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时期国家与社会在地方的互动研究——以新农技的推广为中心的讨论

作者：贾利颍 张　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  发布时间：2016-11-23  浏览次数： 514次

【摘　要】建国初期，新式农业技术在乡村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传统经验和心态，新技术掌握的难易度及对于现实的担心，农民一度对新农技的推广持抵制的态度。对于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遭到的阻力，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宣传和务实的行动，并结合合作化运动来推广新农技，最终使多数农民接受了新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关键词】互动；农业合作化时期；新农技

农业合作化作为土改后影响乡村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是迄今为止对其进行研究最多的领域[1]。然而，目前学术界在对新式农技推广这一问题上却论述寥寥，关于新农技推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在地方（基层）上的互动的论述尚未见到[2]。基于此，本文以重庆市大足县（现为大足区）为个案[3]，试图分析农业合作化时期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农民的反应，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收到的效果等，为读者立体呈现国家和基层社会的互动及其特点，以期深化乡村史的研究。

一、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农民的反应

按照常理分析，新式农技能使农业增产，理应受到农民的欢迎。然而，历史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对于新农技的推广，除乐意接受的态度外，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者并不少见。大致说来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典型的传统农民心态，这包括以下两个类型：

一是在没有看到新农技实际作用的情况下，农民更愿意相信自己亲身务农多年的经验，而用经验质疑并批评新农技。大足三区有一位老农质问农技人员：“工作同志，你拿种子干什么？还开选种大会吗？我七十多岁了，选种用剪刀一吊吊都选不出来，你们还怎么办吗”。有的农民说“不管老办法、新办法，老天爷出太阳这才是好办法”。在这样的心态下，甚至有农民在播种插秧时在田头烧香，以祈求上天带来好收成。中敖区有农民说：“我裤儿没有底就做起庄稼，没有用过泥水选种，庄稼还是好。你那么选秧田还是要粪（庄稼长不好）”。还有的农民对技术人员说：“不怕你选种，天不拿你吃还是不得行”。有的农民说：“等那些用新技术的农民当年有了好收成自己下一年再用新技术种地，今年用老办法稳当些”。在双塔区，有农民公开保证不用新技术照样多收粮食。龙水也有农民宣称用不用新技术都能缴纳足够的公粮。

二是“小富即安”心理，以能保证温饱为心愿。土改后，农民家庭只要有劳动力，耕作勤勉，不好吃懒做，一般不会挨饿。因此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没必要再应用新技术增产。当地有农民宣称不用新式技术还是要吃饭就是典型的表现。

第二种是感到新技术操作过程太麻烦，且需要技术人员（至少是参加过培训班的积极分子）指导，因此认为不如自己用了多年的老方法省事。值得说明的一点就是，新技术对文化知识要求相对较高，在田间作业时也不像老办法那么可以粗放一点，操作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减产，而这种情况也确有出现。石马的小麦1954年比去年减产10%，原因就是农民对新技术掌握不到位。对大部分农民来说，掌握新技术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很多农民对新技术颇有抱怨。三区有农民因未确实掌握新技术，结果效率反不如用老办法，气得他暴跳如雷。有的农民因此指责干部和技术人员“硬是整人”，“你们不是说温汤浸种麦子不长火烟泡吗？现在麦子怎么都倒了”。有的农民反映用新技术怕“壮秧拨壳，土质不好不发芽，费活路、费秧田，费肥料。天气不好怕烂秧，种子撒少了不够栽”等。另一种情况是新技术确实不适于当地的实际环境，却被盲目推行，甚至使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最终因不适应环境而不了了之。如1953年在大足推行的新式步犁，虽然耕种时深耕较易，但因为笨重，操作不便而最终被淘汰就是一例。

第三种心态是担心增产了要增税，自己得不到实际利益，何况使用新技术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种心态在农民中非常普遍。而自1953年正式推行统购统销以来，农民明显感到负担加重，抱怨声时有所闻。当时有农民公开说推广新技术和检查生产是为了增税。还有就是因为在土改和互助合作中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中农担心被“平产”，因此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实际应用也不热心。农民对当时开过多会议的反感，也增加了新技术推广的困难（召开会议是推广新技术的方式之一）。

第四种心态是迷信观念。当时有农民声称1953年是凶年，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没必要推广新技术增产，也无需搞什么丰产竞赛。并拿出相关的书籍记载（根据迷信观念编撰的历书）给技术人员和干部看，以证其无讹。另外，当时农民对一些新名词（农技的术语）的不理解，也是造成新农技推广困难的原因之一。

