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作者：彭慕兰  发布时间：2017-05-22

信息来源：中农网

内容简介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探索了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80年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4、1988年耶鲁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7月至今，供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IRVINE）1992年志任该校历史系副教授，1999年起任教授，2004年被授予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社会史，主要著作有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UC Press，1993)该书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将；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获2001年度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分享2000年度世界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并获2000年度杰出学术著作提名，另与Steven Topik合著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Politics and an Emerging World Economy，(M.E.Sharpe，1999)。在《历史研究》、《中国学术》、Journal of Asian Studies，World Economics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书评近60篇。

目录

导言…………………………………………………………l

区域…………………………………………………………5

时限…………………………………………………………13

国家、市场及其在黄运的融合……………………………14

政治经济与中国的发展……………………………………19

治水与国家的构建：理论透析……………………………22

第一章地方利益阐述：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

地方模式……………………………………………………1

山东的地区性信贷市场……………………………………6

根深蒂固的地方经济差异…………………………………12

信用市场及其他地方经济界线……………………………13

区域性的货币市场…………………………………………16

经济地理的政治：当地的公共财政………………………22

经济地理的政治：超地方的权威和政治自卫……………25

经济地理的政治：私人利益………………………………28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强大的势力………………………30

割裂的市场及其分布：普通百姓…………………………36

割裂的市场和区域经济形态………………………………39

结语：割裂的市场与国家构建……………………………48

第二章社区、强制和棉花：农业改良和社会分层………52

新的农作物品种……………………………………………56

拾荒与生存…………………………………………………68

看青活动与“棉业公会”…………………………………76

区域变化与地方领袖………………………………………92

渗透性、开放性和社会经济的变迁………………………109

第三章生态危机和“自强”逻辑…………………………116

市场、国家和生态…………………………………………116

封闭、燃料短缺和森林砍伐………………………………120

燃料短缺与“自强”逻辑…………………………………138

当地的努力：植树造林及其不满…………………………143

生态、交通和边缘化………………………………………149

第四章任其自便?…………………………………………161

中央政府的退出……………………………………………162

中央政府的退出：新的侧重、新的紧缩与

错失的机会…………………………………………………175

轻视的加剧：地方瘫痪的社会和政治基础………………180

草秸与石头：落后技术的循环……………………………193

黄运的黄河治理……………………………………………212

水患的重新分布……………………………………………221

第五章灾害的应对…………………………………………233

水利衰败的经济成本………………………………………234

士绅与外国人………………………………………………244

国家的分裂与水利治理：军阀时代………………………261

官府、乡村头面人物与地方反抗…………………………265

工程师与士兵………………………………………………284

结论黄运、中国与世界……………………………………299

附一鲁西北和鲁西南各县名称………………………………320

附二水利衰退造成的农业损失………………………………322

附三黄运水利失修所导致的额外交通成本…………………330

征引文献………………………………………………………334

译名对照表……………………………………………………365

译后记…………………………………………………………368

从乡土中国到“两个”中国——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谢 维

【摘　要】自19世纪中期开始，鲁西南农村地区遭受到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大的冲击，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棉种的改良和推广。随着经济的变化，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城市中，官、绅、商三位一体的组合更加紧密，并附属于作为新兴经济中心的沿海城市网络；在乡村，则发生了一个从“正绅”主导到土豪劣绅称霸的变化。二是城乡关系的变化。数千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其根都扎在农村，而现在，城市开始从经济上控制农村、从政治上领导农村了。但由于鲁西南乡村精英的权力主要在村庄本身，因此，在城市精英的权力日益扩张的同时，乡村精英的权力仍根深蒂固。于是，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而双方矛盾日趋尖锐。

【关键词】近代史；华北；现代化；城乡关系；精英

彭慕兰教授在其《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①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在1980年代的西方学者中间，研究重点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变化趋向，一是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心智史，二是从对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的研究转向了对中国城市和现代化的研究。彭著反其道而行之，专门论述山东西部（津浦铁路以西，书中称为“黄运”，即黄河与大运河交叉地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彭著谈到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问题，限于篇幅，拙文仅对书中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做归纳和介绍，并根据我的理解，结合国内学界的研究进行一些讨论。②其实，在几十年前，“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几乎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说法，只是近些年来，人们经常讲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城乡关系反被许多人淡忘了。这也是我选择这个题目的缘由。

