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经济组织

作者：恰亚诺夫  发布时间：2016-10-31

信息来源：中农网

内容简介

作者在本书中把对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考察作为分析农民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我国二十多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展证明，家庭经济具有相对高的效率和灵活性。现阶段农村经济中的主体，仍然是一户户的农村家庭。因此，本书的研究起点为我们把农户作为考察农民经济行为的基本单位提供了启示。举个例子，作者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动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全年的劳作乃是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当下我国农户的经济活动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化条件下家庭货币支出的需要。只有把作为生产、生活、文化和政治活动基本单元的农户的动机认识清楚，才能理解农户的行为选择。

作者简介

恰亚诺夫青年时代是“田野工作者”——地方自治局土地调查员，后来师从著名民粹派学者、“预算统计学派”专家A.佛图那托夫（1856-1925）教授，在非黑土地带的沃洛格达、莫斯科等省农村从事统计分析工作，著述渐多。1913年他年仅25岁成为当时俄国农学研究中心彼得罗夫-拉祖莫夫科学院的副教授，当时他已经有13种著作问世，成为第三代"自治局农业工作者"的天才代表，并与A.切林采夫、H.马卡罗夫等一起在与“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形成了组织与生产学派。不久他升为教授，并主持该院的农业经济政治高级研究班。

现代小农经济的一种解释——兼评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

吴晓燕

【摘　要】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从农民家庭生存需要的满足决定农民农场的全部经济活动内容和过程出发，论证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与稳定性。这一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当前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社会化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将长期存在，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的基本单元是农户，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能部分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农业改造和现代化的路径具有多元选择。

【关键词】小农经济；农户；农业劳动力；农业改造

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主要是对20世纪初革命前的俄国农村大量存在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场即农民家庭经济组织内部运行机制的一种静态分析。整个分析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来源于边际主义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二是来源于“生物学规律”的家庭周期说。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是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要研究劳动农场组织，就必须从考察农场的主体即作为农场经营者的家庭入手，首先全面分析构成农民家庭的组成成分和规律。 事实上，家庭结构首先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和下限。劳动农场劳动力的状况完全取决于家庭中能够从事生产的成员的数量。农场经济活动能否达到其可能达到的最大规模，要视家庭劳动力能否以最大强度和最高利用率提高劳动量而定，农场经济活动规模的下限亦取决于家庭维持生存所绝对必须的物质利益的数量”。[1]在这里，恰亚诺夫引入了家庭周期说，由于生物学规律，家庭规模与人口构成中的劳动消费比率[2]呈周期性变化，因而农民农场的经济活动量也随之变化。

在此基础上，恰亚诺夫运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引入了“劳动的边际辛苦程度”和“收入的边际效用”两个概念，阐述了“农民劳动的自我开发程度”（即“农民劳动量的水平”）取决于家庭消费者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二者的均衡。随后分析的农民农场的组织即诸生产要素间的比例关系、个体农场的生产组织实施过程、“劳动农场的资本量以及由此而来的每年用于资本更新的那部分资本数量都应依照由基本经济均衡关系确定的经济活动量，根据技术上的要求以恰当的安排”。[3]通过以上分析论证了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且小农的稳定有其自身的内部逻辑——对生存最大化的追求会使农民家庭调整劳动量的投入并达到“基本经济均衡”。最后作者对农民农场的“国民经济后果”及其“可能的发展形式”做了分析。

恰亚诺夫的理论虽是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农民农场的分析，但对诠释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大量存在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的行为及其发展趋势仍有指导意义：

一、小农经济：社会化[4]的伴随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定义的“‘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指小农民（即佃农或小自耕农）；而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农和小自耕农来耕种”。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总是与小私有制、个体家庭、简单的手工工具、劳动的孤立性和自给自足相联系。亚当·斯密的经典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都认为小农经济最终会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而走向资本主义农业，只不过斯密认为社会化分工给农民带来了好处，马克思则认为分工使农民分化为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工人。恰亚诺夫分析了在商品化程度不高的背景下，小农会长期存在，农民甚至会通过过密化的劳动投入来满足家庭的消费，维持小农的稳定。历史学家黄宗智通过对1350年到土地承包前中国华北及长江三角洲

（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研究，论证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推翻了斯密和马克思提出的商品化与小农经济不可共存、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结论。黄宗智也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带来了农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发展。恰亚诺夫和黄宗智的理论说明了小农经济可以与自然经济相连，也可以和商品经济并存。

