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民俗学研究：韩国民俗学在农村观光研究中的定位之争

作者：高静  责任编辑：孙文静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3-04-04  浏览次数： 10559次

【摘 要】21世纪初，韩国的涉农政策由强调农业生产转向重视农村空间性魅力开发。韩国各地在“创建村落事业”的旗号下，掀起了以农村观光（green tourism）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振兴运动。韩国民俗学围绕农村观光过程中出现的村民间的矛盾、体验项目雷同、农村民俗商品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就农村观光兴起与发展中民俗学的学术定位，提出了“积极指导者”与“冷静观察者”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在乡村振兴与消费主义的双重语境中，韩国民俗学开始思考观光脉络中“民俗商品化的两面性”与“文化原真性的主观性”。

【关键词】民俗学；乡村振兴；农村观光；消费资本主义；韩国

一、引言

2021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件影响中国民俗学的事件：一件是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另一件是3月1日教育部正式下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中国农村从脱贫攻坚阶段进入全面振兴阶段后，国家重视农村空间的多元价值开发，以农村文化为主题的农村观光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农村观光业的发展将势必加速农村民俗商品化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即将全面铺开的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正式从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这也释放出国家在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化保护的信号。乡村振兴时代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如何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找准自身的学科定位，传统民俗学如何应对不可逆转的民俗商品化等，无疑是当下急需探讨的问题。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民俗学近20年来在韩国乡村振兴运动中的探索实践对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新农村运动”（새마을운동）1，改变了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20世纪末，在近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农业逐渐丧失第一产业的地位，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公开募集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发起了以农村观光为主要形式的“创建村落事业”（마을만들기사업），通过对农村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资源开发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引导农村经济向服务业转型。韩国民俗学界围绕农村观光引发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就农村观光中民俗学的定位提出了“积极指导者”与“冷静观察者”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这一争议对于拓宽乡村振兴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多元视角与反思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民俗文化的原真性具有启发意义。

二、韩国乡村振兴运动中农村观光的地位

21世纪初，韩国的涉农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由强调农业生产转向重视农村空间性魅力开发，农业逐渐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这种转向是韩国在国家主导的近代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中，农业被不断边缘化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韩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村依附于农业，只是被视作保障工业发展的劳力与粮食储备库。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老龄化程度加重。尽管韩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1990年）及《农渔村整备法》（1994年）等临时性补救政策，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并没能扭转农村日渐没落的局面[1]。1995年韩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开放市场的压力下，国内财阀企业为占据更大的国际市场，大肆制造“吸引国外资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舆论[2]，促使政府牺牲农业（允许国外农渔产品自由输入）以换取制造业的利益2。随着市场开放的扩大，国家为保护本国粮食生产而推行了30余年的“二重谷价制度”3，被视作是导致大米丧失竞争力的元凶[3]，最终于2005年被废止。至此，农业在韩国社会中丧失了作为第一产业存在的基础，再也无法负责农村的生计4[4]14。

1995年，韩国正式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分权与均衡发展从此成为时代主流。特别是2003年卢武铉领导的“参与政府”上台后，摒弃过去的产业主义思维，重视地区革新与农村的多元化价值，将农村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合空间进行综合性开发[1]。自20世纪末起，韩国掀起了以“创建村落”为主题的乡村振兴运动：1995年，山林厅推出“创建山村体验村事业”（산촌체험마을만들기사업）；2001年，行政自治部推出“乡村信息化事业”（정보화마을사업）；2002年进入高潮，农林部推出“创建绿色农村体验示范村事业”（녹색농촌체험시범마을만들기사업）5，行政自治部推出“建设美丽乡村事业”（아름마을가꾸기사업），农村振兴厅推出“创建农村传统主题村事业”（농촌전통테마마을만들기사업）6，文化观光部推出“创建文化历史村事业”（문화역사마을만들기사업），海洋水产部推出“创建渔村体验村事业”（어촌체험마을만들기사업）；2009年，行政安全部推出“创建绿色村落事业”（그린마을만들기사업）。2013年，中央及地方政府资助的各种体验村落项目的数量达到2726个[5]。2015年，仅中央政府用于各种体验村落项目的财政支出就高达1.2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70.5亿元）[6]。