一 城市领导乡村

城乡关系中的“城”与“乡”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社会概念，因二者都是由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各自内部多种多样的关系构成了各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革命史范式比较强调阶级关系，现代化范式比较强调官民关系。而彭著采用的分类标准似乎相当灵活，在谈到棉业公会和林业公会是富人的组织时，它关注的是阶级分化；在论述国家自强战略对“腹地”人民的伤害时，其侧重点则转移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官民关系）。当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两种关系，则均可视为城乡关系。

“村庄共同体”概念在许多年前就被提出，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鲁西也不例外。但是自19世纪中期开始，鲁西的村庄共同体遭受到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大的冲击。首先是在经济方面。1890年以后，鲁西的农业专业化发展极快，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以这一时期“黄运”引进的最为重要的新作物北美棉种(美棉)为例，它纤维较长，更适合机械纺纱，故比中国本地的土种棉售价要高出大约20%。美棉还可以在遍及黄河下游地区的沙地上种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产量也高于土棉，棉农唯一需要的额外投入只是增加一层腐草。据彭著估计，在鲁西南多数县份，棉农可增收一半以上，平均可增收33%；当时还有人曾估计，美棉可多产出4倍的利润。(第58-64页)因此，自1905年起，美棉得到了国家和省、县政府及天津、青岛棉纺厂的推广与资助。与此同时，棉纺厂将美棉棉种的派发与美棉的收购绑定在一起，且停止向仅种植土棉的县派驻采购人员，也就是说，棉农如果想在当年售出美棉，那么他就必须保证下一年仍旧种植美棉。

这一点值得注意，它表明，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再能自主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他们已经被拴在城市里的现代纺织机上了。另一方面，现代化也给国家和城市精英带来了重大挑战，赋予其困难的新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它们要具备更大的强制力量，建立更严密的组织，以传播新的知识，提供可靠的种子，组建广泛的收购网络。简言之，这不但是一个经济变革，而且也是一场政治变化。过去，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其根都扎在乡村，而现在，城市开始从经济上控制农村、从政治上领导农村了。彭著中反复使用“政治经济”概念，在我看来，这四个字并不是两个词的并列，而是单一的复合词；就是说，经济里面有政治，政治里面有经济，美棉的推广过程便是城乡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

除棉花种植外，城乡关系变化还特别表现在传统看青组织与棉业公会的对比上。据彭著讲，棉花历来便是令拾荒者眼热的作物，因为除了其断梗剩叶可做燃料、饲料外，棉花的残絮及太小的棉絮虽因不能用来纺纱而被收割者丢弃，却可被拾荒者用做棉胎。而美棉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它的成熟期较晚，这样，在美棉还没有成熟而未被采摘时，传统的拾荒日已经到来，拾荒者遂成群结队冲入棉田。这当然成为美棉推广者的心腹之患，于是在各级政府的倡议下，在城市精英的主导下，以保护和推广美棉为宗旨的“棉业公会”纷纷成立。其与传统看青组织的差异是多方面的。第一，掌握技术和组织资源的棉业公会具有明显的城市性质，它们是从上到下普遍建立起来的，有领导机构和分支机构，与现代官僚机器颇似；其领导机构县劝业所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各县精英的后代，通常不足30岁，均在现代技术学校受过教育，之后回到本县供职；劝业所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享有财政资助，从而拥有领导下属组织的合法权威。总之，建立棉业公会不是村庄采取的主动行为，而是城市权力向乡村的延伸。(第81-82页)第二，传统看青组织以全体村民为基础，而棉业公会却更像是“富人俱乐部”。彭著指出，在夏津，会员必须种植10亩以上的美棉，在一个户均土地面积少于18亩的县，这种要求自然将穷人排除在外。在菏泽，虽仅要求5亩，但由于那里的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比夏津少得多，故这种资格限制正好排除了同样多的人。在临清，超过半数的会员拥有一般农民很少买得起的弹仓式步枪。(第83-84页)第三，看青活动是由整个村庄凑钱保卫全体村民的庄稼，

