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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小珉 刘诗谣 发布时间：2021-04-10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摘 要】本文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以湘西的一个苗族村寨为考察对象，探讨乡村精英参与扶贫的行动过程、行动结果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Z村精英参与扶贫形成了“精英帮扶”，有效带动了贫困人口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脱贫。“精英帮扶”的形成机制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扶贫场域中的“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的“双轮驱动”为“精英帮扶”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熟人社会与宗族观念作为一种特殊惯习强化了Z村精英参与扶贫的“精英帮扶”效用；多重资本赋予了乡村精英凭借其在扶贫场域中占据某种特殊位置并因而可以在扶贫场域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权力。Z村乡村精英在扶贫中有效参与的启示是，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应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乡村精英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现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更有效参与。
【关键词】场域理论；扶贫；精英带动；实践逻辑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参与式扶贫以其规范化、系统化的运作程序和良好的扶贫效果，为扶贫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1]。乡村精英作为伴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群体，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尤其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参与力量。
当前学术界对精英参与扶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参与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着“精英俘获”现象。在当前乡村变迁的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记忆“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为精英“俘获”扶贫资源提供了社会基础[2]。乡村精英借助资源下乡项目制、后税费时代农村形成的结构性权利真空以及地方社会对精英的文化认同，得以“俘获”扶贫资源的使用权，并将其以资本化经营的方式占有扶贫资源产生的大部分收益[3]，导致扶贫资源不能有效抵达贫困人口[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乡村精英在优化民族地区的扶贫成效中具有特殊优势[5]，他们充分了解当地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不仅可以有效带领贫困者组织生产、转变观念、全面发展，而且能够瞄准贫困者的需求，对贫困者开展如产业帮扶、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不限于经济救助的多方位帮扶，从而提高扶贫效率[6]。乡村精英具有能力出众、熟悉本土情况、热心村庄公益事业的特点，他们可以于政府—村民、市场—村民之间搭建桥梁，进而能够在项目设立、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帮扶带动等方面有效推动精准扶贫[7]。这种“精英帮扶”下的扶贫项目落地实践实现了精英带领与贫困户参与的有机结合，构建出一种具有乡土特色、符合乡村实际的“精英—贫困户”式产业发展模式[8]。
学者们围绕精英参与扶贫问题展开的丰富翔实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借鉴和逻辑起点，然而综观以往学者对精英参与扶贫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参与主体与社会结构（本土文化）割裂开来的缺陷，忽视了将参与主体与社会结构（本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与“精英俘获”的研究相比，学者们对“精英帮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缺少对“精英帮扶”形成机制的研究。本文用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场域—惯习”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探讨在Z村这一特殊的扶贫场域内，乡村精英如何在乡镇政府、市场、贫困户和普通村民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展开互动，其一系列关系性和策略性行动在扶贫场域中产生了何种效果。
具体来说，本文运用“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工具来分析精英参与精准扶贫问题，将精英参与扶贫置于Z村这一特殊的“扶贫场域”中，洞察扶贫场域中各种因素作用于乡村精英参与扶贫所呈现的后果及形成机制，从而力图避免以“现象”解释“现象”的错误循环，克服结构与能动、系统与参与主体之间二者择一的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与其说是为已有的“精英俘获论”或“精英帮扶论”提供一个例证，不如说是尝试从经验材料出发，深化扶贫实践中乡村精英行为模式选择的理论解释。