创建体验村落项目的初衷是采用自下而上的公开募集方式，动员各地农村组织根据各自村落的特点积极向政府申请参与创建体验村落项目，通过对“农村空间性魅力”（rural amenity）7[2]的开发，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5][7]316-326。另一方面，2004年7月，韩国正式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城市居民为缓解平日的工作压力，治愈因城市社会中人际关系疏离而导致的自我迷失，也渴望走进农村，感受农村社会的人情味[8]。2013年朴槿惠上台后，推出“第六产业化”（sixth industry）战略，依托农村的有形与无形资源，将农业（第一产业）与食品、特色产品的制造加工和流通销售（第二产业），以及文化体验与观光服务（第三产业）有机融合，期待实现1 2 3=6的效果，从而创造新的农业附加值[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农村自然环境与文化景观以及传统文化与生活文化为对象的农村观光被视作增加农民非农收入（主要指民宿收入、农产品售卖收益等）的重要来源，这成为乡村振兴运动的核心策略。

“农村观光”又称作“可持续观光”“农业观光”“生态观光”“农场体验（farm stay）”等，源于社会精英阶层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农村荒废化的自觉意识，其理想模式是城市游客携家人在农村短暂居住、享受闲暇的过程中感悟农村社会的生态、文化和历史价值[5]。农村观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光，城市游客不只是用眼睛去看农村或农业、农民文化，还通过身体力行来感受农村文化的价值[5]。农村观光重视四个方面：第一，体验以民俗为代表的农村生活文化或劳作方式；第二，与当地村民进行交流；第三，在接触自然与生态的过程中感受其意义；第四，提供观光服务的主体是当地村民，而不是外来资本。其中，重视第三点的旅游形态又被称作“生态旅游”（eco tourism），强调第一点与第四点的旅游形态又被称作“农业旅游”（agri tourism），渔村旅游又被称作“蓝色旅游”（blue tourism）。农村观光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和蓝色旅游。农村观光被认为是克服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大众旅游之弊端的替代性旅游模式，倡导在尊重农村文化本质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改变城市与农村的不对等关系，促进社会从生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进而克服近代文明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病[8]。

农村观光对于传统农业近于崩溃、老龄化趋势日渐严重的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因此，全国各地农村为争取政府的财政支持，吸引更多的城市游客，纷纷推出各种文化体验项目8[10]。这些体验项目大多是农村组织委托外部咨询公司在短期内（通常为三个月）设计开发的。咨询公司由于人力问题，大多未开展充分的村落调研，仅根据已出版的民俗文化类书籍与报告，设计开发体验项目，个别咨询公司甚至同时介入多个村落体验项目的开发（有两个咨询公司曾介入了二十多个村落体验项目的设计开发[11]），因此全国各地的农村观光体验项目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局面[10]。

不仅如此，在标榜农村观光体验村落建设的过程中，破坏农田以修建公用停车场、公厕、住宿设施等情况也时有发生，虚报游客数量以套取政府扶持资金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于供求双方缺乏持续性沟通，农民在农村观光中所获得的收入非常有限[5]。因此，对农村观光的负面评价不断发酵。2006年9月15日，《国民日报》刊发了《有名无实的农村观光——游客对雷同体验项目反应冷漠》的报道9，这标志着韩国社会进入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乡村振兴运动的反思阶段。

三、农村观光引发的民俗学研究定位之争

20世纪末，韩国政府在推进“创建村落事业”的初期侧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扩充，邀请了建筑学、园林设计学、旅游学、农学方面的专家参与到各种体验村落的企划过程中，却忽视了民俗学对农村文化的挖掘保护功能[10]。因此，相对于农学、旅游学等学科，民俗学对农村观光的关注起步较晚。2000年，韩国国立安东大学10民俗学研究所定期发行的学术刊物《民俗研究》首次集中探讨“民俗与观光”问题（第10期）[12][13][14][15][16][17][18]；2007年，该研究所又公开发行论文集《村落民俗资源化如何进行》，聚焦“民俗文化的资源化”问题11[19]1-190；2008年6月与8月，该研究所围绕“创建村落事业”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相关成果汇编成《创建村落如何进行》一书并于2009年公开发行12[20]1-230。韩国民俗学会也于2008年6月召开以“创建村落与民俗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韩国实践民俗学会则于2009年2月主办以“当前民俗作为观光资源的价值及其歪曲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

