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首发“独家特写”，整版刊发我院研究团队专访

作者：管理员  责任编辑：叶莉荣  发布时间：2021-06-01  浏览次数： 2019次

【编者语】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首次刊发“独家特写”版，整版刊载专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团队的文章——《深耕田野　将学问写在大地上》。据悉，《中国社会科学报》“独家特写”版聚焦学术特写，记录时代声音，通过独家专访、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新闻特写等题材，将纪实性与学术性相结合，围绕立时代潮头、为人民立言、为时代发声这一主线，以独特视角，深入展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学术研究心路历程，记录科研中的难忘瞬间，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精神风貌和时代担当。

以下为全文内容：

深耕田野 将学问写在大地上——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团队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改革开放后，我国乡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研究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厚安认识到不变是没有出路的，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他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理念，即“走出校园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理论服务农村改革”。当时已年近七旬的张厚安，带头到全国各地调查。

　　“一旦进入田野，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这使政治学研究进入到一个全新通道。”在调查中，时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徐勇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点，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着力弄清“是什么”的问题。他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数十年来一直坚持。

　　田野也回馈他们丰富的养料。基于田野，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学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院，团队在调查深度上不断突破，理论上不断创新，凝练出一系列原创概念。目前，他们正在推动并促进构建中国政治学田野学派。

　　将田野调查作为教学科研基础

　　“当我们将研究视角转向基层政权时，就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能从文本到文本演绎。”徐勇说，研究过程将他们引向田野。

　　起初主要是普遍性调查。他们发现，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开始分化，差异性更大。徐勇表示，这意味着要对村庄加以分类研究。用张厚安的话说，通过个案村调查实现“一滴血验全身”已远远不够。他们逐渐由面到点，进一步深化调查。根据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分类调查和个案研究。

　　“这6个重点调查村分布于山东、浙江、湖南、河南、四川和甘肃，其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如果以中国的南北地域划界，分属于南北两大区域；从自然地理看，分别位于平原、丘陵和山区。”徐勇介绍，他们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有一次，张厚安和项继权到山东章丘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继权就一边帮农民打麦子，一边和他们谈心。由于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

　　过去很多调查是项目型的，项目结束调查也结束，得出来的结论也是碎片化的。正所谓“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2005年，作为负责人，徐勇重新规划了基地发展，提出“百村十年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300多个村5000多户进行为期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他希望像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长期地观测农村的变化发展与走向。2006年，计划开始筹备，2009年正式实施。目前，“百村十年观察”计划已经对全国305个村5000多户农户进行了连续10多年跟踪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数据。

　　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还应该追溯其背后的机理。2015年，团队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将全国农村划分为7大区域，进行分门别类的调查。所谓“深度”，就是引入历史延续性视角，挖掘事实背后的机理；深入到农村中，深入到农民内心中，认识农民、发现农民、理解农民，对农民的行为加以深度解析。目前，他们已经对全国278个村开展“区域质性调查”，对全国18680位老人开展口述史调查，对全国838个家户开展家户史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

　　作为策划者、推动者，徐勇一直将“百村十年观察”定位为公益平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会在适当时候陆续向社会、学界全面开放。自2005年开始建设第一代数据库，2015年着手第三代数据库开发。目前，他们已经建设了三大数据库系统：中国研究数据库、基层与地方治理数据库、中国政治学数据库，包括109个子数据库，存储数据量达29.78TB。其中，家谱族谱数据库、地方志数据库、地方年鉴数据库等子库已对外公益开放，累计服务和访问人数近40万人。

　　徐勇说，田野调查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需要调查者灵活处理。于是，他们把课堂搬到田野，将田野调查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基地创新实行“双课堂—双导师”模式，在传统课堂外深耕田野课堂，农民亲临指导，导师现场教学，架起理论学习与田野教学的桥梁。在实践中，团队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多，逐渐有了方法论自觉。他们总结出关系叠加方法，这一方法还可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

　　进入现场去了解发现田野真实

　　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通常以专著或论文的方式呈现。其观点正确与否，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并没有得到检验。在张厚安的带领下，他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村庄实验中去，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以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要进入现场去了解、发现真实状况，最好的办法是‘实验’。”徐勇对记者说，田野调查是以外人的身份置身事外观察。只有“实验”，才能将自己作为主体融入其中，在过程中亲自感受和体验，从而发现一般观察发现不了的内在因素。

　　在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支持下，这个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先后有2位教授、2位副教授、4位博士生、4位硕士生参加了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参与式调查使他们对村民自治的艰难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实验过程中发现许多其他调查发现不了的问题。

　　继黄梅县实验之后，2004年10月，他们在安徽省蒙城县岳东村开展了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实验。希望通过整合农村资源，培育发展各种类型的乡村组织，增强合作意识和参与意识，改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地位。

　　这次实验主要以青年老师和研究生为主体。他们热情很高，对实验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由于缺少政府支持，推进更困难，其结果也与预期相距甚远。“这次实验是外部力量推动的，农民虽然被组织起来了，但他们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一旦外部力量弱化，组织很容易解体。”徐勇对记者说，在这个背景下，他们和有关单位合作开展新农村建设实验，在广东选取3个村庄，进行为期5年的建设实验。