关于精英的界定和分类，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其中较为常见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将乡村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9]；一种是将乡村精英分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10]；还有学者依据乡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将乡村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11]。借鉴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精英的界定和分类[9，11]，[12，13]，本文将乡村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复合型精英三种类型。乡村政治精英是以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为主的村支两委干部。乡村经济精英包括乡村经济组织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以及乡村的种植或养殖专业大户、营销能手、农技骨干等经济能人，还有外出经商、务工者中的杰出者。而复合型精英则指的是那些兼具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双重身份的乡村精英。
二、理论分析框架与田野调查方法
本文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精英参与扶贫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以期解决以往学者研究精英参与扶贫问题时存在的结构（文化）与能动性、系统与行动者整合不足的问题，为分析精英参与扶贫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尝试。在布迪厄看来“现实的就是关系的”“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14]133。故而，从分析的角度看，场域就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4]134，每个场域都是“资本的特殊形式构成的地方”。场域是通过在结构之上起决定作用的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现在与潜在的客观状况和场域中的行动者所在的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同一、从属）而得以界定的[15]。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社会空间，每一个场域中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运行逻辑。同时场域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利用多种策略和逻辑，在不断的竞争中确保或提升其在场域中的优势位置[16]。从布迪厄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对场域做出如下解读：场域是具有特定逻辑结构的系统，行动者在利益的驱使下，运用其占有的各类资本，在惯习的建构下，实施相应的行动策略。也就是说，资本、惯习、行动者和策略四种要素构成了场域的逻辑结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精准扶贫的关系性视角。从场域理论来看，扶贫实践实际上是场域中的实践，场域是扶贫实践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社会空间，拥有不同数量和类型资本的参与主体在空间中占据特定的位置，围绕一定的资源（或资本）而开展行动。扶贫场域自身就是一个社会小世界，在这个特殊实践中的各相关参与主体、特定资本、惯习以及围绕扶贫资源展开的关系性和策略性行动是扶贫场域中最重要的四种因素。图1是Z村扶贫场域的一个基本结构图。其中，政府、市场、乡村精英、贫困户与普通村民是Z村扶贫场域中的四个主要参与主体。在推动扶贫工作开展和扶贫项目落实的过程中，乡村精英在政府、市场、贫困户和普通村民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从纵向上来看，政府扶贫项目的开展离不开乡村精英的支持，贫困户对一个新扶贫项目往往抱有等待观望的态度，需要有人带领，而乡村精英可以对贫困户和普通村民形成带动示范作用，推进扶贫项目的有效落实；从横向上看，贫困户与普通村民由于个人能力与资本存量的限制，行动能力不够，而乡村精英凭借自身优势，可以有效链接市场资源，在市场与贫困户和普通村民之间搭建联系平台，并且Z村扶贫场域中特有的熟人社会与宗族观念使得乡村精英能够较好地兼顾贫困群体的利益，形成与贫困群体的利益共享。
图1 Z村扶贫场域的基本关系结构图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对精准扶贫这一宏观选题进行微观处理，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就精英参与精准扶贫问题进行分析，以避免论述上的“宏大叙事”。为了获得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课题组于2017年至2018年先后3次深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凤凰县及Z村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调研。第一，在凤凰县委、县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精准扶贫专题调研。第二，开展焦点小组座谈会。课题组分别组织了腊尔山镇干部、驻村工作队、Z村干部和普通村民代表座谈会。第三，进行个案访谈。课题组成员在Z村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入的访谈，比如驻村干部、村干部及其家属，种植或养殖能手，外出务工回乡创业者，贫困和非贫困的群体等；同时深入各种生活场所，随生活环境和事件进行各种观察。课题组成员与Z村扶贫场域中的不同参与主体展开深度访谈，以了解和掌握Z村扶贫场域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实践逻辑，力图让精准扶贫这一较为宏观的命题落实到具体细微并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上。
三、田野素描与个案呈现：Z村扶贫场域中的精英帮扶实践
（一）田野概况：Z村的贫困状况与阶层结构