韩国民俗学界普遍肯定“创建村落事业”对于传承农村民俗文化及发展农村经济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围绕农村观光引发的村民矛盾、体验项目雷同、农村民俗商品化等问题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就民俗学在农村观光中的定位问题产生了“积极指导者”与“冷静观察者”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一）农村观光中“积极指导者”的民俗学定位

“积极指导者”的学术主张建立在对“创建村落事业”中暴露问题的批判之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创建村落事业”在运作内容、运作主体、运作实效方面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

首先，从运作内容来看，各地在村落创建过程中推出的体验项目大多雷同，具有地区特色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开发出来[10]。一方面，体验项目的相关企划者与运营者大多缺乏民俗学专业背景，只是把农村常见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耕作方式及手工技艺等作为开发对象，不重视挖掘具有地区特色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各类体验村落的创建主体并没有把文化体验项目作为主要创收来源，而是更多地关注地方特色农产品的销售，也就是说农村文化的经济价值尚未受到重视。

其次，从运作主体来看，农民并没有真正成为“创建村落事业”的行为主体，很多时候只是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被动配合者[21]。地方政府大多将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扶持视作政治资本，因此为确保辖区内的村落成功申报各类体验村落项目，会事先对相关村落进行包装改造。成功申报为体验村落创建单位后，从外部聘请来的专家（事务长）13则会全面负责体验村落的建设与运营工作，除个别农户外，村民的整体参与度并不高。不仅如此，而且因为村落创建过程中的利益与权力分配问题，运作主体（以事务长为代表的运营委员会）与村民、政府之间还产生出各种矛盾[22]。

最后，从运作实效来看，“创建村落事业”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提升农民自身的幸福感与自信心，背离了保护传承农村文化价值的初衷[10]。“创建村落事业”中修建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开设的各类体验项目都是为城市游客所准备的，农民沦为向城市游客提供食宿的服务者。政府在评价“创建村落事业”的成败时，只重视来访游客的数量与旅游收益，忽视了“创建村落事业”的终极目标在于“孕育美丽人性，创造美丽文化”[5]。因此，“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农村观光加速了农村的民俗商品化，加重了农村对城市的依附程度。

“创建村落事业”在运作内容、运作主体、运作实效三方面的弊端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即：由于最初忽视了对农村文化资源的基础性调研工作，导致无法筛选出用于资源开发的地区特色文化；因而不能确立具有地区独特性的文化资源开发方向，只能模仿别人；也因此导致所开发的文化体验项目千篇一律，缺乏竞争力，最终挫伤了村民的自信心与积极性[23]。

在这种背景下，民俗学积极介入农村观光将有助于克服当前“创建村落事业”遭遇的困境。首先，民俗学具有挖掘地区传统文化的专业特长，能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把握农村传统文化的分布及其特点，为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体验项目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解决当前农村观光中存在的各地文化体验项目雷同的问题[10]。其次，由于民俗是民众基于地区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的历史选择[24]，因此设计开发当地村民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民俗体验项目，不仅能提高村民在农村观光中的参与热情，而且能增强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从而化解利己主义引发的村民间的矛盾冲突[21]。最后，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创建村落事业”之终极目标不只是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更要提高村民的幸福感与自信心[21]，而民俗学可以发挥对传统文化正能量的解读功能，帮助村民设计开发体现文化自信的体验项目，从而使村民成为与城市游客人格对等的文化输出者，摆脱服务者的身份[10]。

（二）农村观光中“冷静观察者”的民俗学定位

“冷静观察者”的学术主张则从消费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将农村与农村文化的商品化视作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民俗学的积极介入不仅不能解决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创建村落事业”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反而会隐匿当下农村问题的本质，将农业危机的责任转嫁给农民，民俗学也因积极介入农村观光而沦为官僚主义话语体系的追随者[2]。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对“积极指导者”的民俗学定位进行了全面反驳。

