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及启示

作者：姚广利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17-01-27  浏览次数： 9954次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农民普遍的、狂热的拥护。但是，考察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除少数的衷心拥护外，更多的是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而农民由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转变为狂热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动因，是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相作用的结果。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不利于其主体地位的体现。从根本上说，农民的这种心理源于缺乏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当今，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首要任务是塑造现代农民的独立人格。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社会心理；独立人格

社会心理是指“由社会因素引起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事物及社会关系并对社会行为产生导向作用、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心理活动。”①社会心理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是人们对周围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直接感受，是现存实践的直接产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阶级的社会心理直接反映了农民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反对态度，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有重要影响。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过程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将对这方面研究作一尝试。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过程

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后，为了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也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党在前期互助合作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决定引导农民走合作道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最终，农民在短暂的时间内以普遍高涨的热情表明了拥护的态度。但是，仔细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农民的社会心理并非如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单一，相反，却是复杂的。

（一）衷心拥护

党的农业合作化指示发出后，很快便得到一部分贫雇农的积极响应。正如党制定关于农业合作化政策时的考虑，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也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一部分与之相联系的农民很快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力量薄弱、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特别是贫雇农，他们劳动力、资金缺乏，农具不齐全，走互助合作道路有利于解决困难，也最能得到实惠，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他们说：“要不是成立了互助组，我们外出复堤，俺的地肯定要荒了。党领导咱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是好！”②即使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时，他们仍然积极拥护：

“不能只看这一年，单干的时候灾荒更多，还是集体力量大，只是有些事没弄对！”③有些农民从农业合作化中受益，切身体会到了合作起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衷心拥护，他们说：“互助组比单干好，初级社比互助组强，日子越过越红火。”④“组织了合作社，大伙全是一个心眼了，心全往一根绳上拧了。干起活来全没挑剔了！”⑤不过，总体来看，衷心拥护的农民只是少数。

（二）功利性参与

对广大农民而言，他们对国家政策所抱有的心态往往是从平均主义角度来考量集体化的结果，当看到一些农民在互助合作中得到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奖励时，心有不甘，萌生了“揩油”的念头，希望也从中“分一杯羹”。许多贫农认为集体化就是“先吃中农投资”、“后吃国家贷款”，出于“揩中农油”的利己心态，也附和积极分子表达支持。在党提出走互助合作道路时，农民一开始是不愿意参加互助组的，但是看到农忙时互助组对参与者劳力、农具、资金等方面的帮助时，又改变了态度：“还是互助组好，我也愿意参加互助组。”⑥不过，随着农忙的结束，农业生产的困难得以解决，就认为没有继续互助合作的必要：“咱们过去互助是为克服困难，现在困难不大了，互助还有啥用处？”⑦例如，较早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西老区农村，农民互助合作初期的积极性很高，当互助合作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以后，农民渐渐滋长了单干思想，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开始减弱，特别是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受惠较大的农民，害怕继续合作会吃亏：“我有劳力两个，牲口、农具什么都有，不参加互助吧，还不行？”还有农民直接就说：“今年不困难了，不用互助了！”⑧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农民参与互助合作运动是出于争取眼前利益的考虑，其真实目的是通过互助合作运动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能力，为继续单干奠定基础，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只不过是一种功利性参与。

（三）观望和反对

与贫雇农相比，中农的经济条件较好，一般具备独立生产的条件和能力。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时，他们往往犹豫不决，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以互助合作能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而作出决定。山西长治的一个农民，土地改革时分到了八亩良田，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加入了合作社，可是一直心有顾虑：“我这八亩地能打十六石粮食，好容易分到，要是伙在一起，收成不知怎样呢？”思考再三，他思想动摇了，甚至要退社。⑨有一个老中农，素以种地著称，庄稼长势总比别人家的好，当被动员参加合作社时，看到几百农户合在一起，颇为不满：

“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要我入社，得看一年再说！”⑩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中农，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很快富裕起来，害怕合作化“拉帮”穷人，更希望继续单干，不愿意搞互助合作。有人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党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11。也有人说：

“解放后俺家像个粮食囤，鼓起尖了。叫我入社，我不入”12。中农顾虑重重，心情矛盾，甚至反对合作化是有原因的。其一，中农普遍富裕，怕入社被穷人“共了产”，自己吃亏；其二，如果不入社，又害怕被孤立。