Z村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下辖的村，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延伸的最后一个山脉，是武陵山片区内深度贫困县的核心区域里的少数民族贫困村。该村属于苗族聚居村落，全村有286户，1393人，97%以上为苗族。该村平均海拔800米，全村山地面积占85%，中低产田占70%以上，产业发展极为困难。与腊尔山镇其他村子相比，该村的外部“嵌入性”扶贫力量并不占优势。在地处深度贫困的腊尔山地区，一些村子是由省委、州委相关部门对口扶持，并直接下派驻村干部，如腊尔山镇的ZGL村，而Z村的驻村干部来自行政级别低一级的县委。行政级别的高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可获得或利用的资源的多寡，这影响到整个贫困村可以获得项目的多寡和帮扶力量的强弱。在本村自然条件制约、外部嵌入性力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Z村创造性地探索出乡村本土精英深度参与带动扶贫开发的模式。2015年，该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03元，在腊尔山镇19个村中排第十五名，相当于凤凰县平均水平的48.1%，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0.7%①。2013年底，Z村有贫困户120户，贫困人口496人，贫困发生率3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4个百分点②。2017年底，在驻村工作队扶持下，在村里乡村精英带动下，Z村精准脱贫工程卓有成效，贫困发生率降为1.5%，成为腊尔山镇11个贫困村中最先退出贫困的两个村之一。
2017年，Z村286户1393人，按照经济收入水平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富裕层、中间层、低收入层。富裕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在25600元以上，他们通常是村庄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人脉广、懂交际，善于抓住市场机会，有经济基础、个人素质、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这类群体在村中数量不多，但能在乡村生产、生活中对其他村民产生动员及示范作用。中间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在7275元至25600元之间，他们大多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17]，家庭中年龄相对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青年子女外出务工，家庭内既有务农收入又有打工收入，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家庭的收入，使其成为乡村的中间层。当然，也有少部分中间层农户主要依靠经营适度规模的经济作物或“优质稻 稻花鱼”并同时经营一定规模的养殖业以获得稳定的农业经营收入。低收入层则是指那些家庭人均收入在7275元以下的家庭。Z村的低收入层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及边缘贫困户，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存在缺资金、患疾病或少教育等情况。据课题组的不完全统计，村中富裕层有30多户，占全村农户总数的12%左右；低收入层，约120户，占全村农户总数的42%左右③；中间层占全村的46%左右。
（二）精英参与的行动过程：回归家乡—提出设想—整合资源—带动示范
Z村扶贫场域中的精英，部分曾经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后因各种原因选择回流，参与村庄治理与精准扶贫。精英的回流固然有政策因素的导向，但就Z村的实际情况来看，选择回流大多是基于对自身及其家庭的考虑。如该村村主任龙某放弃在外打工回归家乡，主要是缘于照顾老人的现实需要。
我今年44岁，初中毕业。年轻时到浙江台州打过3年工，是拉丝工，还做过其他工种。后来我大伯生病了（我过继给大伯了），我就回来照顾大伯，此后就没外出打工了。（访谈编码：20180922WUQF）
外出打工精英的回流为Z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生机。龙某回到村里后，被选举成为Z村村主任，实现了由普通村民到经济精英再到政治精英的转化，成为了Z村兼具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身份的复合型精英。
我从25岁开始就一直做些小生意。我家的经济状况在村里算富裕，早两年就买了皮卡车。2015年Z村的老村主任过世，我被选为代理村主任，2017年被正式选举为村主任。村主任的补助是每月1000元。（访谈编码：20180922WUQF）
虽然从经济精英成长为政治精英并不是他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地政府为了提高村支两委成员质量吸纳的他。但成为政治精英，并没影响他经济精英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作为经济精英的资本。此后，作为Z村村主任的龙某开始构思Z村脱贫致富的路子。通过结合政府的扶贫政策、村里的实际情况及村民的现实需要等，他提出了培育“优质大米”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并通过自身的尝试获得了成功经验。
从2016年开始，县农业局在村里推广“优质稻”项目，“优质稻”发展势头很好，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主要是这里的土壤、气候比较好，比较适宜规模种植“优质稻”。县农业局的“优质稻”技术推广和培训，使得村民基本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种出来的大米到省里去检测，得到了专家的认可。Z村大米的品质很好，富含硒，可以申请产品商标，这有利于提高大米的售价。（访谈编码：20180922WUQF）
在有了较为清晰的设想和发展规划后，Z村村主任积极整合政府、市场等各类资源，承包了村集体所有的大米加工厂，注册了“腊尔山镇Z村”优质大米商标，并进一步打通了大米销售渠道。在这一过程中，Z村村主任主要通过流转村民（包括贫困户在内）土地、扩大经营规模、雇佣更多的村民以及招收贫困户进厂工作等方式响应产业扶贫政策的号召，并以此带动贫困户参与到产业扶贫项目中。
（三）精英参与的行动成效：精英帮扶下的经济与精神双重脱贫
通过访谈及参与观察发现：Z村的成功脱贫与该村精英的参与密不可分，Z村精英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具有内在优势，他们对贫困户形成一种示范和带动作用，形成了先富帮后富、携手共同脱贫致富的模式。