首先，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认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民俗学调研未必能挖掘出村落民俗的地区差异性，退一步讲，即便能挖掘出地区特色鲜明的文化资源，但这种文化资源也未必能成为消费资本主义时代吸引游客的魅力之物[8]。因为韩国民俗学自1920年诞生以来，就一直强调民俗学调研的重要性，并持续开展了调研活动（如20世纪60年代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在文化财管理局资助下开展的“全国民俗综合调查事业”），但民俗的地区差异性至今也没有被明确挖掘出来。况且有研究证实，“创建村落事业”的成败与开发地区特色的文化体验项目关系不大，更多地取决于运营主体的营销水平[10]。运营主体考虑到游客的喜好与人身安全问题以及文化体验项目的可操作性等，会对咨询公司设计出的体验项目不断进行调整，受游客欢迎或易于操作的体验项目会在相邻村落之间借鉴模仿，这也是造成当下各地农村观光中文化体验项目雷同的主要原因。因此，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质疑“民俗学者以挖掘地区特色传统文化的名义介入农村观光的主张缺乏说服力”，进而提出，“民俗学者应该观察农村观光实际运作过程中以地区特色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体验项目被改变调整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11]。

其次，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认为，农村观光引发的村民内部以及外来运营专家与当地权力集团之间的诸多矛盾，是财富与权力重新分配引发的村落秩序整合的必然产物[2]，将这些矛盾归结为村民认识不足或自信心缺乏的看法是启蒙主义、行政主义[11]。因为农民的生业与生活文化都属于“社会舞台的后台”（staged back region），为保持一种坚定的社会现实感，有必要保持一些神秘[25]103，所以将这些后台文化从现实生活的脉络中截取出来展现给游客只会产生违和感，无法提升村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8]。因此，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指出：“民俗学不应只是为了提高村民的参与度而专注于寻找农村观光中各种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案，而应该关注在农村观光过程中村落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即农村观光是从谁的立场出发？为了谁的利益推进？在大规模推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农民有意或无意地卷入了怎样的社会变动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秩序如何重组？”[11]

最后，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认为，农村观光是消费资本主义深化的产物，农村的民俗商品化趋势不可逆转。农村在众多发展可能性中之所以被定位为城市大众的休闲空间，是因为“休闲”“观光”“服务”才是真正反映现代消费资本主义本质的主题词[11]。在文化与经济之间的界限不断消失的消费资本主义时代，农村观光的经营主体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会不断地对农村民俗文化进行改造与重构，因此作为观光资源的民俗文化不同于历史性浓厚的传统文化，而是作为展品或商品等被人为选择性重构的新文化[8]。在此基础上，持“冷静观察者”主张的学者提出：“民俗学应停止对农村观光中伪民俗的批判，而应该通过冷静的现场观察认识农村生活主体的观光实践，即农村观光中参与主体根据自身利益对文化的重构过程及其引发的争议。”[8]

综上所述，农村观光中“积极指导者”的民俗学定位立足于探寻民族精神文化本质的传统民俗学研究理念，主张民俗学应发挥对民俗文化原形的挖掘与诠释功能，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到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创建村落事业”中解决具体问题。而农村观光中“冷静观察者”的民俗学定位则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解构传统民俗学的基础上，提出民俗学应关注农村观光现场伪民俗的创造过程以及村落秩序的整合过程，以观察者的身份开展民俗主义研究[26]。韩国民俗学对农村观光中民俗学研究定位之争，其实是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民俗商品化不可逆转的共识下，反思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民俗学基础理念14[27]，探索学术纯粹性与社会服务性平衡的支点。

四、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原真性的民俗学反思

21世纪初，韩国涉农政策从强调农业生产转向重视农村空间性魅力开发，这既是对以往失败的涉农政策反思的结果，更是消费资本主义深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出现，社会逐步从生产时代过渡到消费时代，消费成为建构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力量[28]。资本家为了销售过剩的产品，加速资本流动，获取更大利益，利用大众媒体和各种营销手段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将消费塑造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必要环节与人生的根本意义[29]。在广告刻意渲染出的浪漫主义氛围中，个人消费不再满足于购买商品本身，而成为享受商品品牌与形象营造出的虚幻体验的浪漫艺术[30]。也因此，消费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两种新的消费趋势：第一，大众市场兴起的时尚产业，不仅涉及服饰、装饰品、装潢等方面，还涉及休闲运动等整个生活领域；第二，消费类型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31]。集时尚业与服务业于一体的休闲观光业因“寿命”短（一次旅行远比一辆汽车的“寿命”要短）而极大地加快了消费速度。

