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李晓群 发布时间：2020-03-23
信息来源：《图书馆》2020年02期，第53-62页
【摘 要】文章构建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农户层面的全国性农村调查数据，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得分为67分，处于中等水平；正式制度在村庄中的良好运作能够有效提升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而作为村庄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可显著降低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正面的主观生活感受显著提升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基于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保障公共阅读服务制度的有效运作；促进宗族和宗教文化的公共化现代转型；培育村庄公共阅读氛围和农户公共阅读习惯；提升农户日常主观生活感受。
【关键词】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日常生活
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出“全民读书”（Books or All）的号召，1982年提出“走向阅读社会”（Towardsa Reading Society），并于1995年开始把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The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其后1997年提出“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理念[1]。阅读是人的权利，让阅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2]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联合国的一系列阅读理念也在我国得到有效践行。
为了有效实现公民的阅读权利，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2012年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列入重要文化建设工程；2012年7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将“公共阅读服务”纳入规划，国民综合阅读率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一；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首次列入党的工作报告；201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倡导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1月，《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201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倡导全民阅读”；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继续“倡导全民阅读”；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倡导全民阅读”；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提出“推动全民阅读”；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
全民阅读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08年以来，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总体上保持平稳态势，2016年的指标值已接近80%[3]。2017年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为80.3%，2018年提升到80.8%[4]。全民阅读的有效实现依赖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支撑[5]。均等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基本要求。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虽然全民阅读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公共阅读服务供给中仍然存在着城乡不均等的状况，表现为城市公共阅读服务供给远远好于农村。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仍然较为严峻。为了推进城乡公共阅读服务均等化供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制度。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提出“农村行政村建立农家书屋图书不少于1500册，报刊20—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并及时更新；乡镇主要街道等人流密集地点设公共阅报栏（屏），及时提供各类新闻和服务信息”；2015年《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确定“读书看报”内容部分的标准主要包括公共图书室、农家书屋、阅报栏三方面。那么在实践层面上，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供给状况如何，农民对公共阅读服务是否满意，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促进我国公共阅读服务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基于“制度与生活”的分析视角
2.1“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日常生活”框架的构建
肖瑛在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时，在批判“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基础上，首创性提出“制度与生活”的替代性视角。在制度与生活框架中，“制度”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6]。此后，“制度与生活”框架被学者们发展和改造，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杨锃运用制度与生活分析残障制度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的变化[7]。刘涛认为公共图书馆制度研究存在着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转换[8]。张振波和金太军基于制度与生活的逻辑分析政治安全问题的微观根源[9]。姚荣利用制度与生活互动的视角分析中国乡村教育的实践逻辑[10]。孙其昂等利用从制度与生活互动框架中提炼出的制度、生活和自主性三个核心概念，分析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生成机制[11]。
制度与生活框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笔者认为这一视角同样适用于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的研究。一方面，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正式制度对农户满意度产生影响，例如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匹配性和免费性等；另一方面，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地方性知识、习惯法等因素同样对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例如阅读习惯、作息安排、劳动强度等等。此外，在村庄场域中还存在着宗族网络和信仰网络这一类可能对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对于国家的制度来讲宗族网络和信仰网络是乡土中的非正式制度，但对于村庄内部而言其并非是一种民情或者习惯法，很难将其纳入到生活因素之中。因此，我们基于原本的制度与生活视角发展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
