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  发布时间：2017-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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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已故政治学巨擘塞缪尔·P·亨廷顿的代表作。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年到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作者简介

塞缪尔·P·亨廷顿，当代西方最富盛名的政治学家之一。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代表作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等。亨廷顿的学术研究横跨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等领域，学术影响逾半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目录

第一章 发生了什么？

第二章 为什么发生？

第三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过程

第四章 如何发生？民主化的特点

第五章 持续多久？

第六章 何去何从？

对民主及其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思考——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周淑娟

【摘　要】主要依据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这本书的内容，择取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即民主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程序上或者说以选举为本质去定义民主存在不可取之处，而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我们通常以为的因果或线性相关关系。

【关键词】民主化浪潮；经济发展；民主化转型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第三波》）出版于1991年，1998年刘军宁翻译后由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亨廷顿《第三波》这本书分别论述了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内容、原因、过程、特征、巩固和走向等问题。整本书体现了作者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前瞻力。这本书总共有六章，逻辑也是非常清楚，论述层层递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正如亨廷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1974年到1990年间，世界上相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亨廷顿把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比作一波一波起伏发展的“浪潮”，而“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并认为“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

亨廷顿的《第三波》可谓是探讨民主化转型的教科书，在书中他不仅谈到了民主的界定问题，同时也对影响民主化转型的注重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

一、对民主的思考

（一）民主发展简述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带有预言性的总结道：“时间属于民主一边。”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所预设的前提大概就是民主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优良政体，至少是一种相比较而言最不坏的政体。也许，凭借着《第三波》这本书我们可以称亨廷顿为宣传民主的伟大旗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并不避讳别人称他为民主的马基雅维利。追寻民主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对民主的推崇与赞扬并不发端于亨廷顿，德谟克利特可能是历史上对民主进行赞扬的第一个古希腊思想家，他说：“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当我们反用现今网络中流行的一句话并用以来赞美民主时，也许它所表达的意蕴可以与德谟克利特所表达的相媲美，虽然略有戏谑的味道。这就是：“宁愿坐在民主的自行车后面笑，也不愿坐在专制的宝马车内哭。”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有2300多年，他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100来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对民主问题的探讨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时代，雅典城邦就已规定每个成年男性公民都是平等的，并有权利也有义务参加每年十次的公民大会制定法律、选举官员，所有事情都是以简单多数通过。这实质即是民主政治的雏形，只不过那时的民主政治仍是一种小范围内的有限民主，甚至还出现了与民主原则相背离的不平等现象。但是无可指摘的是，民主已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燃起了星星之火。

在古希腊那些思想大家们的经典作中多少都对政体与民主等问题有过论述，但均不认为民主是一种优良的政体。在柏拉图那里，带有贵族主义意蕴的哲学王当政的政体才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政体，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并不看好民主政体，他认为最好的政体乃是兼采诸种政体之优处的混合政体，他认为这种政体才是最符合中庸之道的政体。这种思想在古罗马时期得到了继承。此后，在漫长的中世纪中，民主政体也没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基督教大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君主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他认为一个人作恶总比多数人共同作恶要好得多。启蒙思想时代，民主开始解开面纱从后台走向前台。启蒙思想家们运用自然法理论，彻底地否定了主权在君论和君权神授论，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而代议制理论和三权分立理论的出现则为民主在地广人多的国家实行和民主政权内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特别是像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人对“人民主权”、“公意”、“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理论的深刻阐述，以及法美等国对民主政体的践行，使得民主开始赢得极大的关注并被诸多学者及政治家们所推崇。

然而自那时起，对民主的解释与争论就从未中断过，关于民主究竟是什么，还有民主建立的条件、运行的模式、民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仍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话题。

（二）什么是民主

关于民主的定义一直是政治学界难以界定的问题，从古希腊开始至今，民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演进，我们今天所通常认为的民主已与古希腊时期所理解的民主相去甚远。在古希腊时期，民主被认为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启蒙思想时代，思想家们用“人民主权”来界定民主，认为民主就是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管理国家，而到了现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遵循熊彼特的传统，从程序上来定义民主，认为民主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在这里，选举被看作是民主的本质。

对民主与民主化的界定是亨廷顿《第三波》这本书的逻辑起点。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在谈到民主的含义时说道：“作为一种政体，民主一直是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的”，但是“民主不论是被定义为权威的来源或是目的，都会出现含糊不清、不精确等严重问题”，因而亨廷顿所采用的正是熊彼特从程序上对民主的定义，也即是“一些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然而熊彼特这种关于民主的程序性定义彻底颠覆了古典民主理论，在他那里，民主不再是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管理国家，而在于选举统治者来统治人民自身。古典民主理论强调人民或人民的意志(决定权)的第一位，而熊彼特的程序性定义则将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他对此也毫不讳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会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变；“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

选举本身等于民主吗？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谈到，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日本和80年代的危地马拉，这两个国家都是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然而他们的政府完全由其军队操纵，成为军队的代言人或傀儡，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两个国家的政体不是民主政体。显然亨廷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第三波》的序言中看到了亨廷顿的疑问：“选举是民主的全部吗？”拉里·戴蒙德将这种纯粹由选举定义的民主称为选举民主，指出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存在明显的分野。通常自由民主的国家不仅通过举行选举来组建政府，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强调司法的独立和民众的权利。然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

如果选举不是民主，那么拉里·戴蒙德所说的自由民主是民主的本质吗？显然民主的含义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也许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的民主都是极不相同的。可能正是看到了民主的纷繁复杂和不确定性，因而处于分析上的便利，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才采用了选举民主这个通俗易懂的定义。但是总该有一些是这些所有不同观点中所共同遵循的核心原则，或许这才是民主的实质，但是它们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是自由，也许是对公民权利尊重，也许是公正平等这些价值……

二、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第三波》中，亨廷顿认为经济因素对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还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又或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均能对民主化的转型产生重要作用。然而，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仅为一种相关关系，又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呢？

通常我们会认为，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伴随着民主化转型的到来，毕竟经济的发展会有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会改变阶级结构(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市民社会的成长等等，而这些都是有助于民主化转型的。但是，是不是经济的发展就一定会导致民主化的最终到来呢？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谈道：“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与民主化转型之间存在相关性，却不存在因果性关系。而相关并不是一种必然，相关只能说明联系的存在，而不能致使结果的必然出现。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讲到民主化转型的区间问题，也即探讨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1980年美元价格计算)时民主化转型最容易到来。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不可能实现民主；但当达到3000美元之后，再高也不会增加实现民主的概率；只有在这个转型区间内，以往的统治方式最难于维持，社会要求新的利益整合机制的呼声最高。亨廷顿实质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是一种线性相关，而是N形曲线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到达某种程度时才会最有利于民主化的转型。经济的发展只是影响民主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或先决因素。经济因素只有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发挥促进民主化转型的效果。所以我们看到，亨停顿在《第三波》中论述经济因素与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关系的最后总结道：“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

总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线性相关关系或绝对的因果关系，至于是否为N型曲线关系也许还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在他的《民主四讲》这本书中认为，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走向专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更像是一个“M”字曲线。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2]谷春德，吕世伦.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3]王绍光.民主四讲[M].上海：三联书店，2008.

[4][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吴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