在休闲观光业崛起的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生活步伐的加快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易变性与短暂性，从而使人们难以维持具有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生活感受，丧失了对未来的憧憬。不确定性引发的痛苦加重了人们追求安定、持久、浪漫家园的欲望，象征逝去的家园与对过去回忆的美学形象逐渐成为商品，乡愁产业应运而生。同时随着“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15现象的加剧，空间的壁垒不断被时间突破，从而促使资本对空间内场所的差异性更加敏感[31]356。为了吸引资本，世界各地纷纷利用传统文化凸现各自场所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力争在地区竞争中占据优势。也因此，挖掘农村空间性魅力的乡愁产业在全球迅速崛起。

英国休闲研究专家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指出，乡愁产业是为了达成商业目的而人为重构或创造“过去之物”的行为[32]225。虽然从旅游脉络上说，游览景点（或景物）的文化原真性是吸引游客的魅力所在，但乡愁产业中的“过去之物”与历史实存的原真性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被用作“询唤”（interpellation）16[33]18想象中乡愁的象征符号。乡愁产业通过“戏剧性设计”（tableaux）17[32]持续询唤大众媒体制造出的对浪漫家园的想象，从而实现乡愁的休闲娱乐价值。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Vrry）也曾指出：“对于游客来说，最核心的旅游动机不是欣赏对象的原真性，而是追求不同于日常的新奇感受。”[34]因此，农村观光作为乡愁产业的一种，为了满足城市游客对浪漫家园的想象而设计开发的文化体验项目大多是拼凑出的文化半成品、仿造品，这些项目虽然缺乏原真性，但并不妨碍其观光价值的实现[8]。

以农村观光为重心的乡村振兴运动虽然被社会精英赋予了“保护生态”“治愈人性”等近代文明史的意义，但对于参与其中的农村组织或农民个体来说，则是农业崩溃后维持生存的一种经济手段。虽然韩国政府与学者不断强调“创建村落事业”中“地区居民的主体性”与“自主式地区发展”[35]54，但是对于已经卷入资本主义普遍市场的休闲观光产业来说，自主与自由只是大众媒体营造出的神话，价格调控与市场才是话语权的真正拥有者[36]。换言之，虽然休闲活动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被美化为逃离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但这种逃离的自由早已被商品化的休闲产业牢牢控制。因此，在消费资本主义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农村观光在本质上无法摆脱资本的运作原理，农村的民俗商品化不可逆转。

不可逆转的民俗商品化促使韩国民俗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民俗的原真性问题。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民俗学，受到德国浪漫民族主义的影响，向来重视通过历史遗留物来探寻民族文化的原形与本质[37]。20世纪90年代文化观光产业兴起以后，民俗学希望民俗观光能发挥教育作用，促进民俗本质（即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原形）的大众普及，因而强调民俗文化原真性的重要性，对观光脉络中导致文化原真性被歪曲或丧失的民俗商品化持否定态度[12]。但随着民俗资源化成为学术焦点，民俗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商品化的两面性”与“文化原真性的主观性”。

“民俗商品化的两面性”是指民俗商品化在引发民俗同质化与他者化的同时，也为被遗忘民俗的挖掘复原与价值再赋予提供了契机[38]。具体而言：就民俗商品化的消极影响来看，观光产业的“麦当劳化”18[33]趋势导致了各地民俗文化独特性的丧失；另外，观光脉络中农民与外来游客的买卖行为产生的权力关系，导致地区民俗丧失了原有含义，成为他者化的游客文化。但就民俗商品化的积极影响来看，地区居民在文化观光产业中认识到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因而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之中；共同体性民俗的复原有助于增强地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文化原真性的主观性”是指观光脉络中的文化原真性与民俗文化本身的真实性无关，只是游客有感于景观而产生的心理反映，因而具有主观性与可变性。丁秀珍指出：“观光脉络中的文化原真性无法被评价，评价行为无疑是将知识精英的特权性视线强加于观光地居民现实生活的文化殖民主义。”[39]李镇教综合德国历史人类学家乔安娜·布雷登巴赫（Joana Breidenbach）提出的“主观性原真性”19，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的“经验性原真性”20，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王宁提出的“实存性原真性”21，在对韩国（龙仁）民俗村的民俗志式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经验性乡愁”22与“想象性乡愁”23两种情感动机及文化消费模式，以此来凸现民俗文化原真性的多层性与可变性[34]。