当然，当时也有很多农民乐于接受新技术。这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土地改革后，在农民心中，新政府已经是为自己办事的政府，为自己谋利的政府。因此，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还不甚理解，基于中国共产党以前给自己留下的好印象接受了这些做法。二是部分农民曾在建国前使用过新农技，只因未进行推广和操作不当才未达到预定效果。经过技术人员稍加解释，便乐意地接受了新农技。三是部分基层干部（不脱产）和积极分子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激和政治宣传的影响，也迅速地接受了新农技。事实上，即使是愿意采用新技术的农民大多数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行的，而且多是新旧法并用，目的自然是为了保证收成。

二、中国共产党对此的因应

针对以上现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如下因应措施：

首先是通过思想教育和宣传动员使农民接受新农技，强调“从思想上发动群众”。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召开老农座谈会、技术研究会、院子会，邻会等进行动员。强调使用新农技对爱国增产的重要意义，是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表现。同时，根据不同成分召开小型座谈会。对地主“通过汇报生产情况，向地主训话，交待保护私有财产和监督地主生产的政策”；对富农“交待保存富农经济和保护私有财产”，对农民中的“落后分子”进行谈话和思想教育。第二，采取先易后难的方针，从党团员、积极分子、互助组长和骨干到单干农民的方法进行宣传动员。当时都是先做通党团员、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的思想工作，再组织他们对农民进行宣传动员（后面要论述的典型示范工作也主要是由他们去作）。一般说来，党团员、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中的核心力量，较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他们对农民进行动员，效果会较好一些。如三区一个乡，在做通基层骨干的工作后，集中党员6人，团员4人，宣传员16人，村干部23人，互助组长11人在当地进行宣传动员。对思想不通的农民，则反复进行宣传教育。当时有干部为动员一位农民接受新农技，先后四次亲临其家进行动员，最终获得了成功[1]。三区另一个村要求全村32名积极分子每人团结三户单干农民，从而使多数农民都乐于接受新农技。第三，采用黑板报、大字报、广播、标语等方法在农民中宣传，效果也较好。据记载，中敖地区在宣传后有80%的农民接受了新技术。

其次是通过活生生的实例让农民亲眼看到新农技较老方法优越，强调“用事实教育农民”。当时对这一点相当重视，也很有成效。具体的做法是：第一，由县政府开办培训班，选调有经验的积极分子受训（有的地方曾多次选调积极分子受训），然后由他们回去传授给其他农民。同时以积极分子为技术骨干成立技术小组，指导村里的技术工作，从而使农民乐于接受新式选种方法，最终达到增产的目的。第二，将新农技的推广和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方法是“搞好重点，做好样子，典型示范，以达到普遍推广”。首先动员互助组试用新技术，在这一基础上通过展览示范会进行推广。如龙水的龙西乡王树清互助组在试用新技术成功后，召开全乡代表会议亲自做示范。结果很多代表看完示范后回到自村当晚即召开会议介绍新农技的优点，最后全村都使用了新农技。据统计，龙水最后采用新技术的农户达2507户（1953年），占全区农户的26%。农民在使用新技术得到实惠后感慨地说：“今天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话，接受先进技术，硬是能增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敖也是如此，先派劳模到县里的技术培训班学习，回来后选好田地按新法准备，然后在赶场天对农民进行宣传教授。一方面宣传使用新技术的政治意义，一方面通过现场演示，教会农民使用新农技。通过当地劳模“唐治章试验给群众参观，泥水选种、温汤浸种，并在土里种给大家看”，相当成功。群众反映说：“去年种小麦的新办法，经验我们不懂”，现在要按新技术种麦，以保证获得丰收。

第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使得农民自意接受新农技。如三区针对农民文化不高，难于掌握新技术的情况，让技术小组手把手教农民选种浸种技术。当时有个村的技术骨干就帮助了42户农民，结果全村200多户农民，最后只有3户仍用老方法选种。石马很多农民对“合理密植”技术把握不够，于是以合作组织（互助组、初级社）为中心，由去县里受过培训的劳动能手即合作组织的骨干，手把手教农民新栽培技术，最后当地学会并使用新技术的农民占农民总户数的80%。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政府在宣传新农技的的同时，将新农技的推广与巩固互助组合作社结合进行，成效甚著。如龙水通过推广新农技和整顿合作组织（互助组），既推广了新农技，也使合作组织制度更加完善，从而带动很多农民参加合作组织。当时基层政府也将劳动生产竞赛作为推广新农技和推动合作化的手段之一。新农技的推广均首先在组织较好的合作组织（互助组）中进行，在取得成效后，才逐渐推广到其他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由于新技术的推广，参加了合作组织的农民的收入确实要高于单干农民，由此推动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并使用新技术。此外，还通过推广一些不能单家独户操作的大型新农具，主要是抽水机等水利设施，说明合作化的好处，既推广了新技术，也推动了合作化。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指出：农村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因此必须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防止自然灾害也要新技术，特别是虫灾和庄稼的病害），并推动互助合作，同时一定要稳步前进。中央也强调要通过示范的方式推动合作化，而不能通过强迫命令。事实上，地方政府把推广新技术和推动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正是这一精神的表现，最主要是效果也确实相当好。