Z村在该村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带动下，结合本村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构建了“优质水稻”“稻田养鱼”等特色产业，并且积极争取到了政府的资金、技术扶持，打通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将本地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创造了经济价值，提高了贫困群体的经济收入，带动了更多的贫困群体及一般村民走向致富之路，推动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当前，参与优质稻项目的Z村村民有100多户，覆盖了80%以上的贫困户。普通村民与贫困户均可以参与“优质稻”扶贫项目，他们享受的待遇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差别。相同的是，所有参与项目的农户，均可享受项目实施前期的相关基础设施，享受县农业局和村里对优质稻种植的技术培训及化肥、农药的统一管理等。不同的是，为了支持贫困户产业脱贫，县扶贫办驻村工作队为贫困户提供每亩300元的补贴。村主任、村支书等村干部也说服、动员贫困户参加优质稻产业，承诺他们稻谷收割后按照约定好的价格进行收购。从2017年开始，Z村“优质稻”产量已达到每亩1000～1200斤。不仅产量提高，农户的生产成本也有所降低。县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按每亩100元的优惠价格为农户提供种子、化肥、农药，并由村支书作为特聘农技人员组织队伍在村里统一施肥、打药，大大降低农户自行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更降低了农户的用工、管理成本。在目前农业社会化服务越来越便利的情况下，水稻等农业生产成为并不太艰难的事情，劳动能力、劳动技能较弱的贫困弱势群体也能经营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这样，生产成本由县扶贫办驻村工作队承担，销售渠道和风险由村里的政治精英兼经济精英承担，建档立卡户就会积极参与到“优质稻”产业发展中。“优质稻”的价格比以前的普通稻提高了许多，贫困户农业经营收入有了较大提高。
2017年我种了9亩水稻，都是“优质稻”，租了别人8亩田花了800元，收了8000多斤稻子，卖了5000多斤，每斤2.5～2.6元。请了10多个工人，花了700多元人工费。其他都是自己夫妇两人干。通过种植水稻，还兼着养些鸡、猪等，我觉得自己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村里除了那几户兜底户，大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和我家差不多，都脱贫了。如果水稻产业能稳定发展，只要肯干，还能在附近打零工，附近打零工的机会很多，日子会越过越好，不会返贫的。（访谈编码：20180922WUTG）。
有的普通农户包括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发展“优质稻”等农业产业，有发展成为农业大户等“经济精英”的趋势。
2015年开始，从组里外出打工的农户那里租地，响应县里号召种植商品蔬菜等，但由于销售不好一直没挣钱。我喜欢并且擅长种水稻，2017年种了12亩，卖了1万多元。2018年我家共种植了22亩田地，其中自己的承包地4.5亩，4亩租地不用租金，其他13.5亩租地要租金（400元/亩左右）。22亩田地中，种植了15亩水稻，其中有1.5亩水稻田养殖了稻花鱼。其余田地种植猕猴桃和辣椒。今年请人工已经达到男工120～150元/天、女工100元/天。今年主要采用收割机收稻谷，收割机从江苏过来的，收割的价格为200元/亩，养殖稻花鱼的1.5亩田仍然会请人工收割。收割机收割非常好，又快又比请人工便宜。2018年水稻收成很好，我觉得自己的水稻是全村收成最好的，能达到1000～1200斤/亩。（访谈编码：20180921LONGAC）
同时，精英还扮演着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在带动贫困户外出经商、打工及就地“打零工”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Z村的妇女主任，访谈时她告诉我们：
我经常会接到各种活儿，有的是政府的，有的是“种养大户”的，有的是外来老板的。一般他们都会先找我，我再去发动下面的人，有时我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接触一些外面的人来为村里寻求就业机会。（访谈编码：20180922FUNVZR）。
这位妇女主任的作用确实很大。我们在考察Z村的扶贫实践时甚至发现，该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女人带动一批妇女就业”的“雁阵效应”。
在前述案例中，各“种养大户”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务工，现在村里的各种“打零工”机会比较充分，有时农忙的时候会出现请工难的情况。我们在Z村访谈的大部分村民都表示，只要肯干，差不多每天都有活干。
当前，Z村除了无劳动能力的五保户、低保户，以及有残疾、重病人员的特殊贫困家庭，需要政府的社会保障来兜底脱贫外，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均能依靠发展适度规模的特色农业产业，同时兼业其他“打零工”机会来脱贫。简言之，在Z村精英的带动下，该村贫困户通过自力更生，种植水稻或其他经济作物，均实现了脱贫致富。就该村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按户籍算村里人均耕地不多，但由于80%左右的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他们的土地可以流转给留在村里的人耕种，且相邻的贵州省松桃县有不少土地处于流转中，也比较容易从那里流转到土地。这样一来，Z村土地资源的约束就相对较小了，因此村主任在本村及相邻村子流转土地以大规模种植水稻并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的计划是可行的，这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保障Z村贫困户的持续稳定脱贫。
值得注意的是，贫困弱势群体经营水稻种植不但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目前以“优质稻”为主的产业扶贫项目在Z村得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绝大部分村民的认可。有不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村干部的帮扶、带动下，发展以“优质稻”为主的产业扶贫项目，不仅农业经营收入稳步提升，而且自身的存在感、成就感与价值感也得以提升。Z村的乡村精英在参与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对当前本地发展实际、发展前景的反思，重视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他们不仅在带动产业扶贫方面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同时对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这进一步增强了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自主奋斗、主动脱贫的意识，使得贫困群体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脱贫。