上述框架中，正式制度指的是国家的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政策制度在村庄中的运行和体现，例如农户的参与度、服务的可及性、服务的免费性等；非正式制度指的是村庄场域中可能对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宗族网络、宗教网络等；日常生活则是指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性特征，例如时间安排、劳动强度、生活感受（幸福感或满意度）等。
2.2正式制度与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
正式制度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包括制度运作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度在村庄运作中的影响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影响方面，杨秀云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和财政分权等因素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影响显著[12]。李金珊、徐越认为功能复合程度、可替代品的易获得程度、后续资金保障、专职管理、更新维护机制、群众需求的强弱和上级主管单位重视程度对农家书屋政策绩效产生显著影响[13]。赵驹等研究认为特定的公共活动和公共服务供给显著影响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14]。熊文靓和王素芳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期望与感知绩效之间存在差异，改善基础服务与服务保障类因素有助于提升公众获得感[15]。内部因素影响方面，唐丹丹、郑永君的研究表明农家书屋的距离、是否免费使用、农民参与状况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对农家书屋政策的满意度，其影响机制是，距离越近满意度越高；免费使用的满意度更高；参与越多满意度越高[16]。周强的研究表明农民参与越多，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满意度越高[17]。王秋认为农村居民的兴趣度、知晓度及参与度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18]。
文章主要从个体和村庄的微观层面分析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因而更多的关注公共阅读服务制度在村庄内的运作因素对其满意度的影响。总结上述文献，笔者提炼出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以及服务免费性三方面因素。以往研究表明：更高的参与有助于提升政策满意度；服务可及性越高，越容易获得，政策满意度越高；免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市场化的收费性服务。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1.1、H1.2和H1.3。
假设H1.1：服务参与度越高，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假设H1.2：服务可及性越高，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假设H1.3：服务免费性越高，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2.3非正式制度与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
宗族组织和宗教信仰广泛存在于我国农村之中，是村庄中最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
宗族网络对于村庄治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产生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又会产生阻碍作用[19，20]。在促进村庄治理方面：宗族网络能够构建社会空间网络的公共性[21]。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能增强草根动员能力，能提升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22]，能够促进村庄公共物品供给[23]。但是宗族网络促进村庄公共物品供给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同时存在宗族与民主[24]；宗族组织自身的行动目标需要与正式组织的目标相一致[25]；基于宗族网络的非正式问责[26，27]；“嵌入性关系”等[28]。宗族网络对村庄治理的不良影响包括：宗族规模的大小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大规模宗族网络降低农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信任，进一步降低其公共参与[29]。宗族力量虽然有助于提升宗族内部合作，但不利于宗族之间的合作，因而需要强制性力量和培育性力量共同促进对现代宗族合作的引导和重构，进而提升农民合作能力[30]。以宗族为代表的农村传统组织只有通过公共性生长的现代转型后才能有效促进村庄治理[31]。
宗族网络对村庄治理具有双重影响，那么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影响如何呢？笔者认为，宗族网络能够有效动员村庄，提供公共文化物品。一方面，宗族网络供给的公共文化物品来源于村庄的内生性供给，而并非国家的外部供给；另一方面，宗族网络供给的公共文化物品类型仍然以传统文化、戏曲、歌舞为主；最后，宗族网络虽然能够供给公共文化物品，但是其主要的目的仍然以组织祭祖、上坟、过节等宗族血缘性活动为主。宗族网络提供的宗族活动和传统型文化活动越多，那么公共阅读服务的实践空间越小，农户参与公共阅读的空间会越小。过强的宗族网络对公共阅读服务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1。
假设H2.1：宗族网络越强，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低。
宗教网络方面：阮荣平等的研究表明在村庄场域中，公共文化与宗教信仰是一种竞争关系，而公共文化供给对于宗教信仰产生挤出效应。对于村庄而言，公共文化供给增加能够显著降低村庄内的信教比重；对于农户而言，公共文化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的宗教选择概率和宗教参与程度[32]。吴理财的研究表明农村宗教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公共文化生活衰落和亟待重构的一种变相反应[33]。于飞的研究表明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农民宗教信仰选择的重要原因[34]。刘力和阮荣平的研究表明自身宗教信仰对公共文化需求产生显著影响，宗教信仰增加了农民的公共文化需求[35]。
上述研究共通之处在于，将公共文化和宗教信仰看作是一种文化商品，并处于竞争关系。当公共文化供给加强时，宗教信仰就会降低；当公共文化供给缺失时，宗教信仰就会增强。公共文化和宗教信仰是一种竞争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公共阅读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形式，宗教网络与公共阅读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竞争性关系。宗教网络会减少农户的公共阅读，进而减小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2.2。
假设H2.2：宗教网络越强，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低。
2.4日常生活与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