　　有了前两次经验，这次他们主要通过各种项目和方式提升农民能力，包括农民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监督能力等。特别注意强化农民的主体性，挖掘农民的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的自身活力。这次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997年开启的上述三个实验，是以实验者为主体推动的，有计划、有目的并具有连续性的政治学实验。除此之外，他们还以学者身份观察、参与了以地方政府领导为主体的实验。

　　“2002年8—9月，湖北省京山县在杨集镇进行了两推一选乡镇长的实验。我们参与了选举观察。”徐勇对记者说，若干年后，他专程前往当地对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当事人对直选乡长的事情印象很深，对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普通村民对于能够直接参与“父母官”的选择还是非常兴奋的。

　　如今，回想起乡村治理政治实验，徐勇说，不可控因素太多，难度太大了。从实验项目的提出，到获得批准；从事先调查，到进入现场；从设计方案，到听取意见；从方案实施，到问题处理；从实验结果，到对实验结果的检验，都得亲力亲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功亏一篑。

　　实验时太多的意料之外，以致让实验者伤透脑筋，无比沮丧。以黄梅实验为例，实验推进最为艰难的时刻正值1998年长江大洪水。张厚安和徐勇从学校到长江对岸的汉口去乘船前往黄梅。到汉口时，内涝的洪水将公交车困住。年近七旬的张厚安和徐勇只好下车，在深水中跋涉到码头。实验过程中，为了将农民集聚起来开会，他们也费尽心力。那段时间，张厚安经常给他们打气说，“自然科学实验也要经过若干次才能成功，有的甚至永远不能成功，更别说社会科学实验了”。

　　虽然艰难，但是团队指导和参与地方政府改革，推动政策领域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实乃“知其难而勉力为之”。他们打造了“东平模式”：自2012年起，与山东省东平县开展合作，通过指导改革创新，使东平县成为国家改革试验区，国家将农村产权改革、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培养和选拔、土地流动风险防范等改革试验项目均委托东平县进行试验，形成了丰富的改革经验。

　　创建了“平原经验”：在农业农村部推荐下，与山东省平原县委、县政府开展合作，引导平原县在党支部引领下创办合作社、农村社区建设、农村产权改革等方面进行探索。

　　挖掘了“余江改革”：2016年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合作，指导产权改革，总结、挖掘宅基地改革、农村金融创新经验。

　　总结了“天长道路”：2016年与安徽天长市合作，探索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产业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改革。

　　培育了“秭归现象”：2013年，与湖北省秭归县合作改革探索，对划小单元的幸福村落建设经验总结，受到民政部门的高度认可。

　　此外，基地还探索创新了广东的云浮、蕉岭、东莞、清远、佛山与湖北的巴东等地改革，部分改革成果被吸纳入国家政策。

　　田野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相比城市，农村还是要艰苦些，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下去的原因。张厚安是基地田野调查的开拓者，年近七旬时还行走于农村。在四川大巴山区，山高路陡，他只能依靠滑竿上山。

　　去不去田野，对于徐勇来说不是选择题。田野于他，早已融入学术和生命。

　　徐勇当过知青。14岁那年，他从城镇来到农村劳动了近5年。亲身感受和体验过农民的疾苦，直接品尝过饥饿的滋味、昼夜劳作的艰辛，使他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从事学术研究后，徐勇对农民有了理性认识。1993年，已是破格教授的徐勇攻读博士学位，他基于实地调查研究村民自治的学位论文获得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他一直从事农村研究，在调查和生活中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有的保持着长期联系。

　　作为百村观察的策划者、推动者，数十年来，徐勇一直带头扎根田野。2017年，时年62岁的徐勇带领学生前往大小凉山调研。“从小凉山到大凉山，简直就是在悬崖上盘旋。那种险峻没去过的人很难想象。我的腰痛，没办法坐着，只好躺着、把自己捆绑在座椅上。”徐勇对记者说，大小凉山山高路险，地理上与外界隔绝，只有到那里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家徒四壁。他感叹，这种深度贫困地区，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脱贫。

　　“除了苦和险，田野还有乐和甜。”徐勇说。自2000年和学生寻找村民自治发源地后，徐勇到村民自治第一村——合寨村不下十次。每次去，村民都很高兴。2007年，他又一次去时发现村里还没有电视。村里老人多，又没有娱乐设施，徐勇就送了两台电视机去。村里人特别高兴，全村人都出来唱山歌。“我家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送亲人……”几百人一直送了两三里路，那个场面他至今印象深刻。采访时，徐勇说，他耳朵里似乎还能听到那时的歌声，每每回想起来经常让他激动不已。

　　“学者是要出思想的，田野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徐勇对记者说。最让他乐的是田野能触发他的灵感。