四、Z村扶贫场域中精英帮扶的形成机制
正如已有研究指出，乡村精英具备率先识别要素与农产品价格变化的现代思维，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他们以潜在利润发现者身份，引领农业经营方式创新[18]。相比于一般农户和贫困户，精英往往资源优势明显，具有较高的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在扶贫行动体系中往往扮演着领袖角色，表露出一定的“魅力型权威”特征，使得村民不仅将其视为致富带路人，还把其当做村级治理中的楷模，自愿接受其领导[19]。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Z村精英带动扶贫形成“精英帮扶”而非“精英俘获”的模式，可以基于场域理论从三个方面对其形成机制进行理论解释，即正式权力关系结构、血缘宗亲惯习和多重资本支撑。
（一）扶贫场域中“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的“双轮驱动”
在布迪厄看来，“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这种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互动的交互主体性关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14]133。也就是说，这些关系是一种结构化的客观关系[20]。
在扶贫场域中，首要的“关系系统”就是“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政治势能”是对中国公共政策“高位推动”的学术表达，指的是公共政策发文的不同位阶所展现的不同强弱的政治信号，其强弱的主要标志之一是政策文件出台时的位阶[21]。脱贫攻坚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和推动、由最高党政机关联合发文的决策部署……扶贫工作的最强“政治势能”得以形成[22]。“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主体责任制、各参与主体合理攻坚的帮扶责任制以及为了确保落实责任制实施的“层层签订责任书”“军令状”等等，削弱了“精英俘获”的生存土壤。当这种最强的“政治势能”进入到扶贫政策时，参与其中的地方官员和其他主体会很快有所意识和察觉，他们的政治意识得到触发和提升，其推动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扶贫政策的执行本质是一个政治过程和政治任务，他们必须“借势做事，顺势而为”[22]。而随之形成的以“责任追究”“约谈”等为主要内容的约束机制以及以表彰奖励、干部任用与提拔、宣传报道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激励机制，则进一步阻遏和抑制“精英俘获”，促成和推动了“精英帮扶”。
Z村的情况不过是这种大势下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已。实际上，在Z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任职之初，对于这种大势形成的压力，是有所不适应的，但又不得不负重前行。经过两年左右的磨合，他们推动本村脱贫攻坚的积极心态和行为模式才得以成为一种自然。用Z村村支书的话说，两年之后，一切就都“理顺”了。可以说，“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的“双轮驱动”促进了精准扶贫政策的良性落地，为扶贫场域中“精英帮扶”的形成提供了声势与土壤，确保了扶贫政策的精神和内容可以有效传达到贫困人口。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Z村，这种“双轮驱动”机制最为适合的是复合型精英的扶贫参与行为。复合型精英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复合体，“政治势能”是他们作为政治精英所具有的优势，而激励机制则是使得复合型精英从传统的单纯政治精英思维走出来，通过做好扶贫工作获得来自政府的经济补偿激励和政治荣誉激励，这是“双轮驱动”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二）以血缘宗亲为纽带而聚居的村落性质赋予了“精英帮扶”的更大可能
以“政治势能”为主，辅以任务执行中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形成的，是农村扶贫场域中的正式权力关系结构，这种正式权力关系结构具有普遍性特征。但是，正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提示的那样，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运作逻辑，研究者要尝试寻找不同场域中实践经验的特殊性。而任何社会实践都可以作为惯习和场域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加以分析。惯习作为一套性情倾向系统，即“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14]171，它通过将过去的一套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多样的任务[14]179。它不仅是一种对于世界的真实反映，更是一种建构力量，是一种“深层次结构”。惯习作为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积累和形成的一套应对各种环境挑战的经验，是沉淀于人们思维深处的、几乎能自动处理问题的具有固定结构的经验，它是我们理解场域并做出相应行动的前提条件，它为我们认识和适应场域提供了深层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方式[20]。
Z村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宗亲为纽带而聚居的村寨，该类村落的重要特征就是熟人社会与宗族观念并存，这种熟人社会与宗族观念实质上就是Z村扶贫场域中所特有的一种惯习。这一惯习为Z村乡村精英与贫困群体之间进行更有利于贫困群体的赋权行为提供了土壤与可能。这里的“赋权”指的是“掌握权力与资本优势的乡村精英在通过项目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带动贫困群体参与项目并获益”，这种“赋权”机制可以提升作为弱势对象的贫困群体的参与积极性，从而能够让贫困群体从各项扶贫项目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提升扶贫工作的绩效。