经过努力，建国初期在乡村推广新式农技成效显著。据载，土改后在大足县推广的包括新种植技术和良种，另有抽水机的使用。良种主要是小麦和水稻的推广。在良种方面，小麦主要推广“南大2419”和“中农28”，至1955年分别种植17980和14543亩；水稻主要是推广“中农4号”，1954年种植面积120543亩，至1955年种植达149466亩。红苕则主要是推广民国时引进的南瑞苕，1955年种植达100104亩。在农业技术上，主要是推广新式制种技术和用新法培育秧苗，“少秧密植”技术，此外还有强化耕作中的操作规范。基于新农技的推广，1952－1955年大足粮食平均亩产量年年上升。以水稻为例，用新法（新良种）种植的水稻产量较以前提高8%上下，南瑞苕产量较原先种植品种增加40%，为建国后几年大足县粮食增产立下了殊勋。

三、结语

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可以看出，农民仍旧是以经验至上的传统观念看待新农技的推广，“不见兔子不撒鹰”是农民在接受新农技过程中普遍的心态。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农民批评技术人员的现象及在未看到使用新农技的实际效果之前提出对新农技的质疑。而部分党团员、积极分子、合作组织的骨干也是基于土改令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为农民谋利的政权，在土改中形成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才使他们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新农技推广运动。可以说，农民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基于同一心态。

土改后，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农业生产活动的介入细化到每个具体的操作环节，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较为全面的掌握和治理。将推广新农技与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使新农技推广这一项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活动被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乡村社会推广新农技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对乡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若将发展生产的措施抹上政治色彩，加上有些新农技未必适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遭遇阻力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中与己主张有分歧的观点和行为采取了较为现实和谨慎的态度，能够根据农民的心态和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较为实际的政策。虽然在新农技推广过程中政府很重视对农民国家意识的培养，但还是比较注重用实际的例子让农民心悦诚服。针对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及对新农技掌握较为困难的情况，采取让技术骨干深入农户手把手的教授农民对新农技的操作；而且通过各种方式现身说法，让农民懂得新农技的优点和使用新农技能让他们获得实际利益的好处，从而使农民乐于接受新农技。因此，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推广新农技虽然遇到一些坎坷，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建国后头几年农业一直保持稳步发展，粮食产量一直稳步上升，新农技的成功推广功不可没。

注释：

[1]关于合作化研究的情况，可参阅孙功《199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兰州学刊》2006年第11期；叶扬兵《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杨晓丹《近10年来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

[2]庄孔韶所著《银翅》（三联书店2004年版）一书中谈到建国初地方政府推广新式农业技术和工具的情况。常明明的论文《土改后农业技术改进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中利用调查和档案概述了土改后农业技术改进的概况。但均未对以新式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进行分析。

[3]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是大足县档案馆（局）保存的大足县下各乡镇（当时称区）的档案和作者在大足的调查资料。

参考文献：

[1]大足县第三区区委．大足第三区区委会关于推广好种壮秧的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76—10—4．

[2]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会好种壮秧的汇报[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15．

[3]大足县第一区公所．第一区区委会工作情况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59—15—6．

[4]大足县第四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第四区委员会关于目前春耕生产整理互助合作及爱国丰产竞赛情况的总结报告[R]．1952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82—6—7．

[5]大足县石马区委．目前几项工作汇报[R]．1954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9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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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会“少秧密植”总结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23．

[9]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会关于整理互助合作的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18．

[10]与夏棋的访谈记录[J]．时间：2007年11月20日，地点：大足龙水家中．

[11]与陈明的访谈记录[J]．时间：2011年12月15日，地点：大足区文化馆．

[12]大足县第二区区委．对目前农村生产工作的意见[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20．

[13]大足县第三区区委．大足县第三区区委会关于目前春耕生产的情况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76—10—5．

[14]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委会关于春耕生产的报告[R]．1954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20—5．

[15]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委会宣传工作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21．

[16]大足县龙水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龙水区龙西支部关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总结报告[R]．1955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82—17—12．

[17]大足县第二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二区委会关于秋种小麦选种浸种试验宣传报告[R]．1953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68—14—41．

[18]大足县第五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五区委员会关于将近一年来农村工作情况总结及今冬明春的任务[R]．1954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90—16—12．

[19]大足县第四区区委．中国共产党大足县第四区委会关于龙西二村小型农田水利工作情况报告[R]．1955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82—16—5．

[20]邓子恢．邓子恢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1]黄道霞．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2．

[22]大足县农业局．大足县农牧渔业志[M]．1990年油印本．

[23]大足县第五区区公所．关于农业生产技术介绍[R]．1952年，大足县档案馆，档案编号9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