总之，在消费资本主义与乡村振兴运动的双重语境中，作为乡愁产业的农村观光业迅速崛起，农村民俗文化的资源开发已成必然之势。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农村民众不再是无意识传承原真性民俗的浪漫主义者，而是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利用、改造民俗的现实生活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国民俗学开始重新认识商品化中民俗的原真性，不再执着于真假民俗的讨论，“民俗歪曲论”逐渐被“民俗创造论”与“民俗适应论”所代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线转向观光脉络中民俗文化的客体化过程。

五、结论

在近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韩国政府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向致使农业丧失了第一产业的地位，农村逐步空心化、老龄化、边缘化。为了扭转农村全面萎缩的破败局面，促进城乡地区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在21世纪初发起了开发农村空间性魅力的乡村振兴运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公开募集的形式，动员各地农村组织根据各自村落的特点积极参与政府的“创建村落事业”。在“创建村落事业”中，以农村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为资源开发对象的农村观光成为普遍性创收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观光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从而引发了社会对乡村振兴运动的反思。

韩国民俗学围绕农村观光的运作内容、运作主体、运作实效三方面的问题，就民俗学在农村观光中的学科定位提出了“积极指导者”与“冷静观察者”两种相反的主张。前者立足于本质主义理念，主张发挥民俗学对民俗文化原形的挖掘与诠释功能，解决农村观光中的现实问题；后者立足于建构主义理念，主张冷静观察农村观光现场伪民俗的创造过程与农村秩序的整合过程。两种主张虽然针锋相对，但就民俗商品化的不可逆转趋势形成了共识。因此，韩国民俗学开始重新认识“民俗商品化的两面性”与“文化原真性的主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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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이해준.지역축제와문화관광자원의연계방안：은산별신제와부여지역을중심으로[J].백제문화，1998（27）.

[25] [美]迪思·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남근우.그린투어리즘의문화정치학：B마을의관광실천을중심으로[J].한국민속학，2012（56）.

[27] 高静.从原形解构看韩国学术界对江陵端午祭的认识论转变[J].文化遗产，2016（3）.

[28] 荣鑫.从生产到消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性反思[J].北方论丛，2014（1）.

[29] 卢风.论消费主义价值观[J].道德与文明，2002（6）.

[30] [英]柯林·坎贝尔.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J].章戈浩，译.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31]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2]크리스로젝.포스트모더니즘과여가[M].최석호역.서울：일신사，2006.

[33] [英]罗杰克.休闲理论原理与实践[M].张凌云，译.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34]이진교.상품화된“전통”소비의문화적의미：“한국민속촌”의사례연구[J].실천민속학연구，2014（23）.

[35]농촌진흥청.주민이함께가꾸는농촌마을[R].전주：농촌진흥청，2019.

[36]김문겸.자본주의와여가[J].사회연구，2002（2）.

[37] 高静.韩国“巫俗传统论”话语体系的百年建构历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

[38]문옥표.문화의생산과소비/관광을통한문화의생산과소비：하회마을의사례를중심으로[J].실천민속학연구，2000（33）.

[39]정수진.관광자원으로서민속의진정성과상품화[J].민속학연구，2009（6）.

注释

1“新农村运动”由韩国第三任总统朴正熙主导，高举“勤勉、自助、协同”的口号，目标是改善农村落后环境，发展农村经济。

2 2003年9月11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第五次世界贸易组织阁僚会议时，韩国农民李京海带领农民斗争团打出“WTO Kills Farmers”的口号，反对将韩国农业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商条款，李京海亦于当天以死明志。

3从1969年起，韩国政府开始实行从农民手中以高价回收大米和小麦后再低价销售给消费者的“二重谷价制度”，差额由韩国银行垫付。这种秋谷收买政策是国家为保护动荡世界市场中的农民利益而采取的基础性措施。

4（1）据韩国农村振兴厅的统计数据，2016年，农业GDP在全国GDP总量中的占比为1.8%，粮食自给率仅为23.3%（OECD的最低值）。

5（2）“创建绿色农村体验示范村事业”的目标：1.利用亲环境农业、自然景观开发农村体验观光项目，提高农业的附加价值，增加农民的收入；2.将绿色农村体验示范村打造成满足城市人多种需要的休闲、体验空间，以开发农村体验观光项目，促进城乡交流。