日常生活因素方面，文章主要从时间配置和生活感受两个维度分析其对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农民的时间配置受多方因素影响，例如生活习惯、劳动安排、节气时令等等。农民有空闲时间，才可能进行公共阅读，进而产生对公共阅读服务的主观看法。因此，闲暇时间对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呢？以往研究表明，农村居民闲暇时间及其配置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意度产生影响[36]。农户闲暇时间越多，公共阅读的可能性越大，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才能够越高。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3.1。
假设H3.1：闲暇时间越长，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的正向生活感受。息晨等的研究表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的农户幸福感的增长，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614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长[37]。陈燕芽、郑永君的研究表明公共文化供给应分别从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服务下乡和参与性文化活动三方面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降低农民生活压力，进而改善农民主观生活质量[38]。田馨滦、张晓娟的研究表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39]。那么，正向生活感受能否促进农户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呢？寇垠、刘杰磊的研究表明个人幸福感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0]。曾鸣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等社会特征变量会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产生影响，表现为社会感知越正面，则满意度越高[41]。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正面的生活感受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设H3.2。
假设H3.2：生活感受越正面，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越高。
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本部分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日常生活三个维度分析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文章的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
3数据、变量与方法
3.1数据来源
文章数据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百村观察”项目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开展的农村综合问卷调查。调查包括村庄和农户两个层面，文章以农户层面数据为主要分析对象。
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展开：首先，依据各省份农村人口比例，按照目标样本总量来分配各省样本村庄数量；其次，在各省内依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选取样本县，并在样本县内随机抽取样本村庄；最后，对样本村庄中的农户依照家庭经济水平进行分层，并从各层中分别随机抽取农户调查样本。调查中户主或家庭主要决策者为主要受访对象。调查覆盖31个省份的267个村庄4078户农民，分布范围较广，样本具有代表性。调查样本基本特征如下。
3.2变量设计
因变量。文章研究核心问题是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那么因变量是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借鉴以往研究，并结合文章数据情况，我们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中提炼出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三个维度：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和阅报栏。我们利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分别测量农民对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和阅报栏的满意度，其中选项“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分别赋值为“5、4、3、2、1”。我们将农户对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以及阅报栏的满意度得分求均值得到农户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得分。
自变量。文章从制度与生活视角分析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其自变量主要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日常生活三方面的因素。正式制度主要从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和服务免费性三方面进行考察。服务参与度利用问题“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阅报栏，您参与的频率如何？”进行测量，其中选项“经常去、偶尔去、不怎么去、没去过”分别赋值为“4、3、2、1”。三类服务参与度得分求均值作为整体公共阅读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利用问题“您到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阅报栏，步行需要多少时间（分钟）？”进行测量，数值越小表示服务可及性越高。三项服务可及性得分均值作为整体公共阅读服务可及性。服务免费性利用问题“您使用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阅报栏，是否需要缴费？”进行测量，其中选项“是、否”分别赋值为“0、1”。三项服务免费状况得分取均值作为整体公共阅读服务免费性。
非正式制度主要从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两方面进行测量。对于宗族网络变量，以往的研究利用“村庄里是否有宗祠”[42]“家庭是否保留家谱或族谱”[43]“村庄大姓氏比例”[44]等进行测量。文章主要考察宗族网络及其活动对公共阅读服务的影响，因而直接利用问题“您所在的宗族是否会组织祭祀或节庆活动”考察宗族活动情况来测量宗族网络强度。选项“一直举行、很少举行、不举行”分别赋值为“3、2、1”。对于宗教网络变量，以往研究利用“是否具有宗教信仰”“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是否具有宗教组织”等进行测量。因为信仰与否、有无宗教组织变量只能从个人及村庄层面考察宗教状况，并不能测量个人与宗教的联结状况，而宗教活动参与变量能够直接考察宗教网络（农民通过信缘构建的关系网络）的强度。所以，文章利用问题“您是否参加宗教活动”从农户参与视角直接测量宗教网络强度。选项“没有参加、参加”分别赋值“0、1”。
日常生活主要从闲暇时间和生活感受两方面进行考察。闲暇时间直接利用问题“您每天闲暇时间（除种地、工作外）有多长？（小时）”进行测量。生活感受则主要考察农户主观生活感受，利用问题“您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吗”进行测量。选项“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分别赋值为“5、4、3、2、1”。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个体、家庭及区域特征也会影响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状况[45，46]。因此，我们也将性别、年龄、民族、教育、婚姻、干部与否、政治面貌、健康、相对家庭收入、东中西共10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之中。