而棉业公会则是向会员收费，并只保卫会员的棉花。同时，保卫棉花任务的分配依各会员棉田的多寡来“合理负担”。第四，“会费”中的很大部分不再被用来“教养”贫困的拾荒者，而是用来支付给新式看青者——他们从“绅民”中选任并须得到县长的确认，很大一部分是有文化的，而且负责控制美棉质量，因此其地位比传统看青者要高得多。第五，在有的地方，棉花看护者不但可得佣金，且可从违规拾荒者所交罚款中提成，由于得到金钱与失去金钱的人往往同村，故这一办法是在激化对立，而非像看青那样在消弭矛盾。第六，棉业公会采取了比看青组织多得多的强制，据临清棉业公会称，该县2000多会员中就拥有1000多条现代枪支。第七，“棉业公会还拥有一种非暴力的、不可预测并且极为进步的武器：试验站及其下属机构。这些县级站从当地种植的美棉中收集棉籽，领取由省里从国外购买的或地区性的实验站培育的种子，进行示范演示并充当育种农场”。至于各分支棉业公会，一般也要将会费和罚款的相当大部分用在分发美棉种子与散发宣传小册子方面。(均见第52-87页)我想，对于这最后一点似不可轻视，它表明了在经济的控制和政治的领导之外，城市对于乡村还正在建立起话语霸权，其标识由四个大字组成：进步、科学。

二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精英

在具体分析城市精英时，彭著讲得较多的是官、绅、商的一致性。彭著写道：“远在晚明时，济宁的大商人与官员之间就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基于征收运输税和查禁‘走私’方面的合作。”“商人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勾结在济宁成了规范……济宁相互勾结的商人和官员们对源于或进入该市腹地的商业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彭著还特地列举了一个具体例证，这里赘述于下：

“由一个家族所拥有的济宁最古老和最大的企业——玉堂酱园——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家族自18世纪以来一直有人做官，19世纪末，在清朝廷中还有位成员。”1875年以后，这家酱园为套利而开始大规模地参与金融活动，它从外商手中贷款购买了几家典当，并与当地有权发行钱票的钱铺建立了关系，而这些新业务比它原来从事的食品加工业的发展要快得多。“除了拥有大部分玉堂股份的这个官僚家族外，济宁的许多其他官员也把他们家族的教育信托基金投入到这家酱园中。另外，济宁最大的慈善机构，其首脑人物包括该市最重要的商人和士绅家族，把80%以上的捐款及该市主要典当和商号的款项存入到这家酱园中……对从沿海、甚至是从中心地区获得廉价资金的把持，同样(为它)提供了广阔的赢利区域。”(均见第32-34页)很明显，虽说官、绅、商三位一体并非始于近代，但其在近代确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上述个案清楚表明，济宁的绅商对利润的感觉极为灵敏，其完成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十分顺利。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转型过程并非表现为对私利的追逐。彭著在谈到济宁绅商为使津浦铁路经过济宁而发动了一场请愿运动时说：“这些士绅和商人们对全国士绅所做出的有效诉求，基本上全部基于中国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其地区的经济困境。黄运必须融入到‘沿海的’政治经济中……为了获得把黄运的更多地区纳入到那个世界的基础设施，其领袖不得不根据‘自强’的关系……而非当地的福利来阐述观点。”(第154页)从这段话中固然可以看到济宁的城市精英们施行政治策略的机心，但若看不到其真心追求经济现代化，则肯定是不全面的。彭著不止一次地提到，鲁西南的城市精英为与外商竞争，不遗余力地推广美棉：“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一度出任国务总理的潘复和靳云鹏，在济南的纱厂中占有股份，为了这家纱厂，潘曾经‘恳请过政界和军界的所有人’；这家纱厂创办于1915年，它的确切意图是当其他领域被外商捷足先登之时，它能在这一行业站稳脚跟。潘复曾在晚清时代担任过该省劝业所的首任会长……他还极大地参与了使济宁成为一个对外贸易方面的开放城市、让铁路修到济宁并推动地区性出口的活动中，甚至为1914年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组织了一个展览。”（第94页）在济宁，绅商对私利的追逐与对国家自强战略的推动实现了完美的融合。

我们说绅商是在积极地实践自强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晚清政府到历届民国政府提出和推行自强战略就是被绅商所迫；如果说绅商与政府争先恐后地搞经济现代化，这自然有些过分，然而也不是差得太多。如前所述，棉业公会和林业公会都是在政府的建议、要求甚至命令下组织起来的，其所拥有的合法暴力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正因为这些新式行业公会具有国家的背景或半官方的地位，所以它们彼此帮忙，相互支援。大部分县级棉业公会的规章都具体规定了在收获时节县警察和自卫队要配合其工作；在需要时，林业公会也会来帮忙，有些县的林业队甚至被同时编入棉业公会。地方政府官员与绅商都属于城市精英这个范畴，他们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彭著中谈论“县劝业所的领袖们”（地方官员）的一段话也完全可以用来描述绅商：“他们在县以下的层面进行活动，但他们是来自县城所在地，而不是来自乡村；他们得到的拨款很少，但他们利用官方的任命作为权力基础……他们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第209页)