6（3）“创建农村传统主题村事业”的目标：挖掘固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主题开发，通过文化体验项目、民宿服务、农产品直销来振兴农村社会，促进城乡交流，打造具有魅力的农村空间。

7（4）“农村空间性魅力”概念于20世纪末在欧盟国家出现，2000年开始在韩国流行，主要指空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还原为农村地区特有的田园风光、历史遗迹、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观光资源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地方特产。

8（1）例如，自然生态体验项目（乘坐竹筏、水田捉鲶鱼、欣赏野花），民俗工艺体验项目（稻草工艺、木匠工艺、天然染色、垒碎石塔），农产品采挖体验项目（挖野菜、土豆、红薯，采摘栗子），传统游戏体验项目（踢稻草球、打陀螺、放风筝），传统饮食体验项目（制作松糕、荞麦凉粉、年糕、大枣糖）等。

9（2）原文网址：https：//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2&oid=005&aid=0000257202。

10（1）国立安东大学是韩国最早创建民俗学专业的高校，该校于1979年开设民俗学本科课程，1988年与1999年分别开始招收民俗学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2013年，在韩国中央大学的（比较）民俗学本科专业因生源不足停止招生后，安东大学民俗系的民俗学本科专业成为韩国唯一的民俗学本科专业。因生源问题，2022年8月，该校民俗学本科专业正式更名为“文化遗产学”专业。至此，韩国再无民俗学本科专业。

11（2）《村落民俗资源化如何进行》共有《从村落文化展示馆看村落文化的资源化过程》《全南地区村落巫事的文化地图编成》《传统文化的数码主题化开发方案：局限性与可能性》《传统童谣“驼背老奶奶”的文化主题资源化的可能性》《民俗学传统与文化主题的变通》《地方博物馆中村落民俗的资源化过程与方法》《利用德尔菲法对岁时风俗开发价值的评价研究》等七篇文章。

12（3）《创建村落如何进行》共有《从文化多元主义看农村嫁入女性问题与村落创建构想》《牧溪文化历史村落创建的促进状况与价值创出》《创建村落事业中山村民俗与地区传统的创造性开发》《对日本的“创建村落”实践策略的考察》《对创建新农村政策事业的批判：没有哲学的农村观光》《利用共同体信仰的庆典化进行的村落开发》等六篇文章。

13（1）2006年9月韩国农村振兴厅开始实行“事务长制度”，以国库出资50%、地方政府出资40%、村集体出资10%的形式，每月支付事务长的工资（多为100万韩元），委托其负责“创建村落事业”的运营事宜以及协调村内相关事务。

14（1）本质主义民俗学认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内核存在于民俗文化的原形之中，因而重视挖掘民俗文化的原形；建构主义民俗学认为民族精神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被不断重塑的。

15（2）“时空压缩”概念由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是指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

16（1）“询唤”是指主体被“召唤”或被引入存在的一个过程。主体可以指个人或关于某种行为的话题。

17（2）“戏剧性设计”是指为营造过去的氛围而运用电影、唱片、模型、全息照片、动画的行为。

18（3）“麦当劳化”现象是指自发性正在系统地被标准化代替、自由被控制代替、选择被管辖代替、自我决定被自我约束代替的过程，它强调自由和选择是在经过编排后的选择背景下发生的。“麦当劳化”现象把全球的标准化和严格管辖表现为商业和文化中设计好的种种活动的自然结果，生活各个方面都遭到追求高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的无形冲击，多样化的选择逐步减少。

19（1）“主观性原真性”是指“原真性既无法用外部标准衡量，也无法由事物本身确定，而是取决于当事人协商后的主观解释”。

20（2）“经验性原真性”是指“对于游客来说，最核心的旅游动机不是欣赏对象的原真性，而是追求不同于日常的新奇感受”。

21（3）“实存性原真性”是指“对于游客来说，原真性不是鉴别事物真伪的客观性问题，而是一种归结于心情愉悦的心理感受问题”。

22（4）“经验性乡愁”是游客基于自身或自身所属群体过去真实的经历而产生的乡愁情感，这种文化消费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文化的原真性。

23（5）“想象性乡愁”是电视剧、电影、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出的“想象的乡愁”，这种文化消费模式重视趣味性，对文化的原真性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