　　2008年之后，在广东农村的三次调查激活了徐勇的“权利”意识。第一次是广东云浮的农村社会建设调查，发现了自然村的凝聚力。第二次是清远市将村民自治的重心下沉到自然村。第三次是2015年启动“深度中国调查”后首站调查广东的宗族村庄。这三次调查让他见识了保留着古老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全村同一个姓氏，围绕祠堂聚族而居。在这些单一姓氏的自然村内，土地划分非常细碎。农民经常调整土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与中央政策精神恰恰相反，是“增人就增地，减人就减地”。

　　土地是农村的主要资源，被视为农民的“命根子”。1949年后，我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且变化频繁。为了稳定民心，农村改革以后，中央政策一再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即通常所说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农民调整土地的行为是否有理据？受这一思维方法驱使，徐勇进一步追问农民为什么要经常调地？在粤北村庄调研时，面对这一问题，当地农民脱口而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大家都要吃饭。增加了人口自然要增加土地。”同一祖宗成为人们行为的基本理据。农民不经意间说的这句话，激发了徐勇将宗族社会与政治学的权利理论关联起来。

　　通过进一步调查，徐勇发现，不仅在广东，宗族村落在江西、福建、湖南、浙江、湖北、广西也广泛存在。他意识到，在中国农业核心地区，祖宗具有神圣一般的地位。祖宗具有至高无上性、本源性，也是后人认识世界的本体性。没有先人就没有后人。人们之所以敬奉祖宗，从根本上说是祖宗赋予了后人以生命、资格、地位、权利及其相应的责任。人们之所以要调整土地，给新增人口以土地，理由和依据就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

　　“家族、宗族这类血缘共同体，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基础上人们存在和延续的社会组织方式。人们通过祖先崇拜结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可以增强个体的力量。”徐勇据此提炼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相关研究成果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基于深度调查，团队提出了“国家化”“祖赋人权”“关系国家”“关系权力”“家户制”“韧性小农”等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围绕基层与地方治理，提出了“条件—形式”“程序—规则”“行政—自治”“单元政治”等分析框架，这为国家调整农村建制单元、确定自治单元和公共服务规模提供理论依据。目前，他们正在推动和促进田野政治学的建构。

　　“矿”挖来了 下一步要“炼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用了20年时间有了田野调查的自觉，开启了‘百村十年观察’，拓展了‘深度中国调查’等。数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徐勇表示，未来，团队将把重点转向理论创新。“矿”挖来了，下一步要“炼金”了。

　　梳理世界农村调查的历史，徐勇发现，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相关的大型农村调查，并显示出不同国家的特点。19世纪后期，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俄国，成千上万人参与对俄国农村的调查，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对华扩张中，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依托开展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调查，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形成“满铁调查”。

　　在启动“百村十年观察”时，徐勇就有将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计划。在“满铁调查”资料翻译取得了一定进展后，徐勇及其团队又启动了俄国和英国的农村调查资料的翻译。通过与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近百位师生的合作，目前，他们已经翻译了数千万字，整理出版《满铁农村调查》9卷11本，约1609.1万字，其中农村卷6卷8本，地方卷3卷3本。通过与华中师范大学俄语系、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合作，收集整理资料近1000万字，目前，俄国调查资料翻译了300万字，已有1卷正式进入出版环节。关于英国对印度农村调查的翻译，基地已经与大英图书馆、博物馆联系，搜索翻译资料，目前正在协商资料复印和知识产权问题。同时基地科研人员还将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共有10余卷，约800万字。目前已经有7卷进入出版环节。

　　“如果说‘18世纪的农村调查在英国，19世纪的农村调查在俄国，20世纪的农村调查在日本’，那么，21世纪的农村调查理应在中国。中国学者有历史使命承担这一工作。”徐勇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作为世界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农村调查也要走向世界。为此，他们启动了海外农村调查。海外农村调查从2010年启动，日本、韩国、印度等的实地调查已经进行，并出版了相关成果，未来将由东到西延伸到全世界。

　　最让徐勇欣慰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被动局面正在被扭转。现在，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也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也正在转向中国。他语气坚定地向记者强调说，这一点一定要记下来。他说，目前，他们产出的一些原创性的理论可以和美国对话。希望再过20年，这些理论创新可以有大的突破，从根本上扭转读美国学者的书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被动局面，并向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理论。

　　“这些年，我们从本土调查中产生的原创性理论，可以和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话。”徐勇举例说，美国学者基于“满铁调查”提出了“内卷化”概念，意指国家政权下乡越多，农民的认同性越不高。但是，从20世纪初，由“皇权不下县”到“政权下乡”，再到“政党下乡”“宣传下乡”“教育下乡”“医疗下乡”，一直到20世纪末的“民主下乡”“法律下乡”和21世纪初的“服务下乡”，并没有出现内卷化。

　　“我们用调查事实证明美国学者研究结论的有限性，这是很重大的收获，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的格局。”徐勇强调，中国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现在，团队已经具备理论创新的自觉，他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团队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上能够引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徐勇倡导在“比较中发现中国”。通过历史比较，将中国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的对比中，从中发现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色和进程。在他看来，把中国问题研究好了，也有利于对世界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