我国农村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大多数农民依靠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解决了生存问题。但与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不同在于，农民逐渐成为了市场的主体，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基本实现市场化购买；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引入、雇佣帮工等现象的存在使农民可以通过货币支出来获得专业化的服务，事实上现阶段的农业专业化分工让少数专业服务户实现了资本积累，大多数农民是用部分收入换取了专业服务，并未从中获得收入增量；除了粮食外，其余生活消费品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的比例日益提高，尤其是随着现代消费观念和商品信息向农村的渗透，农民的消费欲望逐渐膨胀，消费社会化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生产社会化的增长速度，农民日益被卷进了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处于这一体系中的小农家庭，生产已突破孤立和封闭状态，生活已无法自给，更不能自足，生产和生活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带来货币支出的增加，迫使农民家庭寻求非农化的增收途径。这时，一家一户的土地经营将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而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将成为增收的主要渠道，从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小规模经营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农民还占总人口近70%的国家还将长期存在。我们并不排

除和反对农业应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但如果在现阶段设想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营来大面积改造之，以尽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

二、农户：农民行为的基本单元

回顾我国的历史，从秦统一六国废分封、设郡县以来，直到明清，历代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都是以高密度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小农经济又以家庭为其基本生产单位。新中国建立后以

“均分”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同样是扶持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发展，但随后的集体化运动尤其是1958年开始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使新的国家政权一方面纵向延伸至基层农村（在乡一级建立了正式的国家政权机构，在乡村社会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长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延伸了党政权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把每一个农村家庭裹挟至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占有、分配单位的功能基本消失，仅以一个消费单位的形式存在。更有甚者，人民公社体制企图把乡村变成工厂一样的生产单位，而“大食堂”使农民家庭的消费功能也几乎不存在。这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成分的举动客观上也想“消灭”家庭这一几千年来的农村基本经济单位，但家庭仍在零星的副业中隐隐若现。集体化运动的寿终正寝使得家庭生产单位在农业生产中“戏剧性地重现”。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来的发展证明，家庭责任制下的利益刺激和利用农闲与辅助劳动力的巨大灵活性使家庭生产单位有了相对高的效率，家庭经济的生命力还将延续。

我国目前农村家庭表现为“家”与“户”相结合的形式——农户，我国目前还有近2.5亿农户，农户家庭是农村中最小的经济活动单位，农户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目标，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家庭经济单位采取各种自主经济行为，成为了农村经济中实质上的行为主体。不仅如此，农户还是农民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单元。尽管我国现阶段的农户已不同于恰亚诺夫分析的革命前俄国相对封闭、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的小农，而是处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化程度很高的背景下，但大多数农户仍然是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恰亚诺夫把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考察作为分析农民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这为我们把农户作为考察农民经济行为的基本单元提供了启示。恰亚诺夫认为“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并且其劳动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全年的劳作乃是整个家庭为满足其全年家计平衡的需要的驱使下进行的”。[5]当下我国农户的经济活动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化条件下家庭货币支出的需要。只有把作为生产、生活、文化和政治活动基本单元的农户的动机认识清楚，才能理解农户的行为选择。

三、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边际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乃是农业生产成本日益提高而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受自然条件影响大且不稳定，农业投资回收期长，农业劳动强度大，而农民在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却不断增加，随着货币支出压力的日益扩大，被迫外出务工，去做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甚至去做最危险、最无保障、对身体有害的工作。因此也就出现了“民工潮”与乡村土地利用率下降并存、劳动过剩与耕作粗放并存的工兴农荒现象。正如恰亚诺夫分析的“：如果在家庭农场核算中尚未达到基本均衡，未被满足的需求依然相当突出，那么经营农场的家庭便有强烈的刺激去扩大其工作量，去寻求劳动力的出路，哪怕接受低水平的劳动报酬。‘出于无奈’，农民去干初看起来最不利的工作”。[6]“农民家庭在寻求最大化的单位劳动报酬时，只要别的形式的劳动可以提供更有利的机会，它就通常会视手中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如敝屣而弃之不用”。[7]

那么农民外出务工的劳动量如何决定？可以借用劳动——消费均衡分析方法做一试探性说明。[8]在恰亚诺夫那里，农民家庭劳动量被决定在这样一种水平上：家庭需求的满足程度（用收入的边际效用来反映）与主观感受到的劳动辛苦程度刚好相等的一点。恰亚诺夫的目的在于说明农民的劳动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不在于追求利润。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仍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又缺乏技术，外出务工也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以体力付出为主的工作。由于是体力的耗费，正如俗语说“：气力是奴才，歇歇再回来”，农民在计算成本时，往往忽略自己体力的付出，只考虑其它物质性的成本。但考虑到劳动力耗费的长远性，多数农民不会竭泽而渔，即不会因为追求最大的货币收入而拿身体和生命做赌注（煤矿工人的高死亡率主要是安全措施的缺乏，而非农民工为追求高收入拿生命做赌注造成的）。为此。可以在农民外出务工所得到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与农民体力耗费的边际辛苦程度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而这一均衡水平便决定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年总收入，也就可以推算外出务工所付出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见图1）。