乡村精英参与其中的扶贫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网络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践的“场域”。这一“场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由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悉[23]。而本土乡村精英因为对村庄的熟悉而成为了“地方性知识的载体”[24]，他们与贫困群体之间因长期持续而又频繁的人际互动而相互熟悉和了解，这种熟人社会为精英参与扶贫提供了重要的场域基础，精英参与扶贫也始终嵌入在熟人社会之中[8]。这种熟人社会的特质赋予了乡村精英快速高效地反映贫困户意愿、聚合贫困户利益的优势，也为其参与扶贫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Z村的一位贫困户就表示，自己信任村支书，愿意在村支书的带领下继续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
我听村支书的指挥，就是爱种想种，所以特别愿意参加村里的“优质稻”项目。我觉得种植水稻的好处是当年能卖多少卖多少，如果卖不出去，可以晒干后打包存起来，来年再卖，因此今后准备继续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依然采用口头约定一年一年的租种别人的田。去年的大米卖了3000斤给村主任，按每斤2.8～3元卖的，村主任包装后卖出去是每斤4～5元。（访谈编码：20180921LONGAC）
固然，按照政府扶贫项目获得的导向性规则，乡村精英在利用自身既有条件或资本优势优先去获取或承接扶贫资源与项目的同时，必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带动、引导本村贫困户参与其项目，实现与贫困群体共享项目发展红利，进而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政治责任要有效而顺畅地实现，还需要得到当地社会行为规则或规范亦即我们所说的村落惯习的认同和支持。在Z村我们经常能见到的生活场景是一样的住房、一样的劳动、一样的方言、一样的饮食、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庆祝仪式等等，这些相似的生活表象之下，“潜在的是村民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念和由相通的个体感觉所构成的集体认同意识”[25]，这种集体意识作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26]。这增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且型塑了Z村生活实践中的互助协作与集体参与。这种人情、乡情赋予了乡村精英参与精准扶贫过程中更多的情感性因素，他们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出于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的考虑，而且掺杂着更多的“价值理性”及感情因素在内。因此Z村精英在参与扶贫实践的过程中，往往将为本村争光荣、谋利益作为行事原则。这种熟人社会的惯习作为Z村扶贫场域中的一种深层次力量，成为了建构和型塑Z村精英帮扶的实践行动和结果的主要机制之一。
（三）多重资本支撑建构了“精英帮扶”替代“精英俘获”的更多机会与空间
如果只有作为普遍性特征的正式权力关系结构和作为特殊性社会空间的血缘宗亲关系结构，我们仍然难以彻底地理解，何以在Z村扶贫场域中，“精英帮扶”能够替代“精英俘获”，成为各种扶贫资源得以真正发挥扶贫作用的有效模式。无论如何，精英不可能只是付出而没有收益，并且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收益，如此的话“精英帮扶”模式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挑战。
我们知道，在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场域中，各个参与主体只有凭借各种资本才能在场域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才能形成不同位置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说场域依赖资本而存在。布迪厄对资本的定义是“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14]189。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并不仅仅限于经济资本，同时还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等。在Z村扶贫场域中，同样存在着多种资本，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本的储量和类型不仅决定参与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也决定了他的权力和收益。因此，上述各类资本本质上是乡村精英凭借其在扶贫场域中占据某种特殊位置因而可以在扶贫场域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权力，并且可以借此获得令其感到满意或者至少不亏的有形和无形收益——这表明“精英帮扶”模式与“精英俘获”模式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差别在于，“精英帮扶”模式是一种共赢模式，其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帮扶行为的回报，具有制度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而“精英俘获”模式则是精英对资源的掠夺，在制度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方面有着难以抹除的瑕疵，因而更容易引起社会的诟病。
乡村精英的出现实质上是乡村社会分层的表现，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中的社会上层群体。他们大多有过外出务工和闯荡的经历，并且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这里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个体的教育水平、人生经验和职业经历。相比于普通村民，乡村精英具备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技能、更丰富的市场经验，他们的阅历与视野较为丰富开阔，并且有较强的市场感知能力、创新和冒险精神，可以在市场活动中更好地抓住发展机遇、规避市场风险，他们对项目发展具有较强的把控能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扶贫开发利益惠及贫困群体，使其稳步增加经济收入。如Z村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均受过相对较高水平的教育，有过外出经商、务工等非农从业经历，他们不但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技能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还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快速有效地整合与优化各种信息、人力和财力，以推动扶贫项目的发展。