3.3研究方法
文章因变量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是一个五分类的定序变量。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类处理方法，一是将定序变量近似的看作定距变量或定比变量，利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二是不进行近似处理，利用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文章在分析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时，不进行近似处理，选择利用OrderedPr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对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则利用OLS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4农村公共阅读服务供给、实施及农户满意度的描述统计
4.1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供给状况
公共阅读服务供给状况不仅仅需要考察政府的服务供给，还需要考察农户对于服务的感知状况。如果农户没有感知到服务供给，即使政府在村庄中供给了相关服务，那么由于这种公共服务缺乏政策对象参与，其绩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从村庄和农户两方面视角来考察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供给状况。
村庄层面上，全国247个有效村庄样本中，供给图书阅览室服务的村庄共有151个，所占比例为61.1%；全国250个有效样本中，供给农家书屋服务的村庄共有198个，所占比例为79.2%；供给阅报栏服务的村庄共有129个，所占比例为55.8%。
农户视角下，45.4%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有图书阅览室服务，47.9%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没有图书阅览室服务，6.7%的农民表示不清楚；37.8%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有农家书屋服务，56.1%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没有农家书屋服务，6.1%的农民表示不清楚；31.2%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有阅报栏供给，62.6%的农民表示村庄中没有阅报栏供给，6.2%的农民表示不清楚。
比较村庄视角和农户视角的公共阅读服务供给，政府供给和农户感知存在着较大的偏差。村庄层面上图书阅览室服务供给率为61.1%，农户感知的图书阅览室服务供给率为45.4%；村庄层面上农家书屋服务供给率为79.2%，农户感知的农家书屋服务供给率为37.8%；村庄层面上阅报栏服务供给率为55.8%，农户感知的阅报栏服务供给率为31.2%。总结起来，整体上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政府供给高于农户感知。
4.2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实施状况
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经过政府供给和农户感知后，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和落实。我们基于农户视角，从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以及服务免费性三方面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实施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服务参与度方面，10.0%的农户表示经常去图书阅览室，26.4%的农户表示偶尔去图书阅览室；8.0%的农户表示经常去农家书屋，23.4%的农户表示偶尔去农家书屋；11.0%的农户表示经常去阅报栏，29.2%的农户表示偶尔去阅报栏。整体来看，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参与度不高。
服务可及性方面，农户到图书阅览室的平均步行时间是11.79分钟；农户到农家书屋的平均步行时间是11.6分钟，农户到阅报栏的平均步行时间是11.58分钟。整体来看，农户到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步行时间在12分钟左右，时间较短，服务可及性较强。
服务免费性方面，99.3%的农户表示村庄中图书阅览室服务免费；99.1%的农户表示村中农家书屋服务免费；99.9%的农户表示村庄中阅报栏服务免费。整体看来，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免费性较高。
4.3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
在考察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供给和实施状况后，我们进一步考察农户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状况。
图书阅览室服务方面，18.4%的农户表示非常满意，36.9%的农户表示比较满意；农家书屋服务方面，15.5%的农户表示非常满意，34.4%的农户表示比较满意；阅报栏服务方面，21.2%的农户表示非常满意，37.1%的农户表示比较满意。由于三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测量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因此其满意度得分可进行均值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图书阅览室服务满意度得分均值为3.6648，百分制得分为66.62；农户对农家书屋服务满意度得分均值为3.6047，百分制得分为65.12；农户对阅报栏服务满意度得分均值为3.7595，百分制得分为68.99。整体来看，农户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平均得分为67分，处于中等水平。
5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下文首先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各项及总体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利用OLS模型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力图使估计结果更为可靠。
5.1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阅报栏和总体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严格意义上是定序变量，因此我们选取Ordered 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体见表2。
模型1分析了农户对图书阅览室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核心自变量中，服务参与度、服务免费性、宗教网络、生活感受四方面因素对图书阅览室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影响机制是，服务参与度越高，满意度越高；服务免费性越高，满意度越高；宗教网络越强，满意度越低；生活感受越正面，满意度越高。研究假设H1.1、H1.3、H2.2、H3.2得以证实。
模型2分析了农户对农家书屋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核心自变量中，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服务免费性、宗族网络、生活感受五个变量对农家书屋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服务参与度越高，满意度越高；服务可及性越高（步行时间越短，数值越低），满意度越高；服务免费性越高，满意度越高；宗族网络越强，满意度越低；生活感受越正面，满意度越高。研究假设H1.1、H1.2、H1.3、H2.1、H3.2得以证实。