以上反复地讲官、绅、商休戚与共，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差异、矛盾和冲突。比如，在鲁西南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操纵银铜比价来谋取利益时，它必须借助当地钱铺的渠道，因此也必须让出了力的商人们分享好处。在1907年政府企图独占利益时，官商之间的冲突便爆发了，而商人们的讨价还价和抵制行动，最终迫使政府做出让步。

即便在城市商人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斗争。还是在鲁西南，由于地方政府人为制造的高利率，出售现代商品(机制的线、纱、棉布、煤油、火柴和香烟)的“进口商”与经营谷物、皮革和羊毛等当地产品的“出口商”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为，进口商可从资金利率较低的沿海供应商那里获得信贷，然后再以高得多的利率贷出；而出口商在需要借入资金时面对的是畸高的利息，却很少向土特产品的提供者农民放贷。彭著注意到，许多进口商同时也是当地官员，而粮商则不是；进口商与济宁两家现代银行的分支机构有着大量的业务往来，而出口商则没有；济宁所有出口公司的规模都很小，且大都很新。到20世纪，济宁许多重要家族“似乎已经离开旧的行业(出口行业)而转入到了更加有利可图的(进口)行业中，或把这类传统的经营活动和资产转移到了像济南或甚至像上海这样更大的都市中心”。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那些显赫的巨绅豪商们从旧经济向新经济毫无阻滞地“转身”。继而，彭著根据其一贯坚持的“政治经济”逻辑进一步指出，济宁的顶级商人在转换经营领域的同时，仍继续着其与官员的传统勾结，在地方政治中仍旧“居于优势地位”，他们“似乎是有着政治背景的寡头卖方垄断者们的典型”。(均见第30-37页)“绅商”(进口商)与“马路商人”(出口商)之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双重差异，显然不同于其与乡村居民或城市贫民之间的巨大鸿沟，但有差异就有矛盾，故而对此依然不可小视。

由于现代经济的强大冲击，分化与改组不仅发生于城市中，在所谓“乡村共同体”的舞台上也表演着类似的戏剧，只是在程度上或许要轻一些。细读彭著可以发现，只要不严重损害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精英就会无孔不入地通过榨取乡民来谋利。譬如，作为公共工程的治水就是乡村精英盘剥乡民的绝好机会。本来，“黄运”地区的水利工程是官办的，因此贪污中饱主要发生在政府官员与河营官兵中间，但19世纪末清政府改变了漕运、河工的体制，由官办改为民办、“官督民办”或“官民合办”，于是乡村精英也得以分享发财机会。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前现代的中国乡村，村庄共同体或文化网络对于乡绅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便成了土豪劣绅的天下。从彭著看来，鲁西乡村似乎确实发生了一个从“正绅”主导到土豪劣绅称霸的变化。

三 城乡精英间的新斗争

在近代的鲁西，尽管城市开始主导乡村，城市精英的力量大大增长，无论在政治、经济乃至话语方面，都显示出对于乡村精英的一种支配地位；然而，如果就此便认为乡村精英在村庄中的权势已然烟消云散，则未免失于偏颇。正如彭著所言，“尽管黄运南部的都市精英比北部的那些精英们更强大且结合得更紧密，但他们并不能把人所不欲的变革强加给黄运南部的乡村精英们”(第53页)。该书又从现代化的角度评论道：“这种城乡之间的斗争对理解黄运南部相对强大的精英最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济宁的城市精英们……比黄运北部的精英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不过，他们却无法把这种成功扩展得太远，这是因为他们在济宁市(和一些县城)的外部还没有强大到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在其腹地中的乡村精英和衙吏们。”(第188页)也许，回到前文提及的那个潘复可以更生动地揭示城市精英们力不从心的窘状。潘复家族在济宁城、济南城甚至是北京城都能呼风唤雨。

