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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雄生 发布时间：2017-01-02
信息来源：农史研究资讯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形成了一些传统，劝农便是其中之一。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地方官员，都肩负有劝农的使命。皇帝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都要举行籍田大礼。地方官员也有相应之举。特别是宋代以后，州县官员在每年的二月或八月稻、麦将种之时（一般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五日，也有在八月十五日加办）都要下乡劝农。劝农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发布劝农文。先由地方官向父老宣读，再在各处张贴。朝廷每次举行藉田大礼，或有颁布其它与农事相关的诏文，也要印发各地张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府向民众传递信息的主要形式。
宋代劝农图
《劝农文》一般重在对劳动者进行政治和道德劝说，以提高其劳动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技术性问题，则不在讨论之列。南宋吴泳（约公元1224年前后在世）的《劝农文》最为典型。
今春气向中，土脉渐起，正是东作之时，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辟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汝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待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亷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尔未必能家孝亷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尔其修乃身，顺乃亲，睦乃邻，逊乃畔，既种既戒，自此月中气至八月寒露，谷艾而草衰，西畴毕事，则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以报丰年，岂不为汝农夫之庆，敬之哉，勿懈。
从10世纪以来的实践来看，劝农过程中的官民关系显然没有处理好。地方官把劝农看作是例行公事，并不是要真正解决农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农民成了看客，但他们对这种劳民伤财贻误农时的活动不感兴趣，对有些官员以劝农之名，行游玩之实，并借机宴集宾客，鱼肉乡民，更是反感。至于《劝农文》的内容对农民也没有吸引力，由于农民大多不识字，自然无以卒读。复由于官员多非本地人，宣读起劝农文来，也都打着“官腔”，这对百姓来说，缺少亲切，听起来也兴致索然，甚至充耳不闻。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时人便有诗曰：“是州皆有劝农文，父老听来似不闻”。
南宋《坦山岩劝农记》
有名无实的劝农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因扰民取到负面效果，因而受到多方的批评。有人建议略去劝农活动中的“繁文末节”，“以免亲诣烦扰之害”。朝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地方官员在劝农活动中出现不正之风。宋高宗赵构要求禁止各地官员下乡劝农期间置办酒席，请客送礼。但这个禁令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到了南宋末年仍然看到这样的规定，“诸守令出郊劝农（每岁用二月十五日）。不得因而游玩及多带公吏，辄用妓乐宴会宾客。”只是到了元朝初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1291），才废除了官员亲自下乡劝农的制度，改为发布书面文告。
为什么一个好的制度，却得到了一个坏的结果？何以农民对劝农文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当事者在反思其中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劝农文》所用的语言文字难懂。的确传统社会中，农民大多目不识丁，官员在《劝农文》中强调自己只是“识字一耕夫”，也说明耕夫是不识字的，他们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经验积累，父子兄弟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甚至没有“文字下乡”之必要。《劝农文》在农民的眼里只见“行行蛇蚓字相续”，根本无法读懂，加上有的官员在写劝农文时喜欢“古语杂奇字”，以炫耀自己的知识和文采，更让“田夫莫能读”。以吴泳的《劝农文》为例，他所提到的农作物品种、农具、水稻种植技术、治蝗技术和家畜防病技术等，对于农民来说的确是“耳闻目熟”，但他在《劝农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则断不是他所管辖下的宁国府的一般农民所能知晓的。如所谓“禾之谱”，当指的是北宋曾安止所著水稻品种专著《禾谱》；“踏犁之式”，指的是北宋淳化五年，宋、亳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运以人力，即分命秘书丞直史馆陈尧叟等，即其州依式制造给民；景德二年，内出踏犁式，诏河北转运使询于民间，如可用，则官造给之。 “星子知县种桑法”则指的是南宋朱熹任职南康军时，其管辖下的星子县（今属江西）县令王文林所著《种桑法》。至于“孝悌与力田同科”则用的是汉唐时期的典故。汉唐时都曾设立孝弟、力田等科，用以奖励在农业生产和孝敬老人等方面卓有成绩的人物。这些典故对于农民来说，是难以知晓的。他们出现在劝农文中只会拉大与农民的距离，无助于农民对劝农文的理解。有些官员也认识到这点，并为此做过努力，在行文上尽量少用冷僻生字，在内容上也尽量通俗易懂，在语言上要“以里巷通晓之言”，力求“浅易”，拒绝“艰深”。也有官员从更深层次去找原因，认为官员自己对农业缺乏了解，劝农文“空话连篇”，没有真情实感，不能打动百姓，才是《劝农文》遭到冷遇的原因。为此有的官员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进行劝农。他们对农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施之以威”，方法就是讲述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试图拉近与百姓的关系，以提高农民对自己的信任度。也有的地方官员身体力行研究农业，写作农书，成为农学家，如吴泳《劝农文》中所提到的“星子知县种桑法”，便是适应劝农的需要而出现的。除《种桑法》之外，星子知县王文林还有《种田法》，“尤为详细”，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也曾一再加以推广。南宋以后的劝农文一改此前空洞说教的官样文风，而加入了一些技术内容，成为中国农学的传统之一。元代王祯、鲁明善，明代的袁黄、邝璠等都是出于劝农的目的，研究农业，成为农学家的。只是他们所写的劝农文和农书，有多少会被农民所接受，则还受到社会结构、官僚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劝农图》
官民二重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因为官僚制度而强化。中国历来有“异地为官”或“地域回避”的传统，主要官员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但作为一个外乡人，《劝农文》作者与其所诉求的对象是对立的，一方面官员对其所管辖下的这片土地和人民没有感情，也不懂当地的语言，一口“官腔”，与百姓难以沟通，尽管官员们试图树立亲民形象，甚至说：“从来守令与斯民，都是同胞一样亲。”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更有甚者，压根没有为民服务的思想，而专心于鱼肉乡民，正如吴澄在为陈襄《州县提纲》所作序中指出，“（州县之官）近年多不择人，或贪黩，或残酷，或愚暗，或庸懦，徃徃惟利己是图，岂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的所作所为自然很难得到地方百姓的拥护。劝农和《劝农文》不受农民的欢迎，便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官僚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