期。

[16]《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政府网，2019年9月24日。

[17]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学习时报》，2010年9月6日。

[18]胡伟：《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学习时报》，201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