“尽管如此，这个家族在济宁的乡村则没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似乎也绝不可能拥有1000亩以上的土地。而当时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意义的数量，对这样一个富裕家庭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大。”潘家直到1922年才建立了义田，7年后随着潘复内阁的垮台，这块义田也受到调查并被要求加以“清算”。潘氏家族的这次挫折使得长期受其压制的乡村精英们扬眉吐气。彭著的结论是：“济宁的‘都市改革精英’似乎没有人在农村拥有像在华东和华南地区通常具有的参与土地开垦和治水的那种影响。”(第247页)鲁西特别是鲁西南乡村精英的强大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彭著中的下面一段话值得注意：“就像周锡瑞在其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西南地区的村庄头面人物对其村庄的控制远远要比西北地区的头面人物控制得彻底，尽管西南地区村际的暴力甚为猖獗。有些人把这个地区描述得特别‘封建’；西南地区的许多村庄由一个或几个控制着堡垒、粮仓和其他保卫设施的家族所统治。”(第95页)所谓“封建”，在这里似乎有两个含义：一是“守旧”，二是“自治”(或割据)。不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彭著中的这句话：“这些人(指乡村精英)根本没有显示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或在村外具有权力基础的迹象。”(第209页)乡村精英不是新的社会群体，这是相对于潘复那样的城市精英(即新派人物)而言；乡村精英的权力基础以村庄为其范围，则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有所不同。杜氏的“网络”包括数十个村庄，与施坚雅的“标准市镇”类似。在我看来，这个差异不仅意味着地理区域的大小，更意味着，在杜赞奇那里，“正绅”的权力随着文化网络瓦解而丧失，保护型经纪变为赢利型经纪，好人变为坏人；而如果像彭著讲的那样，乡村精英的权力基础在村庄之内，那么，只要现代化建设没有深入到村庄内部，无论它进行得怎样的轰轰烈烈、高歌猛进，乡村精英依旧岿然不动。①或许正是根据这样的逻辑，彭著特别强调，虽然从国家层面上看，在1850年以后的100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彭氏认为，就社会史而言，其意义大于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等重大事件)，但乡村精英仍然将传统权力牢牢抓在手中。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当描述“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精英时，或将之作为地方行政链条的最后一环(所谓“兵头将尾”)，或将之刻画成官民或 城乡的中介，周旋于二者之间以谋利。但从彭著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西南乡村精英的权力主要不是来自官府或村际网络，而是来自村庄本身，因此他们能够牢固地控制村民，并“代表”全体村民与政府打交道。在第105页，彭氏谈到：“鲁西南的乡村领袖们对土地开垦、水坝修建及为控制水患而对劳役和附加税征收的范围保持较强的控制。例如，1933年，在菏泽的乡村建设派为了一个地区的紧急堤坝工程自己动员了不到200人之后，它宣布了每50亩地出一名劳动力的配额制，对没有完成配额的村长进行罚款。不几天就征来了1300名劳动力。”这说明，城市精英须倚靠村长的配合方能征调村民。不仅如此，在一定条件下，乡村精英还会改变“封建自治”各行其是的惯常做法，与其他村庄的领袖们联合起来，共同“代表”各村村民，以便在与城市精英的斗争中更有力量。彭著讲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1902年，山东的地方官员们想到了一个增加收入的办法(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既然漕运已经停办，为之“配套”的屯田也就没有了保留的必要，可以“把这些土地变成普通的土地，向其耕种者们征收‘地价’作为免除其当差义务的交换并清除对这些土地进行典押、出售和征税的障碍”。

然而，这一计划刚开始实施便遭遇到坚决的抵抗。屯长(屯田地区的村长)们聚集到一起商讨对策，并共同带领其“治下”成百上千的屯民冲进城里，或进行抗议示威，或打砸抢烧，或与官府谈判，或提起诉讼。官府的反应是软硬兼施，一面派军队镇压，驱散示威者，逮捕带头闹事的乡村精英和“暴民”；一面不断做出让步。最后，在乡村精英的抵制下该计划以失败告终。这个故事除了表明乡村精英的力量及他们彼此可以联合起来对抗城市精英之外，还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山东按察使等地方官员曾数度与济宁的“一班绅商们”讨论应对之策，并从中选出一人做冲突的调停者——于此可见，在这场城乡斗争中，城市精英团结起来以对抗乡村精英的“联合阵线”。二是领导反对征款的郓城屯长任清合曾以抵制官府为由，“向24个村庄凑钱，并能够按每户土地的数量征集兵丁和武器。这种按村征收金钱、人力和武器的做法，说明这样的一个组织(按：指乡村精英的联盟)在许多方面要优于政府和都市精英在农村所控制的网络”。(第266-272页)这也就是说，乡村精英能够不经官府授权便向村民摊派款物，而官府却不能越过乡村精英直接向村民做这种摊派。