在“优质稻”种植及推广过程中，我按照县农业局提供的生产管理流程，敦促大家采用标准化模式进行田间管理，比如遵循统一化、标准化的施肥及统一时间、统一用量打农药。遇到问题，我都会及时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就联系县里的农技员来现场处理。最开始一年，部分村民还只是试探着跟我种植“优质稻”，也遇到过一些小问题，我将这些问题反馈给县农业局后，2017年开始，县农业局在Z村实施“统治统防”，即采取组织“打药队”④统一按标准打药，或者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这样就解决了一家一户自己施肥、打药难以达到定时定点、统一标准的问题，效果非常好。不仅没出现水稻病虫害，还实现了水稻田的生态、高效生产——由于统一使用的是低毒农药，打药后水稻田里养的鱼能继续生存、长大，Z村实施的“优质稻 稻花鱼”项目也很顺利地获得成功，得到大部分村民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相关知识和农田管理方法，不仅获得了新的农业技术，也和县农业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访谈编码：20180923WULX）
也是基于这个情况，凤凰县扶贫办驻Z村工作队投资了16万元兴建大米加工厂，2017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属于村集体所有，我以个人名义承包了该厂，每年承包费1.2万元。2017年我自己家的优质稻产量为2万斤，同时我还在全村收购了10多万斤谷子，收购价在1.8～2元/斤，比往年或在其他地方的收购价要高。随后，我在吉首市租了门面，由儿子负责具体的销售，根据大米的品相将大米价格定为三个等级，分别是3元/斤、4元/斤、5元/斤。（访谈编码：20180922WUQF）
同时，部分乡村精英通过外出务工，或从事养殖业等途径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这里的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为财富的具象形式：如收入、财产、储蓄等。相比于一般村民，他们具有更多的经济优势。在扶贫产业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本作为依靠，精英们拥有的较多存量财富不仅是其获得产业项目、政府支持的重要筹码，也使其更能够获得贫困户以及广大村民的信任与认可，为他们发展扶贫产业项目提供更多的帮助。不仅如此，经济精英往往懂管理、善经营、会技术，他们充当着“中介”角色，能够在贫困户与市场之间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从Z村村主任和Z村村支书的案例中，我们也能发现，他们都是拥有丰厚经济资本的经济精英，这无疑会为他们开展尝试、顺利推动扶贫项目以及获得贫困户的信任提供重要帮助。Z村村支书的“校医—养猪—村官兼村医—特聘农业技术员—承包土地搞大面积的水稻种植”的职业生涯经历使其得以积累丰厚的财富，成为村里的“富裕层”。
此外，乡村精英还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资本，如个人的亲戚、朋友、同学、老乡等关系。乡村精英不仅有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友情关系和乡情关系，同时其外出务工的经历和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使其掌握更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们往往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更为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圈子更为广泛、更具层次性和多样性。无论是在与本村村民、外村村民等一般村民和贫困户之间的联系，还是在与各级政府官员、市场中的企业主、销售商等之间的联系都具备一般村民所不具备的优势。如Z村村主任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成功地打通了大米的销售渠道，也为大米加工厂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吸引和带动更多贫困户参与进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可能。
我还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将优质大米销售到了凤凰县的医院、学校和工商局等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使得Z村的大米在凤凰县及吉首市有了一定的口碑。我觉得未来Z村优质大米的发展趋势是走电商和超市销售路线。（访谈编码：20180922WUQF）
除了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乡村精英还往往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也是其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贫困户一般具有思想上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在面对一个新的政策、项目时，他们往往不能很好地理解，进而更多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希望能有人首先尝试给予参考与借鉴。而在“熟人社会”的村庄中，贫困户更愿意相信的就是自己身边的熟人，尤其是村里的政治精英。Z村的贫困户虽然有强烈的脱贫愿望，但是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思想观念的落后，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理解能力和依靠自己实现脱贫致富的能力缺失，需要有影响力、号召力和感召力的乡村精英带动他们来改变自身的贫困生活处境。
2016年，县农业局在县里推行“优质水稻”项目，安排了技术人员入驻村里进行新品种的旱田育秧。刚开始选中的试验田是一组和二组连成一片的120亩旱田。但是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听过旱田还能育秧，不敢试。后来技术人员找到我，我觉得可以试试，就说服组里的村民跟我一起试验旱田育秧。旱田育秧获得了成功，不仅实现了播种等劳作时不用下水从而减轻了劳动负担，还实现了粮食的增产、稳产，也奠定了后来Z村“优质稻 稻花鱼”的产业发展基础。（访谈编码：20180923WULX）