（四）全民狂热

1955年下半年，在党的号召下，特别是批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农民普遍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加入高级社，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高潮。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总户数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初级社户数占8.5%，高级社户数占87.8%。就是说，只用1956年一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13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毛主席号召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要办。14有农民写信要求办高级社，说：“我们要求越快越好，明天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才高兴！”“我们要像喷气式飞机那样，朝着社会主义飞奔！”15山西有一个农民，因为外出没能及时加入高级社，在听到全村人都入社的消息后，连夜赶回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留在社外”。还有农民说：“互助组是牛车，初级社是汽车，高级社是火车，我要补票坐火车，和大家一块奔社会主义。”16此前不愿入社的农民也递出入社申请：“全家同意，脱离单干，说干就干，口愿心愿，批准如意，全家13口人自愿。”17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动因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除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之外，大部分农民都愿意单干，对合作化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在合并初级社成立高级社的过程中，农民消极参与的心理更为明显：“初级社就不错，忙着办大社，咱心里没个底！”“不思前，不想后，唯独怀念高级化前土改后”18。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使几乎全体农民都卷入其中，不管犹豫、观望、反对的心理如何，都湮灭在狂热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因：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

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内在动因。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崇尚权威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根据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划分，基于传统的神圣性和传统受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认同是合法性的纯粹形式之一。19在中国专制社会，这种认同表现为对君主和王权的崇尚。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使这种认同形式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虽然历经辛亥革命的破除帝制和新中国的除旧立新，但是崇尚权威依然固着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当新政权建立时，民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权威来引导社会生活步入正轨。正如费正清对中国人民崇尚权威心理的分析：“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20

不过，失去旧权威的中国农民又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亿万农民获得土地，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被誉为“人民大救星”，在党内外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农民把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投射到对毛泽东的崇拜中。土地改革后获得土地的农民兴奋地说：“从前我们供着关公老爷，说他有灵应，灵应在哪里？依我看来，我们供谁呢？就是供我们的毛主席”21。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农民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尊崇：

“只要党和毛主席把大旗一摇，叫往哪里就往哪里，反正党不会把我们往错路上领。”22在崇尚权威社会心理作用下，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狂热拥护通过“听毛主席话，跟毛主席走”的途径表达出来，当毛泽东号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时，就毫不犹豫地发出“不好，毛主席就不叫办”23的呼声，往日的疑虑、犹豫甚至反对心理也会归顺于对毛泽东的遵从。

（二）外因：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

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外在动因。从众是指个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而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24在勒庞看来，一旦个体聚集在一起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部采取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与他单独一个人时颇为不同。25当个体独自一人时，他可能按自己的意图、愿望采取行动，而一旦置身于某一群

体时，他可能根据群体要求、领导意见或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意向制定行动策略。26

缺乏自我意识的农民，由于崇尚权威的社会心理的内在作用，迫切需要依赖具有权威的共同体。群众运动中形成的群体从外在形式上迎合了民众的这一心理。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客观上推动了农民由个体角色向群体角色的转变，成为相互联结、共同活动的集合体。但是，由于群体内每个个体之间的关联性，进入群体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内其它个体的影响，逐渐丧失个体意识，最终，群体心理取代了个人心理。就算组成群体的个体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27联结为群体的农民个体，其对待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不再由自己的意志支配，变成了丧失个性、盲从群体的“乌合之众”。在群体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冲击使之来不及思考、正在思考、已经思考但犹豫不决、试图反抗的农民都变得急躁、冲动、缺乏理性，涌入合作化的洪流中。

（三）催化剂：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

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是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催化剂。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之所以能迅速地结合，形成全民狂热的浪潮，也离不开外在因素的促推，即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担心成为“异类”而遭受来自合作化组织的歧视和压力，对参与互助合作的群体有一种归属感。比如，山西农民连夜从外地赶回要求加入高级社就是这种心理的真切流露。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党中央强调必须采取典型示范、自愿互利的原则，听取农民的意见，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使农民理解、认同党的政策，自觉入组入社。尽管合作化、集体化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不过，缘于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不少农民担心被“共产”，普遍表达了不愿入组入社的想法。一方面，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刚刚结束，新分得土地的农民一时间难以接受突如其来的土地、农具、财物等交由集体管理、经营的做法；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世世代代都希望独立耕种发家致富，对于合作化这种先进的形式缺乏理性的认识。农民的这种心理是落后的，也是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但是，党却没能合理引导，而是不断施加政治压力。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后，全国范围掀起了批判“小脚女人”、“右倾保守思想”、“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运动。同年，毛泽东还指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对合作化支持与否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28。而在广大基层，一些干部则以这些运动和指示为依据，逐渐滋长强迫命令风，加重了合作化运动中持犹豫徘徊、反对态度的农民的政治压力。在农村，有合作社在发展社员时摆两张桌子，分别代表两条道路，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29。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就跟他们（被斗富农）一样。”30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观望、疑虑、反对等心态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压力，变为响应和拥护毛泽东的号召，接受已经到来的合作化高潮。