于是，我们在彭著中可以看到，几乎从城市向乡村传播的每一项新事业都是命运多蹇，“好事多磨”。在推广美棉的时候，城市精英们遭遇到与基于传统权利的拾荒者的冲突。虽说早在这些冲突发生之前，华北就兴起了看青，对拾荒加以限制，但据彭著讲，有组织的看青活动通常局限在谷物方面，不包括棉花以及花生、瓜果等——村民们只保护自己的庄稼。若不能限制贫困者的拾荒，若不能制止由拾荒发展而来的抢棉，农民势必不敢种植美棉。这还只是到乡村来推广美棉的城市精英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鲁西乃土匪出没之地，来自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带着种子、宣传小册子和展品，形单影只的城市精英一旦遇险，轻则破财，重则丧命。解开这两道难题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约束赤手空拳的拾荒者当然在“村庄领袖”能力范围之内，切实保护来到乡村的城市精英亦须依靠之，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情况，而且往往与土匪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然而，乡村精英为什么要付出代价(包括与土匪的交易，也包括制止本村贫困村民拾棉)全心全意地保护这些城里人、这些或明或暗的对手呢?对于乡村精英，保护这些对手就等于养虎遗患：农民一旦选择改种美棉，就意味着他们不再能摆脱这些城里人了，因为后者手中有每年都需要的新种子，有农民所不熟悉的种植技术，有收购资金，还有农民原来只能从乡村精英那里得到的贷款(美棉需要更多的肥料，故需要更多的贷款)。况且，“越来越多的棉花交易也意味着要征收新的商业税，这就增强了那些与纱厂有联系的人的势力，并增强了那些与许可征收商业税的县政府有联系的人及县政府本身的势力”(第98页)。从土棉到美棉，不只是种植作物的变化，而且也是“权势转移”。

城、乡精英之间的关系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彭著曾就双方这种二重性关系评论说：“政府和县城中的精英们……拥有许许多多从农村人口那里获利的途径。他们获取农村的产品用于消费或转卖、征收常规的税收、放款或操纵货币兑换以牟利，等等。实际上……黄运南部地区的都市精英们以在某些部门产生特别巨大的利润的手段，控制着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一般说来，济宁和黄运南部的都市精英们通过与……那个群体——衙役和村长们——合作来获得这些利益。即使……当那些群体转向反对或打败他们时，都市精英们至少可以与能够结束这种冲突的人进行对话。”(第272页)确实，生活在城市中的精英们，其衣食等生活资料来自农村，其经营的商品，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其征收的赋税中很大部分取自农村，其征调劳役更离不开农村。再退一步，即使合作不成，转入尖锐斗争，为了结束冲突局面，城市精英仍离不开乡村精英——谈判亦需对手，妥协亦需对象。总之，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城市居于主导地位，“控制着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但无论是为了推进现代化还是为了谋取私利，处于中心的城市精英们均不可能真正控制“腹地”，因为他们对中国乡村的统治不是以直接方式实现的，而是以间接方式——即通过“中介”——实现的，这个中介就是乡村精英。

许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几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主要由两种范式“轮流坐庄”，一种是革命史范式，另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同样，现在也有许多研究者对于这种状况感到不满，试图寻求新的、更有解释力的范式。彭慕兰教授的《腹地的构建》就属于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彭著提出了诸多含有新意的概念和具有启发性的命题，如“政治经济”和“燃料瓶颈”，如自强战略在腹地的实施效果不同于中心地区，如将社会结构区分为“可渗透的”与“不可渗透的”两类，如“国计”与“民生”应予区分，又如从环境角度做经济史研究，并强调“福利”的概念，强调未进入市场的、非货币化的经济对民生的影响，等等。虽然坦率地说，我还未能从该书中看到一个清晰的范式，不过，其所论述的内容确有不少值得注意并需做进一步探讨。拙文所讨论的城乡关系变化即属此类。尽管它并非彭著的核心论题，但我认为，它与彭著中的其他概念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争取既要解释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又不致落入“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窠臼；我还认为，这个目标也就是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新范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彭慕兰著，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彭著，在引用时仅夹注页码。

[2]由于未对彭著的内容，特别是其方法论做全面概述，使得拙文不太像一篇真正的书评，请读者谅解。好在此书中译者马俊亚在《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上曾发表《国家服务调配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演变——评彭慕兰著〈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一文，对彭著提出的新观点和使用的新方法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之。

[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接到村子里面动员、组织农民，似乎是中共能够取代传统乡村精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