图2中务农的“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代表外出务工的“边际纯收益”。图中的E点只是说明两者会有一个交点，并不确定在哪个具体位置相交，交点完全可能出现在另外的水平上。E点只是为了说明本图中在E点左侧则在家务农合算，在E点右侧外出务工合算。这正如恰亚诺夫所说“如果在农场核算中基本均衡完全得到实现，那么只有非常高的劳动报酬才能刺激农民去从事新的工作”[9]

而农民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外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在家务农呢？借用恰亚诺夫的分析方法，可以在务农的边际纯收益（而不是边际产品）与务农的边际机会成本（如果不考虑外出务工的交易成本，务农的边际机会成本就是外出务工的边际纯收益）之间同样找到一个均衡点，这一点便会决定农民在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两者之间的选择（见图2）。

四、农业现代化：多元的路径选择

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如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众多经典学者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和斯密的经典观点认为商品化进程会带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的兴起，小农家庭生产会随着商品化的蓬勃发展而衰落。[10]舒尔茨认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在于向农民以投资者可以获利的价格提供现代农业要素：

“增长的关键在于获得并有效地使用某些现代生产要素迅速的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11]恰亚诺夫认为“必须从农民农场的现存形式出发来构建其未来的形式”，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主要形式是“纵向一体化”，“非资本主义”的未来新农村应走产前产后服务社会化与乡村工业化之路。我国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繁荣和90年代“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无疑印证了恰亚诺夫的农业改造路径。恰亚诺夫还论述了在“纵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问题：“农业起初从半自然经济状态中脱离出来而从属于商业资本主义，后者往往以特大型商业企业形式将大量分散的农民农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将这些小商品生产者与市场紧密地连接起来 借助苛刻的借贷关系，商业资本主义几乎将农业生产组织转变成以‘血汗工厂制度’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农产品分发处”。[12]撇开其带有意识形态的表述，在“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中由于劳动和资本在信息、技术、知识等方面的非对称性，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理应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有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土地的规模经营，而我国农村土地的细碎化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但如舒尔茨所述“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13]恰亚诺夫虽是从家庭的生物周期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但他同样指出农民农场规模应是多样化的。用这个观点来看我国的农业生产，各地农业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千差万别，农业发展模式不宜一刀切。在山区和丘陵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形式还将是主流，关键在于要通过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再借助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种植选择来实现社会化的结合，而不是把土地的规模经营作为唯一的出路。

除此之外，恰亚诺夫虽未明确论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但他在本书中的如下表述给了我们启发“：不同的农作季节劳动力耗费的显著变化不仅表现为劳动天数的不同，而且表现为每一天的劳动强度的不同，结论只有一个，即在劳动农场中，劳动的实际劳动强度距劳动的充分利用尚差之甚远。”[14]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民工进入城市，实现了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全部转移后，农业生产中还有没有潜在的劳动力可利用呢？农业劳动的季节性产生了农闲时期的潜在劳动力，而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或其它的原因使这一部分劳动力无法远离农村到城市去谋取更多的货币收入，他们需要就近“转移”，朝出晚归，这为我国目前大力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就近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举措提供了理论依据。

恰亚诺夫这部著作的写作思路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悖论出发（如农民对能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设备的抗拒、工兴农荒现象、“劳动过剩”与“耕作粗放”并存等）展开其逻辑，其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写作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因为理论的任务正是在于发现并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悖论。尽管恰亚诺夫关于20世纪初俄国农村农户间的差别在于“人口分化”而非“经济分化”的论述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现阶段农村内部的二元分化，但在主要凭借体力付出来获取农业收入的地区来说，该理论还有一定的解释力。而他从农民家庭出发考察农民经济的视角、关于农民农场适宜规模的理论、关于站在农民“这一主体”立场去理解农民行为选择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注释：

[1][3]（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189页。

[2]“劳动消费比率”是按俄国当时家计统计中所用比率将家庭中不同年龄组的成员折合为完全劳动力和男性消费者，然后用家庭中消费者的数量比上劳动者的数量得出。

[4]徐勇和邓大才提出用“社会化小农”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我国当下的小农经济。具体内容参见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6][7]（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60、86页。

[8]此处从分析思路上做了探索，还需要进一步经验检验和量化分析。

[9][12][14]（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57-258、47页。

[10]（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58页。

[11][13]（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务馆，2003年，第133、84页。

参考文献：

[1][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4]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美]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