模型3分析了农户对阅报栏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核心自变量中，服务参与度、宗族网络、宗教网络、生活感受四个因素对阅报栏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影响机制是，服务参与度越高，满意度越高；宗族网络越强，满意度越低；宗教网络越强，满意度越低；生活感受越正面，满意度越高。研究假设H1.1、H2.1、H2.2、H3.2被证实。
模型4分析了总体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核心自变量中，服务参与度、生活感受两方面因素对总体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服务参与度越高，满意度越高；生活感受越正面，满意度越高。研究假设H1.1、H3.2被证实。
5.2基于OLS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使结论更加可信，文章通过更换估计模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图书阅览室、农家书屋、阅报栏以及总体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因而可以近似的将其看作数值型变量，可直接进入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见表3。
模型5显示，服务参与度、服务免费性和生活感受对图书阅览室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宗教网络则对其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研究假设H1.1、H1.3、H2.2、H3.2再次被证实。模型6显示，服务参与度、服务可及性、服务免费性、生活感受显著提升农家书屋服务的农户满意度。宗族网络显著降低农家书屋服务的农户满意度。研究假设H1.1、H1.2、H1.3、H2.1、H3.2再次被证实。模型7显示，服务参与度和生活感受对阅报栏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宗教网络显著降低阅报栏服务的农户满意度。研究假设H1.1、H2.2、H3.2被证实。模型8显示，服务参与度和生活感受对总体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民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1.1、H3.2得以再次被证实。
Ordered Probit模型和OLS模型估计结果在图书馆阅览室、农家书屋以及总体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三方面的影响因素上，其显著性和正负方向完全一致，仅系数值有一定的差异。阅报栏服务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宗族网络因素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显著降低满意度，在OLS模型中无显著影响；其余影响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在显著性和正负方向上完全一致。总体看来，估计结果较为稳健，研究结论比较可靠。
6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公共阅读服务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阅读权利提供的公共文化。公共阅读服务供给存在着城乡不均衡、不均等状况，为此政府公共阅读服务供给政策向农村倾斜，积极推进公共阅读服务城乡逐步均等化、标准化。在上述背景下，文章基于“制度与生活”视角，构建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利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2017年的全国性农村调查数据，对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1）农村公共阅读服务的政府供给和农户感知间存在较大偏差，表现为政府供给远高于农户感知。农村公共阅读服务在村庄的实践中表现为农户参与度不高、服务可及性较强和免费性高的特征。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得分在65至70分之间，处于中等水平。（2）正式制度方面。当公共阅读服务的正式制度在村庄中运行良好，产生较高的参与度、可及性和免费性时，就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对各项及总体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3）非正式制度方面。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供给了宗族和宗教文化，它们与公共文化之间具有竞争性。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对于公共阅读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农户对公共阅读服务的满意度。（4）日常生活方面。闲暇时间的长短与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生活感受对各项及总体公共阅读服务农户满意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为生活满意度越高，则公共阅读服务满意度越高。
总体看来，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日常生活因素均对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产生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1）公共阅读服务正式制度在村庄中良好运行能够提升农户满意度。因而，政府、村两委等行政性主体应当有效落实公共阅读服务制度，为公共阅读服务制度运行提供良好的资源和政策环境，使公共阅读服务制度在村庄中得以持续性良好运转。（2）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对公共阅读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农户满意度。应该看到，虽然宗族及宗教文化与公共文化间具有竞争效应，但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村庄中的有效内生性动员机制。因此，应当利用其内生性动员机制，并促进宗族网络和宗教网络向公共化现代转型，进而促进以公共阅读服务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在村庄中的有效供给。（3）日常生活中闲暇时间对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民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但闲暇时间配置中，如果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公共阅读，将有助于提升农户文化素养，提升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那么应当在村庄中倡导一种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的文化氛围，培养乐于阅读、善于阅读的生活习惯。（4）日常生活主观感受显著影响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生活感受越正面，满意度越高。而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正面生活感受的提升，依赖于村庄的良好秩序和富裕的家庭生活。因此，基层行政主体需通过有效落实治理有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政策，提升农户主观生活感受，进而有效提升公共阅读服务的农户满意度。
参考文献：
[1].张文彦，徐升国.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十年回顾[J].出版发行研究，2016（4）:5-10.
[2].王余光.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5）:17-19.
[3].徐建华，王晴.我国全民阅读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2）:98-107.
[4].第16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公布[EB/OL].[2019-04-17].http://edu.sina.com.cn/l/2019-04-17/doc-ihvhiqax3263004.shtml.