Z村“优质稻”产业扶贫项目最开始在Z村启动遇到困境，村民们不敢尝试旱田育秧法，项目无法落地。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村民的水稻生产基本上是直接为自家消费而生产，即自给自足，他们一直遵循传统的水田育秧、施肥、打药等农田管理流程，且基本能保障自家的吃饭问题。对于“旱田育秧法”等农业新技术，他们会担心其结果和风险，心里没有底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就需要作为主要村干部的、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的政治精英成为“魅力型权威”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正是村支书的首先尝试，并带动组织贫困户加入，该项目才得以顺利地在Z村实施。在此基础上，村支书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贫困户的致贫原因、扶贫需求等制定了Z村“优质稻 稻花鱼”的产业发展方向。同时，村支书作为村里的政治精英，熟悉政府的各项扶贫政策、熟稔村庄内生产生活的知识体系，能够灵活运用“情理法”三种规则[27]，可以在政府与贫困户之间搭建桥梁，推进扶贫资源和项目下乡过程中的“政府—贫困户”之间的落地实施问题。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场域理论对乡村精英参与扶贫问题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乡村精英参与扶贫的行动逻辑、行动结果与形成机制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Z村扶贫场域中的精英大多有过外出务工或个体经营的经历，并通过此种方式积累了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成为了村里的经济精英。后期缘于家庭或个体需求选择回归家乡，通过参与村民选举等途径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型，并以兼具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复合型精英身份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在参与过程中，他们立足本地实际、规划本村的发展方向，利用自身的多种资本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发展扶贫产业，并积极带动贫困户与其他村民广泛参与，实现了贫困人口经济与精神的双脱贫。
由于精英参与扶贫的实践是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场域内，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和不同的规则、惯习与资本，因而其实践结果也全然不同。也就是说，精英参与扶贫并不必然导致“精英俘获”，也会产生“精英帮扶”。对于Z村精英参与扶贫的实践而言，该村特殊的扶贫场域中的一系列关系网络，即扶贫政策的“政治势能”与激励机制赋予了乡村精英参与扶贫活动的实践感，构成了精英带动扶贫的制度保障与客观环境；由于扶贫场域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并非直接受到外部输入性资源的作用，部分外援式的帮扶需要通过特定扶贫场域的特殊行动逻辑型塑后，才能间接地对政策目标群体，即贫困人口发生作用。而多重资本赋予了乡村精英凭借其在扶贫场域中占据某种特殊位置并因而可以在扶贫场域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权力，体现了乡村精英参与扶贫的特殊优势，使其能够在扶贫场域的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发挥桥梁和中介作用；Z村扶贫场域内生的一种乡村礼俗与自治秩序，即熟人社会与宗族观念作为一种惯习，又进一步强化了“精英帮扶”。综上所述，Z村反贫困中“精英帮扶”的形成是由Z村这一特定扶贫场域、惯习与资本共同建构和型塑的结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Z村扶贫场域中发挥重要积极作用的精英很多都是村庄内部成长起来的“内生型”精英，不同于国家力量外部嵌入的“嵌入型”精英，他们形成了村庄内部的内生发展动力，在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作为一种内生性、持续性、稳定性的帮扶力量，他们能够有效地巩固脱贫成果并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当下中国面临乡村振兴战略新课题的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对“内生型”乡村精英的培育问题展开研究，探索“内生型”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种模式和途径，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多的可能与空间，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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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耿羽，郗永勤.精准扶贫与乡贤治理的互塑机制：以湖南L村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7（4）：77-82.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湖南统计年鉴·2016》《凤凰统计年鉴·2015》以及《腊尔山镇镇情》（腊尔山镇政府提供的资料）《Z村工作2015年至2018年精准扶贫汇报材料》等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②数据来源于2017年2月课题组对Z村的问卷调查。
③2017年初，Z村有11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其中一般贫困户106户498人，低保贫困户12户22人（其中低保兜底7户14人，低保扶持5户8人），孤儿户1户2人。经验收评估，一般贫困户106户498人在2017年年底实现脱贫，成为建档立卡脱贫户，但基本仍处于村内低收入层。
④村里组织的“打药队”，由县农业局特别聘请村里稍微年轻一点的村民组成，包括贫困户中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