三、反思与启示：对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获得了农民普遍的拥护，在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完成了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农民的社会心理变迁也促使运动过快的完成，导致“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现象，遗留了一些历史问题。今天，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社会心理变迁带来的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一）反思：一味顺从和盲从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体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贯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每项政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对形势和群众社会心理的考察是党制定实施每项政策的出发点。薄一波分析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一项工作任务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轻重缓急，总是同对现实形势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联系的。形势缓和，提出的任务就高一点，步子就迈得快一点；形势紧张，指导思想就特别慎重，步伐更力求稳妥。”31同样，农业合作化政策部署的轻重缓急与农民对待合作化的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合作化形势有密切的联系。1955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看到沿途农村农民生产积极，对农业合作化形势产生了乐观的看法。同年7月，毛泽东在阅读了《农业合作化最近简情》的材料后，得出了“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困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32的观点，认为农村的形势正在促进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因而要求加快合作化的步伐。

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表现出的积极性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拥护，是对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尊崇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群体行为的盲从。对毛泽东的尊崇使人民群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逐渐将毛泽东的言语和行为作为辨别是非、判断自己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一般而言，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们的社会心理时，人民群众就会表达拥护；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人们的社会心理不一致时，人民群众就会表达观望甚至反对。但是，失去自我意识的人，容易接受周围环境的暗示，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掩盖、违背自己的认知，使理智顺从于无意识，隐藏社会心理与其表达的社会行为态度之间的矛盾。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尽管农民普遍存在功利性参与、观望和反对的真实态度，但是，囿于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合作化运动中。正如习仲勋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的阐述，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任促成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发展。当得知是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时，农民则认为“毛主席的话没错”，都积极响应起来。

农民对领袖意志的顺从和群体行为的盲从呈现了一幅农民愿意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景象，这一景象使党获得了“农民有空前高涨的合作化积极性”的认识，进而在农业合作化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更加鼓励这种“积极性”。在农民崇尚权威和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与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以远超预期的速度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继续蔓延，并助推了党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非理性的狂热中，把运动一次次推向高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政策对运动应该起引导作用，农民才是运动的主体。但是，由于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的作用，党的政策愈发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主体地位丧失的局面。这样一来，一旦农民这种心理与政策中的失误结合起来，就会助长失误并且难以纠正，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损失。

（二）启示：塑造农民的独立人格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农民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源于缺乏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所谓人格，指的是“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33。独立人格就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相互作用时的自主性，即个人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摆脱影响和制约自己存在、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所体现出的独立、自由、自我支配的相对稳定的个人品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独立性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下，人没有独立性，表现为一种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在全面的物质交换、关系、需求、能力的体系形态下，形成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经历第二阶段的发展，才最终形成人的自由个性。34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没有独立人格，表现为人的相互依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格的独立性在物的依赖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人的自由个性，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着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运转，形成了以皇权主义为核心、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儒家道德伦理为内在规范的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来，血缘、家族、地域、宗法等天然共同体意识融于个人品格中，淹没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意识，造就了人的依附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依然保持着这种依附性，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将其转化为对威权的顺从和对群体的盲从。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塑造农民的独立人格尤为必要。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在于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的倾向，更加注重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首先，农民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动力主要来源于政策执行和行政命令，靠自上而下的权力推行。而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建立在上下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即政府以政策引导为主的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来自下层的市场日益改变以往的被动地位，积极行动起来。由于市场的主要参与力量是农民，农民的动力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次，新型城镇化的本质不在于物的城镇化，而在于人的城镇化，即农民不断觉醒，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参与城镇化建设，完成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从现代化的角度说，现代化首先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倘若执行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35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环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把促进农民的城镇化作为根本要求。总之，新型城镇化凸显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农民要体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首要任务是塑造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人格，克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崇尚权威、群体从众的社会心理，逐步摆脱长期形成的依附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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