[5].徐同亮.全民阅读背景下我国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探究[J].图书馆论坛，2014，34（8）:28-35.
[6].肖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14（9）:88-104.
[7].杨锃.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J].社会，2015，35（6）:85-115.
[8].刘涛.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公共图书馆制度的研究评述与视角转换[J].图书馆论坛，2016，36（3）:21-27.
[9].张振波，金太军.政治安全问题的微观根源：基于制度与生活逻辑的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3）:45-49.
[10].姚荣.中国乡村教育的意义嬗变与实践逻辑：基于“制度与生活”互动的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6）:114-124.
[11].孙其昂，钱志远，孙旭友.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3）:85-91.
[12].杨秀云，赵科翔，苏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5）:81-88.
[13].李金珊，徐越.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政策绩效及其制度因素探究--以浙江省农家书屋为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5）:511-516.
[14].赵驹，甘宇，宋海雨.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实证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4）:55-61.
[15].熊文靓，王素芳.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获得感测度与提升研究--以辽宁为例[J].图书馆论坛，2020（2）:1-13.
[16].唐丹丹，郑永君.农家书屋政策执行的“内卷化”困境--基于全国267个村庄4078户农民的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0（1）:159-169.
[17].周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农户满意度研究--基于全国267村4078户农民的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20（2）:135-143.
[18].王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明市32个乡镇69个村的实证分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7）:96-99.
[19].肖唐镖，戴利朝.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7-23.
[20].龚志伟.和谐与冲突:社会变迁中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解读[J].理论与改革，2006（1）:66-69.
[21].郑庆杰.仪式的空间与乡村公共性建构--基于江西赣南客家村落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37-48.
[22].LuYao，RanTao.Organizationalstructureandcollectiveaction:Lineagenetworks，semiautonomouscivicassociations，andcollectiveresistanceinruralChina[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2017，122（6）:1726-1774.
[23].温莹莹.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28（1）:113-133.
[24].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1，25（1）:133-166，245.
[25].钱文荣，应一逍.农村非正式组织能影响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吗--基于H村的个案研究[J].经济学家，2015（3）:23-30.
[26].齐秀琳，伍骏骞.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5（12）:117-125.
[27].ChenJ，HuheN.Informalaccountability，sociallyembeddedofficials，andpublicgoodsprovisioninruralChina:theroleoflineagegroups[J].JournalofChinesePoliticalScience，2013，18（2）:101-116.
[28].JenningsMK.PoliticalparticipationintheChinesecountryside[J].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7，91（2）:361-372.
[29].邱国良.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3）:18-22.
[30].马华.农民合作中外部力量的作用机理--对“南农实验”宗族合作与理性互动的考察[J].社会主义研究，2012（6）:71-75.
[31].郑永君.农村传统组织的公共性生长与村庄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2）:50-58.
[32].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公共文化供给的宗教信仰挤出效应检验--基于河南农村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0（6）:72-85.
[33].吴理财.宗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及其论争[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14（5）:75-79.
[34].于飞.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农村宗教信仰调查与研究[J].东岳论丛，2015，36（6）:167-170.
[35].刘力，阮荣平.农村公共文化需求排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馆，2019（5）:57-62.
[36].熊立春，吴伟光，王凤婷.集体林区农村居民闲暇时间配置及其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意度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16，36（1）:19-23.
[37].息晨，纪承名，陈前恒.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对22省43村638个农户的调查[J].图书馆论坛，2017，37（9）:70-78.
[38].陈燕芽，郑永君.公共文化供给如何改善农民生活--基于267村3445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分析[J].图书馆，2018（4）:44-51.
[39].田馨滦，张晓娟.收入、文化服务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调研世界，2018（7）:56-61.
[40].寇垠，刘杰磊.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图书馆论坛，2019（11）:79-86.
[41].曾鸣.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4）:84-94.
[42].TsaiLL.Solidarygroups，informalaccountability，andlocalpublicgoodsprovisioninruralChina[J].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7，101（2）:355-372.
[43].PengY.Kinshipnetworksandentrepreneursin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2004，109（5）:1045-1074.
[44].阮荣平，郑风田.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J].经济学（季刊），2013，12（1）:331-356.
[45].卢春龙.我国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发现[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4（2）:59-66.
[46].何昀，刘希琼.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差异--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8，34（4）:26-33.